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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替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下城与邦
诺斯替主义:
现代性的本质(下)|城与邦
诺斯替主义:
现代性的本质(下)作者|EricVoegelin译者|SunGarchel图文编辑|罗兰—————【作者简介】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编者按
此文共分五节,此为(下)篇推送后三节。
欲参阅(上)篇,请点此移步《诺斯替主义:
现代性的本质(上)》。
三从约阿希姆象征的阐述中,从对它们的后来变种的粗略探究中,从它们与“第三罗马”的政治启示的混合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那种新的末世论决定性地影响了现代政治的结构。
它产生出了一种边界清晰的象征,西方政治社会藉此解释其自身存在之意义。
并且,由或这或那的变种所产生的追随者决定了国家内部以及世界层面上的社会接合。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象征已经在自我诠释的层面上被接受了,并被描述为一个历史现象。
现在必须对其主要部分加以批判性分析,而这一分析必须奠定在理论相关性问题之形成的基础之上。
按约阿希姆末世论的主旨来说,它是一种对历史意义的思辨。
为了使自己独树一帜,它必须起身反抗在当时属于传统的基督教历史哲学,也就是反对奥古斯丁式的思辨。
在一种可触及的完美状态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犹太—基督教观念已经步入了传统思辨之中。
历史不再是圆圈轮回——正如它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如此——而是获得了方向与最终目的。
特别是基督教的历史概念在严格意义上已经超越了犹太的弥赛亚主义,于是提升至将终点理解为一种超验意义的实现。
在圣奥古斯丁的这一理论性洞见的详细阐述中,他区分了世俗的历史领域与神圣的历史,在前者当中帝国兴衰沉浮,而神圣历史在基督显现与教会建立中达致顶峰。
此外,他将神圣历史置入上帝之城的超验历史之中,这包含了天使境域以及超验的永恒安息中的事件。
只有超验历史——包含了教会在尘世的朝圣——才具有朝向末世论实现的方向。
而世俗的历史则没有这种方向;它在等待终点;它目前的存在形式是崩溃世界(SaeculumSenescens),是一个变老的时代。
到了约阿希姆的时代,西方文明正在强势崛起,这个时代开始感觉到它那强健的力量不会再轻易容忍奥古斯丁对世俗存在领域的失败主义。
约阿希姆的思辨尝试着赋予历史的内在进程以意义,这种意义不再是由奥古斯丁式的概念所提供的。
并且为了这一目的,约阿希姆运用了他手头上所拥有的,即超验历史之意义。
在西方的这一首次意义内化尝试中与基督教的关联并没有丧失。
约阿希姆的新时代的确会带来历史之内的实现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会是由于一种内在的爆发,它会来自于一种灵的新的超验闯入。
彻底的内在实现之观念要发育得更缓慢一些,那是一段漫长的过程,粗略地可以称为“从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
只有到了18世纪,伴随着这种进步的观念,历史之中的意义增长才全然变成了毫无超验闯入的物质世界现象。
这一内在化的第二个阶段应被称为“世俗化”。
在约阿希姆的内在化中一个理论性问题出现了,即历史的理念(eidos)目的这一问题,这在古典时期和东正基督教中都不曾出现过。
确切地说,在希腊的思辨当中,我们同样有一个政治中的本质问题。
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来说城邦都有一个理念目的(eidos)。
但是,这一本质的现实化是受增长与衰退的节律来管控的,并且在政治现实当中,本质的这一有节律的显现与隐没是存在的奥秘,它不是一种额外的理念目的。
此后,基督教的拯救的真理打破了这种存在的节律,在现世成败之上有了人的超自然天命,通过彼岸的恩典而完美化。
人和人类现在已经实现了,但是是在超越自然之上的领域实现的。
同样的,这里没有历史的一个理念目的,因为末世论的超自然不是哲学、内在意义上的自然。
因此,历史中的理念目的问题只有在基督教的超验实现变成了内在的之时才会出现。
然而,这样一种末世本质的内在主义是一个理论性谬误。
通过专断的布告,事物不再是事物,也不再拥有本质。
总体而言历史的进程是没有目标的经验,历史没有理念目的,因为历史的进程延伸到了无法知晓的未来。
因此历史的意义就是一种幻觉,并且这一幻觉性的理念目的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把信仰的符号当做似乎是一个关于内在经验目标的主题。
历史理念目的的谬误性特征已经在原则上显现出来了,但是还能够并且也必须在特定细节之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超自然目的的基督教象征在其自身内部有一个理论性结构,这一结构延续到了内在化的变种当中。
朝圣者之路,生活的神圣化,是朝着终极目的、终点前进的运动。
并且这一终点,这一至福直观,是一种完美状态。
