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大力吸收尤其对社会制度改革思想的关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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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卷第2期2009年3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P3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Vo136,No2March,2009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大力吸收尤其对社会制度改革思想的关注许晓光(IlJII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摘要: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为了适应由封建时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急需寻求更加先进的近代化思想文化。
这种思想文化当时只能向欧美先进的近代化国家寻求。
于是,日本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洋学在日本达于兴盛。
除了大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之外,日本还大力吸收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注重对社会制度改革思想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这一切对日本近代化政治思想的产生乃至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影响深远。
关键词: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西方文化;洋学;社会制度改革中图分类号:
K313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0315(2009)02-0115-08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正处于由德川幕府统治的封建时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
为了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急需从传统朱子学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寻求更加先进的近代化思想文化。
这种思想文化当时只能向欧美更先进的近代化国家寻求。
于是在日本掀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高潮,“洋学”达于兴盛。
这种洋学兴盛的社会条件,笔者已有所探讨】。
关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学术界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郑彭年的日本摄取西方文化史。
但该著作大量讨论的是对西方科学的学习和引进,对社会科学的吸收问题论述较弱。
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除了大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之外,还大力吸收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注重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这一切对日本近代化政治思想的产生乃至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影响深远。
而这一问题学术界关注不多,专门的论文几乎未见。
本文将依据相关文献,对当时日本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舆论环境、对西方社会科学吸收的方式及其主要内容作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西方先进思想的开始传入和引进日本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一个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
先是在对外经济交往和西方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知不觉地逐渐渗透进日本社会。
后来日本社会各阶层为了适应社会急剧转型,大力宣传吸收西方文化的必要,并主动吸收欧美先进的思想文化。
德川幕府实行的“锁国”政策,并未完全封锁西方先进文化的传人。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锁国是幕府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的一种策略,不是要割断与西方人的联系,而是在驱逐天主教的同时,主动而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J。
在这相对封闭的时代,通过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西方文化仍如涓涓细流不断渗透进日本。
这种传人过程最早可上溯到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日本传播天主教。
随着天主教传人日本的,不仅有科学技术、美术、音乐、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文化内容,还包括了平等博爱等宗教思想。
日本人从传统的“华夷观”的视角,将这些文化称为“南蛮文化”。
通过这种南蛮文化,收稿日期:
2008-0911基金项目:
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日本近代早期非传统政治思想研究(批准号08JHQ003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许晓光(1955一),男,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亚洲尤其是日本历史和思想文化。
l15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日本人开始接受西方的航海造船技术、建筑技术、医学、枪炮制造技术、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以及伴随这些科学技术传人的科学实证思想。
一些与日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相抵触的西方思想也开始在日本社会流传。
如天主教的人类平等思想和由之而来的人性论、反对封建主从关系的思想、反对奴役人的奴隶制、妇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等,逐渐浸润着日本社会。
具体考察可知,即便在幕府实行“禁书令”期间,也有不少包含有西方文化思想的书籍传到日本。
先是通过汉文书籍间接引进西方文化,后来又在南蛮文化之后直接引进荷兰语书籍。
但应当注意的是,此时因引进书籍有限,而外文书籍一般人又无法读懂,加之传统的“华夷观”还在约束人们的思想,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为西方文化来自“夷狄”,不能与传统中华儒家文化相提并论,故在日本社会中了解西方文化知识的人非常少。
对这一点,当时人本多利明(1744一l821年)曾进行过分析:
“我国人们丝毫没有关于西洋各国之知识是何种理由使我国很少知道西洋事情耶?
