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论文 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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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论文3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内容提要】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
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
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关键词】沈从文,京派,海派,文学观.
一
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
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
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
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
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
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
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
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活动。
当然,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最早的生力军——“京派”,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忘情于社会人生,相反却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旧人生、创建新人生的行列。
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却以自己的行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出了既不同于政治思想革命家,也不同于文学的社会解剖派和社会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释。
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文学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之于现实人生,是一种自足自为的世界人生,文学只有将日常的具体的实用的人生通过艺术的创造转变为审美的人生才有意义。
文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状态中找寻“真切”和“真情”,通过艺术的创造去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因此,努力地实现和捍卫文学艺术家及其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就成了贯串于前后期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核心。
他们总是力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扰,去创造一个自足自重自主自为、和谐圆融的纯艺术世界。
如果说京派作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构建自足的艺术天地,实现艺术表现的“精”与“美”,就成了这个流派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然而,正像任何文学流派都是流动的发展的一样,京派的发展衍变历史也明显地呈现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
而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似乎可以以1934年前后的“京海之争”为标志。
在此之前,京派以周作人、废名为中心,依托《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以及1930年在北京创刊的《骆驼草》半月刊等,形成了其前期的基本阵容。
但是,随着《语丝》的终刊和《骆驼草》的创刊,以周作人为领袖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即京派文学的骨干成员,也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着消极的个人主义的“隐逸”、“闲适”、“趣味”性追求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我们从沈从文写于1933年10月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注:
沈从文《论冯文炳》为1933年7月所作,后收入1934年4月出版的《沫沫集》;《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10月刊于天津《大公报·文艺》。
两文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下同)。
)两篇批评性的文学论文中能够明确地品味出来。
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首先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趣味”和独特的“文体风格”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无论是自己创作的小品文和散文诗,还是翻译的爱猫扑,爱生活小品文、古希腊故事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卑微文学”,都能“彻底的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
他总是“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人可与周先生相似处。
”在对废名进行评价时,沈从文也是首先指出:
“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示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
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
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
”
但是沈从文针对的仅仅是废名的早期创作,即《竹林故事》和《桃园》两本小说集。
沈从文认为,废名的这些作品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在那片土地上。
”“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最能体现并符合沈从文对乡土文学的创作标准和创作要求的。
在对废名作品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沈从文还敏锐细心地对废名作品中业已显露出来的不足提出了批评。
在沈从文看来,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不庄重”的文体(如“八股式的反复”)带来的个人“趣味”的满足。
其表现就是对于作品人物的刻画,缺少“严肃”的气氛,并且暗示着作者对于作品人物的“嘲弄”。
因此沈从文不得不严肃地指出:
“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是失败的成就。
”不难看出,沈从文是把个人的“趣味主义”审美表现看成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大忌的。
但是,由于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在“现代中国”的小说作家中,风格可与废名并列的只有沈从文一人,所以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便特意地举出了自己的创作与废名的作品进行了对照。
他认为自己在对农村的地方性“背景”和“风俗习惯”的观察描绘上,的确跟废名有些相同之处,但是这种相同,除了文字的“单纯”、风景画的“素描”以及如一般人所说的“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之外,其“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
其中最大的“分歧”,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
废名所显示的乡村世界只是“最小一片的完全”。
他把一切都建筑在超然的“平静”上面,因此在给农村灵魂做写照时,虽也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爱,有憎,但他所“雕刻”的人物性格,却无论在“日光下”或者在“黑夜”里,都永远“不会骚动”,“非常宁静”,“缺少冲突”。
因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
而能“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即沈从文——引者注)的兴味与成就”。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贯信守着“乡下人”憨直品格的沈从文竟毫不谦逊地说道:
能“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
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
”沈从文对废名的评论恰恰印证了李健吾(刘西渭)对废名的评论。
李健吾曾把废名、沈从文、乔治·桑三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指出:
废名是一个“修士”,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脱”的意境,是“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境界,而不是美丽本身。
”而“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
他热情地崇拜美。
……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
”他认为乔治·桑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她“博爱为怀,不唯抒情,而且说教。
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
”[1]的确,究竟是以审美的理想主义去“热情”而不“说教”地再现一段段自然的鲜活的“生命”,还是仅仅从个人的“趣味”出发以“修士”般隐逸的姿态去书写所谓“超脱”的意境,就成了沈从文与废名在审美追求上的最大分水岭,也构成了他们之间在乡土文学创造中的根本区别。
这里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沈从文在这里批评的绝不仅仅是冯文炳一个人的审美偏嗜,而是隐约地针对着以周作人为“盟主”的,一时间大有蔓延至南北文坛之势,并一味以“趣味”、“隐逸”、“闲适”、“超脱”、“幽默”相炫耀的“小品文”运动的。
在沈从文看来,冯文炳小说文体上存在的问题,恰恰是“趣味主义”的不健康的小品文文体的病态反映。
因此在评论冯文炳时,他屡屡把冯文炳和周作人挂起钩来。
比如当评论到冯文炳以废名的笔名发表在《骆驼草》半月刊上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时,沈从文便尖锐地指出:
“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甚至“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因此“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
而造成废名“完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长时期地生活在北平造成的“趣味的恶化”,因而才有意识地要“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
而这又是与周作人的大力提倡和消极影响分不开的,因为“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彰,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
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
”沈从文这里所说的使中国散文远离了“朴素的美”,并使废名的小说文体转向“畸形”的所谓“新型”文体,显然是指周作人所全力提倡的以个人“趣味”为中心,以“隐逸”、“闲适”相标榜,并在上海很快得到林语堂等文人的趋奉,一时间弥漫于南北文坛成为风尚的小品文文体。
如果说沈从文的上述文字还只是从“文体”的角度揭示了前期京派作家中实际存在的越来越“趣味主义”的倾向,那么下面的一段文字,表面看来批评的仍然是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实际上则从思想内容上揭示了跟自己的审美追求“异途”的“趣味自由主义”者共同的不足:
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无题》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
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
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
明白了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一文中所要言说的上述内容,我们再来看看沈从文在1933年10月13日发表于他接编不久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文学者的态度》和由此引发的“京海之争”,以及他在《论穆时英》(注:
此文刊于1935年9月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
)中又何以将废名与穆时英“相提并论”,也就不成问题了。
二
这里我们先说一说《论穆时英》。
在一般读者看来,废名和穆时英两人的小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的小说,或者说前者属于典型的“京派”小说,后者则属于新型的“海派”小说。
但在沈从文看来,废名后期的作品和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
”对于废名走向“奢侈僻异”的原因,沈从文在上面的文字中已经指出,而对于穆时英的“邪僻”,沈从文认为也是出于他的“不端庄、不严肃”。
而造成这种“不端庄、不严肃”的根源,沈从文指出,就客观而言全在于:
作者所“涉笔”的人事虽极广,但“对‘人生’所具有的知识却极窄”,“作者所长”,只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浮而不实的文字任意涂抹”;就主观而言则全在于:
“作者是先是把自己作品当作玩物,当作小吃,然后给人那么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的印象的。
”
按理说,在作品中“极端吝啬文字”或“无节制的浪费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作家的文字表达习惯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人风格问题。
沈从文之所以极力反对,就是因为在这种“奢侈邪僻”的文体背后,隐藏着的是作者的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纯粹个人“趣味”的文学创作态度。
而这正是跟他所坚持的“严肃”的、一丝不苟的文学创作态度水火不相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1931年当高植的第一部小说集《雪》出版时,沈从文在为之所作的《序言》中就明确说道:
他看了这个小说集之后的喜悦,之所以比作者本人还高兴,就是因为作者“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他有勇气使他凝眸最远的一方,不为目前任何失败所挫折,也不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不自信当前月亮的全圆,却相信终可以由他手下产生一个正圆的月’。
他那可爱的傻处,正是一个艺术家必需的性格。
”(注:
引文见《<雪>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4-15页。
=而与高植的这种“诚实严肃”的写作态度构成对立的,正是受“诙谐趣味所支配”的“白相文学态度”。
沈从文认为,由这种白相文学态度产生出来的作品,必然“不能完美,缺少健康,走入邪路”。
在此,沈从文还特别点出了《骆驼草》,他说:
“到了1930年,在北方,还有《骆驼草》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灭亡,使人忘记。
在南方,有些时髦刊物,创作趣味,也无从证明已认真了一点”。
在沈从文看来,只有把“文学附丽于‘生存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的讽刺”才是符合当时时代的必然要求的。
他甚至认为,胡也频、丁玲、茅盾、施蛰存、巴金,还有一位以沉樱、小铃为笔名的陈女士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摆脱了肤浅的讽刺”,“不儿戏”,“不诙谐”。
这一褒一贬,鲜明地凸显出了沈从文严肃的文学创作观念。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沈从文才写下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所反对和抨击的,依然还是南北文坛中更为广泛存在着的那种“不端庄、不严肃”即以“玩票白相”的方式,“别出心计,力图出名”去对待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恶劣态度与不良作风。
他指出:
现在“一部分青年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量、道德与勇敢诚实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
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作品产生。
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
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
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
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
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当然,我们不能把沈从文上面的话,理解为仅仅是针对以周作人为首的“趣味自由主义者”的,应该说它主要还是针对那些顶着作家的头衔却又不谨守作家的职分,东游西荡、朝秦暮楚、逢场作戏、拉帮结派、相互吹捧,“不图在作品上成功,只图在宣传上出名”的所谓文学家的。
