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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
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以1940年到1945年在重庆发刊的报纸文艺副刊《新蜀报·蜀道》为对象,通过考察这个与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密切关系的副刊的运作机制、编辑方针、对文艺论争的组织和发表抗战人名诗等问题,讨论由文协主导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转移到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文艺副刊时所遭遇到的问题、挑战及其回应,了解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在战时重庆的生存状态,以及它在构建重庆文坛生态时的地位与作用,以期揭示出抗战文学中国统区文坛一个不同的面向。
1939年底,毛泽东正在写作后来着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延安文艺家兴奋不安的准备着迎接一条新的文学道路的到来;在西南一隅的昆明,沈从文陷入对抽象的沉思,酝酿着《看虹录》、《摘星录》等转型之作。
而在国统区的中心重庆,南北两路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刚刚从前线返回,各驻渝文艺团体纷纷召开欢迎晚会和经验交流会。
在这热闹而忙乱的气氛中,报纸文艺副刊《蜀道》创刊了。
《蜀道》依托于重庆民营报纸《新蜀报》,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文协是战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囊括了除沦陷区外的几乎所有作家,它的成立显示,一种新的想象文学的方式被广泛的接受,意味着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已经成为主流。
文协以“抗战建国”为旗帜,以组织全国文艺工作者协调行动为工作职能,直到。
在近8年的时间里,文协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在国统区文坛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1949年7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时认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活动是“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阶段上又忽视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偏向”。
①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统一战线话语在构建战时文学生态中的重要性。
作为民营报纸副刊的《蜀道》如何与文协发生关系,如何弥合商业行为与组织文协活动之间的缝隙,以怎样的方式来讲述抗日统一战线话语等等问题,为我们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切入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与抗战时期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
一、商业副刊与文协“准机关刊物”
1939年12月22日,诗人常任侠收到《新蜀报》副刊编辑金满成和文协理事姚蓬子联合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参加由新蜀报社主办的新年宴会。
②原来,金满成病重,《新蜀报》副刊《文锋》将改名《蜀道》交由姚蓬子编辑,发起这次聚会既是联络作家间的感情,又顺便为新副刊拉稿,常任侠后来也成为《蜀道》上的常客。
作为文协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姚蓬子工作繁忙。
促使他接任主编的原因,是新蜀报社和文协两方面的迫切需要。
《新蜀报》创刊于1921年,原本是重庆地区第一大报,随着重庆成为战时政治文化的中心,到1939年底,全市登记注册的报纸共20家③,其中包括全国性大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等。
这些报纸实力雄厚,对《新蜀报》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同时,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言论,向地方报纸注入资金,增强了它们的实力。
而《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思想左倾,不愿受制于政府,拒绝了政,虽然保持了独立办报的权力,却也承受了来自董事会的压力。
