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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经济信心之旅”巡讲:
企业如何过冬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2009-4-3
要练说,得练听。
听是说的前提,听得准确,才有条件正确模仿,才能不断地掌握高一级水平的语言。
我在教学中,注意听说结合,训练幼儿听的能力,课堂上,我特别重视教师的语言,我对幼儿说话,注意声音清楚,高低起伏,抑扬有致,富有吸引力,这样能引起幼儿的注意。
当我发现有的幼儿不专心听别人发言时,就随时表扬那些静听的幼儿,或是让他重复别人说过的内容,抓住教育时机,要求他们专心听,用心记。
平时我还通过各种趣味活动,培养幼儿边听边记,边听边想,边听边说的能力,如听词对词,听词句说意思,听句子辩正误,听故事讲述故事,听谜语猜谜底,听智力故事,动脑筋,出主意,听儿歌上句,接儿歌下句等,这样幼儿学得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既训练了听的能力,强化了记忆,又发展了思维,为说打下了基础。
2009年3月31日,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主办的“中国经济信心之旅”在古城西安举行活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在过冬中成长”的演讲,随后又和西安市长陈宝根一起回答了西安官产学界的诸多问题。
新浪财经全程报道了本次活动。
以下为西安站的实录: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赵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特别节目“中国经济信心之旅”。
今天我们的“信心之旅”来到了陕西省省会西安市,西安不仅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航天、航空基地,是我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今天我们“中国经济信心之旅”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张教授一直致力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研究,同时张教授也一直关注着西安市的变化,过一会儿张教授将会与陈宝根市长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有请张教授为我们今天的信心之旅带来研究,他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中国企业如何在过冬中成长”。
张维迎:
谢谢,到西安以后谈经济危机还是第一次,不过我们的目的还是要鼓舞信心。
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危机?
坦率地讲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准确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多快的速度能够复苏,走出危机,以我们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我们企业家付出的努力是有关系的。
危机是什么,对企业家而言,简单的说危机就是我们出错了、我们犯错误,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预测错了,我们对市场判断错了。
我们原来存在的市场现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原来能赚到的钱现在赚不到了,我们原来以为能拿到贷款了,现在也可能拿不到了,我们原来能还的钱,现在可能也还不上了。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这些企业家都是我们人口当中非常聪明的,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多的聪明人都变傻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家在同样的时间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们之所以需要企业家,因为我们有好多不定性,因为有了不定性,就需要有人为我们判断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天生就是一个预测家,企业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判断未来,还有判断未来的市场,我生产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赚钱,当他预测的时候,还要判断一下我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能够卖多少钱,然后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如果我预测我卖的钱能够弥补我的成本,我有利可赚我就去做,我无利可赚我就不去做。
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家的预测有对有错,如果预测正确了,那么你就赚钱成功了,预测失误了那你就完蛋了。
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的企业家的预测是对的,有一少部分企业家的预测是错的,
当然了,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赚钱了,这本身也不正常,这一定是有另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为什么所有的企业家,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预测都错了?
这个我们显然没有办法只是从个人的因素来找原因,一定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我们看是什么因素能够使得那么多的企业家在判断未来的时候都出问题,我们就要看什么因素在影响所有的经济活动,不论你在干什么,你是生产消费品,他是生产资料,甚至你是搞旅游,只有一个东西把所有的东西都能联系起来,这是什么?
就是货币。
你能够贷多少贷款都是来自银行,但是银行的贷款根源又是谁控制的?
是中央银行控制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导致大部分企业家判断出现错误了只有一个根源——银行系统,特别中央银行系统。
美联所和全世界的企业家都固有,从2000年之后实行了非常宽松的信贷政策,不断向经济当中注入货币,利率非常低,我们2019到2019年之间,美联储附带的利率是1%,如果利率变低了,企业家面临着什么,原来不应该买的房子,不应该建的房子现在可以建了,可以买了。
由于中央银行,美联储的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大量的企业家判断失误,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银行又停止信贷扩展,为什么?
