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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思想文化之一儒家文化
第四章思想文化之一儒家与传统文化
子曰:
“人而不仁,如何礼?
人而不仁,如何乐?
”
——《论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学》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主干。
儒家学派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享有独尊的地位,研究分析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基本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影响,也有利于我们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的产生及发展
一、先秦儒家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的儒家学说,诞生于先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
关于儒家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汉代刘向、刘歆、班固等认为,诸子百家出自周官。
其中,儒家是从周代主管教育的官员转化而来的。
《汉书·艺文志》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其他各家如道家出于史学之官,阴阳家则出于天文之官,法家则出于刑法之官,名家则出于礼乐之官,墨家则出于祭祀之官,等等。
当代学者冯友兰先生按照这个架构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诸子百家均出自士人:
儒家出自文士,墨家出自武士,道家出自隐士,名家出自辨士,阴阳家出自方士,法家出自法术之士。
儒家前身为官,在周天子缺少足够的力量来豢养这些官员的时候,其后人便流落为江湖文士,是可以理解的。
近代学者章太炎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
他在《国故论衡》中说:
“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当代学者李泽厚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
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
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自己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巫的知识范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开私学的教育家,人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及弟子把古代为贵族所垄断的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家学派。
因此,儒家是承袭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的学派。
孔子的主要思想极其影响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的先人是宋国贵族,商人后代。
其曾祖父孔防叔因避宋乱逃到鲁国,父亲孔叔梁纥为鲁陬邑宰。
由于父亲早逝,孔子早年生活贫困,“少贫且贱,多能鄙事”,但是,贫贱而艰辛的家境,并没有压倒孔子,反而使他身上很少富贵子弟的纨绔气,萌生出积极进去的志向。
他自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十五志于学”,即在15岁时就立下了学习的志愿,主要学习周代的礼乐。
二十岁在鲁任委吏之职(管理仓库的帐目),第二年改做乘田(管理牛羊,祭祀用的牛羊),都非常尽职尽责。
三十而立,开始收徒设教办私学。
孔子兴办教育的本意,是要弘扬周礼文化传统,“述而不作”——传述古代的文化传统而不标新立异。
他想通过办教育来继承合发扬正在没落的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从而影响政治,间接参政。
公元前501年,孔子50岁时开始从政,由中都宰到司空再到大司寇(中都宰是管理国都的长官;司空是管理工程建设的长官;司寇是主管司法的官吏)。
公元前497年孔子离开鲁国,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活动,晚年又回到鲁国,以整理古代文献和聚徒讲学终其一生。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到了孔子的人格和学说受尊崇的情况:
“《诗》有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的言行、人格及其学识成了自天子、王侯乃至庶民的榜样,不仅影响了当世,而且流传于后世。
孔子伟大之处还在于创立了一个影响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家学派,培养了一大批“崇仁厉义”的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烙印。
孔子主要思想:
仁与礼。
他希望建立一个既存在君臣上下亲疏等级差别,同时各等级之间又和谐统一,充满亲情的社会。
1.为国以礼中庸和谐
礼是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范。
其实质是“尊尊亲亲”。
主要指周礼,在周礼中,严格的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与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结合在一起。
当时“礼崩乐坏”,人们都不照周礼行事,出现“犯上作乱”僭越礼制的情况。
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要求用周礼约束人们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以祭祀为例,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举行郊祭(祭天),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封国境内的名山大川。
然而鲁国从僖公开始也举行郊祭,俨然以天子自居;地位更低的季氏也举行旅祭(祭泰山)。
祭祀用的乐舞,按照规定只有天子可以用“八佾”(八个行列),诸侯用“六佾”(六个行列),大夫用“四佾”(四个行列)。
后来不仅鲁国的诸侯僭用“八佾”,甚至季氏也“八佾舞于庭”了。
孔子对此痛心疾首,愤然地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
”。
孔子三十六岁时,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他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每个社会成员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为物欲所诱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礼”的本质是“异”,即差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用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可混淆。
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社会就无法和谐。
因此周公在“制厘”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反相成。
“礼”讲究差异,“乐”则讲究和同。
“乐”当然是音乐,但是它超越了音乐,带上了浓厚的政治、社会色彩。
“乐”的功能是,以音乐节奏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情绪——喜怒哀乐,产生同类感,仿佛四海之内皆兄弟。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意思是说,有了“礼”贵贱等级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有了“乐”,各色人等上下之间就和谐了。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意思是说,有了讲究和同的“乐”,人们就不会埋怨;有了讲究差异的“礼”,人们就不会相争。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政治智慧,对僵硬的等级礼制作了调节,提出“礼之用,和为贵”。