这类“文学家”,在南北的文坛中都是存在的。
但是,若结合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的有关论述,这里所抨击的那种消极的纯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姿态,显然是包括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在内的。
为了不使我们的结论走向偏颇,这里不妨再摘引《文学者的态度》中两段很让“海派”作家恼火,并进而引发了“京海之争”的文字,以及在此之前所写的《窄而霉斋闲话》,以作证明:
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
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这两段文字,可以说,既表明了沈从文对以“玩票白相”态度对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者的深刻失望,也表明了他决心拯救和捍卫文学应有的尊严与价值的真实心声。
沈从文在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京派文人的重镇”(姚雪垠语),正是建筑在这份“严肃诚实”、“结实硬朗”、“顽固而又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之上的。
他的“失望”,除了对一般的所谓“海派”之外,也明显是对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而发的。
然而,不料沈从文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寄身于上海的文人苏汶(杜衡)的反对,于是他便在1933年上海《现代》月刊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对沈从文的所谓“不问一切情由”,“一笔抹杀留居上海的文人”表示强烈不满。
文中引用鲁迅的话,认为沈从文“把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构成罪状”对上海的文人加以讥笑和嘲讽。
这就不仅迫使沈从文于1934年初写下了《论“海派”》和《关于海派》,(注:
这两篇文章分别刊于1934年1月10日、2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2卷。
)不得不对“海派”的具体所指加以严格界定,并一再声明“海派”并不等同于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作家,而且牵连地引出鲁迅写下了《“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参加论争。
在《论“海派”》和《关于海派》中,沈从文针对此前的论争,重点表达了自己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海派”在过去与“礼拜六派”只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在今天则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一个概念。
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
他具体解释说:
“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XXX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
正因为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
”他们的具体表现是:
或“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雅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远谈希腊罗马,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或“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 流难言”;或“情感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况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或“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自己消息”;或“偷掠他人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
”
二、“海派”作风“是包含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
他针对杜衡的误解,强调指出:
“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
”因此虽然“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的人才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
”这种“海派习气”在北方文坛(即一般意义上的“京派”)上的表现是:
(1)“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正在流行。
(2)对所谓“技巧古朴的自赞”。
(3)对“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
(4)若干刊物的编者,不去组织和发表那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而只“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使其刊物成了某些文人的“起居注”,因此表面看来,得到了若干读者,实际上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为了不再招致误解,沈从文还特意强调:
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包括杜衡在内的大多数生活于上海的“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都不会被认为是“海派”的。
三、自己写作《论“海派”》(包括此前的《文学者的态度》)的“本来意思”,只是想从“道德上与文化上”制止南北文坛中有害于中国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恶劣风气的“蔓延与存在”,从而提倡以“作者的诚实与朴质”,为自己的作品“立下一个较高标准”(即在《论冯文炳》中所说的,“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各人的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
但可悲的是,这个严肃的话题,却遭到了包括自己在文章中已明确排除于“海派”之外的上海作家的误解和反对。
他们有的根本不看全文,只看一下题目,就“有兴有感”地“故意说些趣话打诨”;有的虽看清楚了本文,却只摘取其中“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且照流行习气做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
应该说,沈从文上述的辩解和指正是很清楚也很中肯的。
他无非是希望已成名的和未成名的“文学者”,都能以严肃的态度“守定”作家的职分,努力在艺术创作上取得成绩,并没有不分是非地完全站在“京派”的立场上去攻击“海派”,更没有把所有的“海上文人”和作家都说成“海派”。
他之所以把“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并提,实际上就是既含有对“趣味主义”的老“京派”又含有对“商人气”极重的新“海派”的共同指责。
如果说“名士才情”及其所列的各种表现主要指的是老“京派”的话,那么“商业竞卖”及其种种表现则主要指的是新“海派”。
如同长期生活于上海的鲁迅对新“海派”们的种种表现早有感受一样,在北京起家并较长时间生活于北平的沈从文对老“京派”们的“转向”也是早有察觉并怀有不满的。
早在写《论冯文炳》和《文学者的态度》之前的两年,即1931年8月,沈从文就借讨论新诗创作得失的《窄而霉斋闲话》一文,对以周作人为首的老“京派”提出了异议,并且同样使用了“趣味主义”和“白相文学态度”来指斥他们的那种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
他指出:
提倡于北京,曾经“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的“京样”的“人生文学”(这无疑是指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为什么会很快地“结束在海派的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即指“创造社”兴起以后),就因为“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
而这种“趣味主义”文学的集中表现,就是刊物中大量登载的那些“诙谐讽刺作品”,而这些“趣味主义”的“诙谐讽刺作品”,又因为首先是由周作人这样的名人所提倡,所以也就很容易得到其他“趣味主义”者的“拥护”,于是便很快地“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
这一点只需看一看继小品杂志《骆驼草》之后,随着1932年《论语》在上海的创刊,《人间世》、《宇宙风》、《文饭下品》等的纷纷涌现,周作人一时间俨然成了南北文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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