因此,在基督教象征中,可以对作为目的论构成成分的运动与作为价值论构成成分的最高价值状态做出区分。
这两种构成成分在内在化的变种中重现,相应地它们能够被归入各种形式的变种:
强调目的论构成成分或是强调价值论构成成分,或是在它们的象征中将二者结合起来。
在第一种情形中,当重心落在在运动之上而对终末完美没有澄清之时,就会导致对历史的进步主义阐释。
目的无需得到澄清,因为对进步主义思想家(如狄德罗或达朗贝尔)来说,假定了一群挑选出来的可欲因素作为标准,并将进步解释为在目前善好的基础上的定性与定量增长——用我们的简约标语来说就是“更大与更好”。
这是一个保守的态度,除非原初的标准被调整以适应变化着的历史情形,否则它可能会变得反动。
在第二种情形中,当重心落在完美状态而对手段——它对完美状态的实现来说是必要的——没有进行澄清之时,就会导致乌托邦主义。
它可能会假定一种价值论的梦幻世界的形式,正如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此时思想家仍然是对梦想之不可实现有着充分意识并且知道其原因的;或者还有人出于理论上的无知,就会假定各种社会理想主义的形式,如消灭战争、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消灭恐惧与匮乏。
最后,内在化还可能会延伸到完整的基督教象征中。
进而导致完美状态的积极神秘主义,这是通过对人性的革命性变型来达致的,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所看到的那样。
上帝与几何知识
四这一分析现在可以在原则层面上重新开始。
尝试建构历史的理念目的的做法会导致基督教末世的荒谬内在化。
然而,将这一尝试理解为荒谬的,引起了令人困惑的问题:
究竟何种类型的人会沉溺于其中。
这一谬误看起来是更加基本的了。
能够说是那些沉溺于其中的思想家是不够聪明而无力看穿它吗?
或者说他们看穿了它却出于一些隐晦的邪恶缘由而对它进行了宣传?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显然,你不能以愚蠢和不诚实来解释长达七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历史。
动因必须被假定为这些人的灵魂对谬误是盲目的。
我们无法通过更为深入地分析谬误之结构来发现这一动因的本质。
焦点必须更加集中于这些思想家通过他们的谬误性建构究竟取得了些什么。
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取得了关于历史之意义的确定性,并且在其中找到了其自身的位置——那些他们不如此做便不会拥有的位置。
现在,确定性要求以克服不确定性及随之而来的焦虑为目标,进而接下来的问题会是:
何种具体的不确定性如此扰人以至于要通过谬误的内在化这种可疑的手段来克服它?
无需在远处寻找答案。
不确定性是基督教的本质。
在一个“充满诸神的世界”里的安全感已经随着诸神自身的离去而丧失了;当世界成为去神圣的之时,与超验世界上帝的沟通被缩减为信仰这一脆弱的纽带,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的话来说就是: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从本体论上来说,所望之事的实底除了在信仰里面能被找到别无他处可寻;从认识论上来说,未见之事是没有确据的,但这同样是信仰之所在。
这一纽带确实是脆弱的,并且它可能被轻而易举地折断。
朝上帝敞开的灵魂生活,那种等待,那种时期的乏味而沉闷,内疚而意志消沉,痛悟而悔罪,被抛而以希望对抗希望,爱与恩典那种不动声色的唤醒,那种站在确定性——如果得到了这种确定性便丧失了信仰——边缘的战栗,这一极为轻巧的构造对于渴望大量占有欲体验的人来说可能是不胜负荷的。
如今,将信仰打破而堕落到一种社会上相关程度的危险,会在那种将基督教当做在世取得成功的测度中增加,那就是——在制度性压力的协助下,当基督教完全地渗透到一种文明地域之时,当它同时经历了精神化的内在过程,一种其本质更为完整的实现之时,这种危险就会增加。
被吸引或被迫入基督教范围的人越多,他们中间没有精神毅力以进行基督教精神灵魂的英勇冒险的人也就越多;并且当教育、文化能力和智识辩论将要把基督教的完全严肃性带到更多的个体来理解的时候,从信仰跌落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这两方面过程塑造了中世纪盛期的特征。
历史性的细节不是目前的关注点,概要地参照这些成长中的城镇社会及其紧张的精神性文化、将其作为主要中心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危险从它们中传播扩散到了整个西方社会。
如果基督教意义上的从信仰跌落之困境是作为群众现象发生的,结果便会取决于文明环境的内容——在其中不可知论正在失势。
人不能够在完全意义上撤回到自身,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会很快发现他已经跌入到了自己那绝望与虚无的深渊之中;他会不得不撤回到一种精神性体验的分殊程度更低的文化当中。
在20世纪的文明状况之下,撤回到古希腊—罗马多神传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那种作为一个社会的生活文化的它已经消失了;并且那发育不良的残留很难再复活,因为对于已经尝到了基督教滋味的人来说它们恰恰丧失了自身的魅力。
