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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单元重难点三
中国古代文学单元重难点(三)
彭庭松
第二编两汉文学
两汉文学,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公元196年东汉献帝建安元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
秦朝时间很短,所以这里把秦代文学归入“两汉文学”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结束子战国时代二百馀年的纷争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
为了巩固这个封建帝国,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废除西周以来的分封诸侯王制度,确立了郡县制、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颁布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法令等。
又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修驰道、筑长城、修灵渠等,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进步意义。
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贾谊《过秦论》)。
广大人民在长期的战国纷争中饱尝了战乱之苦,因此要求有和平安定的生活,渴望全国的统一。
可是,秦始皇却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野蛮的政治压迫。
到秦二世,更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削农民,真是“赋敛愈重,徭役无已”(《史记·李斯列传》)。
秦王朝徭役繁重,戍、漕、转、作,经常征发农民二百万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连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维持,于是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秦王朝于公元前206年灭亡。
秦王朝灭亡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最后刘邦打败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起西汉王朝。
西汉建立后,民心思治,农民要求社会安定、休养生息,希望回到土地上恢复生产,要求新王朝废除暴政,减轻赋税徭役。
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汉初人口死亡过半,土地荒芜,粮食腾贵,至于“人相食”,西汉王朝贫弱不堪。
所以《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状况说: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百。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经济崩溃,人民穷困,这是汉初统治者所面临的严重形势。
鉴于秦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注意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调整统治政策,积极恢复并发展生产、巩固政权。
针对秦政之失,汉王朝要做到徭役不烦,刑法不滋,兵马少设,减轻对农民的暴力镇压,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汉高祖五年,又颁发一系列诏令,如组织军队复员,赐军吏卒以爵位,招抚流亡,释放奴婢等。
这些措施,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引导广大农民回到田园上去。
这样,在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到文帝、景帝时,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历史上传为佳话的“文景之治”,为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经过70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经济发展已空前高涨。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汉武帝进一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封建专制,包括加强对思想领域的统治。
汉初曾盛行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为加强中央集权,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董仲舒强调“大一统”,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就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次,董仲舒也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学说中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部分,使之为封建政治服务,如他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
董仲舒还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揉合起来,形成了所谓“内法外儒”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所以攻读五经成为知识分子走上仕途的基本手段。
很多学者提倡以经学治国,于是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核心,制定了一套典章制度,为巩固封建专制服务。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汉武帝又极力通西域,征匈奴,开拓中国的疆域,加强对外贸易。
当时商业活动远达朝鲜、日本、塔什干、撒马尔罕、阿富汗、波斯等国,所以汉武帝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全盛的时代。
汉武帝以后,历经昭、宣、元、成、哀、平诸帝,汉朝国力日趋衰落。
汉武帝时,已经出现的地主阶级“役财骄溢,或重兼并,豪强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的情况又有了发展,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民愁亡赖,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的严重情况。
加上长年对外战争的负担,赋税的繁苛,使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特别是到元帝之后,已经是“天下嗷嗷然,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
这就是说,到西汉末年,广大农民的贫困化,已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因此,在王莽篡汉后不久,便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湖北的绿林军、山东的赤眉军,还有铜马、下江等十余股共数百万人。
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王莽政权。
公元25年,以刘秀为首的地主势力,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重建汉王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后,鉴于西汉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又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但不久,土地便迅速集中到豪门地主手中,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
不仅使生产遭到破坏,也形成了政治危机。
·到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进一步发展,更加剧了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出现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的局面。
他们“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连栋数百,膏田满野”。
这样,不仅加剧了阶级矛盾,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争斗。
政治腐朽黑暗,促成了东汉后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
特别是由于外戚和宦官争夺权力,致使政治更加腐败。
桓帝、灵帝时期,一些开明官吏和一部分太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宦官专权,结果遭到镇压,先后两次酿成“党锢之祸”。
东汉末期,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年不断。