如果不停止的话用货币拓展会有严重的货币通胀,这样会引起货币的崩溃。
美联储停止货币的扩展就会有问题了。
特别是长期的投资,好比资本主义的投资,它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在6%以下不能做的事,硬到4%你就可以做了。
低利率欺骗了,或者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投资的决策,但他们发现错误已经出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一个人要盖房子,本来你所有的砖头、原材料只允许你盖100平米的房子,但你现在误以为你的材料你的砖瓦可以盖200平米的房子,然后你就按200平米的房子设计,突然之间你发现砖块都用完了,材料都用完了,但是房子只盖到一半。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探讨的经济危机,应该做成的事没做成,要卖出去的东西又卖不出去了。
这个错误如果发现的越早就越好,当我们把所有的砖都用完的时候发现错误了,这个时候我们原来的投资花的工夫都白费了。
或者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比方,一个小镇上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马戏团,看马戏团的人很多,他以为这些人要长住,所以他就准备建旅馆给这些人住,但是旅馆建好之后马戏团已经走了,所以这些投资都可能浪费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美国人更多的消费不储蓄,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从原来的8%左右,到现在的零,美国人都不储蓄了,也就说今天的钱省下来为了明天的消费。
我们中国的市场上大量美国的风险投资大量的流进来,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
我们再看一个危机,危机不是所有的部门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大部分是越是靠上游的产业链中犯的错误越严重,越到下游的产业链重,犯的错误越轻。
我们看中国在过去十几个月中的工业增加值的变化,重工业增加非常高,轻工业并不是很高,同样掉的时候,重工业掉的要比轻工业厉害得多,为什么越是上游的原材料工业,一些装备工业要比下游的消费者工业波动更大,波涨更高,掉的更厉害,因为越到上游的这些产业投资的链条越长。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建一个重型的机械设备,我们是不是要盖房子,这个利率就非常明白。
我刚才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是导致我们现在面临这次危机的最为严重的,或者最为根本的因素,我再换一句话讲,我们的危机、我们的企业家突然都变傻了,这个错误是谁导致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当然了这里面经济学家有没有责任?
我认为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企业家预测微观的这个比较成功,任何理论家、经济学家都没有办法跟企业家比,我在正常状态情况下我应该生产什么东西,把握的比较准,但是企业家要预测宏观的东西,就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有些企业家微观部分做得非常有效,但是他没有办法判断宏观的变化。
好比你要在墙上挂一幅画,你可以把洞找的很准,钉子钉的很牢,画也挂的很牢,但这个墙随时可能塌下来,你画挂的再牢,钉子打的再牢,画同样也会掉下来。
我们讲的宏观就是这面墙。
我们怎么对整个经济大的宏观判断,这时候就需要一些理论的指导,但是非常可惜,目前经济学的发表的理论缺少足够好的理论为我们企业家,为宏观经济的判断做出一个有用的帮助来。
格林斯潘说宏观控制没有控制起来,危机之前价格没有大的上升,他的错误在哪儿,导致企业家决策的是不是它本身的价格,而是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就会误导企业家进行错误的决策。
当然错误已经出现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解决它,这是我们现在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们能不能尽快的复苏,能不能尽快走出低谷,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政府,而是美国政府、欧洲政府采取的什么政策。
如果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恰当,我们要尽快走出危机,那我觉得就比较困难。
据我判断,美国政府现在好多政策都是不恰当的,它不是在缓解危机,而可能使危机变得更为严重。
当然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为美国政府制定决策,我们只能想办法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中国仍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有可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恰当,我们措施得当,我们就可能在全世界最早的一个从危机当中走出来。
对政府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政策?
最重要的政策仍然是刺激生产的政策,不是刺激消费的政策。
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你有些投资本来是错的,按照市场的规则该清盘不清盘,该讨论的企业、该讨论的生产线不淘汰,包括劳动者的价格,你也要按照市场规律去办,如果政府人为的组织这个市场的调节,这样就会使我们面临更长的痛苦,而不是更短的痛苦,所以这是政府的政策必须注意的第一点,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顺畅,不要扭缺市场。
第二,在中国来讲如何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大量的发展民营企业是我们走出危机最关键的一点,。
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连续衰退,是我们改革开放最低的一年,我们怎么走出危机、怎么走出衰退?
