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 军旅艺术争光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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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军旅艺术争光荣
忆往昔峥嵘岁月 军旅艺术争光荣
军旅戏剧往事 □胡可 老年人喜欢回忆往事,特别是遇到什么纪念活动,被指定写点纪念文字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追忆而难以自拔。
今年是建军80周年,而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这个大集体当中,并干了一辈子文艺,主要是戏剧。
这些天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知道的和亲历的军旅戏剧往事。
我军建军之初,参加工农红军的是起义士兵、贫苦农民和工人,他们和文化几乎是绝缘。
为了宣传革命的道理,为了鼓舞士气,唱歌演戏是最有效的手段,文艺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被全军上下所重视。
我军的许多领导人,同时也是军旅戏剧最早参加者和开拓者。
在中央苏区,何长工、李卓然、罗瑞卿、伍修权、李克农、赵品三、潘振武、蔡畅、邓颖超、萧华、童小鹏等同志都曾登台演戏;大型话剧《八一》,由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编剧,罗瑞卿导演;大型话剧《杀上庐山》据说是胡底根据周恩来的腹稿执笔写成的;长征路上演出的《破草鞋》的作者是五军团宣传部长黄镇;话剧《黑暗里的红光》的编导和主演是在第四方面军领导宣传工作的廖承志;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时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还亲自编导了大型话剧《十年内战》。
上述我军早期戏剧活动的兴盛景象,我是从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得知的。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作为我国军旅戏剧源头的早期戏剧活动是鲜为人知的。
当年没有剧照,也没有实物保存下来。
红军长征北上,苏区遭到敌人洗劫,今天还能见到几册当年的话剧剧本,那是被敌人作为战利品搜罗去并流落到国外,建国后被江西的同志寻找回来。
其中包括赣东北领导人方志敏主持创作的多幕话剧《年头斗争》、佚名作者的多幕话剧《父与子》、李伯钊的话剧《战斗的夏天》、胡底的话剧《松鼠》等。
而当年《红色中华》连续报道过轰动一时的沙可夫创作的多幕话剧《我――红军》则已失传。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瞿秋白同志曾把留下来的四个剧团的优秀剧本汇集成册,取名《号炮集》,准备送往上海出版。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书稿遗失,瞿秋白本人也不幸被俘而慷慨就义。
在建军8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开创我军戏剧事业的前辈们,他们是我国军旅戏剧的奠基人。
当年工农红军的文艺戏剧活动,在敌人包围封锁的摧残下极困难的环境中发展着。
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若干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和我军的发展壮大,我军的文艺工作才得到迅猛的发展。
那时许多进步文艺家、戏剧家奔赴延安、奔赴敌后,许多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充实到我国文艺队伍中来。
当时各敌后根据地的军区和所属各军分区都建有剧社,新四军各师和抗大总校与各分校都建有文工团。
到了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拥有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各项专业的一支强大的文艺队伍。
这支文艺队伍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我国整个文化战线强有力的一翼。
在今天,我军的文艺戏剧活动已有80年行程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念起当年一同跋山涉水、一同排戏演戏、一同讨论戏剧问题的老师和战友们。
当年我军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受着战争环境的制约和我们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学识和经验还无法同我们的前辈戏剧家相比,但我们也从亲身经历的战争中,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受益。
我们的贡献无法同战斗部队相比,但我们有一些同志为革命文艺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所在的创作组,十个人有四个人不幸牺牲,女作者方璧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被敌人的枪弹射进头颅,剧作者崔品之被俘后遭敌杀害,写过许多剧本又是优秀演员的吴畏在反“扫荡”突围中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胸膛,极聪明的少年作者赵鹏牺牲在延安保卫战的清涧城下。
许多同志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年杭州五月花剧社的创立者、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团长、我们的副社长黄天,抗战后期调往冀东开辟工作,他和音乐家今歌把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暴行和无人区人民的苦难生活编成歌剧《地狱与人间》,他们没有看到演出便在掩护剧社转移的战斗中牺牲,时间是日寇投降前的一个月。
日寇投降,军区狂欢,他的社员们却失声痛哭。
以上只就个人见闻举例,我军那么多文艺单位,这样的事例应举不胜举。
从解放战争到建国以后的十几年,由于同志们有了生活的积累和较充裕的创作时间,而成为我军戏剧取得收获的一个重要时期。
革命军人的形象登上了新中国的舞台,人民军队的风采、人民战争的面貌通过军旅戏剧进入人们视野。
许多军队戏剧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作出了贡献。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能对我军的戏剧创作成果一一列举。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先后作古,健在的都已七老八十,躺在病床上,坐在轮椅里,或被人搀扶着。
今年国家表彰了一批戏剧家,包括我军的十几位同志。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在替已去世的战友们和住在各个干休所的老同志们接受着人民给予的荣誉。
在建军80周年的日子里,使我感到振奋的是正在军旅戏剧一线拼搏的同志们的精神面貌。
他们继承着我军文艺工作的好传统,而且眼界开阔,思想活跃。
他们以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坚持深入生活勤奋创作。
许多同志淡泊名利,把出色的编、导、演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比起我们那一代人,他们是幸运的。
我们当年何尝不勤奋?