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起义。
这次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
起义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东汉王朝从此名存而实亡了。
如前所述,汉代国家是在总结秦王朝灭亡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
由于封建经济的高涨,军事的强盛,国家的统一,所以也促进了文化的统一。
因而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包括取得重要成就的文学。
首先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学有新的发展,先是出现浑天说,武帝时发明了浑天仪。
顺帝时,发明了地动仪。
数学方面出现数学古典名著《九章算术》。
医学已经脱离巫术,产生一系列医学名著。
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被称为古代医学的经典。
此外,毛笔、造纸术的发明,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其次,在社会科学方面,每个时代都出现一批思想家、政治家,他们都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系统阐述思想主张和政治对策。
如汉初的陆贾著<新语)、贾谊著《新书》、淮南王刘安著《淮南子》,武帝时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稍后有桓宽著《盐铁论》,再后有扬雄著《法言》。
东汉时出现了著名的思想家,王充著闪烁唯物主义光芒的《论衡》,王符著<潜夫论》,仲长统著《昌言》,等等。
在史学领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开创了通史的新体例,班固完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这些都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
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文学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
例如,继承先秦诸子散文,即政论文的传统,出现了以贾谊、晁错等为代表的政论散文;继承先秦编年体、记言体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的传统,形成了历史传记文学,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继承西周、春秋以来的《诗经》传统,出现了五、七言诗,特别是出现了乐府诗和叙事诗;继承《诗经》和战国时代辞赋的传统,出现了韵散相杂的写物、抒情大赋。
有人说“文体尽备于汉”,这是符合实际的。
正像汉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样,汉代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汉代文学的高度发展是建立在汉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即植根于汉代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的。
汉代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丰富,商业的繁荣,即整个社会生活的提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
例如汉赋中所描摹的苑林、宫室建筑、城市的繁华景象,丰富多彩的杂技艺术,以及乐府民歌中所反映的人民的苦乐悲欢,都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社会生活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
特别是秦末以来几次大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对汉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汉代初期的散文作家、辞赋作家贾谊、晁错、司马相如,以及史传文学作家司马迁,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方面,无不是农民革命斗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
社会生活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如西汉前期诸侯王所招养的文人墨客,或后来武帝身边的“语言侍从之臣”,都是一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士人,他们日夜思虑,为亲媚于主上而不断提高文学的艺术表现能力。
城市里出现了职业艺人,他们也对来自民间的艺术作品,不断地进行艺术加工,这些,对汉代文学的发展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汉代新的社会生活,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又追求新的形式,现实生活推动着汉代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第一章汉代诗歌
第一节汉代乐府民歌
汉代乐府民歌是汉代人民群众的作品。
它们来自民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人民的心声,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是汉代人民思想情感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反映。
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在秦和汉初已经设立,但当时规模较小,大约只负责有关祭祀、朝会的乐歌。
汉武帝时,进一步扩大了乐府机关,——方面为文人们创作的诗配制乐曲,让乐工演唱,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同时也大规模采集各地民歌。
《汉书·礼乐志》云: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汉书·艺文志》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当时乐府机关大量采集民谣,主要是为了丰富乐府的乐章,用于朝廷朝会、宴乐、祭祀乃至娱乐-,也用于对人民进行教化统治。
统治阶级还通过采集各地民歌,考察了解人民的思想情感。
但乐府采集民歌,在客观上起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得一些民歌得以流传下来,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采集民歌的地域很广,有“吴、楚、汝南歌”、“赵、代、秦、楚之讴”,包括现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12省。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采集乐府民歌有138首,实际上可能还不止此数。
可惜这些诗篇后来大多散失。
东汉时期乐府机关,也采集很多民歌。
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汉和帝也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到各州县,观采风谣”。
所以今存四十多篇两汉乐府民歌,其中多是东汉作品。
汉代乐府民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是两汉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它们皆是人民群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不仅取材广泛,且能直接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暴露各种社会矛盾,抒发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
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表现了他们的怨恨和反抗。
汉代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极其惨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痛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刺巴郡太守》深刻地反映官府对人民的盘剥,竟至使人民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
诗中写凶恶的官吏对人民施行横暴勒索,即使已经四壁空空而求告无门,仍然威逼不已。
这首诗原载于《华阳国志》,据说是讽刺汉桓帝时巴郡太守李盛仲贪财重赋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平陵东》描写了官吏的贪暴和残忍。
官吏劫持义公,勒索“钱百万”、“两走马”,义公无以筹措,只得“卖黄犊”。
《孤儿行》以孤儿自述的方式描述了汉代地主商人家庭内部发生的剥削,曲折地反映了汉代豪强大贾剥削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中孤儿的悲惨遭遇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在家庭中的反映,因而作品中孤儿的生活处境也正是广大人民悲惨生活的艺术概括。