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的精神是刺激供给、刺激生产,重点就是给人自由,你可以自由的去办企业。
我们2019年2019年亚洲危机,我们同样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利用国有体制改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还有来自房地产的发展,这样使得我们又一次从非常不利的状态当中走出来。
所以我建议我们政府,包括西安的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怎么使得民营企业有更有利发展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
我们西安和其他地方相比,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来讲落后一点,这意味着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我们要投资,但是记住两点:
所有的投资最后都来自于储蓄,中国的高储蓄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变成坏事的话,就是你投资的方向错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的判断错了,你的钱,你大量的储蓄投在那些没有潜在的市场价值的地方,这一点政府投资的时候特别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的好多投资最后不算经济效益。
我刚才讲企业家在决策的时候总要从主观上判断,我这一轮能不能赚钱,就是你创造的价值能不能弥补你的成本,大量的政府投资是不考虑成本与收益的,我们只关心花钱,钱花下去有没有效果,没人负责,三年五年之后没人负责,所以这是我要特别提醒的。
当然我不是说政府就不能投资,我是说政府在投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核算一下、评估一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投资可能导致我们未来经济面临更大的麻烦。
我刚才讲我们今天面临的麻烦是我们过去的判断错误导致的,我们今天面临的麻烦不是由于我们消费太少、投资太少,而是由于过去消费太多,投资也太多,在美国就更明显,消费也多、投资也多。
我们要避免未来犯同样错误的话,这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我们不要为了GDP而GDP,我们所有生产发展的目的,储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我们要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为了我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如果你的增长与这个目标不相符的话,增长是没有价值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部分先挖坑,然后GDP就起来了,然后雇一部分人填坑,GDP就又起来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让两方面进行拔河比赛,我们不要把GDP本身的增长当成我们唯一的目标,如果这个增长不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不利于提升我们的明天的生活,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做,我们还要千万记住我们过去的错误。
要求我们在政策制定的时候要有科学的判断,我们不要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为明天、后天带来更多的麻烦。
当然,对于我们企业家来讲,还是要有好多事情要做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跟大家,企业界的人士交流一点看法。
第一,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企业家的本份、企业家的本性。
企业家的本份、企业家的本性是什么?
是发现市场。
作为企业家来讲,你从来不要说没有市场,如果出问题了,一定是你在市场的判断出问题了,你判断错了,本来在这个地方,结果你判断在那个地方,你生产的东西没人要,大家想一下所有产品都过剩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以不要所有产品都过剩,市场总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企业家要做的是什么?
创造未来,预知未,找准未来。
我今天到西安的海天天线(0.145,-0.01,-6.45%)(音)参观,我很受启发,他的员工不仅有活干,而且还在增加新的员工。
我也参观了法士特齿轮厂,他的老总跟我讲,他在不断寻求这个市场,对企业家来讲不是有东西告诉你你才生产,你要告诉人们需要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叫企业家的责任。
所以我想第一点,我们要回到企业家的本质上来,寻找市场、引导市场、判断市场。
随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旅游这个地方服务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了。
假如我想去曲江呆一个晚上我怎么办,我发现周围没有旅馆,旁边的地都盖成居民住宅了,没有一个可供我呆的旅馆,我们旅游不是一个景点看,旅游是为了休闲、为了度假,是为了让你放松,所以我说市场是有,所以曲江应该发挥它的本能,就是寻找这个市场、发现这个市场。
我还特别的讲到,在危机的时候企业家朋友一定要多出去走走,不要心情一不好就呆在家里面、就呆在你的企业里面,你境内不好搞,你可以去欧洲跑跑,为什么没订单呢?
可能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坏,也许是渠道的人不行了,另外你也可以采取新的销售方式。
如果欧洲不行了,你也可以去印度,所以越是危机的时候,东西越不好卖的时候,企业家应该越多的坐飞机出国看看,然后感觉原来事情原来并不是那么糟糕,柳暗花明,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利用价格机制。
价格是告诉我们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价格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生产的东西合适不合适,我们要利用价格,就是使我们生产的东西能够适合消费的需要,在这方面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东西是过剩的,只有价格可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价格定得太高,所有的东西都会是过剩的,所以企业家要重新定价。
你不要老想撑着,你该降的就要降,所以万科就非常聪明,它就赶快降价,所以现在万科的销售就很好。
尤其在危机期间,你过去犯的错误已经犯了,是不可挽回的,你现在定价,就是经济成本,你的投资可能浪费,但这个错误已经做出来了,你怨天尤人都没有用,你只能说在已经犯的错误情况下,我现在怎么减少我的错误?
