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人口还是计划生育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新正名 我说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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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人口还是计划生育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新正名我说社会
增加人口还是计划生育?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新“正名”我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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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cialor自《新人口论》提出以降,学界甚或社会各界对厥始终都呈极端化倾向的态度,对其评价也是分时段的毁誉参半。
1957年,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时值反右运动的推出,顿时间,各界黑云压城、万马齐喑。
从1957年暨文革结束这一期间,全国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新人口论》基本持“绝对批判”态度;直至1979年,党中央为马老平反,社会各界又一反其道,响起了一片歌功颂德、率土同庆的赞扬之声,自1979年之今,学界甚而社会各界对《新人口论》普遍持“全盘正名”的态度。
笔者浅见,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实是一部深具时代意义的著作,更彰显了马老超凡远见的学识和坚贞不屈的学术尊严,但《新人口论》无论是在过往历史还是现实之今,都并非是毫无瑕疵和完全适用于社会的。
在重访《新人口论》这一划时代的著作之时,我们也应当将个人的价值情感抽离出局,在理论和现实、历史和社会的视野之中对其加以重新认识。
一、《新人口论》的理论缺陷
1.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先生从工业原料、科学研究、粮食等方面论述了控制人口的缘由。
马老认为,人口的扩大必然导致土地的减少,从而工业原料的生产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缩减,进而还会阻碍科学研究的发展。
[1]一方面,马老的这种论述是合理的,人口扩大必然导致消费资料的占有量也相应地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论述又是单向度而不充分的。
马老在此仅强调人作为消费者所拥有的消费属性,但他却忽视了人同时也具有生产属性,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双向度的统一。
首先,人是生产者,人类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再利用自己生产的生产工具进行消费资料的生产;其次,人又是消费者,人最基本的消费是生存资料的消费,进而是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消费。
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统一中,生产永远是第一性,消费才是第二性,生产的目的正是为了消费,脱离了生产谈消费,那也就背离了生产的本来意义。
马老忧虑的正是人口增长将给生存资料消费带来的危机,马老认为人口增加将导致消费资料的减少,但事实上,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关系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人口的增加也将带来相应的消费资料的扩大,增加人口的同时也将增加劳动力,人是有生产属性的,当人的生产价值(a)和消费价值(b)相等时,人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用公式表示即为:
a-b=0,当生产价值(a)大于消费价值(b)时,公式:
a-b=h(大于价值)。
[2]也就是说,只有生产价值(a)大于或等于消费价值(b)时,人类才能维持正常生存,而1953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为499.1亿元,农民人口数为48546万,农民人均创造价值约为102.8元,全国人民在当时已基本达到温饱水平,到1956年,农业总产值上升为580.3亿元,农民人口数则增为51723万,人均价值创造增加至112.2元。
同理,1953年和1956年工业人均价值创造分别为8481元和12427元。
[3][4]从这一期间的情况来看,我国人民生产价值的创造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而忽略了这一方面,人口的增多也必然会导致消费量的增加,这也是《新人口论》论述的合理之处,但基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生产价值(a)是要大于消费价值(b)的,且呈逐步扩大趋势,而这一点是马寅初先生未曾考虑到的。
联系到解放初我国正处于垦荒初期,尚有大量的未垦耕地,况且当时生产技术还十分低下,可发展域限非常大,考虑到后来的机械生产、化学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生产技术的发展对生产领域的推进,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当时提出“计划生育”还是有悖时机的。
综上所述,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一个重大漏洞就是只看到人作为消费者对消费资料的占据,却未能看到人同时作为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创造。
依此来看,批马者认为马老犯了形而上学——“静止、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的错误也是有据可依的。
事实上,忽视“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也是反对者在当时用来攻击“新人口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当时马老对其未作正面回复,即使在为马老平反后,学术界也未能对此作出驳解。
2.“二孩”永续平衡定理的局限性从人口生育数目上来看,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提出让每对夫妇生育两胎,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
[5]“这样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永远是平衡的。
”[6]对此,张伟教授将其定义并扩充为“‘二孩’永续平衡定理”。
6张伟教授继承了马寅初先生人口生育的主要观点,他主张让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两个老人必定要死亡,男女替代父母,两个孩子长大后又生两个孩子,这样永久延续下去,人口将永远处于平衡状态。
[7]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带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首先,即使排除人为干预因素,光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男女的出生性别比一般近似于101—107之间,男婴多于女婴,虽然在成长过程中,男婴的夭折率大于女婴,但在步入老年期之前,通常情况下,社会上男性始终要比女性所占据的比例份额大。
[8]其次,人类生存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疾病、战争、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都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安危,人类的数量和性别在此是难以控制和协调的。
最后,人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具有多样性,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观念意识的变化也是难以预测的,从当前情况来看,很多夫妇愿意多生,甚至超生;但也有很多男女不愿生育甚至规避婚姻,所以出现了很多的“丁克族”和“不婚族”。
由此可鉴,“‘二孩’永续平衡定理”带有明显的空想性和假设性。
马老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生育二胎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生育二胎与现在生育二胎意义相差巨大。