但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习惯,使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着眼于写问题、写事件、写政策,为认识革命文艺的特殊规律进而更深地认识文艺的普遍规律,花费了我们一生的精力。
今天大家都懂得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学识、经历、世界观和对艺术规律的熟知,而不在于规定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自己来限制自己。
过去平型关不能写,百团大战不能写,写三大战役困难重重。
新时期以来,“双百”方针落实,领导重视,出现了革命历史军事题材的大解放,三大战役的戏剧影视相继出现,毛、刘、周、朱等领导人都出现在戏剧影视之中。
过去不能写失败,不能写苦难,怕产生不好影响,近些年有了《湘江,湘江》,有了《马蹄声碎》,有了写皖南事变的《桃花谣》,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写长征的《天籁》就是以文艺工作者作为戏剧的主人公,这在以前也是难以想像的。
而做到以上这些,曾经经过多少实践和认识的反复啊!
在建军80周年的今天,祝愿军旅戏剧的同行们珍惜今天这大好时光,向生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向中外经典学习,向军外同志们的好经验学习。
我们的队伍虽有缩小,但创作的前景更为宽阔,我们已不可能再退回到过去,而只会更加强大。
长征威名扬《组歌》天下传
□唐诃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可以这样说,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而使贫弱的中国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长征这段光荣的历史。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
“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牢记这段历史,“就是要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
《长征组歌》走到今天,已有42年。
经历了多少曲折,多少风雨,但是《长征组歌》没有被流逝的岁月所销蚀,而是变得更加璀璨了。
一部合唱作品历经几十年,公演千余场,始终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
《组歌》是时代的作品
1965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当时是以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间为长征胜利纪念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将军写出了不朽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
总政治部指示:
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均以萧华同志的《长征组诗》为基础,创作演出两台文艺节目,要求总政创作一台大型歌舞,战友创作一部声乐作品。
去受领任务的是总政文工团团长时乐?
骱驼接盐墓ね鸥蓖懦こ扛?
。
于是谱写《长征组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由战友文工团担任。
晨耕同志到总政领受任务后,立即召开了各分团长的会议,会上要求全团上下务必全力以赴、无条件地支持组歌的创作。
为此歌剧团决定暂不排大戏,先后调去张振富、王伯华、马子跃、阎祖荣、韩忠等主要演员,其中有的同志还在组歌中担任了领唱。
歌剧团余下的人则排些小戏下部队演出。
其他分团亦如此,如从杂技团调去葛玉亮等在声乐上训练有素的同志,以充实合唱队的力量。
晨耕同志是《长征组歌》得以成功的关键人物。
他除了负责整个剧组的策划和排练外,还负责组歌音乐创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
我当时正承担大型歌剧《雷锋》的创作而未能及时到位,待我进入《组歌》创作时,第六曲的旋律已见雏型,正赶上研究起草第七曲《到吴起镇》的旋律。
在晨耕领导下,达成了一个共识,要谱成一部雅俗共赏的大合唱,“不要高不成低不就,穷嫌富不爱”。
要写一部可以向广大群众普及的大合唱,才能达到宣传“长征精神”的目的。
在作曲时我们参考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的创作经验,使《长征组歌》各曲均可作为独立的歌曲向广大群众普及。
42年的事实证明,这个设想完全实现了,这也是最令人欣慰的。
当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均能把10首曲子全唱下来,这是很难得的。
集体的智能与力量
创作《长征组歌》的过程,留给我的是激情燃烧的回忆。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开始了对全曲的加工修改及精雕细刻,每天都在晨耕的办公室兼卧室中工作,合作得很顺利,进展也很快。
有时我们加班开夜车,实在疲惫了,则由晨耕自备咖啡,喝过咖啡,有了精神接着干。
在合作中我们全力以赴,心情舒畅,团结互助,不讲情面,谁说得对就按谁的办。
在《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中我也曾献过三策:
第一,建议在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欢腾热烈的乐段之后,加一段“回声”,以表示各地红军和党组织对“遵义会议”的拥护和响应;第二,第八曲《祝捷》表现的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配合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用花鼓音乐来刻画出一位湖南籍红军战土从战场回来向战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毛主席亲自指挥这一仗的真实场景;第三,第九曲《报喜》写的是来自江西先期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深切怀念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军,用赣东北采茶和“南北词”的音乐刻画一位红军女战士唱着江西民歌来表达对二、四方面军的关切,并且在她那高亢而飘逸的唱腔上衬上一组进行曲式的男声合唱,时隐时现,逐渐强起来,以表示二、四方面军在行动中。
这三策立即被晨耕、生茂同志所采纳。
经过几十年的演出实践证明,这三策均为听众所理解。
通过《长征组歌》的创作,使我收获很大,不仅积累了艺术创作经验,而且更加深刻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尽的。
用生茂的话说:
“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并不等于二,恐怕等于三、四、五也不止。
”另外,我更深深地感受到团结、互助和友谊的珍贵,大家拧成一股劲儿,发挥出了每个人的特长,个人风格与整体风格有机地糅和在一起,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
一曲《长征》传天下
《组歌》的全部声乐部分完成初稿后,我们一行四人去杭州向萧华将军汇报。
我们每演唱一曲,萧华将军都很高兴。
我们就个别歌词的改动也作了说明,萧华同志听起来很顺畅,同意了这样修改。
在杭州确定了初稿后,我们立即返京,把初稿交给战友歌舞团,随即投入排练。
在排练过程中,著名指挥家唐江同志付出了全部心血,充分地发挥了他合唱指挥艺术的才能,并对原曲进行了许多加工和修饰,使全曲更加完善。
器乐部分则由李遇秋同志负责,这是他的强项,很快写出了管弦乐总谱,交给唐江排练。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他在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前面加了一段交响性的乐曲。
这段音乐把爬雪山时的景象描绘得生动逼真。
此后,才引出草地的场景和贾世骏的独唱,他那浑厚而嘹亮的男高音精心刻画出一位红军指挥员的形象,把这个核心唱段演唱得十分完美。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在全军普及《长征组歌》,我们还整理出一个简化本,把原来的四部合唱改为二部合唱,并由《解放军歌曲》发表。
以后又连续发表了演出合唱谱单行本和遇秋整理出来的管弦乐总谱。
大合唱是舶来品,如果不与中国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则很难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
以前我们下部队演出时,听到战士们反映:
“大合唱像一堵墙,看也没得看,听也听不清。
不像小合唱、表演唱那样活泼有趣。
”而《长征组歌》则不然,首先是拆掉了这堵“墙”,让所有的演员都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造型、有情节、有人物。
又有幻灯、布景的配合。
一开幕就把观众带入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景象和氛围中。
作品表达的是真实的感情,唱的人落泪,听的人也落泪。
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周总理在每次看演出时,都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轻声击掌吟唱,可见这个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烈。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在评论《长征组歌》时,非常中肯地说:
“这是革命的大合唱,是大合唱的革命!
”
《长征组歌》是一部公认的、成功的集体创作的典范,它成功的经验和条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高效的创作集体,这是有着亲密无间的“战友精神”的团队。
《长征组歌》除歌词和音乐,还有声乐指导、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舞台设计以及后勤保障等等,可以说是从总团到各分团全体人员共同努力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才完成。
这个作品的成功,更包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许多老红军将领都对《长征组歌》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具体指导。
就我们负责音乐创作的几个人来说,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扬长征精神,把作品写好;否则,就对不起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官兵。
最后,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是:
“为何《长征组歌》历经42年而久唱不衰呢?