只有经验上的替代物才能捕捉到这一跌落,它与信仰的经验足够近,以至于只有敏锐的眼光才能看到其中的区别却撤回到离它足够远的地方以解决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之不确定性。
这种替代性的经验就在我们附近的灵知(Gnosis)当中,它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伴而生。
这场讲座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对古代灵知或者其传播到西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描述;足以说的是在那时候灵知是一个人们可以撤回到其之上的活跃的宗教文化。
生存意义的内在化尝试是一项把我们的超验知识纳入到一种比信仰认知(cognitionfidei)所能提供的更稳固的把握之中的基本性尝试。
就目前而言诺斯替的经验提供了这种更为稳固的把握,它们的灵魂扩张到了这个程度——在那里上帝被拉入人的生存之中。
这一扩张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类能力,因此,根据在获取对上帝的把握之行动中主宰能力的不同,就能区分出一系列的诺斯替的变种。
灵知可能主要是智识上的,并且确保了一种对创造与生存之神秘的思辨性渗透的形式,例如在黑格尔或谢林的沉思性灵知中就是如此;或者它可能主要是情感上的,并且确保了一种居于内心之中的形式,神圣实质在人们的灵魂当中,例如在圣灵宗派领袖当中就是如此;或者它可能主要是意志上的,并且确保了一种对人与社会的激进分子救赎的形式,例如在孔德、马克思或希特勒这样的革命性激进分子中就是如此。
这些诺斯替经验,在它们的变种的振幅当中存在着社会再神圣化的核心,对于跌落到这些经验当中去的人来说,他们会通过替代那种基督教意义上的为信仰而参与到神性中去的更为宏大的模式来偶像化自身。
将这些经验作为内在主义末世论的激进核心来清楚地理解是必要的,因为否则从中世纪内在主义通过人文主义、启蒙运动、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发展历程的内在逻辑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通过各种类型的内在主义者所发展起来的智识象征会频繁地相互发生冲突,各种类型的诺斯替会相互对抗。
很容易想象当一个人文主义的自由派被告知其特殊类型的内在主义是通往马克思主义路上的一步之时,他会感到多么义愤填膺。
因此,回想起这一原则——历史之实质是在经验层次而不是观念层次上被找到的——就不会是多余的。
世俗主义能够被定义为先前形式的圣灵内在主义的激进化,因为在世俗主义者的情况中,人在经验上的神圣化是相较而言更为激进的。
举例来说,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认为超验上帝是将人当中最好的东西投射到神性彼岸的结果,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当人把其投射收回到其自身的时候,当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上帝的时候,当于是人被形变成超人的时候,历史最大的转折点就出现了。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变形的确将一种不那么激进的中世纪经验——将上帝的灵拖入人当中,而将上帝自身遗弃在他的超验一边——走向了极端。
超人标志着一条路走到了终点,在这条路上我们找到了诸如英国宗教改革神秘主义者的那种“神化之人”。
另外,这些考虑因素会解释与证成先前反对将现代政治运动描述为新异教的警告。
诺斯替的经验确定了一种自成一格的政治实在之结构。
一条逐渐转变的线条连接着中世纪和当代诺斯替主义。
而且这一转变确实是如此地缓慢,因此很难断定当代的现象是否应被归入为基督教的,因为它们可被理解为是中世纪基督教极端的衍生物;也很难断定中世纪的现象是否应被归入为反基督教的,因为它们可被理解为是现代反基督教主义的源头。
最佳之路是扔掉这些问题并且将现代性的本质认识为诺斯替主义的增长。
灵知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伴而生。
在圣保罗和圣约翰中能够找到它们的踪迹。
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诺斯替异端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强大的敌人。
爱任纽(Irenaeus)在他的《反异端》(AdversasHaereses)——一部标准的论著,其主题对于想要懂得现代政治观念和运动的学生来说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中调查并批判了诺斯替的多种变种。
另外,除了基督教的灵知,还存在着犹太教的、异教的、和伊斯兰教的灵知,并且很有可能这些灵知分支的共同起源要在前基督教时期的叙利亚文明地区盛行的基础经验类型中才能找到。
然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世纪盛期所做的那样,将灵知作为对内在历史之意义的思辨形式。
从约阿希姆开始的那种塑造了现代性的对历史的谬误性建构,并不是由灵知的内在必然性导致的。
因此,在趋向确定性的动因中,一定包含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成分,它使得灵知具体地朝向了历史性思辨。