我国建国初期的婴儿死亡率(IMR)约为20%(2008年约为1.49%);孕产妇死亡率(MMR)1500/10万(2008年降至34.2/10万);[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U5MR)为250‰—300‰[10](2012降为13.2‰)[11]。
由上可知,我国在建国初期的IMR、MMR、U5MR这三项数据均远远高于我国的目前状态,我国当前的生育率为1.5至1.6,[12]如果依据马寅初先生的二孩生育观,当时的生育率将远低于我国目前的生育率,马老的本意是维持人口总量的不增长,但事实上,在建国初期,我国的预期人均寿命约为40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是74.8岁)[13],加上受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的高度影响,如果在当初实施仅限生育二胎的政策,我国人口将不增反降,持续下去将造成极大的人口困境。
马寅初先生主张通过“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而实现人口稳定的观点在当时是错误的,即使在目前也是行不通的。
我国当前的不孕不育率为12.5%—15%,[14]加上许多的单身族、不婚族和“丁克家庭”,婴幼儿出生数势必将远低于父辈数。
我国目前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15]也恰印证了这一说法。
当然,当下我国正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稳定和人口控制是国情诉求,但如果是要维持人口总量的原态,从而要求每对夫妇只限生育二胎,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法实现的。
3.“人口老龄化”和未来人口结构的忽略马寅初先生在1955年开始主张控制人口,随后提出“计划生育”的观点。
马老在此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而非人口结构,更忽视了由此可能引发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马老力图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的,但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这又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1964年和1953年相比,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比例分别为4.4%和3.6%,0—14岁少儿比例分别为40.7%—36.3%,表明少年比例在上升,老年人口系数在下降,社会居于年轻型人口和成年型人口之间,从1949年至60年代末,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
[16]如果在当时来一场人口“急刹车”,力令大规模地限制人口生育数量,随着成年人口的衰老,人口年龄结构将走向极端的老年型,人口比例也将严重失调。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在2004年透漏——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亿,这个资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17]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群体占总人口比重为10.45%,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8]如果按照马老的要求从而将计划生育工作提前二十年,我国老龄化社会也将至少相应地提前二十年,我国80年代就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少比将显著地大于现在状态,介时就将进入高负荷的养老型社会,与此同时,社会又将陷入劳动力极度稀缺的双重困境,我国的社会建设和稳定不可避免地会要遭受到严重阻碍。
综上所述,《新人口论》的明显失误之处就在于人口控制时间、方式的选择上。
解放后,我国人均寿命逐渐延长,在这种情况下力求人口的零增长,将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失调,进而将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人口的职业结构、婚姻家庭结构、空间结构等一系列的不均衡结构的产生。
4.历史及政治逻辑的背离《新人口论》与历史逻辑是相背离的。
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统计超过6亿,马寅初先生鉴于此随即提出了“计划生育”等人口思想,主张对人口加以严格控制。
[19]从历史的角度看,马老对人口控制的要求是过度的,历史的规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动乱之后人口都会迅速反弹,均呈现出人口增殖现象,二战后的世界各国、我国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20]由此看来,建国之初我国国内环境恢复稳定,此时人口增加则属于正常现象,但当时人口增值率的过快却是值得我们警觉的,而《新人口论》据此要求高强度地控制人口则不免过于夸大化。
除此之外,《新人口论》与我国的政治逻辑也是相背离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1950年代正值建国初期,中国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需要大力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而当时我国机器使用度较低,无论是农业生产或是工业生产都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从这方面审视,建国初期我国需要保持一定的人口增长;第二,从国际形势看,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我国正遭受到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隔离和封锁,且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国际环境还十分的不稳定,战争一触即发,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需要储存大量的人力资源;第三,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上看,“巩固群众基础”、“立足于群众之中”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的力量源泉,在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初,还需进一步依靠群众、汇聚民心,而“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等一系列传统的宗嗣继承观念在民众中尚根深蒂固,如果此时共产党“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民俗而行,断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难以让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自愿地接受,而且极易招致民众的反对,导致民心散失。
据此可知,《新人口论》虽然警惕到我国当时人口增值率过快以及人口过快增长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但是就其理论和对策的提出却是有偏歧之处的,新人口论提倡的对人口生育的高度化压缩和控制是有悖历史和政治逻辑的。
二、“错批一人与误增三亿”之误读自《新人口论》提出不久,马寅初先生便遭受到了严重的批判,直至在国家为其平反之前,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反马声中。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标志着马寅初先生正式得到平反。
[21]自此之后,全国对马老及其《新人口论》思想从批判之声陡转成为了赞扬之潮。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小文,阐述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
这篇文章观点随后也成为文献上对50—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后果的概括。
[22]直到今天,这也是作为马寅初先生平反昭雪的一个重要标签。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一种对“新人口论”的历史误读。