你不要考虑固定资产的那些投资了,所以这时候你的价格掉的要比原来多得多。
从宏观来讲,不要害怕价格下去是一件坏事,价格掉下去1%、2%,感觉天就塌下来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约有一半的年份价格是上升的,有一半的年份价格是下跌的,并且价格下跌并没有引起经济萧条。
所以不要害怕普遍的价值下跌就感觉大难临头了,大难临头是普遍的价格上涨而不是下跌。
比如计算机,计算机现在的价格如果是100元的话,1990年的价格应该在1000元,而1960年的价格是125000元。
所以企业家不要害怕价格往下掉下来,企业家一定要学会定价,你不会定价你做什么企业家呀?
像有些地方房价确实有泡沫,有的房价降本来应该降到5000元,你降到4000元没关系,这样的话房子会销售的更快,第二点企业家更好的学会定价。
第三,我们学会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本来最擅长的是什么?
制度创新。
我们跟西方企业家比的话,西方企业家更擅长产品创新,思想开阔,我们中国企业家更擅长制度创新,在这次危机当中发挥这一点也很重要。
劳动者的工资,你不能人为的定高,人为的定高了就会引起更多的人失业。
我特别的想提一点,不我不是让大家规避法律、逃避法律,但我们在法律的框架中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
1989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有些企业怎么活过来的,本来应该给工人发的工资不发了,变成了股份,我们公司不能解雇工人,工资也不能降低,怎么办呢?
我们能不能用这种办法,但是这也牵扯到制度的问题,多动一些脑子,让我们可以灵活的推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我觉得特别的重要,特别从长远看,特别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
我刚才讲资产如果不好了,买的人对价格越敏感,所以企业家才要孜孜不倦的进行创新,所以大量的企业建立成本的空间还是有的,现在可能要考虑建立成本。
所以只要你创新你才能发展。
凡是有技术优势的企业、有成本优势的企业、有产品优势的企业,在这次受到的影响都比较小,所以我想这一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越是在经济危机、困难的时候,你要有动力、有压力去创新建立一个成本,扭转你的生产方向。
第五,建立品牌,尤其在现代市场上、国际市场上非常重要。
你去调查一下南方那些企业,凡是有自主品牌销售的企业受的影响都比较小,尤其是生产消费者的企业,不可能所有的客户一夜之间都消失,美国人花钱少了,欧洲人花钱少了,汽车今年可以不买,但明年可以买。
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些企业像OBM这一些没有希望的企业,可能要在这个时候开始建立品牌。
第六,对于企业家来讲要敢于创新。
我的观点仍然是,我们好多错误都是原来犯下的,该砍的就砍,该卖的就卖,大家不要以为破产了之后这个企业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破产之后可以把好的部分拣出来,坏的部分被扔掉了。
我们好人的眼角膜卸下来救垂死的病人,垂死的病人活了,而这个病人的眼睛瞎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效的资源大量的去浪费。
包括我们好多的投资,什么是最有效的,它的生产有一个过程,你不能救它,如果现在救了以后就是更大的灾难。
那我们的钱用在什么地方,好比用在教育方面,这样或许更好一点,我想那些钱与其去投资,不如干脆给老百姓更好。
所以最害怕就是鼓励花钱。
所以无论从企业的层次讲,还是从社会的企业层次讲,我们要敢于创新,我应该背着包袱走。
包括西安的民营企业在几年前的时候,贷款还是很容易,但是现在要计算贷款,该割肉的就割肉,这是第六的方面。
第七,我们的企业家注意这次危机本身也使我们优秀的企业更好成长的一次,要淘汰那些平均水平以下的,但是平均水平以上的会做得更好。
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挣钱就不正常了。
中国企业可以去海外生存,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买东西谁都会买,买了以后怎么赚回来呢?