这一更深层次的成分便是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盛期的文明性扩张。
这是一个搜寻自身意义的成熟阶段,一段有意识的成长——它将不再容忍所谓衰老的解释。
并且事实上,西方文明意义的自我赋予紧跟着现实的扩张与分殊的步伐。
自从克吕尼表现在约阿希姆的思辨中、在修士的第三王国观念中以来,西方的精神性成长穿过了诸秩序;早期的哲学与文学人文主义表现在但丁与彼特拉克的阿波罗帝国观念中——一种使得帝国的精神与现世秩序都取得成功的智识生活第三王国;在理性时代,孔多塞构造了人类统一文明的观念——在其中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法国知识分子。
这些运动的社会载体,随着西方社会的分殊与接合而相继变化着。
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是市民与农民反对封建社会;在后来的阶段,是进步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人、法西斯主义者贬低中产阶级。
最后,自从17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人们倾向于无法回避地承认新认知工具将成为诺斯替真理的象征载体。
当科学的实证主义完成者用孔德的时代取代了基督的时代,在科学主义的诺斯替思辨中这一特殊变种达致了极端。
科学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中保留至今的一项强大的诺斯替运动。
并且在科学中内在主义的傲慢如此强大,以至于甚至每一门科学分别通过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在救赎的变种形式中留下了可相互区别的沉积物。
科学发展早期的解剖课
五这一对现代诺斯替思辨中的组成成分的分析并没有宣称是穷尽了的,但对于阐明经验——在第三王国的象征之下决定着西方社会的政治接合的那种经验——这一更加直接的目标来说,它已经进行到足够远了。
出现了这样的社会图景,经由演变而构成了一个单元,它可被辨识和理解为诺斯替真理在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类型的代表。
遵循亚里士多德式的程序,这一分析开始于12世纪通过约阿希姆象征所进行的社会的自我阐释。
通过理论上的理解,现在它们的意思已经得到澄清了,可以指明这一文明性进程的开端日期了。
其正式开端的合适日期将会是通过司各脱·爱留根纳在9世纪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激活,因为在他的作品以及在他所翻译的大法官狄俄尼索斯的作品当中,存在着潜伏于地下的诺斯替宗派的连续性影响,他们到了12和13世纪才浮出表面。
这是一段持续了一千年的悠长进程,如此悠长以至于引起了对其衰落和终结的反思。
这些将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文明性进程的反思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映入眼帘,因为它可知地朝向一个终点迈进,已经引发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折磨着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学生。
一方面来说,正如你们所知,在18世纪出现了一段关于西方文明之衰落的持续性文学潮流。
并且,不管人们在这或那的特殊论证中产生了何种担忧,他也无法否认持衰落论调的理论家大体上有那么一套说辞。
另一方面,这一相同时期也被描述为任何情形——被描述为在科学中、在科技中、在对环境的物质掌控中、在人口、生活条件、健康与舒适度、群众教育、社会意识与责任的增长中,充满着生机勃勃地扩张性活力。
并且再次地,不管人们在上述清单上的这或那种条目有何种担忧,他也无法否认进步主义者也有那么一套说辞。
这一解释上的冲突在其自身的余波中留下了隐含着的棘手问题,那就是——一种文明如何能够同时既发展又衰落。
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暗示了其自身,因为看起来这样是可能的:
对现代诺斯替主义的分析至少会提供一个对该问题的局部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从超验中撤退出来并赋予人及其物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以末世论实现之意义,诺斯替的思辨克服了信仰的不确定性。
在这一内在化在经验上推进的措施中,文明性活动成为了一项自我救赎的神秘工作。
在基督教中灵魂的精神性力量被投入到生活的神灵化当中,而现在它被转入更加吸引人的、更加触手可及的、总之是更为容易的创造——地上天堂当中去了。
在帕斯卡尔的意义上来说,文明性的活动成了一项娱乐,但是一项娱乐被魔力般地吸收至了其自身的人之永恒天命当中,并被精神生活所取代。
当尼采提出为什么任何人都应该生活在需求上帝的爱与恩典这一令人尴尬的境地当中这一问题之时,他最为精炼地表达了这一魔力转向的本质。
如果“出于恩典而爱你自己”是一个人的解决办法——“那时你就不再需要你的上帝,你能够独自演完整套堕落与救赎的戏剧。
”并且,这一奇迹,这一自我救赎的奇迹如何能够获得?