1.“误增三亿”的理论纰漏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始于1957年,在1959年达到高潮,当时中国总人口为6.59亿(1958年数据),“新人口论”的平反时间为1979年,当时中国人口总量为9.69亿,历时20余年,总人口增长3.1亿左右,23这也就成为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直接依据。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1958—1979年出生人口截止到2015年年龄处于36—57岁之间,按国际标准均为劳动适龄人口,且随后全国大举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当前1958—1979年出生的这一部分人口正占据着我国劳动力的主流,对我国的生产建设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略去这3亿人口,我国在这一时期将处于人口空白段,而在其后的社会建设中直接脱节,我国也将进入生产盲期,且不考虑社会建设,就连社会的养老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不仅如此,就连人类自身的繁衍也将无法进行,我国人口最终将走向绝种危机。
显然,“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观点的拥护者们忽视了“误增三亿”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灭顶之灾”。
再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1958年至1979年期间,人口增长3.1亿,因此就将这3亿人口全都定性成“误增人口”,这种观点就更站不住脚了。
“人口增长本身是具有惯性的,即使1958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能神话般地低于更替水平,全国人口总数也毫无疑问要继续增长几十年,绝不可能在22年间变成静止人口。
”[23]把22年间所增加的人口全部理解为“误增”,显然违背了人口生育规律、不符合人口统计学的规范。
综上来看,“误增三亿”说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人口要求、也违背了人口的增长规律,在学术的角度上是难以立足的。
2.“误增三亿”的历史纰漏“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不仅从学术的角度误读了1958至1979年出生人口存在的合理性,更是从社会及历史的角度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这一期间的人口政策。
事实上,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共产党在此期间虽未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对人口增长还是有一定控制的。
首先,在马寅初先生被批判之前,共产党就已开始在人口生育方面进行规范和限制:
1954年11月卫生部发出579号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
同年的12月,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当提倡节育,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
人口增加太快将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会造成危害。
[24]在中央的压力下,卫生部给中央呈示了一份报告,检讨过去今年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
在将来,也不应该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中国现在已有6亿以上人口,而且每年要增加人口1200万至1500万。
当然,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但在目前条件下,人口增加过速,会使国家和家庭暂时均感困难。
”报告提出了“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
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
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
溺婴则禁止。
”[25]由此可知,在《新人口论》提出前,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已意识到了人口节育的重要性,1955年,国家就以上方针提出系列要求:
准备1000万人份的药具,对施行人工流产和结扎输卵管手术也适当放宽限制。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家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是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
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关于避孕节育知识宣传的书籍、讲座。
24
在马寅初遭批判之后,中共中央对人口增长仍然进行了一定的控制。
1958年,卫生部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避孕常识》、《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多类书籍。
同年卫生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1960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69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第29条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其他人口稠密区一律推广节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1959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人口死亡率在此期间一直攀升,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全国人口总量减少了3304万人。
1962年春,三年困难期刚过,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又强调“要公开宣传节育”,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正式文件《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中明确宣布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在城市和农村人口稠密区的人口节育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
24从60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期间,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各省市均有出版印刷大量的关于避孕、节育宣传类书籍。
1971年7月,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指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
[26]从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央关于人口节育执行工作虽被中断过,但节育理念及节育的宣传工作几乎从未停止。
有人将马老的批判归责于毛泽东个人。
毛泽东主席虽然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但那是应对生产建设和国际局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实际上,从1956年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初步提出“计划生育”的设想到1975年2月明确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这近20年间,毛泽东本人一直是主张对人口生育加以节制的。
[27]因此,“误增三亿”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也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在批马之后并未就此放弃人口节育的主张,而是一直都有在人口节育方面作出努力的。
马寅初先生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在那个思想极左的年代提出对人口过度化控制的主张,从而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
毫无疑问的是,“错批一人”是历史事实,但“误增三亿”却是历史的误读。
三、马寅初先生究竟“马”属何家?