“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在承认有等级、有差别的前提下,协调与和谐社会上不同等级之间的关系。
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抛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乃是一切社会处理人际关系普遍适用的原则。
“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恭,长惠幼顺”,是一种双向关系,而不是后来的三纲中的那种“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亡”单向关系。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
所以他提出: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中庸”是孔子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孔子曾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即说作为最高的道德——中庸,长久以来,人们却很少有这种道德了。
中庸作为方法论是全面而又灵活的,其作用是防止专断和走极端。
其要点有二:
一是
“中”,二是“和”。
孔子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厥中”(《论语·尧曰》)。
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
所以,他既赞成要遵守一定的标准,又反对不顾条件去专守某一个固定标准,反对“意”、“必”、“固”、“我”。
《论语·子罕》篇记载:
“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
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2.“仁”的学说
孔子寻找“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争霸、人民生灵涂炭的原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少了,人情淡漠,只剩下名与利,于是提出“仁爱”的思想。
如何让人们去爱他人并遵守社会规范——外在的礼制呢?
孔子首先从如何培养家庭亲情和建立家庭秩序开始下手,如果家庭里人际之间有亲情和秩序,那么就可以推广到社会。
“仁者爱人”,由爱家人到其他人。
仁的含义:
(1)孝悌为仁之本。
“孝”是子女孝敬父母,“悌”是弟对兄的敬重和顺从。
“孝悌”的要求非常符合人道。
父母含辛茹苦,生你养你,兄长处处呵护你,幼时也帮助父母抚育你,从有恩须报的要求说,你也应该尊敬父母,敬重兄长。
于是,孝悌伦理要求便有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然而孔子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此,还要求人们忠于君主。
由于中国社会家国同构,通过长期的培养与驯育,孝悌观念扎根于灵魂中的人,必然是敬重君主者,所以,孔子说: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
”。
(2)从修养主体来看,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实现了仁。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意思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做人诚实,就会得到任用;办事敏捷,就会收到良好效益;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
要求人们做一个温良敦厚的君子。
(3)从人我关系看,忠恕是为仁之道。
要使仁的美德保存于每一独立的人,同时,又要使个体之间相互贯通,以使仁爱精神充溢于人间,就必须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
在孔子看来,这桥梁就是忠恕。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即从积极方面讲,自己有某种需要满足,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这就是忠。
恕即从消极方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指出仁者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4)“克己复礼”为仁,仁带有政治目的。
仁是礼的精神支柱,礼是仁的政治目的。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还在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及学习方法、为人师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述,仍值得吾人后辈学习继承。
此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孔子主张“天人合一”;在关于神灵方面,孔子声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超自然的信仰,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坚持以教育为本,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通过教育和文化来改造社会。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他通过总结春秋以前的中国文化成果,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原则,以“中庸”辨证为方法,协调家庭、社会、国家,宗教、哲学、自然,以及政治、经济、教育等等诸方面关系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体系经孔子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成为中华文化的命脉。
在海外,孔子和儒学成为中华乃至东亚文化的象征。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人(鲁国附近附属于鲁国的一个小国),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
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
孟母管束甚严,其“择邻教子”、“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教子的典范。
孟子受业于孔子孙子子思,他在《孟子》里说: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他常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事实的确如此,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被后人尊称为亚圣。
孟子和孔子经历有些类似,曾周游列国,宣讲他的“王道”和“仁政”思想。
历时约二十年,但当时各诸侯正忙于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没有人采纳他的建议。
于是孟子退而教学著书,用余生的精力整理自己的思想,和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一起写成了《孟子》一书。
孟子主要思想有:
1.仁政学说。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混战争霸,他反对用战争的办法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主张推行“仁政”,即用慈爱之心对待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幸福生活,最后人心所向,不战而王。
他提出的仁政有以下几点内容:
(1)制民以恒产。
即给老百姓一定的产业,达到每户家庭都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使他们能够做到上足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景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景也不至于饿死。
在此基础上,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这样就可以使人心归服了,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
