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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时间因素。
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军队的快速性和机动性是“最重要的问题”。
应该把行军等问题作为处置情况的基础,通过奇袭和计谋使乱砍乱人疲于奔命。
四是计算因素。
在劳埃德那个时代,盛行所谓“计算合理主义”,即在战前通过数学和几何学的计算来制定图上作战计划,并据此制定出战略。
劳埃德认为,每个军官都必须懂得数学,这能使他迅速地判断完成战场上任何一次机动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
否则,在战场上就会没有信心。
2、军事科学客观存在,军事学术无规则可言。
劳埃德认为,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军事学术(战争艺术)所利用的物资条件(军队、武器等),这一部分不仅有规律可循,而且可以像数学那样准确地掌握它;
另一部分是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情况中对原则的正确而迅速的运用。
这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它只是天才的产物,而天才是自然赐予的。
这样,按照劳埃德的看法,军事科学研究的只是军队准备战争的问题,而不是作战的问题。
而后者不成其为科学,只是统帅天才的专长。
3、必须按照战争中所需要的一切来训练军队。
劳埃德嘲笑当时差不多所有欧洲军队都进行的普鲁士阅兵式的机械训练,认为它只是教会士兵擦亮扣子和进行徒劳无益的队列训练。
这一切与军事科学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而“必须按照战争中所需要的一切来训练军队”。
此外,劳埃德还提出了军事行动基地(主要仓库所在地)和作战线(
从基地到作战目的地之间的道路)等新概念,论证了战斗中使用纵队的合理性。
这些都促进了英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二)拿破仑的军事思想
拿破仑(Napoleon?
I,1769~1821),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出生于科西嘉岛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军事学校。
1785年任法国陆军炮兵少尉。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极少数军官之一。
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拿破仑为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和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近20年的时间里指挥法军与反法联盟军队反复较量,亲自指挥大小会战50多次,建立了近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战绩。
他通过指导战争和统率军队等军事实践活动,发现了正确使用民众武装的战略战术,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从而把资产阶级革命所创立的战争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拿破仑晚年被囚期间,口述了远征意大利的经过以及对于军事学术的一系列见解,被后人编成《拿破仑文选》。
死后,人们从其书信、手令和日记等文献中摘录诸多名言,辑成《拿破仑一世书信集》和《拿破仑军事语录》。
1、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战争是主要目标。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战场上,攻占敌人的要塞和领土通常是战役战术行动的主要目标。
拿破仑则认为,消灭敌人的军队应作为主要目标。
应力求通过一两次会战击败敌人。
他说,我只看到一点,那就是敌人的大量军队,我力图消灭他们。
因为我相信,只要消灭了敌人的军队,其他一切就会随之而土崩瓦解。
他把进攻作为赢得战争的主要手段,认为整个战争艺术在于合理而慎重的防御之后实施迅速而大胆的攻击;
强调开战前要慎重考虑前进与否的问题,但是一旦发起进攻就必须坚持到底。
他主张通过总决战取得胜利,实施坚决的追击以扩大战果。
2、灵活运用作战原则。
拿破仑认为,任何出色的战争都是讲求方法的战争,所有伟大将领之所以建立丰功伟业,全在于遵循兵法的规律与自然的法则。
战争艺术的某些法则是任何人都不得违背的,但是不能只靠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用兵作战不能墨守成规。
因此,拿破仑筹划与指挥作战时,既注意运用历代名将的惯用法则,又坚持自己体验深切而又行之有效的战法。
他的作战原则可大致归纳为:
(1)集中使用兵力。
拿破仑认为,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集中比敌人更强的兵力。
“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上”。
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
(2)强调快速机动,认为军队的力量“等于人数乘速度”,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行动迅速可弥补兵力的不足。
(3)主张出奇制胜。
他认为,“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出其不意地行动”。
战争中有一条显而易见的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
强调战略上、战术上都采取突然行动,努力创造奇袭制胜的机会。
(4)讲究战术灵活,摒弃欧洲传统的线式战术,采用新的纵队战术。
(5)建立强大的预备队,以积极的进攻分割敌军,而后各个击破。
(6)重视协同作战,强调步兵、骑兵和炮兵三者相倚为用。
认为步兵应起主体作用,但不能没有炮兵的火力支援,而骑兵则作为总预备队在关键时刻实施突击和扩大战果。
3、建设一支合乎时代要求的精良军队。
拿破仑深知建设一支优良军队的重要性。
他在继承革命政权实行征兵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合乎时代要求的精良常备军。
拿破仑的建军治军原则包括:
(1)诸兵种协调发展。
他认为军队体制编制合理,才能适应战斗的需要。
据此,他大力改进军队的结构体系,以步兵师和骑兵师编成军的建制,把炮兵作为独立兵种列入师和军的编制,协调发展步兵、骑兵、炮兵,同时在全国设立征兵机构和军事供应系统。
(2)强调军官的选拔,把军官的挑选和考核放在军事工作的首位。
拿破仑常说的一句话,“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杖”。
在选拔军官时,彻底摒弃了门弟观念,十分重视从士兵中发现英武之才。
(3)关心爱护士兵。
在拿破仑看来,与士兵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各级军官“成功地进行领导的一个秘密”。
他要求军官们深切关切士兵们的生活及健康状况。
另一方面,也要培养军人的荣誉感,激发进取心,用重赏轻罚来维护士气和秩序,严整军纪,消弭松散懈怠现象。
要严格训练士兵。
新兵入伍后要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培养实际作战能力,强调以战火的洗礼代替课堂和操场的教育。
(三)若米尼的军事思想
若米尼(AntoineHenriJomini,1779~1869),生于瑞士一市长之家。
19岁参加瑞士军队,曾任陆军部长的副官、秘书长及营长等职。
25岁转入法军服务,在拿破仑一世远征俄国期间,先后任维尔诺城防司令和斯摩棱斯克总督。
1813年转投俄军供职,任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军事战略顾问达20年之久,为俄罗斯帝国军事学院奠基人之一,被授予步兵上将军衔。
晚年定居法国,靠俄国养老金生活,经俄国同意应聘为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战略顾问。
若米尼军事着作颇丰,代表作为《战争艺术概论》(1838年出版)。