”从作品本身找原因的话只有两条:
第一是自主创新,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是对合唱艺术的全面改革,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战友”风格;第二是强调它的群众性,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忘记毛主席关于“音乐家们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学习群众的语言”(当然也包括音乐语言)的教导。
这两条可以算是《组歌》最基本、最重要的创作经验。
值得记取。
长征精神将世世代代继承下去,而《长征组歌》也会继续唱响在祖国大地上。
我写《芦笙恋歌》
□彭荆风
海拔2516米的澜沧江南岸大黑山,是拉祜族人聚居的地区,由于山高林密又地处边境,历史上一向就是惯匪出没的地方,不少拉祜人不堪匪徒残害,逃进原始森林里成了“野人”,他们的悲惨遭遇无处倾诉,只能融入芦笙调中,常常是一曲奏罢,满场的人都涕泪纵横。
他们回想起那漫长年月的艰难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
1952年我在驻澜沧的边防部队工作时,从呜咽的芦笙中感受到这个民族积压已久的忧郁!
有一天,我们部队进入一座处于大山深处的原始森林,追捕一股潜藏在那里的悍匪,敌人闻讯利用熟悉地形逃走了。
我们扑了个空,天黑又下着倾盆大雨,没法返回驻地,就在匪徒遗弃的小窝棚前过夜。
秋末的原始森林雨夜,如冰窖般冷气四散,虽然烧有一堆火,雨中也难以躺卧,只能背靠大树硬撑着。
为了打发冰凉的雨夜,我请作为向导的拉祜族汉子谈他从前的生活。
他说得很多,我问得很详细。
谈及那苦难的过去,这位刚强的汉子伤感地泣不成声,又如同一曲芦笙在呜咽,使我也很难过。
我想,边地少数民族过往的生活,是别处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我应该尽力把这些描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心、爱护他们。
只是那段时间,我们的连队不断地搜山、伏击,战斗太频繁,难以安静地写作。
一年以后的1953年秋天,我写成了短篇小说《当芦笙响起的时候》初稿。
刚从原始森林和拉祜人那里出来,许多情景都印象鲜明,写来也就很顺手,传给几位朋友看,他们都很喜欢。
我又改了几遍,寄往昆明军区办的内部刊物《部队文艺读物》发表。
但在向外投稿时却很不顺利,寄给北京一家刊物,遇见一个不了解边地的编辑,在退稿信上说“这只是属于猎奇类的故事”,我不服气,心想,我是真诚地写拉祜族人的苦难,怎么会是猎奇?
这年9月,我去重庆开会,把小说和退稿信给刚从朝鲜战地回来的作家寒风看,想听听经过了血与火的战斗者是怎样看这篇小说?
寒风是个热心人,他读得很仔细,也很喜欢这篇小说,并为我的被退稿不平。
这时候,恰遇殷白同志主编的《西南文艺》来约稿,我把这篇小说给了他们,在4月号以头条位置发表了。
1954年1月,西南军区举办“文艺检阅”,进行文艺演出和文学艺术评奖,我这篇小说被评为二等奖,还获得了由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发的一张奖状。
西南文联主席邵子南对1954年的西南地区文学创作进行总结时,特意提出这篇小说是这年西南地区最优秀的作品,也就引起了众多出版单位的关注,先后给予转载。
云南人民出版社把我另一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拉祜小民兵》加在一起,用《当芦笙吹响的时候》为书名出版。
作家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辑录西南地区一些作家描述军队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小说时,也用这短篇作书名。
中国作家协会编选《1949年-1955年短篇小说选》时也收入了这小说。
一些画家还把这小说画成有汉文、拉祜文、傣文作说明的各种风格的连环画。
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短篇小说卷》又把这一作品选了进去。
这篇小说的不断被选载,也引起了电影界的注意,大约是1956年7月间,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喜欢这小说,本想执笔改成电影剧本,但他不熟悉拉祜族生活,希望由我改编,他来导演。
我接受了这一要求,并约了我们军区创作组的陈希平一起来改编。
短篇小说的取材、结构要简洁明快,限于篇幅,只能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
我这短篇能引起那样多人注意,主要是在7000余字的不长篇幅中,通过善于吹芦笙的拉祜人的悲欢,表现了拉祜人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如果要构成电影剧本,无论从人物、故事、情节都显得不够。
好在我对拉祜族人的生活了解较多,仍以与芦笙有关的情节为主线,写一对拉祜族青年男女在相爱过程遭遇的不幸以及长久别离后在人民解放军帮助下的重逢,并充分利用电影这一多角度叙述、还需要音乐、美术来衬托的艺术文体,突出边地民族特殊的风俗和情调,在小说的基础上发展、编织出更完整的故事。
8月间写出初稿寄往长春,请导演于彦夫过目,他很快来了信,认为改编得好,只要略作修改就可投入拍摄,但必须尽快得到中央电影局的审批,以求能在1957年初开拍。
我又把剧本寄给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同志。
陈荒煤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一向热心培养文学新人,1955年夏,我与林予等人合作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去北京修改时,曾得到他的热情支持。
大约七八天后,荒煤同志的电报来了,肯定了这剧本,要我们立即赴上海参加电影局在那里举办的有苏联专家讲课的“电影剧作讲习班”,然后再赴长春电影制片厂与导演协商修改。
这么快,使我们又高兴又吃惊。
荒煤同志平日有多少会要开,有多少剧本和刚拍摄完的电影要审查呀!