为了赢利,《新蜀报》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由共产党员漆鲁鱼、赵铭彝(后来又加入了萨空了)等人主持下的新闻言论版内容新锐,吸引了不少读者,《新蜀报》与《大公报》等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副刊上。
陈平原在谈到报纸文艺副刊与报纸的关系时说,名作家主持副刊“一般来说质量高,声誉好,影响大,虽不见得就能增加发行量,但那是报纸的门面,马虎不得”。
《新蜀报》副刊《新副》“‘文艺的味道’是很缺少的,文章多半是各种事件、现象的、单纯的报告,再加上作者们大都很短于文艺的素养。
”④1939年1月,金满成将自己编辑的《新副》,沈起予的《新光》,赵铭彝、陈白尘的《新光戏剧周刊》和复旦学生王洁之的《文种》这4个文艺副刊合并为《文锋》,想集合几个副刊之力,把《文锋》打造为一个品牌,但是他一开始过于强调副刊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只发表小说和抽象的理论文章,缺乏现实的冲击力。
读者在给编辑的信中认为,《文锋》应该“充实和改善副刊的内容,多发表战场的情况和后方的建设”,反对空洞抽象的理论,要求“反映抗战时期的人生和人生的真实性”。
⑤金满成虽然认为“空洞抽象的理论有最上层建筑的价值”,⑥还是不得不接受读者的意见,“本刊将略改近来的风度,对于纯粹以文艺为对象抽象的讨论,以及纯文艺的作品,将酌量减少,而渗合一种与实际问题有关的短小精悍的杂感、短论一类的东西。
”⑦此后,金满成加强了时事评论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作者是知名度和水平有限的地方文艺家,《文锋》没能成为有影响的文艺副刊。
金满成病重使周钦岳下定了全面整改副刊的决心。
为了请到文坛名人姚蓬子,他全面提升了副刊在《新蜀报》上的地位,在第四版除了副刊只放广告,版面也比金满成时期扩大了五分之一,接近半版。
遇到《蜀道》出重大特刊时,则会增加到一整于姚蓬子召集的会议,周钦岳有时也会亲自参加。
周钦岳的诚意和努力立刻得到了回报,在《蜀道》的第一期上,就出现了老舍、欧阳山、罗烽、臧云远、胡愈之等抗战文坛的名人。
其中罗烽的战地诗歌以前主要在《大公报·战线》发表,现在《蜀道》也能分到一部分,立刻显示出与《大公报·战线》竞争的态势。
随后,姚蓬子又接连发表了宋之的、方殷、应清、陈晓南等人的战地系列游记。
作家对战地的访问被看作是文艺家与抗战直接结合,推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一件大事,各大报纸都以发表战地游记为荣,《大公报·战线》和《中央日报·平明》也发表了战地作品,但是数量上都不能与《蜀道》相比。
战地访问最大的文艺成果之一———老舍的万行长诗《剑北篇》是当时各大名刊争夺的对象,协调的结果是几大刊物共同发表,《蜀道》也在其列,足见其文坛地位已经得到了认可。
《蜀道》从创刊伊始,就十分留意文坛动态,相继推出“诗之页”、“木刻之页”、纪念国内外文化名人等各种专刊,遇到元旦、“七·七”、双十节等重大的纪念日,还约请着名的文化人士配合专刊命题作文。
众多成名作家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自然会引起广泛注意,带动重庆文坛的空气。
新蜀报社每年还会举行迎新年宴会,由姚蓬子出面邀请文化界名人参加,“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沙汀、靳以、罗荪、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赵丹、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安娥、应云卫、郑君里、胡风、常任侠等等,都是新蜀报的座上客”。
⑧
1941年2月1日,在《新蜀报》创刊20周年之际,姚蓬子“在‘我对于20年来中国新文艺的感想’这一个题目之下,邀请了几位文艺界的友人发表一点感想”。
⑨这其中包括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茅盾。
这个20年不是从文学史的角度作出的划分,而仅仅因为这是《新蜀报》创刊20周年的纪念日,尽管茅盾等人写文的目的有自己的考虑○10,但是从新蜀报社的角度来说,却挣,进一步奠定了《新蜀报》“后方有数的大报”○11的地位。
这段时期是《新蜀报》最辉煌的时期,在新闻版、言论版和副刊这几个方面的配合下,发行量不断增加,据编辑赵铭彝回忆,1941年5月左右《新蜀报》销售量已经接近七千份,几乎可以与《大公报》抗衡○12,而《蜀道》也在策划定期出版《蜀道每月文集》,发行到全国各地,扩大《蜀道》的影响力。
对于文协来说,《蜀道》的出现彻底解决了文协组织活动的困难。
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原本是三日刊,兼有组织文协活动和展示文协成果的作用,但是来到重庆以后,“《抗战文艺》因印刷困难,近来难免脱期。
”○131939年后半年已经只能勉强维持一月一期。
文协有了《蜀道》这个“可以报告消息,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地方”○14,可以放心的把“《抗战文艺》改为月刊,每期容纳十五万字以上,从严选稿,以期成为足以代表文协的刊物”。
○15
于是,《蜀道》创刊以后就成为文协信息的集中发布地。