首先第一必须明确。
此原因说来便在于国人不读中国书籍以外之书因此便将中国以外存在之文化先进国家认为全然乃野蛮国,得到圣人之道不存在于那些国家,圣人之道以外无人道之先入观念,因而不管善恶,不欲接受他道,不斟酌之人实在太多。
”n可见,由于日本社会状况的限制,一开始荷兰书籍的传人还是存在许多障碍的。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逐渐显露,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引进一种非传统、更加实用的文化知识,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
而当时日本知识界不少人认为,“红毛人不说不作非确实之事,不尊日说天,不信佛道,毫不接受怪异之事”。
还有学者认为,荷兰学问强于传统的中华儒学。
如著名学者杉田玄白(173318l7年)认为:
“支那之书有方无法也。
即便有法,法之所以构成者也不明确。
”到1720年,因实行“享保改革”而著称的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一l751年)奖励实学,下令缓和禁书制度,更多的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被荷兰人引进到日本。
这些由荷兰人引进的书籍主要是用荷兰语写成,其所传播的西方文化被称为“兰学”。
据杉田玄白兰学事始回忆,这一名称大致于l8世纪后期流行,“社内无论谁首倡所谓兰116学之名,乃至我东方阖州,自然成为通称”儿”。
这种兰学流传的代表性城市是长崎和江户。
长崎是经常性引进,而江户则是定期引进,只是在江户兰学的传播更为自由Jl。
后来,兰学又扩展到京都、大阪等城市以及一些中小城市。
不少兰学书籍被翻译为“和语”(日语)在日本社会流传。
兰学的内容基本上是比较实用的自然科学,特别是以医学、天文学和兵学为主。
所以它很快受到正在寻求解决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之途径的日本统治阶层和思想界欢迎,使兰学在日本日渐兴旺。
杉田玄白甚至惊叹,兰学“就像将一滴油点在池水中而扩散到满池”,“经过近50年,此学普及海内,此处彼处四方流布”。
兰学的广泛流传,不仅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也使更加符合日本城市町人阶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唯物主义世界观逐渐渗透进日本社会,尤其对学术界影响巨大。
兰学基本上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很少涉及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
这一是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当时日本人总是比较注重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利用其来发展经济和国防,提高人的健康水平。
如本多利明就主张,学习西方首先应从学习科学人手,“为了客观认识新世界,由穷理学进入乃方便也。
所谓穷理学乃有关天地之学问”儿。
二是幕府很注意防止有可能对自己统治造成威胁的带有启蒙倾向的西方自由思想的渗透,所以发布宽政异学禁令,将朱子学之外的学问都定为“异学”而加以限制。
同时将兰学由官方实行控制,使兰学变成了官学。
所以,除了语言学和少量经济学、历史学、法律学和宗教学外,兰学很少涉及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
二吸收西方文化的强烈主张如果说幕府为了维持幕藩体制的延续而被动选择吸纳西方文化,那么当列强的威胁使日本感受到民族危机时,一些有识之士便起而大力宣传、主动吸收欧美先进思想文化,以指导日本学习西方,尽快迈向近代化社会。
西方思想文化刚传进日本,由于其与日本传统的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和封建等级观念明显对立,自然会受到不少人的怀疑与非议,甚至有些偏激的攘夷论者还对宣传西方文化的洋学家进行迫害。
针对此种情形,一些爱国的有志之士便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以改革积弊甚深的日本许晓光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大力吸收国家的思想。
如松代藩士佐久问象山(18111864)是一位著名的洋学家,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是实用而合理的文化,可以用来弥补传统儒学之不足。
所以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对传统儒学家愚昧无知而否定洋学的观念批判道:
“宇宙实理无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
近来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只足以资吾圣学。
而世之儒者,类皆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
不啻不好,动比之寇仇。
宜乎?
彼之所知,莫知之;彼之所能,莫之能。
蒙蔽深固,永守孩童之见。
此辈惟可哀愍,不足以为商较。
大丈夫当集大块所有之学,以立大块所无之言。
”84。
他告诫天下之人,若不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将会象孩童一般见识,从而无所作为,要做改革国家弊政的大丈夫,就必须学习西方实用的学问。
熊本藩士横井小楠(1909-1869年)认为西方科技、商业比日本传统文化更加先进:
“今观洋人所为,以或轮船、蒸汽车、传信器、水车木棉等为首,皆讲究造作便利民生日用之事,其研究达极至。
近来又掘开红海海峡,创造海路等,诚为莫大之利。
在其上交通万国,推广交易之利,故渠等国富兵强,民用之利雄厚。
至于租税等可得宽大也。
其经纶之功业,可称得圣人之作用也。
”因此,他否定传统朱子学,强烈主张向西方学习:
“宋之大儒,发明天人一体之理,持其说论。
然而专说性、命、道理之上,对天人现实之形体似欠思维。
其所谓天多称理,所云敬天也云保持此心。
格物云知在物之理,总之专为理之上、心之上,与尧舜三代之工夫意味似自然有别宋儒论治道,不如闻三代之经纶。
其证在于,近世西洋开航海之道,四海百货交通日至。
经纶之道将是对照宋儒之说,所有可符合者丝毫也无,何故乎?