作品客观上也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
《妇病行》是一首简短的叙事诗。
诗中病妇的死和丈夫为饥饿中的孤儿行乞,绘成一幅悲惨的生活图景,典型地表现了千百万挣扎在饥寒中和死亡边缘上的人民的命运。
这首诗通过一个农民家庭的生活悲剧,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处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广大劳动人民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和剥削,逐步觉醒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东门行》形象地揭示了人民起来反抗的过程。
这首诗以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生活的片断,反映了穷苦人民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死里求生的现实情景。
汉代对外征战频繁,有抵御外来人侵的正义战争,也有统治者进行封建扩张的非正义战争,性质复杂。
长年征战,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兵役负担,即使是正义战争,也难免由于超限度服役造成人民的巨大灾难和痛苦。
汉乐府民歌中《十五从军征》和《战城南》,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十五从军征》中诗人以素描的手法刻画了几乎被迫服役终生的老人的形象,揭示了他凄楚、迷惘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地反映了人民被奴役的处境,鞭挞和控诉了残害人民的冷酷现实。
《战城南》通过战死者的自诉,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统治者的残忍与昏庸。
一个勇武的战士献身沙场,却得不到统治者的顾及,任乌鸦啄食,这真是一幅悲壮凄凉的图画。
另一边,统治者大兴土木修筑宫室,动用大批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两个场面,两种情景,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虐待人民,贪欲无止的残酷本性。
作品表现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奴役剥削的不满和抗议。
通过景物描写渲染沙场上悲凉凄惨气氛,连用反问句表现了人民的强烈愤怒。
汉代乐府民歌中很多诗篇反映了当时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歌颂了人民的坚贞爱情,描写了他们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
《上邪》和《有所思》都表现了青年女子对持久热烈的爱情的追求,赞美了诚挚的情感。
汉代封建礼教统治严酷,繁琐的封建诫条和礼法观念束缚着青年男女,而受宗法制保护的男权对妇女的压迫更为严重。
加之封建等级制度和金钱势位观念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对人民群众淳朴真挚的爱情起了破坏作用,造成人民的痛苦。
汉乐府民歌中也有一些诗篇忠实地记述了弃妇、怨女的悲诉与抗议。
《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因男子重利轻义、有二心而深感痛苦,但她性格坚强,敢于面对现实,并指责了男子的丑恶行为。
《上山采蘼芜》写妇女因男子喜新厌旧而遭遗弃,并对“故夫”的行为表示谴责。
作品中的弃妇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却无辜被弃,这反映出当时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和命运。
她们的痛苦遭遇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造成的。
在反映爱情与婚姻的诗歌中,《陌上桑》独具特色。
《陌上桑》是一篇优美的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中的杰作。
作品叙述了采桑女罗敷机智地拒绝了太守的调戏,鲜明地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反抗强暴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官吏的荒淫无耻。
汉乐府民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叙事性是它最突出的特点。
我国的诗歌艺术,在先秦时期尤其在《诗经》中,以抒情诗为主,不少诗具有一定的叙事成份,但缺乏对完整的情节和中心事件的描绘。
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和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的作品,有的是由第三者叙述故事,其故事性与戏剧性都大大加强了。
这一突出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趋于成熟。
汉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东门行》、《孔雀东南飞》等作品,是这种叙事性诗的代表之作。
汉乐府民歌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
《东门行》、《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等都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很成功地刻划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心理。
《东门行》中夫妇的对话,妻子的劝阻表现了她善良、软弱、安于现状的一方面,同时反映出她对丈夫和儿子的关切和疼爱;丈夫的答话则揭示出他鲜明的反抗性格。
《陌上桑》中罗敷与使君的互相对答,口吻毕肖,也充分表现了各自的个性特征。
《上山采蘼芜》几乎全篇都由对话构成,非常细致委婉地刻画了双方在特定环境下的心情。
其他如《上邪》、《孤儿行》等诗采用第一人称独白,人物语言也都各具特色,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汉乐府民歌注意人物动作的描写,《陌上桑》分别描绘了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的动作细节,以表现他们见到罗敷时的神态,十分逼真传神;《孔雀东南飞》通过大量的人物动作细节的描写,塑造出众多的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浅显易懂,感情丰富。
无论是叙述性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不假雕饰,具有口语化特点,能将抒情和叙事相结合,感染力很强,表现出民歌特有的语言风格。
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优秀篇章,如《孤儿行》、《陌上桑》、《妇病行》、《上山采蘼芜》等的语言,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人民群众的心声的传达,是他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者与他所叙写的人物、事件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就很自然地能用生动自然的语言抒发出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这是形成汉乐府民歌语言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乐府民歌的句式自由多样,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
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句子长短随意,整散不拘,以杂言为主,绝大多数以新的体裁出现。
而如《陌上桑》、《白头吟》等不少篇章,已经发展为较完美的五言体诗,这是新的创造,虽然体式尚不固定,却是五言诗的先河。
杂言句式自由灵活,可以随意变化,有助于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五言诗的逐渐发展,则是中国古典诗歌演变史上的一大飞跃。
汉代乐府民歌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在汉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它也以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和丰富多彩的写作技巧,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
它最早见于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小序: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
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
仲卿闻之,亦自
缢于庭树。
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小序简要地说明了作品所写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男女主人公及其悲剧结局,也交代了诗的作者和作品产生的时代。