该书出版后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与克劳塞维茨一样的“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
1、战争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若米尼认为,“战争实在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一千种精神与物质的因素,都与它有关系”。
诸如,政治因素是影响和制约战争的首要因素,判断战争是否适合时机,是否正当,甚至是否需要,并决定应采取哪些行动,都应当首先从政治因素着眼。
其次,精神因素同样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当军队士气不振时,任何战术体系都不能够保证其胜利。
”因此,统帅应尽力使自己的战士振奋,激起他们的激情。
再有,优良的将帅及其高超的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最可靠的保证之一。
尤其是以交战双方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
若米尼还看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抗战对战争的影响极大。
一个侵入性战争中,侵略者若是碰到一个准备不惜一切牺牲、激愤如狂的民族,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2、战争有战略战术之分。
若米尼认为,战略是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以及在战场上指挥大军的艺术,是把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战争区或作战地区决定点上去的艺术。
战略的重要任务在于:
正确判断敌方的战争区;
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决定点;
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机动和快速性取得优势;
集中主力攻击敌人的一翼或一点。
若米尼还认为,战略确有原理和规律可循,而且不受自然条件、武器性质和军事编制的影响。
比如集中使用兵力,这是战争的为数不多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西庇阿、凯撒直至弗里德里希二世、彼得一世和拿破仑一世,都是一样的,是永恒不变的。
而战术是指挥战斗的艺术。
即指挥师或独立支队独立作战,在决定性时间和地点投入主力进行战斗以及在作战现地根据条件配置和使用兵力的艺术。
战术决定军队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和冲击的各种部署,以及军队的使用程序和遂行任务的方法。
战术是战争中惟一无章可循的东西。
他还认为武器装备的变化会引起战术的变化。
“最近20年来的新发明,显然使军队已有可能在组织、武器,甚至战术上进行一场大革命。
”
(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
卡尔·
冯·
克劳塞维茨(Karlvon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他12岁参加普鲁士军队,13岁踏上战场。
1803年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
1806年随亲王参加对法战争,战败被俘。
翌年被释放回国后,参加普鲁士军事改革工作。
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
在任12年,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
着书立说。
死后,
其遗孀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着》,共10卷,《战争论》是其中的前3卷,后7卷为战史着作。
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政治上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颇深,在战争理论研究中尝试用辩证方法探讨战争与政治、目的与手段、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进攻与防御等的关系。
其军事思想来源于对以往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科学总结,是从整体上研究军事问题的理论成果。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战争论》中,代表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成就。
其主要内容有:
1、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从“绝对战争”到“现实战争”,这是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的基本方法。
所谓“绝对战争”,亦称“抽象战争”,是战争按其自然属性表现出来的形态。
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暴力行为。
按其自然属性,必将趋于极端,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以使敌人无力抵抗。
但现实中的战争是各式各样的,这些“极端”现象往往得到“修正”。
克劳塞维茨认为,阻碍绝对战争形态实现的原因,一是战争的盖然性和偶然性在起作用,再就是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在起作用。
任何战争都有政治目的,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如果不大,对方的反抗不会太强烈,那么自己需要使用的力量也不会太大,反之亦然。
因此,战争的政治目的既是衡量使用力量多少的尺度,也是衡量战争激烈程度的尺度。
这样,一直被战争目标所掩盖的政治目的便显露出来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争论》第1卷,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94)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因而统帅应具有政治头脑,应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正确地使用这一工具。
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
由于发动战争的动机不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看作是政治的工具。
在使用这种工具时,必须了解其特点,使战争的进程同政治意图相符合,使政治要求同战争手段相适应。
政治不能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
他一再强调,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观点必须服从政治观点,任何想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的企图都是荒谬的。
战争在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
政府之间的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止,只是用另一种手段来继续。
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当然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
克劳塞维茨“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在军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揭示了战争本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列宁在其着作中曾多次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并认为这是“至理名言”,是马克思主义者考察战争的出发点。