这些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各种通知和启事。
不光是日常的各种晚会、纪念会通知,1940年6月文协被敌机轰炸后第一时间发布的重要声明,1941年文协的会务报告,也都是由它发表。
对于文协的重要活动还有持续的跟踪报道。
在文协举行“作家卖字捐稿劳军”的活动中,《蜀道》可以说是全心投入,对作家卖字部分,不仅提前向读者介绍活动的时间地点,对卖字活动的进展情况每天都有报道,包括哪些作家的字最受欢迎,哪些社会名人到现场买字,每天的收入多少等。
对于捐稿部分,《蜀道》不仅尽先刊发作家的劳军稿,还代收作家捐款。
卖字捐稿活动结束后还有活动的总结报告。
在活动进行的十几天中,《蜀道》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文协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第二类是文协的情况报告。
文协理事会的改选情况,文协小说、戏剧、舞蹈晚会和专题讨论会的记录,香港、西安、皖北、成都等文协各分会或联络活动的特写等,这部分内容同时也是《蜀道》的主体内容之一,通常会用整版报道。
第三类是为文协发布纪念专刊。
《蜀道》总共为文协刊发了“1942年文协元旦专刊”和“文协五周年”、“文协六周年”纪念专刊。
其中“文协成立六周年”专刊,荟萃了邵力子、张道藩、潘公展等社会名流,与重庆其他一些刊物的纪念专刊相比,显得尤为突出。
不光如此,1940年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原本应该由文协组织,但是老舍担心如果以文协的名义推进,会给社会上留下文协只注意作家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的印象。
于是改由《蜀道》这个有民间身份但是又能完全代表文协意见的刊物来主持。
另外,《蜀道》也努力与《抗战文艺》每期的主题相配合。
在《抗战文艺》出刊前后,《蜀道》都会围绕这些主题发表文章。
《抗战文艺》的主题有保障作家生活、纪念鲁迅、1941年的文学趋向、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郭沫若创作25周年纪念等等,这些也就是《蜀道》在同时期的主题。
其中的一些主题是当时整个重庆文坛共同关注的,有一些重合并不奇怪,但《蜀道》基本上是每一次都相同,则很难说是巧合。
另外,一些原本投给《抗战文艺》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抗战文艺》上登载的时候,也是由姚蓬子征得作者同意后在《蜀道》上发表。
有些时候,《抗战文艺》上一些比较短小的作品也会同时发表在《蜀道》上,如吴组缃的《后街》、《摆故事》,张天翼的《论人物描写》等等。
就以上的情况来看,说《蜀道》是文协的准机关刊物也不为过。
高长虹的研究者言行先生曾经说:
“高长虹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报《新蜀报·蜀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16高长虹的确在《蜀道》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把《蜀道》称为文协的会报恐怕只是一个误会,言行先生没有细谈他是依据什么得出了《蜀道》是文协会报的结论,如果只翻看《蜀道》,的确很容易认为它就是文协的机关报。
但是查看文协各主要负责人的文集和《抗却找不到可以将《蜀道》认定为文协机关刊物的直接证据,文协对外承认的机关刊物只有三种———《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英文会刊》,《抗战文艺》里也曾多次提到《蜀道》,但从来没有谈到《蜀道》与文协的关系,在提到它时用词也是相当客气的,比如在前文提到的“作家卖字捐稿劳军”活动中,文协发表启事说:
“兹商借《蜀道》一角,敬请本会同人暨所有文艺作家自本月14日起,尽可能投文陪都各刊。
(《蜀道》当由本会商请蓬子先生尽先披露作家劳军稿)。
”○1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蜀道》完全是一个独立于文协,但是又有友好关系的刊物,其原因可能是文协对其机关刊物除了给予方向上的指导以外,还要给予经费上的补贴,而《蜀道》的经济支持完全来自于《新蜀报》报社,《蜀道》也是《新蜀报》的一个招牌副刊,文协不方便过于强调自己与《蜀道》的渊源。
可以说《蜀道》在事实上履行了文协机关刊物的职责,但是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间身份。
它与文协的密切关系使它拥有了高水平的作者群,赢得了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和关注度,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反过来,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使它在组织文协活动时,获得更大的便利。