(2)他呼吁统治者,重视百姓。
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的民本思想。
他认为“天时不如地理,地理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在孔子“君君臣臣”的基础上重新申述君臣关系。
他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
(3)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
2.人性论——人性善。
孟子仁政说是建立在对人性本善的估价上的。
在他看来,人人都有仁爱之心,他说:
“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子》上)孟子提出“四端”说。
他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发现人们都有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不是名、利所引发的。
他说,当一个小孩将要掉到井里时,人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救他。
人们这种行为既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讨好、结交孩子的父母,而是出于人所固有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便是仁。
由此,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是生来就有的,所以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具有怜悯同情之心、羞耻憎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正因为人皆有“不忍之心”,所以先王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这样,他的性善论就成为其仁政的哲学基础,人性本善的情感伦理主张,便外化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
3.提出一套磨砺人格、修身养性的方法。
为了发展“善端”,增长善性,孟子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方法。
孟子主张“善养吾浩然之气”。
所谓“气”,是指表现于肉体活动或实际运动中的精神力量。
他认为士人应该有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他还认为人们常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要磨练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性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还继承了孔子“杀身以成仁”的精神,主张“舍身而取义”,认为仁义比生命更重要。
孟子的上述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发扬和光大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精神:
他讲仁义,求仁政,强调道德情操的修养和人格的磨练,把民本思想发展到及至等等。
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由于孟子的努力,才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完善,更具有实践意义,对于促成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孟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孟子的许多激励人心、千古传诵的名言警句,在塑造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构建民族精神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荀子的主要思想
荀子(约前298——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
据《史记》记载,他曾多次出入齐,游于秦、赵,最后到了楚国,被楚宰相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今山东)。
后春申君被杀,荀子被免职,自此,定居兰陵,直至老死。
他曾两次到齐稷下游学,三次任稷下学宫祭酒。
他批判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同时也吸收了道、墨、名、法诸家的长处,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其思想具有综合性,偏礼制,不是儒家的主流,后衰落。
有韩非、李斯两个法家大弟子。
荀子的思想内容集中在《荀子》一书中。
1.在天人关系上,荀子主张天人相分
“天”在荀子那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宇宙间存在的天体和天体运行之规律。
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一是指“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倘见”(同上)等自然现象。
正是荀子还自然之天的本来面目,才使他区别了天和人,并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命题:
“制天命而用之”,意思是人要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
2.人性恶论
与孟子人性本善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
荀子认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即说,性是先天生就的,伪是后天形成的。
从范围和内容来看,“性”包括各种胜利生理器官的自然的生理本能以及对于衣食声色的情欲,是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体的抽象的生物性。
在荀子看来,人的这种本性是恶的。
如果“从人之性,吮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因此,必须“化性起伪”。
“化性起伪”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道德行为是后天人为的结果,经过学习和教化,人性可以由恶趋善。
一是强调圣人的作用。
荀子说: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人之治,礼仪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荀子·性恶》)荀子之所以强调人性本恶,须待教化才能为善,主要是为了突出圣人的作用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荀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与生俱有的本性是一样的,而有的成为君子,有的成了小人,原因在于后天习惯。
长期种地则为农夫,长期伐木则为工人,长期积累礼仪则为君子。
本性虽恶,可以磨练为圣人。
这种理论,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结论。
所以,从强调道德修养看,荀子与孔孟是一致的,这也是他被划为儒家学派的原因。
与“性恶”论密切相关,荀子还提出了“礼法”并重思想。
从孔子提倡以周礼治国以来,礼治成为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
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多道德和法律的互补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主张“隆礼重法”,强调礼在为人、做事、治国方面的作用,认为礼是法的根据、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体现、礼的确认。
如果只讲礼义、不讲法度,只重教化、不重刑罚,就不足以维护统治。
荀子的礼法思想继承了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又具有法家法制思想的因素,这使荀子成为政治思想上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人物。