2、战争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战斗。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追求的目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国领土,入侵敌地区,待敌进攻等。
然而达到这些目的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消灭敌人军队。
这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就好像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
消灭敌人军队,不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
消灭敌人军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冒较大的危险,但它具有较大价值,因而是值得的。
消灭敌人军队同保存自己是相相辅相成的,是实现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统帅可以运用各种方法,利用敌人的弱点达到媾和的目的,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但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成功的把握,并为此做好战斗准备。
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打击敌人“重心”问题,认为要打垮敌人,应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敌人的“重心”。
所谓“重心”,可能是敌人的军队、首都、同盟国的军队,也可能是主要领导人或民众的情绪。
要善于判断敌人的“重心”,当然,也要善于保护自己的“重心”。
3、战争是交战双方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专门论述了精神因素问题,并把它列为战略五要素(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之首。
在他看来,精神要素或精神力量主要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民族精神。
统帅的才能包括智力、勇气、眼力、果断、干劲、顽强、坚定等,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结合。
军队的武德包括勇敢和团体精神两部分。
军队的民族精神主要指高度的热情和狂热的信仰、信念等。
各种精神力量影响战争的各个方面,并贯穿于战争的始终。
战争的物质要素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它们在战争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战争实质上就是交战双方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
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可靠的。
尤为可贵的是,克劳塞维茨把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它们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完全融合,不可分割的。
“不可能象用化学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战争论》第1卷,第292页)“胜利能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
”(《战争论》第1卷,第838页)当然,克劳塞维茨更看重精神力量的作用,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刀刃”。
4、防御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克劳塞维茨系统阐述了进攻和防御这一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朴素关系。
在他看来,进攻和防御是相互渗透的,是相互转化的。
防御决不是等待和抵御,决不是完全的忍受。
而多少带一些进攻的因素。
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同防御交错的。
他还专门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和反攻,认为“防御这种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战争论》第2卷,第476页)“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
”(《战争论》第2卷,第495页)
克劳塞维茨还对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进行了比较,认为进攻是一种具有积极目的的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一种具有消极目的的较强的作战形式。
因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有许多进攻所不具备的有利因素和优越性,如待敌之利、地形之利、赢得时间等等。
但是,防御虽然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却又是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
因此,在战场上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用运用它。
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而取进攻这种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把握进攻“顶点”问题。
所谓进攻的“顶点”,是指战略进攻进行到它的力量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
超过这一时刻继续进攻,就会遭到强大的反击甚至一败涂地。
他要求进攻者注意自己力量的变化,在“顶点”到来之前,达到进攻的目标;
要求防御者设法使对方的“顶点”迅速到来。
5、战争理论不是死板的规定而是一种考察。
克劳塞维茨分析了以往的战争理论,认为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
把军事行动当成数学习题来演算,企图得出准确、肯定的数据;
只考虑物质因素,忽视了精神因素的作用;
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没有把战争看成是作战双方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他认为,理论不是死板的规定而是一种考察。
理论不应当制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也不应当搭起一层层“脚手架”,去保障指挥官在攀登时处处有立足之处,更不应当始终牵着指挥官的手走路,而应当帮助指挥官对战争中的事物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克劳塞维茨认为,形成理论的基础是战史。
军事家应在研究战史的基础上形成理论,提出原则。
他把经验比做土壤,把理论和原则比做果实。
理论的果实应成长在经验的土壤里。
他还认为,战争理论和作战原则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永恒不变的,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和战争理论。
由于时代发生变化,军队随之发生变化(雇佣军、封建军队、常备军等),作战方法、战争理论也随之改变。
战争理论和作战原则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必须具有时代的特点,适合特定国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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