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从点滴看潮流 陶希圣祖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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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从点滴看潮流陶希圣祖藉
[陶希圣:
从点滴看潮流]陶希圣祖藉
辑新希望 不找职业 民国十二年之冬,我由安庆搭招商局轮船,到汉口,转黄冈仓埠镇老家。
我不接受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续聘,又不寻觅新的职业,也就闲散下来了。
我曾经找过职业。
在此以前一年,即民国十一年之冬,我还在安庆教书。
忽一日接到北京来信,说是湖北同乡马海饶先生做了修订法律馆馆长,同乡世交吴炳枞先生做了总纂。
修订法律馆现有一调查员的缺,要我找一个外援,他们就可发表我补那个缺。
安徽法专的教员月薪一百三十元,那调查员月薪不过一百元。
我原没有转职的必要。
但是修订法律馆有丰富的藏书,调查员的工作就是采辑法学资料。
那一地点与工作是值得一谋的。
我立刻写一封信给武昌的萧督军耀南(珩山),同时函告督军署机要秘书族兄牧夫,请他关注。
萧接信后,用“两湖巡阅使”名义致电马馆长,推荐我为调查员。
馆中同人得知这一封电报,盛传我的职务即将发表。
不料另有一个求谋工作的人找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电报,也来到了。
马馆长左右为难。
他与吴先生商量,托乡友写信给我,问我可否与那人平分那一百元薪水,仍然是调查员名义。
我当即回信辞谢了。
十三年上半年,我往来家乡与武昌之间,与小同乡戚友数人筹建阳逻到岐亭的公路,打算经营一个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这次筹划未见成功。
到上海去 这年七月,我接到曾伯猷先生自杭州来信。
说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聘他为编辑,他转荐我去。
我接信后,立即由仓埠镇到汉口,搭江轮往上海。
轮船一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一群脚夫跑进统舱,分途抢旅客们的行李。
有一个脚夫把我的行李抢了就走,我只得跟着他走。
那脚夫一直走进法大马路,领我到一家旅馆落脚。
我把行李安置在二楼一个房间,随即打听由上海到杭州的火车。
那要到次日上午才能搭车前往。
这一夜被臭虫咬得一刻也睡不着。
次日上午乘车到杭州。
我住在西湖边的旅社,约伯猷晤谈。
伯猷陪我游湖,并共晚餐。
七月的杭州特别热。
晚餐之后的西湖更热。
在暑气蒸腾的夜里,我们又在湖上赏月。
次日一早,我回上海,住四马路一家旅馆。
那是杭州客惯住的旅舍。
我安置行李之后,即往闸北商务印书馆,见李伯嘉先生。
伯嘉介绍我见编译所长王云五先生。
匆匆一面之后,伯嘉拿了一份美国金恩公司出版合同稿,叫我译为中文。
这就算是一场考试吧!
当日我交出译稿,次日就到法制经济部上工。
生活的关口 我在最初的六个月里,编校了六部书。
在五马路的行栈里,一个月工夫,打夜工编了一部书。
这一部书另算稿费一百元。
每月薪资除食宿杂费外,余下的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及大马路中美图书公司买书。
这另外领到的一百元连同少数的余存薪资,使我斗胆回乡,决心搬家眷到上海。
从乡间的大家族里,一个子弟要把妻子儿女搬出来,那是一道关口。
那一道关口是不易渡过的。
我回仓埠镇老家之后,先托邻居张祖模同学见我的母亲,略为陈述我想要带妻儿到上海去之意。
那位客人被我的母亲一顿责难,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冰如在恐惧与嫌疑之中,避回娘家去了。
最后,我直接向母亲陈情,才得到默许。
阴历正月初四日,派人去接冰如回来。
次日清晨五时,我们同到母亲床边告别。
一家人只有我的二姐起来相送到大门。
其余的人们一律不理会。
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
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拿走。
冰如的首饰与陪嫁的衣服布匹,更不敢带走。
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
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
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飘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
最艰难的问题 我夫妇及两个小孩(琴薰及泰来)到汉口,搭江轮,坐房舱,到上海。
轮船将要抵埠的时候,每一房舱的旅客,将行李拿出房门,由茶房打捆。
那些旅客们的行李都是很漂亮的。
我们的行李实在不配展览。
我们自己捆起行李来。
我们租了闸北天通庵路华寿里一楼一底房子。
我们买了少数家具。
六元一担米,生活不高。
但在开门七件事之中,最艰难的是柴。
有一天在春寒中,冰如背着泰来,上街去买柴。
沿家讲价,讲了好多家,才买得几捆柴。
比及回家,把泰来从背上卸下时,那小孩受冻已经僵了,只剩下胸口还有一点儿温暖。
冰如一边哭泣,一边烧一些稻草,慢慢了烘,他才转过来。
如此艰难的柴,到后来,冰如练习到一根柴烧熟一顿饭和菜。
我的薪资是每月八十元。
有时旷工,平均每月要扣去五六元。
每月两次发工资,我总是先到内山书店还书账。
实际上每月用到家庭生活上的钱只在四五十元。
包括房租电灯及油盐柴米在内,都要在此中支出。
星期日,我们也游览先施永安公司。
那只是看热闹,从来未曾想到买什么。
但是我们总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
青年人应该辛勤劳作,今天苦一点,日后必将有好转的一日。
只有一次,也只有那一次,冰如埋怨我,不该拿大半薪水去买书。
她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
我答道:
“我总不能在商务印书馆过一辈子。
我要图上进。
”从此以后,冰如不再说一句埋怨的话。
希望在何处?
我们是抱着有光有热的希望向前走。
希望在何处?