然而对照尧舜三代,一切符合之事如书所载。
若尧舜生于当世,对西洋之炮舰、器械、百工之精、技术之功早已尽其功用,经纶当世、扩大天工,非西洋之可及。
是似为尧舜三代之畏天经国与宋儒性、命、道德,意味自有所别也。
”95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尽管与朱子学的理气之说不相吻合,但与尧舜和三代(即夏商周)经纶却十分符合,所以即便尧舜在世也会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知识。
这种解释虽有些牵强,但体现出一种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迫切心态。
后来成为明治启蒙思想家的中村正直(18321891年)也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使日本强大起来:
“夫洋学者,技艺焉耳小技曲艺,孰非吾道中之一物?
洋学虽出于夷狄,独不可比技艺之末乎至于洋学,则异邦之梓匠轮舆焉耳,其有不用吾命者乎?
余不晓洋文,然而就西学者,尝闻其略矣。
盖洋夷所长者有六,日天文、日地理、日算术、日器械、日航海、日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汉土之所不及也今洋夷亦人耳,我收其所长而用之,何为不可彼之长耳,彼之能耳,及既学而得之。
我之长也,我之能也,若乃让其长技,使彼独专其能,而我反自居于不长不能之地,则岂可谓智乎?
”ll0j卜即西方的科学技术虽出自被日本人瞧不起的“夷狄”国家,但其实用水平早已远远超过传统的汉土(中国)文化。
若通过学习洋学,掌握西方先进国家的科技等长处,本国也可达到西方的发达水平。
否则,让他国掌握先进科技,自己处于落后状况,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观念。
所以中村正直强烈主张学习西方,认为:
“作为人,习读西籍,谦虚其心,容受新见异说,努力汇集众人知识,不使以妄执一己之见而论断。
”早在1853年,中村就抨击一些儒学者不了解外国便随意否定外国文化的作法:
“当今儒生多侮外藩,漫置度外,以是于彼之形势如隔雾。
一旦遇读洋文者,攘臂而怒日:
彼乃慕外夷者也,殊不知通天地人三才谓之儒。
谙外藩之事,审外藩者情,皆学者分内当为之事也。
”他还退一步说,即便作为一名儒学家,也应当在学习传统思想文化之外,加强对西方的了解,“如此,若要正儒者之名义,云本邦之学、支那之学可相心得,可为理所当然之事。
将又考察外国之政化风俗,学习其语言学术,岂可云有悖儒职哉?
愚以为此又不妨云为儒者份内之事”1。
2,甚至认为,“使孔子而生于今日,则其务听纳新见异说者,果何如也”1】2。
即传统儒学缔造者孔夫子若活到今天,也会对外来的西方先进文化持容纳的态度。
中村后来的同仁阪谷素(18221881年)虽然并不否定朱子学,但也主张大胆接受西洋学问。
他主张:
“凡接物不可失我,又不可拘我。
我乃体也,物乃用也。
海外诸国乃是物用之最大者。
所以立我者,岂可忽略焉?