对于马寅初先生究竟是属于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定论也是分时段的。
在马老平反前,批马主义者一直将其划归为马尔萨斯主义者,这也成为了批马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到马老被平反后,“新人口论”被重新提出,由此学界及社会各界又将马老定义为马克思主义者。
结合《新人口论》及马老的其他言论来看,马老的思想在两个“马家”之间均有指向性。
1.马尔萨斯主义的指向性首先,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以算数级数增加,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人口相对于粮食来说都太多了。
[28]马寅初先生也认为,我国的人口数目太多,增值率过快,而土地和粮食又有限,对资金积累、工业原料、科学研究等方面来说,人口都是需要控制的。
其次,马尔萨斯将人口增长过多的根源归结为两性之间的情欲何土地报酬递减规律;马寅初则认为中国人口过多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多子多福”等传统的宗嗣观念。
再次,马尔萨斯将对人口的限制分为积极限制和预防限制两类,其中,预防限制又分为道德的限制和不道德的限制两种,他主张对人口进行道德抑制。
马寅初则明确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在人口抑制方面也应服从道德。
最后,从对人口增长所持态度来看,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势将引发人类动乱,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对道德抑制下层民众进行人口抑制的有效性深表怀疑;马寅初也对农民群体的人数增长深表关注,对他们能否自愿节育也是持怀疑态度,对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也是持有悲观态度。
[29]
如此看来,马老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确有相似之处,批判者并非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他们的人口理论又是有着重大差异的,《新人口论》与《人口论》中不仅在具体论点中存在差异,其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也截然不同。
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的理论指向在于转移反对资本主义的视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马寅初先生主张控制人口则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从维护农民的立场进行考虑的。
2.马克思主义的指向性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性的,马寅初先生本人也坚决认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反对马尔萨斯脱离社会生产方式而直接谈论人的食欲、性欲和数量问题,把资本主义的失业、饥荒和贫困等问题看成是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所引起的自然性质问题,而不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30]马寅初先生对此也是十分认同的。
第二,马克思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但并未否认人口增长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认为人口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是有明显影响的,它将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
30毫无疑问的是,《新人口论》正是看到了人口增长对社会所产生的延缓作用,从而进一步地提出对策和建议,这一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原理的。
但“新人口论”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有一定偏差的。
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有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密不可分,二者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31]显然,“新人口论”过于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进而限制人口生育,在物质资料与人类自身生产的比例关系方面也未能达到平衡。
3.马寅初主义承上所述,马寅初先生兼顾了马尔萨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思想理论,肯定物质资料生产与积累的同时又提倡对人口的节制生育。
笔者看来,我们不能把马老的思想简单地定性为马尔萨斯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新人口论》的诸多主张也是从这两种理论中抽离出来谈的,它是一种结合我国国情而提出的人口与经济生产的理论,据此,我们可将其定名为马寅初主义。
首先,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具有极强的伦理学取向。
第一,马寅初先生主张推行避孕,反对人工流产,认为这种做法一是杀生;二是伤害妇女的健康;三是会令男子在性行为方面无所顾忌;四是会加重医生的负担。
[32]这些陈述都深刻地体现了马老的人性关怀,而这种伦理取向是超出马尔萨斯以及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
此外,从论述视角上来看,马老的《新人口论》不仅延续了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理论的国家及集体视角,还从个人视角对人口理论展开论述。
在个人角度,马老强调树立每个人的国家责任感,自觉晚婚和节育,力图通过宣传和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集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从而为生产建设出一份力。
马老还提出文化技术下乡的理念,强调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从而提高人口的质量。
最为突出的是,《新人口论》还具有极强的经济学色彩。
马老本是经济学家,在人口理论的论述中也始终与经济学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新人口论》的人口观始终也是和经济生产直接相比照进行论述的。
马老对照了工业资料、科学研究、粮食产量等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提出要想这些方面得到发展和提高就必须控制人口的思想主张。
在论述中也是以国民的财富增长情况、部门的产值、资产情况等经济数据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
《新人口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加快资金积累,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从这些方面看,我们更觉得《新人口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人口的增长,在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评选活动中,《新人口论》也因此被选。
四、结语
《新人口论》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人口激增的初期率先警示到了人口的危机,极具前瞻地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
马寅初先生也无疑是一位铁骨铮铮、卓然而立的伟大学者,敢于在年近八旬、遭受到严重批判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维护学术正义。
从理论和现实、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新人口论》的理论分析和大部分主张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但在对《新人口论》以及马老本人下定论的时候,我们切忌“一刀切”,既要反对前期绝对化地批马论调,也不应主张后期的全盘化地捧马做法。
《新人口论》“尽美矣,未能尽善”,其人口理论过于强调人的消费属性从而忽略人的生产属性;过于强调人口控制而未审视到未来的人口结构;过于激进地限制人口生育而未能分析政治、经济局势。
我国80年代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大部分内容与《新人口论》相符合,但其所依据的国情及社会环境与《新人口论》提出时期已大不相同,因此,《新人口论》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但还是提出过早,与当时的国情及环境并不相符。
但我们也应该就此反思,思想理论应当是开放自由、兼容并包的,因为一家之言论与自家相左便极力打压、批判这样的时代也早已过去,对待任何人、任何言论,我们都需要辩证地否定,切忌绝对主义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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