在团结抗战的氛围下,《蜀道》在商业副刊和文协准机关刊物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1942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对言论控制的加剧,有着左倾立场的《新蜀报》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言论空间不断萎缩,正常的版面也被各种强制性的应景特刊蚕食。
姚蓬子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编辑新创办的刊物《文坛》上。
1943年6月,梅林接手《蜀道》。
这时的《蜀道》已经遭遇了很多困难,杂文和文艺论文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作家们生活贫困,写作数量减少也使得组稿更加困难。
《蜀道》的主要作者群被迫向普通文学青年转移,组稿方式也更多的采用作者投稿,而不是姚蓬子时期的拉稿。
梅林努力维护《蜀道》在重庆文坛文学潮流中的地位。
他先后组织了“战时创作评点”和“小说的任务问题”、“艺术的认识问题”的讨论,力图寻找话题,打破文坛沉闷的空气;在日常的发稿方面,由于杂文类文章受到过多的限制,他大量发表翻译作品,尤其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通过这些翻译作品,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文学倾向,使得《蜀道》颇有中兴气象。
可惜梅林性格比较急躁,他对《新蜀报》报社不按时发放稿费的行为,非常不满,并将这种不满直接在《蜀道》上表达出来,因而导致《蜀道》被报社暂停。
直到由诗人王亚平出任主编。
王亚平其时的政治倾向不太明显,与文协的关系也没有姚蓬子和梅林密切。
他接手后对《蜀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是刊发“每月诗页”和指导青年诗人,使得《蜀道》几乎变成了半个诗刊。
不过他留住了部分《蜀道》以前的固定作者,保持住了《蜀道》的主要特色———兼容公开的编辑方针,维持了《蜀道》的相对稳定。
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国民政府力图全面控制新闻舆论。
4月,《新蜀报》内部人员张骏在中宣部的支持下逼走社长鲜英和总经理周钦岳,接管了报社,使《新蜀报》彻底成为国民政府的喉舌。
《蜀道》也在4月24日正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二、“活泼锐利”与“谈酒说梦”
姚蓬子说:
“要编成一个可以看看的报纸副页,实在比编辑一个大型杂志还要困难。
”○18的确,由于版面有限,报纸文艺副刊为了凸显自己的特色,内容通常比较单一,比如《大公报·战线》多发表诗歌、小说,《中央日报·平明》致力于小品文、散文的推介,《新民报·最后关头》干脆只发表张恨水的作品。
这对于以文协为背景成长起来的《蜀道》却行不通,内容的单一势必排斥不同风格的作家。
作为新办刊物,《蜀道》没有《大公报》那样固资源,“如何将蜀道逐渐弄成一个像样的小日刊,这是完全要依靠作家们的不断的赞助,与读者们不断地批评。
”○19而当时作家又是稀缺资源,各大报刊争夺激烈,老舍对此深有体会:
“要文章的既都是朋友,而且相距不远,可以时时来索取。
好,我只有硬挤乱凑,别无办法。
今天凑一千字一篇;明天凑一千五百字,又算一篇。
写着十分伤心,不写又无法吃饭;我名之曰文章凌迟,死而后已!
”○20在这种情况下,《蜀道》无法对投稿作家提出太多要求,只有采取兼容并收的原则,从小说、诗歌、剧本到杂文、翻译、游记,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到报告文学、新闻特写无一不是它的发刊范围。
这样的方式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显得芜杂凌乱,好在姚蓬子有自己的办法:
采用“活泼锐利”的话语方式和营造“谈酒说梦”的谈话氛围,把劣势转化为优点。
为了获得发言的合法性,战时刊物的发刊词通常都会强调“战斗”、“团结”这些被公认的原则,对于它们具体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理想,则需要在以后的发刊过程中仔细甄别。
考察《蜀道》的编辑原则,《〈蜀道〉的1941年》比空泛的发刊词《并无感叹,亦无欢欣》更加值得注意,文章指出:
“大型杂志都是正面作战的正规军,而从侧面、从背面,来参加文艺抗战的,也就是从事游击战的这样活泼而锐利的刊物还没有,可是,客观上却十分需要,抗战命令文艺要同时负起阵地站和游击战双重任务,《蜀道》过去一年间在文艺前线上所尽的力量是游击战。
”○21这里姚蓬子不是从内容上,而是从方式上对《蜀道》进行了定位———用“活泼而锐利”的方式从事“游击战”的刊物。
它充分利用副刊灵活迅速的优势,采用杂文和文艺批评的方式对文坛和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发表意见。
杂文主要是代表作家对社会现实发言,谈到过国统区知识分子的苦闷、有闲阶层的奢侈浪费、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僵化和落后,甚至还有如何发展地区经济的建议等等。
文艺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对上演的重要戏剧的评论,文学的暴露与讽诗歌与大众的问题等等。
由于发言者多是文坛名家,保证了文章的质量。