”弼说明了与外国文化接触,既不要受自己的偏见所制约,又不沉溺其美,构筑自主而公平学习真正有用知识之心态的重要性。
他还一贯主张取长补短主义。
在1862年,他论洋学的含义与117四Jil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功用时谈到:
“夫洋学虽云穷理之学,此乃不知洋人理气之差别之译语也今之洋学,作为究气学,为理之辅助道具,乃由上御许,乃用于事君父之道具也。
”钊认为洋学可利用来为君主统治服务。
福泽谕吉也在1868年谈了自己通过数年对兰学和洋学深入学习后得出的认识:
“抑洋学之所以为洋学,天然胚胎,格致物理,训诲人道,为营求身世之业。
真实无妄,细大无不具备。
若为做人不可不学之要务,可称之为天真之学。
吾党从事此学虽于此有年,也仅可见其一斑。
百科浩瀚,常不免望洋兴叹。
实可称一大事业也。
”他认为洋学有如此多的长处,当然应当把学习洋学作为“不可不学之要务”,当作人生一大事业来重视。
福泽谕吉自己通过多次到欧美各国考察和“探索”,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向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所以他后来的许多著作都公开显露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倾向。
如他在明治初期发表的两部名著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就是受到威兰特的伦理学原理、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的影响;他后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均衡论”,很大程度上受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影响8J聃。
不过,在明治维新前,上述对洋学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具有丰富实用而又先进的科技知识应当尽力学习这一层面上。
主动认识和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法律制度,是以1861年幕府派遣留学生而正式公开出现的。
这一点将在下面论及。
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大力吸收幕末时期,尽管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但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切实需求,对西方思想文化吸收的力度却渐趋增强。
维新之初,明治天皇便在下诏颁布的五条誓文中强调,“应求智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实际上为大力吸收西方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正因为有了这种宽松环境,日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力度大大强化。
同时,从法律上废除封建等级制,实行“四民平等”的社会制度,也使更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加入到学习、宣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行列中。
加之“文明开化”方针已成为明治新政府的重要国策之一,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日本社会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十分迅速。
正如福泽谕吉生动描绘的那样:
“天下之人1l8心尽厌门阀旧套,恰恰正当其迷失方向时,西洋文明的元素日益蔓延国中,不知所止境,其速度比传染病传播病毒还要快,欲留之而不可留。
”整个社会上下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以懂得西方文化为骄傲。
一时间,以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为标志的“洋学”在日本迅速昌盛并达于高潮。
这种昌盛状况,明治六年井上馨(1835-1915年)上书时曾有所描绘:
“现今在官之士,足不踏其地,目未见其事。
仅窥译书,阅照片,亦且奋然兴起欲与之(外国)相抗。
据说在当年客游海外者中,及归国。
或以英国为优,或以法国为胜,或皆以荷兰、美国、瑞士之长处与我比较,街道、货币、开拓、交易不用说,军队、学校、议会、法律、蒸汽、电信、衣服、器械等,大凡所有可有利于我文明者,纤毫不遗,细大不漏,无不寻求具有。
”即对西方文化无论巨细,只要对日本文明发展有利,皆如饥似渴地加以吸取。
明治著名学者山路爱山(186419l7年)针对井上馨所言指出:
“他只说了当时的官吏的状态。
实际上在当时的所有进步主义的人们,谁不视日本的旧物为贱而羡慕外国的新主义呢?
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听某美国人之说,而让山川、津田、瓜生等女学生留学美国,乃此时期也。
法学者大井宪太郎翻译多拉克勒的法国政典并由司法省出版也乃此时期也。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被翻译也乃此时期也。
洋学的流行,恰如大火燎原,连酒楼的少女招呼客人也夹带洋语,乃此时期也。
东京的八百八街各处树立起洋学指南所的招牌,教授不成熟的英语,以此补助衣食之徒日渐增多也乃此时期也。
”2I此时期洋学繁盛可见一斑。
当然,作为日本知识界的文化人,吸收西洋思想文化是经过比较以后才作出的选择,并非象无知人们那样完全盲目地跟风。
明治保守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建立弘道会并将后半生奉献于普及“国民道德”的西村茂树,在晚年的回顾中曾谈到这一区别:
“以前我对各种学问皆很迷恋最初学习汉学时,认为儒教以外无善者。
后醉心于水户学时,开始读日本图书。
为了学习水户学而读书,认为水户学非常好,超过了儒学。
以后渐渐变化,像上述那样开始学习英学。
这样一来,西洋之学问虽非适当之学问,但水户学和儒学皆不行,于是便想学西洋学问。
