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论》课程讲义及复习提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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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概论》课程讲义及复习提纲
《传播学》复习提纲
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这样一个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和把据人类社会传播的客观规律。
综合许多传播学者的见解,我们认为把握这个定义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传播的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将单个人或少数人所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
这里的共享概念意味着社会信息的传播具有交流、交换和扩散的性质。
第二,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施拉姆说:
“传播一词和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并非偶然。
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所谓社区也就是由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共同体。
传播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纵向的,也可能是横向的。
它又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传受双方表述的内容和采用的姿态、措辞等等,无不反映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地位。
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第三,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这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的。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行为的发起人——传播者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但传播对象也不是单纯的被动角色,他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来影响传播者。
双向性有强弱之分,但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
第四,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信息的传播要经过符号的中介,这意味着传播也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
符号此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转换成语言、音声、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收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
反馈也包括在符号解读基础上的再次符号化活动。
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
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第五,传播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
行为、过程、系统是人们解释传播时的三个常用概念,它们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传播的另一些重要属性。
当我们将传播理解为“行为”的时候,我们把社会传播看做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考察人的传播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解释为“过程”的时候,着眼于传播的动态和运动机制,考察从信源到信宿的一系列环节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视为“系统”的时候,我们是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考虑问题,这就是把社会传播看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的集合体”,不但考察某种具体的传播过程,而且考察各种传播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总体发展变化。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社会信息系统本身,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一、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系统科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一定的系统之中。
所谓系统,“指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结合在一起并且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从这个定义而言,人类社会的传播,也具有普遍的系统性。
传播学通常把社会传播区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这五种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也是五种不同的传播系统。
传播系统,也称为信息系统。
人内传播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
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这主要表现在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它既有接收装置(感官系统),又有传递装置(神经系统);既有处理装置(记忆、思维系统),又有输出装置(语言、动作、表情等)。
人内传播正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部分所构成,执行个人信息处理功能的有机整体。
如果我们把人内传播看做是个体信息系统,那么人际传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便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的相互连结所形成的新的信息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人们通过信息的授受,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
群体传播(这里主要指自然发生的社会群体如家庭、亲友、社交圈、阶层、世代等等)则是更大的系统,这里不仅存在着许多个体系统的活动,这些个体系统的有机结合还产生了新的输出物――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
群体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不仅如此,在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之后,它依然对个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力发挥着导要的制约作用。
与自然发生的群体相比,组织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集合体。
组织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其结构和分工都是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置的,因此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执行特定功能的系统。
以现代组织的典型形态——企业为例,企业的基本目标是从事生产,而生产是一种综合的活动,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有机结合。
企业活动需要进行管理,管理正是企业信息系统的功能,对内它协调企业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对外则不断从市场和社会环境中收集信息和得到反馈,由此来调节企业的生产行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企业传播的系统性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事业高度发达的社会。
大众传播是伴随着近现代印刷、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系统。
说其特殊,是因为它具有其他社会信息系统所不具有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
(1)大众传播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
(2)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3)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4)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活动;(5)大众传播也有反馈机制(如读者来信或视听众热线电话等),但这种反馈是迟延的,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
大众传播信息系统的这些特点,使它拥有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上各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
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既是社会互动系统,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系统。
综上所述,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信息系统中进行的,传播的系统性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末出现并迅速发展的跨国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络,90年代的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设想等等,预示着新的全球信息系统的形成和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
二、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我们说,社会信息系统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系统。
那么,社会信息系统具有什么特点呢?