姚蓬子对《蜀道》上的杂文和文艺批评显然也十分满意。
1941年初,他决定出版杂文刊物《蜀道每月文集》,文集收录在《蜀道》上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发行到国统区各地,以加强《蜀道》的影响力。
在姚蓬子列出的《蜀道每月文集》的第一集里,就包括有茅盾的散文《我的1941年》、胡风的散文《也算是希望》和随感《棘源村断想》、郭沫若和柳亚子的剧评《续谈戚继光斩子》和《海国英雄叙》、孙伏园的散文《惜别》、艾青的诗歌《水鸟》、袁水拍的《一封贺年信》、何容的《一双耕牛》和《编校风月谈》、文林怀树的《文林琐记》和姚蓬子自己的《〈蜀道〉的1941年》。
光是这些作者的名气,就足以让人对这本《蜀道每月文集》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话语空间,《蜀道》与充满战斗性的《新华日报·文艺副页》相比又多了团结氛围的营造这一个面向。
对于团结的追求,《蜀道》不是“和稀泥”,它的稿约明确的表述了团结的原则和方式:
“文章虽好,倘于抗战无关,决不刊登。
倘与抗战有关,无论谈酒说梦,均极欢迎。
”前半句话严肃坚决,是对全体作家的表态,后半句亲切放松,则是对认同于“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的作者的发言。
这一原则的确立显然来自于1938年底开始的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如果站在历史现场以外,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以孔罗荪为首的文协诸人却对梁实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现代研究者埋怨他们没有看到梁实秋的前半句话○22,其实这反而是一个误会,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梁实秋是否支持抗战,而在于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这一提法本身。
一旦文协认可了这一提法,就模糊了文协团结作家的底线,有使文艺界重新陷入各自为政状态的危险。
更何况梁实秋还说“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
”○23他看到了文协的重要地位,但是却错误的把它指认为垄断文坛话语权的“盟主”。
实际上,文协的地位更多的是一个象征,作用在于精神上的号召,即“会务进行,虽因人力财力所限,未能尽合理想”,但重要的是“众志所归,蔚为文风,咸以正大的态度,发为有关抗战之文字”。
难怪文协“对于‘文坛坐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未敢一笑置之”,专门写信给《中央日报》指出:
“副刊所载虽非军政要闻可比,但极端文字影响非浅”,“此种玩弄笔墨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
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
”○24
在“与抗战有关”的原则下,文协所倡导的作家关系则是平等而轻松的。
文协的“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25。
抗日统一战线需要的团结不光是危急时刻,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友好气氛。
《蜀道》所说的“谈酒说梦”不是指谈话内容的琐碎,而是指谈话方式的轻松自然,作为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话语空间,《蜀道》需要让作家真切地感受到文坛的团结。
《蜀道》上友好亲切的氛围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对“文艺简讯”这一形式的成功改造。
在抗战以前,有文艺简讯类栏目的报纸文艺副刊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报纸文艺副刊通常版面狭小,登载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尚嫌不足,哪里还有版面登载一般性的文艺资讯,而且报纸一般会在新闻版对全国性的文艺界大事有所报道,文艺简讯类栏目通常被用来做副刊版面上的“补白”。
抗战开始以后,这样的栏目“颇为读者、作者所欢迎,特别是当时在全国处于互相隔裂状态,交通不便,消息阻断,因此,大家也更希望在刊物上多知道一些文艺活动的情况。
所以除了《抗战文的《文艺简报》外,如《文艺阵地》有《文阵消息》一栏,《文学月报》有《文坛备忘录》一栏。
”○26《蜀道》一开始设立《文艺简讯》栏目显然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从这个月起,想经常刊登一些各地的文化活动的报道,这不仅是读者所关心的消息,或者也是文化工作者所需要参考的资料吧。
此外,也别无新的计划。
○27《蜀道》的第一篇“文艺简讯”报道了成都文坛的动态,接下来又介绍了文协分会的活动组织情况,新刊物《笔与刀》和作家动态。
从此以后《蜀道》的“文艺简讯”栏目开始频繁出现。
在最频繁的1940年5月到12月,几乎是隔天一则,每则文艺简讯通常有2到5条文艺界消息,每条消息非常简洁扼要,两三句话就是一条。