后来从在北京的林予那里知道,荒煤同志收到剧本后,是利用睡午觉的时间看完,当天下午就发来了电报。
那年月从被横断山脉和滇东北高原阻隔的云南出去还不方便,要坐七八天的汽车横越黔西南到广西金城江,才能乘上火车。
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上下奔走,得到一位军区副司令员的特别批准,乘飞机直飞南宁,再改乘火车赴上海。
这次电影创作讲习班,是建国以后电影界最大的一次剧本研讨会,为期20天,有近百人参加,荒煤同志亲自主持并讲课,电影局和各个电影厂的文学部主任都来了,作家则来的更多,我熟悉的有海默、孙谦、鲁彦周、徐怀中、公浦、公刘、黄宗江等人,在上海的剧作家柯灵、李天济、艾明之、黄宗英等也参加了讨论。
20天中,半天看列入了电影经典宝库的中外电影,半天研讨剧本。
巴金先生还以上海作家协会的名义宴请了我们。
他那时不过50岁上下,风华正茂,对我们很是热情。
10月中旬,我们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被安置在专门接待导演、编剧、作曲家的小白楼里。
这座古旧的俄式小楼热闹得很,诗人贺敬之在这里写歌词,导演沙蒙正在拍《上甘岭》,刘炽忙于写《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还住有《白毛女》的导演王冰,著名演员金焰、新凤霞、赵子岳等。
闲暇时大家一起谈文论艺,使年轻的我们获益很多,仅用一个多月,就把剧本改完并审定通过。
我们算了一下,从9月间把剧本寄出到定稿、通过,前后仅3个月,如果没有荒煤同志的支持,导演于彦夫的真诚合作,是不可能这样快!
电影的音乐很重要,于彦夫约请了雷振邦来作曲配乐。
他虽然从事电影配曲多年,还从来没写过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为此他和我多次交谈剧情的需要,还与导演、演员一起深入澜沧拉祜族地区了解民情风俗,对这部电影有了深切了解,写出了合乎剧情的优美音乐,那几首插曲《怀念》《婚誓》也就久唱不衰,他也从此声名大震,又接着为《冰山上来客》《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配曲。
1957年末,电影拍出来了,影片从崭新的甲级拷贝放起,放到几近残破的丁级、戊级还在不断地放……
1981年春,我重访澜沧。
那里的拉祜朋友对我说:
“解放30多年了,还只有一部描写人民解放军把我们拉祜人从苦难中救出的电影,你再给我们写一部吧!
”我说:
“离开了这么多年,不熟悉了,怎么写呢?
我尽力争取吧!
”
由于20多年放映次数太多,拷贝都全部磨烂,长春电影制片厂重新洗印,新拷贝出来后,当即先用航空运输两部,一送昆明,一送澜沧优先放映;又隔了一些日子,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正式报告荒煤同志,并抄送给我:
“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电影公司提供的数字,《芦》剧需35毫米拷贝80个、16和8.75毫米拷贝1200个,共需1280个。
”我不知道1957年冬首次发行时,印制了多少拷贝,但时过23年还能有1280个拷贝的可观数字。
这表明,这作品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1981年冬再放映时,我才能摒弃当年受批判时看这影片的紧张、恐惧、屈辱心情,从容地从头至尾细细观看。
当影片进入尾声,芦笙舞曲从呜咽转向欢乐时,我忍不住哭了,哭得周围的观众茫然,这个老军人怎么了?
影片中的扎妥、娜兰团聚了,他却哭了!
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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