如何能够通过将恩典延伸至你自身而救赎?
历史上的最佳答案可以通过那些塑造了如今的现代文明的接连的诺斯替行动类型来获得。
通过文化与艺术成就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名声不朽的保障,通过纪律与经济的成功来证明清教圣徒的拯救,通过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的文明性贡献,最后,通过革命性的行动来建立共产主义或一些其他诺斯替的千禧年时代,这种奇迹被接连运作起来了。
因此,诺斯替主义最为有效地释放了建造一种文明的人类力量,因为在他们那狂热的应用到物质世界的行动上所放置的是拯救的奖励。
历史的结果是惊人的。
在此种压力之下暴露出来的人的力量是其自身当中的一种拯救,并且将它们应用到文明性工作当中便真正地锻造了一幅西方进步性社会的宏大场景。
然而不管表面论证可能有多么昏庸,这一广泛传播的信念还是在经验上被证实了:
现代文明是卓越的文明。
拯救意义的赋予已经促成了西方的崛起,这确乎是一种文明的启示。
然而,在这一启示的场景之上,跌落了一处阴影。
因为伴随着杰出的扩张所进行的,是与进步一同飞速增长的危险。
在由孔德的诺斯替主义所确定的内在拯救观念这一形式当中,这种危险的本质变得明显了。
实证主义的创立者将奖励制度化为文明性的贡献,就像目前他通过贡献者的保存以及为纪念人类所做的功绩来保证不朽。
它提供了这种不朽的荣誉等级结构,最高的荣誉是被那种值得称赞的贡献者所纳入到实证主义信徒的进步日程当中去。
但是如果有人宁愿追随上帝而不是新奥古斯特·孔德,他在这种事物的秩序中会变成什么?
此种不倾向于按照孔德式标准来做社会贡献的异端会被简单地打入被社会所遗忘的地狱。
这一观念值得关注。
这是一幅将自身设置为内在于世界的人类最终审判的诺斯替场景,在不朽或每一个人类的灭绝上做出的决定。
确切说来,西方的物质文明仍然在发展,但是在这一文明的上升平面上,贡献、纪念以及遗忘的进步性象征勾勒出了那种“遗忘的洞穴”之轮廓,在这一洞中,诺斯替帝国的神圣救世主用一颗颈项中的子弹使他们的牺牲品掉入了洞穴。
这一进步的终结不是在诺斯替繁盛的平稳之日得到沉思的。
弥尔顿给亚当和夏娃释放了“一个在他们之中的天堂,更为快乐”,相较于那个失去的乐园;当他们向前走去,“这个世界全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在对快乐结局的沉思中”兴奋起来了。
但是当人们在历史上伴随着诺斯替的“内在于自己的天堂”向前走去的时候,当他穿透到这个世界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对并不那么快乐的结局的沉思中很少有兴奋之情。
进步的代价是精神的死亡。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并且是被谋杀了的时候,他就显示了西方启示的这一奥秘。
这一诺斯替的谋杀经常由那种牺牲上帝以换取文明的人来进行。
所有的人类能量越是通过内在世界之行动被热烈地抛入拯救的伟大事业当中去,投身于这种事业的人类就离精神生活越远。
并且由于精神生活是人与社会中秩序的来源,诺斯替文明的巨大成功就是其衰落的原因。
一种文明确实能够同时既发展又衰落——但是不会永远如此。
这一模棱两可的过程的运动方向上有一处界限。
当一个代表诺斯替真理的激进主义宗派将文明组织成一个在其法则引导之下的帝国之时,就触碰到这一界限了。
被界定为是诺斯替激进主义者的生存性法则的极权主义,是进步论文明的最终形式。
象征“伟业”(cause)的法国革命-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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