如此之人不止我,还有很多。
”l2即不少人是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无法促进日本社会走向文明之后,许晓光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大力吸收才转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的。
作为后来保守主义代表的西村,其思想转化可以说明维新前后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复杂历程,这一点现代学者有所评价:
“从传统的儒学到西洋的炮术,再从西洋的炮术到水户学,又从水户学到兰学,进一步到英学,信奉的学问对象不断改变着。
这样看来可以明白,像他(西村茂树)那样在明治十年代以后献身于复活传统思想的先导人物,在维新前后一段时期至少在他主观上是几乎全面的欧化主义者强烈倾向于儒教主义的西村,都在一段时期几乎完全否定传统思想,而且这样的思想经历,构成了其后成为保守主义指导性理论家的前提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重新清楚地认识到近代日本受到了西洋文明如何巨大的冲击。
”四对西方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改革思想的强烈关注我们在此应当高度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逐渐由以科学技术为主,向以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立这种制度的指导思想为主的转化。
幕末到西方的留学生中,西周(1829-1897年)和津田真道(18291903年)是专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
为了改革日本国内的政治法律,两人满怀大志来到荷兰,而且一开始学习目标就非常明确。
西周曾强调:
“我邦近来与外国订交,时务之所急,设开成所于江户,以令演习洋语,以及地理、算数、格物、化学诸科。
唯至西方政事一科,则未有传之者。
讲明万国交际之通义,究察四洲政治之得失,今日所急。
”。
也就是说,这时西周已开始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是不够的,要使日本能强大起来,与西方列强抗衡,必须关注西方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表现出来的长处,这是一个不可忽视而且十分紧迫的任务。
因此,他们到荷兰留学后,立即给负责接待的精通日语的教师霍夫曼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此次到荷兰的学习目的:
“其目的,我国政府在帝国与欧洲诸国之间,唯一仅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系。
但从七年前起,至与欧洲若干国家订立修好条约,随着外交通商日益增加,日本政府也感到有必要将欧洲学术引进我国。
设学校于江户,由诸藩选任教师担任其教师,让其教授各种学问。
然而,其学校设备以及教授法尚有几多不备缺陷,学问也处于仅阅读和理解物理学、数学、化学、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及荷、德、英、法的状态。
在与欧洲诸国的关系中,还有内政及为了实行设施改良而更必要之学问,以及统计学、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外交等学问全然不知。
因此,我们的目的,在于学习此等一切学问此外,还想修习被称为哲学之各方面领域。
我国法禁止之宗教思想,我想与笛卡尔、洛克、黑格尔、康德等提倡之事不同,故也想学这些。
”24毗这封信表明了为改良国内制度而必须尽快学习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哲学等以前受到忽略的各门学科知识的紧迫性。
根据他们的迫切要求,霍夫曼便为他们请了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塞林格作为指导教师。
塞林格为西周、津田真道制订了教育计划:
“第一讲性法,是乃几百法律之基础也。
其次论万国公法及国法。
是将性法推扩,外以律万国之交际,内以准国家之法度者也。
后又论制产学,是教如何富国安民之道者也余思,若应津田真一郎、西周助两君之来志与其所望,以授治国学之原始为至当。
属于此学之学科有五:
其一、天然之本分;其二、民人之本分;其三、邦国之法律;其四、经济学;其五、经国学。
”2】l-1可以看出,这些课程是按照津田和西周两人所希望学习的领域安排的,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内容。
因此,他们两人留学荷兰,被认为是幕末日本人正式系统学习西洋社会科学之始:
“西周和津田成为留学荷兰的学生,是幕末洋学史上划时代的壮举。
作为日本人,在开始正式学习西洋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点上,不能不说他们的业绩跨出了明治新文化的第一步。
”副这种评价毫不言过。
这表明,日本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已开始注意到,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日本社会对洋学认识的一种飞跃。
所以西周强调I“彼邦国家制度之义历经数百世,积数百硕学贤哲之思虑,而达于今El之盛美。
得以达到之义。
其致力于学问者,悉领会其要领。
事有难义之处,今只强仿其外形而已,但实地上之便与不便、利害得失未审之,失其关键。
而虽无独缘木求鱼之讥,却也被认为画虎类犬。
”。
即学习西方不能只模仿其外表,而应当理解其精髓,否则即便想学也无法真正掌握。
这种精髓,他认为就是西方的社会制度。
如果仅停留于模仿西方文化的外表,最终只能是画虎不l19四JiI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成反类犬,对推进本国的强盛毫无意义。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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