这才是本事。
所以我们大量企业去海外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一些本身就不是特别优秀的企业,做得平平淡淡的企业,即使政府给你现金流,银行给你贷款你都不会成功。
当然了,我们总结一下,危机是大部分人犯错误,这个错误是固有的,全世界的企业家都会有牵涉很多种,但是痛苦得我们承担,我们多长时间能够走出这个痛苦,还得需要政策,所以中国政府企业家应该要很好的采取措施,我们政府采取了好多措施非常成功,但是我也得提醒,政府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GDP而GDP。
一个人建一座房子,另外一个人建一个导弹,专门消灭这个房子,这样就完了。
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还有很多办法帮助我们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做得相对好一点,也希望我们所有西安的企业家、西安的企业在这次危机当中比全国的平均水平做得好,当然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赵赫:
非常感谢张教授的精彩演讲。
张教授先请坐。
可以说张教授的演讲从理论到实践对我们实际工作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接下来请上西安市的陈宝根市长和张教授我们一起面对面,一起就西安的发展情况进行现场的交流。
掌声有请陈市长。
陈市长,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听了张维迎教授的演讲,张维迎教授的演讲是“中国企业在过冬中成长”,用了“过冬”这个词,请陈市长谈一下我们西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形容我们西安的经济情况、发展情况,我们会是哪个季节?
陈宝根:
西安要从春夏秋冬这个季节里来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冬天基本上快过去了,春天就要来到,有一个倒春寒。
赵赫:
不管倒春寒也好,还是冬天快过去也好,在这样一场危机当中,您觉得我们西安市支柱产业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陈宝根:
西安市支柱产业影响比较大的是两大类,一个是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去年前三个季度我们都增长很快的,增幅达到20%左右,然后第四季度就开始下降,下降的比较明显,按理来说西安装备企业一个是陕重汽,陕重汽正常的生产规模之前是200天,由200台每天的产量降到20台,法士特去年上半年增数是28.9%,到了下半年下降到5.6%。
另外对西安的旅游业也影响比较大,从5.12地震以后就已经开始下陷,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是舆论的宣传,西方的很多游客到西安来的明显减少,我们2019年的时候境外游客100万,2019年全年境外游客降到63万,由此带来的其他企业效益的下滑,财政减收在去年年底表现的比较明显。
赵赫:
刚才张教授在演讲当中告诉我们很多方法,在面对这样一个困难当中,我们采取怎样的措施,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陈宝根:
这些办法都是针对问题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对西安的装备制造业,从西安的产业结构当中,这是我们50、60年来始终发展比较好的,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细节,然后我们就分析了企业的情况,大概有几类,一类是有市场,产生的技术含量也好,在发展中我们企业遇到一些贷款的困难,而且完善担保体系,这些比较好的企业我们财政上用于流动资金的体系。
对一些中小企业,市场前景比较好,去年我们安排9700万用于对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装备制造业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自主创新的水平,这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旅游这一块境外就不行了,我判断2009年,从现在来看我们的旅游团队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西安市管辖的旅游区都是打半价。
赵赫:
刚才张教授说的充分利用价格因素。
陈宝根:
二位都知道西安市是历史名城,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的游客每年的增速都是在20%左右,2019年国内游客3169万,我们在国内方面想了一些办法,比如门票打办折,我们在周边进行旅游推介,一小时能到达西安的这几个城市,现在高速路通达率已经很高了,到太原不到一天的时间,到郑州也就5、6个小时,到武汉也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一天旅游一圈的这个几个城市,我们都组织了旅游推介小分队去推介西安,包括机票、包括导游,政府带着旅行社带着宾馆一块去。
赵赫:
我听说张教授今天上午到西安的几家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丰富的调研您感受如何?
刚才陈市长说的几项措施您是怎样评价的?
张维迎:
我上午调研发现,我问你过去为什么不注意发展国内的市场,他说国外的市场货款回收的块,我卖给人家人家会很快给我钱,国外的买家拿到了东西后老拖欠货款,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旅游方面,我们现在去旅游就害怕受骗,当然我知道西安的旅游这几年已经进行了好多改善,但是我们管理方面、软件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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