诗产生后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不断得到加工润饰,因而也杂入了一些汉以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描写,但基本保持了汉末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的原貌。
《孔雀东南飞》是一篇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的现实主义杰作。
它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度的罪恶,并给予猛烈的抨击;同时热烈地歌颂和赞美了焦仲卿夫妇不屈服于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压迫,为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坚决进行反抗斗争的精神;也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
作品通过焦仲卿夫妇的婚姻悲剧这一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事件,揭示出了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和包办,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
这首诗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等个性鲜明而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现出其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全诗成功地运用环境和景物描写,烘托并渲染了故事的气氛和人物心境。
诗的结构完整紧凑、剪裁繁简得当。
诗的语言生动活泼,朴素流畅,具有浓厚的抒情性。
在写法上多处使用比兴和民歌常用的铺张手法,也都是它的艺术特点。
它以高度的思想性和突出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古典叙事诗的丰碑。
第三节汉代五言诗的起源和文人诗歌
五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生命力最强、延续最久、应用最广泛、作者最多的诗歌形式。
五言诗起于汉代,成熟于汉末。
那么五言诗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五言诗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发展起来的。
文人五言诗是在五言民间歌谣和五言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而五言民间歌谣的产生也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
由于五言体民歌便于表现更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句式又比较整齐遒炼,容易诵读,也易于记忆,所以当它入乐以后,便迅速得到传播,对当时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直接影响了文人诗歌创作。
因而自汉末,五言诗得到蓬勃发展,为中国诗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五言诗最早产生于民间,以民间歌谣形式出现,这再一次证明,人民群众是新文学样式的创造者。
他们不受旧形式的束缚,敢于创造,能够适应发展了的生活现实,创造新的文学样式。
文人五言诗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
在西汉前期,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歌。
李延年写了《北方有佳人》。
这首诗产生在汉武帝时代,全诗六句,五言占了五句,除去连接词“宁不知”,就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
《史记》中说李延年“其家故倡也”。
李延年所唱的是他熟悉的民间曲调。
显然。
《北方有佳人》虽出自李延年之手,也是在五言歌谣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早出现的有主名而又可靠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这是文人创作五言诗的开端。
以班固为起点,风气一开,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便在文人创作中广泛运用。
其中辛延年的《羽林郎》模仿乐府民歌最为成功,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第四节《古诗十九首》
东汉文人五言诗,除了少数有作者名的作品外,还有更多的无名氏作品流传下来。
其中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阶段。
《古诗十九首》最早载于梁萧统的《文选》。
萧统在无名氏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列为一组编人选集,题为《古诗十九首》。
显然,萧统并不认为这是西汉时代的作品,但是因为难于肯定作品的写作时代,所以笼统地称之为古诗。
对十九首古诗的作者和产生的时代异说纷纭。
现在从作品思想到表现手法,都可以看出它们既不是出于一时,也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这些诗都是文人创作,但在艺术上都有民歌影响的痕迹。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抒情诗。
诗的作者基本都是一些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或相近的遭遇,所以这一组诗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对现实的愤怨不平、政治的苦闷或羁旅的哀愁。
为什么《古诗十九首》形成这样的主题呢?
这取决于它们产生的时代。
这十九首诗产生于东汉末年,正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现得最尖锐的时期,也是政治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
当时外戚、宦官、官僚互相倾轧,特别是桓帝、灵帝在位之时,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以至在公元166年,即桓帝延熹九年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央政权全部落人宦官之手。
当时一批官僚和平时敢于议论朝政的大批知识分子相继遭杀戮和禁锢,朝廷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上腐化堕落已经达到了极点。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依靠官僚们援引才有可能进身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出路了。
加上都市情况混乱,农村凋残破落,人民大量流亡,社会一片骚动。
所以广大知识分子原来的理想、希望遭受现实的打击而渐趋渺茫,他们为看不到人生的出路而苦闷和彷徨。
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动荡,生活不得安定,于是常常陷入有家不得归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所以诗篇表现出的思想倾向非常复杂。
有的诗篇,表现了要求摆脱沉重的精神压抑,要求取得功名富贵,要求及时行乐,如《今日良宴会》。
也有的作品表现了在现实中的孤独感,怨知音稀少,如《西北有高楼》中表达了“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忧伤和苦闷。
十九首中更多的诗篇写了游子们飘泊天涯,欲归不得,或思妇们独守空闺,忆远怀人。
表现这方面内容较为突出的有《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等篇。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这是它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
十九首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古诗十九首》虽是一组抒情诗,但在抒情中有非常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刻画。
例如《青青河畔草》中刻画的少妇形象:
这里所描绘的少妇,有着丰满的容颜,她在楼上当窗而坐,露出艳丽的妆饰,还有洁白纤细的手。
她面对青青芳草,郁郁杨柳。
这个充满春意生机的环境,更有力地衬托了少妇的美貌和情思、风韵。
诗篇刻画人物并不限于写实,还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塑造形象。
《迢迢牵牛星》中织女的形象就是借助于传说故事,经过艺术的创造而绘制出来的。
织女形象,既有外在形象的描绘,又有内心感情世界的生动表现。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感情丰富、心灵美丽的女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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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学 单元 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