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发展了他的政治思想,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荀子是战国末年儒家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其学说综合百家,自成一体,内容十分丰富。
荀子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但摈弃了其消极无为的态度,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它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至善,以至变成圣人。
他还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治国主张,提出礼法并用。
荀子的学说,没有象孔孟之道那样受到后代儒家士人的尊崇。
事实上,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都有荀学的痕迹,王道霸道兼用,恩威并施。
不管如何,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思想史上重要地位,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二、汉代儒学
先秦儒学,由于其“迂远而阔于事情”,始终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秦始皇焚书坑儒,更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秦亡汉兴,统治者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省刑薄赋,与民休息,并积极营构新的上层建筑。
几经反复,选择了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
其标志,便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儒家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独领风骚两千年。
董仲舒(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因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
他治学专精,弟子众多,曾“三年不窥园”,完成了经学巨著《春秋繁露》。
汉武帝即位后,为完成由无为到有为的转变,连续三次下诏,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合天人之际等问题,董三次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称许。
在第一次策问中,董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的儒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采各家,其中包括道家的自然观,法家的集权思想以及阴阳家的阴阳五行之学等等,构成神学式理论体系。
董仲舒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说,他宣扬天为万物之祖,百神之君,认为天制造了人类,人类为天的副本。
天人之间声气相通,休戚相关,天是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
天对万物实行主宰,以阴阳五行的变化和符瑞、灾异对万物和人类社会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君主授命于天,是代天行事,须以天意为行为准则。
董仲舒是想用神权来限制君权。
但他编织了一张形而上的天人关系网,赋予君主承上启下,圆通万物的作用,君主成了事实上的天,天威神圣不可侵犯,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神圣化。
所以这一思想是历代统治者都乐于接受,并鼓吹和利用的。
以“天人感应”说为基础,董仲舒又建立了一整套神学化的伦理道德观。
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春秋繁露·基义》)天的意志是“阳贵而阴贱”(《天辨人在》),“亲阳而疏阴”(《基义》)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
董仲舒抛弃了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等互惠互动关系,以及在上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前提,把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主张人臣要绝对服从君主。
他的三纲学说是对君权、父权和夫权的肯定。
“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永固化。
董仲舒强调政治上“大一统”,维护当时已经形成的封建一统的政治局面。
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诸侯不得自专,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种大一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也是古今通行的。
他还根据阴阳观念,指出在政治生活中阳表现为德,阴表现为刑,德主生,刑主杀,而“天”是欲生不欲杀的,天道是重阳轻阴的,故统治者应以德为主,以刑辅之。
这样,便从理论高度,为统治策略规定了模式。
汉宣帝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便是证明。
此后的封建王朝,基本上沿用了“汉家制度”。
总之,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学说,就某些理论而言,是对先秦儒学的倒退。
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长期禁锢着中国人民的头脑,桎梏着历史的发展。
但是,董仲舒从宇宙论的高度确认了儒家学说的合理性,神化孔子和经书,把先秦儒学由一个学派的思想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使儒学的地位“定于一尊”,又可谓是儒学发展的功臣。
董仲舒创建新儒学思想体系时,正是封建社会处在蓬勃兴盛的上升阶段,其思想主旨是维护大一统封建秩序,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防止暴政,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宋明理学
魏晋时期,玄学流行,佛教昌盛,儒学受到冲击,几经磨合,儒学吸收道、释思想形成理学。
孔孟只提出了简单的伦理规范,没有做理论的说明,到了董仲舒,用“君权神授”论证君权的合理性,虽比孔孟学说进了一步,但仍缺乏说服力。
宋儒吸纳了道、佛的思辩性,创造出新儒学,为儒家伦理纲常提供了一个令人折服的哲学根据。
由北宋周敦颐“开山”,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奠基,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唯心主义体系,人称“程朱理学”。
和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因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朱熹产生分歧,而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陆学体系,人称“陆王心学”。
这其间,程朱派是主流,一直处于支配的的位。
理学讲道统,本来应称“道学”,但是,由于他们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许多重要哲学范畴,如道、太极、天命、心、气、性、物等等,都用“理”贯穿起来,把它们都说成是理,或认为它们都有理,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理学”。
理学的核心是性命、义理之学。
理学是从理论上回答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统一问题,以探讨道体和性命为核心。
何谓道体?
即指在自然、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根本的本体,也就是理学家所追求的“所以然之故”朱熹说: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
”道体即理学家所说的理。
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
而性命是指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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