作为一种系统,社会信息系统既有其他一般系统所具有的共性,又有一般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殊性。
其特点是:
1.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
我们知道,社会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社会内部的联系与协调,收集、整理和传达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信息,由此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因此,它必须对内形成有效的传播渠道,对外伸出普遍的触角。
开放性是社会信息系统执行其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
2.社会信息系统是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结、相互交织而构成的整体。
子系统如果根据信息类型加以分类。
可分为经济信息系统、政治信息系统、文化信息系统等等。
如果根据传播类型分类,则有个人信息系统、人际信息系统、群体信息系统、组织信息系统、大众信息系统等等。
每个子系统既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功能,与其他子系统互为环境;又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其总体运动形成了社会信息系统的大运行。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大众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人际传播的影响,是人类的社舍信息系统的交织性的一个例证。
3.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具有双重偶然性(doublecontingency)的系统。
双重偶然性是德国社会传播学家鲁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传播的双方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通过传播所作出的选择有受到拒绝的可能性。
双重偶然性是人类社会信息系统所特有的属性,这与它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有关。
双重偶然性的存在说明,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多变量的系统。
这些变量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引起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
4.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系统。
我国社会学家李强指出“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
社会的主体——人,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
”作为社会系统之组成部分的社会信息系统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三、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的。
政治系统的障碍会给社会带来政治动荡,经济系统的失调会引起经济危机,文化系统的紊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混乱,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
社会信息系统与上述系统重合、交织在二起,它的运行除了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之外,其本身的状况如何也对其他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存在着众多可变因素的系统,参与系统活动的个体或群体是伴随着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的主体,这个特点决定社会信息系统比一般物理或生物信息系统更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也更容易产生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
传播障碍包括结构与功能障碍,如传播制度是否合理、传播渠道是否畅通、信息系统的各部分的功能是否正常等等;传播隔阂则包括个人之间的隔阂,个人与群体的隔阂,成员与组织的隔阂,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世代与世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等等。
由于社会信息系统的参与者——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是具有特定利益、价值、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主体,这里的传播隔阂,既包括无意的误解,也包括有意的曲解。
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存在会造成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决策和行动的混乱,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妥善地解决,必会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解体。
在这个方面,前苏联应该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
然而,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存在是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必然现象。
换言之,社会信息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一样,永远处于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存在与克服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当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应该如何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不断找到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向更高的阶段。
传播学把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给自己确定了这样的任务:
它必须通过对该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和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找到社会信息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由此来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
传播学的形成时期和推动传播学诞生的因素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它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一.从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来说,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大众报刊和电影已经高度普及,作为新的电子媒介的广播事业发展也十分迅速。
媒介的增加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使得许多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关注信息与传播的问题,并开始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来研究这些问题。
二,从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说。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利用各种传播媒介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信息心理战在战争进程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报刊宣传在动员和组织民众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社会科学家对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在战争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关心,对宣传的研究成了这一时期的热点课题。
三、这个时期,与传播学有着许多衔接点的一些社会科学,如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已经有了充分发展,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
例如,俄国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以及初期的大众社会理论等等,都对早期的传播学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传播学之所以诞生在美国,也有两个直接的原因。
一是美国是世界上传播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了最合适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在1933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大批欧洲学者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许多著名的传播学家(如拉扎斯菲尔德、卢因等)本人就是流亡者,其他美国出生的学者也大多在欧洲接受过教育。
因此,传播学虽然诞生在美国,但它在欧洲也有着深厚的学术思想根源。
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的主要贡献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专门研究传播问题,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关心出发,附带性地对传播现象做了某种程度的考察。
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
(-)拉斯韦尔的宣传与传播研究
拉斯韦尔(1902—1980)在宣传研究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
1927年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这本书刺激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宣传研究,使之成为当时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研究。
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监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并考察了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将其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五W”:
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
这个过程模式虽然带有单向性和直线性的缺陷、但它明确勾勒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对形成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动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卢因与“把关人”的研究
卢因(1890—1947)、卢因的主要专业领域是群体力学,他研究了不少群体传播的问题,例如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制约、独裁的和民主的领袖对群体运作效率的影响等等。
卢因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卢因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
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当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
(三)霍夫兰与说说服效果实验
霍夫兰(1921一1961)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应聘担任美国陆军部心理实验室主任。
霍夫兰和他的实验室的任务,是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土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
战后,霍夫兰带着他的研究资料回到耶鲁大学,主持“关于传播与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并把战时的研究成果整理为《大众传播实验》(1949年出版)一书出版。
1953年,又出版了《传播与说服》。