而报道的内容也日益多样。
以1940年6月12日的文艺简讯为例:
艾青近完成长诗《火把》计一千余行,将在《中苏文化》发表。
《新演剧》复刊号已由沪迁渝,印刷甚为美观,内容亦甚丰富。
孙师毅即将离渝赴桂。
民族形式讨论日渐展开,自郭沫若在《大公报》发表《民族形式商兑》后,闻田汉、洪深等最近亦将有所发表。
在一篇文艺简讯里有4类不同的信息:
作品发表预告(艾青的《火把》)、刊物介绍(《新演剧》情况)、作家动态(孙师毅将去桂)和热点事件的跟踪报道(民族形式论争)。
大致来说,《蜀道》的文艺简讯可以分为4大类:
最常见的是各个作家的最新动向,比如地址变更、创作情况等等;其次是文协的活动报告,包括活动的预告或活动的总结;第三是报道文化界的重要事件,有时还会连续报道;第四就是《蜀道》相关消息,比如工作预报,对同期发表的文学作品的背景说明等等。
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实际上《蜀道》上的文艺简讯可以说是林林总总、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有一则消息甚至是“白朗近日得一千金”。
这类9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六期的消息数量还不少:
8日夜,《蜀道》座谈会散后,风雨□(原文不清)紧,道路黑暗泥泞,更因时间已晚,雇车为难,其中以田汉住曾家岩,距离最远,冒雨步行,至观音岩始雇得人力车,是日夫人同来,因此同受此意外之灾。
(1940年10月11日)临江门文协会所受敌机破坏,但作家们仍爱这自己的□□(原文不清),纵风雨不蔽,作家自乡间进城时仍住会,最近梅林、以群均寄宿会内,一盏清灯,相对倍觉亲切。
(1940年7月12日)
王□仑日前以麻酱、凉拌面、冰冻绿豆沙等等,假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宴请文艺界友好。
(1940·8·26)今年疟疾提前流行,目前尚在春末,重庆打摆子者已大有人,老舍、阳翰笙等近均被疟虫所困,甚为痛苦。
(1941·4·26)
这样的消息能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出来,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以“战斗”为宗旨的刊物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浪费”。
但是《蜀道》却很重视这些消息,文艺简讯栏目成为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刊物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些消息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光是文艺活动的情况,而且是朋友的近况和遭遇。
《蜀道》对这些消息也不是客观严肃的报道,而注重细节刻画和善意的点评,轻松自由。
这样的文艺简讯夹杂在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中,仿佛是朋友们在交换完对文学和现实的看法后,任意闲谈一些友人近况,使得文学讨论也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
有了它,任意而谈成为《蜀道》的题中之意,于是我们在看到梅林的日记《文林琐记》、老舍的思想片段《未成熟、何容的《编校风月谈》这些不正规的文体时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感到亲切。
“活泼锐利”的战斗姿态与“谈酒说梦”的团结方式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却统一在《蜀道》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它展现了抗日统一战线话语的两个面向。
三、组织“民族形式”论争
以“联合全国文艺家”为己任的文协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抗战文艺》指导全国的文艺活动。
但是《抗战文艺》“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
○28作为《抗战文艺》的补充出现的《蜀道》由于其民间身份而少了一份顾忌,加上副刊灵活迅速的优点,反而发挥了组织讨论的作用。
其中最能体现其优势的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
据研究,1938年开始,已经有人论及“民族形式”问题。
在重庆地区,1938年10月,向林冰及其通俗文艺编刊社的同事就在《通俗读物论文集》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旧瓶装新酒”的文章,初步阐释“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的观点。
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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