霍夫兰学术关心在于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诸条件,如信源的条件、传播方法和技巧的条件以及受传者本身的属性条件等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实验。
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一是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二是他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四)拉扎斯菲尔德与经验性传播学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是在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中,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位。
他是“两级传播”理论的提出者。
1940年,他和卡兹等人在时代一生活公司赞助下对总统大选中的宣传战进行了调查,以测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态度的影响(史称“伊里调查”,1944年出版了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
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力量左右人们的态度,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如“政治既有倾向”的作用、受众对不同媒介或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机制、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等等。
根据这项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两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影响。
这项研究对否定“子弹论”起了直接的作用,但也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传统。
拉扎斯菲尔德对研究方法也作出了重安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
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他通过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为传播学赢得了来自其他科学的尊重。
(五)施拉姆与传播学科的创立
除了四大奠基人以外,我们还应该提到另一位重要学者——施拉姆。
一些学者认为,施拉姆“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应该是传播学的“第五位奠基人”,这主要是指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出的贡献。
施拉姆(1907-1988)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课程。
1950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通过,拖拉姆成为该校传播学主任。
1956年,施拉姆又创办了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
主编了一批传播学教材,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年出版)、《传播过程与效果》(1954年出版)等。
施拉姆一生编写了近三十部论著,并开辟过几个新的研究领域,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通、传播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等等。
他曾经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数次访华,是最早向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学者之一。
传播学研究的流派
传播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学者们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传播学研究中两大主要学派,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
一。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经验学派,在广义上指的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
在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尤其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
美国的经验学派除了在方法论上坚持经验性实证研究立场以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二是多元主义的社会观。
实用主义是西方社会广为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哲学流派,产生于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早期代表人物有富兰克林、杰佛逊、爱默生等。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判断事物(或真理)的标准不是思想或语言本身,而是思想所引起的客观行为。
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就是效用”,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
实用主义哲学通过皮尔士、杜威、米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
经验学派的主要学者――拉斯韦尔和他的宣传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传播流”研究、霍夫兰等人的说服实验、卡兹等人的“创新与普及”研究,无不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
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考察传播过程的结构与功能,传播对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传播来达成个人或群体的目标,这使得传播效果问题一直是经验学派关注的核心和焦点。
经验学派也被称为管理学派,这与他们的多元主义社会观是分不开的。
经验学派否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支配的社会,而认为是一个由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社会,因此,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是为了变革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理。
这种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批判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播,也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经验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上,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这些研究对社舍管理来说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但是,由于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倾向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正是传播学的另一主要学派——批判学派研究的重点。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传播学的批判学派是现代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之一,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学术立场上都与经验学派有着很大的区别。
60年代至80年代,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的大辩论曾经是传播学研究瞩目的焦点。
经过这场大辩论,双方在方法论上虽然有所接近,但在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分歧。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
与经验学派在现存制度内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对策的立场相比,批判学派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为变革对象的。
罗杰斯曾经承认,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都关心传播的社会控制作用:
经验学派的核心课题是“如何”控制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而批判学派关心的焦点则是“谁在控制”、“为什么存在着支配与控制”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进行控制”。
这种学术关心的不同,显然是由他们的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立场所决定的。
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60年代以后发展成了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批判学派,影响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世界传播学界。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课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中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政治经济学派。
其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
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
70年代以后人默多克等人撰写了大量论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与阶级关系;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构进行了尖锐的剖析。
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
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正是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
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主要从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结构上来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对于传播内容本身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文化研究”。
也称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
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
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阿尔诸塞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要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
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则移向了大众传媒。
简单地说,“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
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第三,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
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
第四,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
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
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两种。
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
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霸权”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
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A.葛兰西在《狱中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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