商务编译所的编辑们可以利用东方图书馆的藏书。
我经常借书,主要是这样的几个部分:
(一)法律学的书籍,着重于法国的社会连带学说的狄骥,美国社会法学大家滂德,和英国历史法学家梅因,和德国日耳曼法学家籍尔克,他们的著作。
(二)“三礼”的丧服与丧期有关的书籍,只要找到了就借来读。
我对于从丧服与丧期制度上寻绎中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家族与婚姻,下了苦功。
(三)民族学的书籍,无论是进化论的,或是传布论的,或是批判主义的,东方图书馆如无其书,就到市场上去选购。
(四)就中国思想的流派及其演变,再加功力,穷源溯流,在史学上有了进步。
(五)对一般社会与政治情况,渐次留心。
我总以为社会有公道,不会亏待一个努力上进的人。
只问自己有无学识,断乎不可为了生活一时清苦而怨天尤人。
清苦的生活乃是人生的磨炼。
一块生铁,要千锤百炼,才变成钢。
我以为人生永远要虚心,不断求进步。
我深信治学要由博反约,好学深思。
我深信做学问要虚心,留心,用心。
一般人总是“文章是自己的好”,我是相反的。
在我的眼光中,别人的文章,都有他的长处。
我不轻视任何人的文章。
我觉得自己的文章每一篇都不能满意。
仿佛行路,目的地是在远处,决不半路停留,必须全心全意全力向前进,不到达目的地不止。
桌子的故事 在工业社会里,知识分子是从劳动者分化出来的阶层。
我们试想,农业社会的打铁铺演变为工业社会的铁工厂。
打铁铺的研究设计是老司务的工作,打铁的劳作也是老司务领导学徒们来做的。
到了铁工厂,研究设计分归科学家、技术师、工程师。
制铁的劳作是工人的事。
这些科学家、技术师和工程师就是从劳动者分化出来的知识阶层。
而学校就是这一阶层的养成所。
说得再具体一点,学校是替工业培植技工、技术师、工程师和科学家的。
中国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前进的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是在演变之中。
从前农业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政治的领导和统治阶层。
他们不学工,不学农,不学商。
他们所学,是政治和伦理。
说得具体一点,他们学的政术,为的是治理国家,使工农商各得其所。
即如唐代,知识分子以士族为最高。
朝廷的科举,是门第为先,才华在后,进士科是士族垄断独登的。
法律与数学才是一般寒门子弟的出路。
士族与工商“庶人”之间,没有交际,也没有法律上连带责任。
五代以后,贫寒子弟才可做到大官。
北宋之初,宰相王圻,便是贫寒之士,少年时与学友同行入京应试,走到半途,遭遇风雪,两人把行李川资并给一人,才没有冻死,得到京师。
后来有名的副相范仲淹,幼年随母下堂,嫁到朱家,一直到他中了进士,才得归宗范家。
从此以后,耕读之家便成为社会上最体面的人家。
我的故乡是湖北黄冈。
河南省的西南,光州五县,读书人家聘请老师要到黄冈来下“关书”。
黄冈万氏是读书人的村落。
有一次,光州的某家派人到万氏来聘老师。
其人一入大门,见老师正在吃饭,他没有方桌,只用挑米的箩筐倒过来,当做桌子。
一碗咸菜,两碗糙米饭,便是老师的一餐。
那人下了关书,留下安家费,老师说走就跟着他的担子走,老师到了光州,进了东家的学屋。
东家替他整理行装,只有一个破砚,一支■笔。
东家说:
“老师行囊并无奇书。
”老师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我的书在这里,要什么奇书。
” 百年来,工业国家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
中国农业社会是瓦解了,但是工业没有顺利发展起来。
那培养科学家、技术师、工程师的学校,移到中国,只培养了一批一批的候补官员和教员。
从小学升中学,从中学升大学,费了父母多少心血,供一个子弟读书上进,好不容易才能大学毕业,更不容易才得出国留学。
留学生“学成归国”,便跃入候补官员和教师的上层,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瞠乎其后”。
在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的比较与竞争之中,国内学生尝到的苦味,我自己是一个过来人。
今天试将自己的一段经历,告诉大家。
这故事稍嫌小气,并无愧怍。
民国十一年,我从北京大学法科毕业。
初次的工作是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专任教员。
我教了一年半的书,离开安庆,由于曾劭勋先生的推介,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所长是王云五先生,法制经济部主任是李伯嘉先生。
王、李两位都不是留学生出身。
当时编译所,另加一个百科辞典编译部,编译人员不下三百人,每人的薪资是由编译所直接条告,互不相知。
但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
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
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
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
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隔,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
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
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我初进商务编译所,半年之中,编订了六本书,并校阅了英文日文译稿多部。
王云五先生对李伯嘉说:
“陶汇曾的工作比以前的周鲠生做得多,做得好。
周鲠生在这里两年,后来只是看看法文书信。
”李告诉我。
我心中想道:
“周鲠生比我差,为什么他的月薪二百元,坐大桌子藤椅?
”从此以后,我对那位有名的学者再也不存信心和敬意。
我们先住天通庵路华寿里,左邻右舍是商务印刷所技工,若是全家都在所里做工,每月总收入可达四五百银元,家中生活是富裕的。
后住宝山路逢源坊,左邻右舍都是商务编译所的同人。
左邻唐钺先生,是哈佛回国的心理学家,担任编译所心理教育部主任。
我每天上午八时半上工,十二时半回家。
他九时半才去,十二时早已回家。
民国十四年从五月到九月,我患伤寒病,卧倒在床。
在七八月间,唐先生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即将束装北上。
我非常羡慕他,当他临行之前二三日,我扶杖去送别。
一进门,便见两只黑铁箱。
我心里想着:
“如果我到北平去当教授,我首先买下这样两口箱子。
” 这年(民十四)九月至十二月,我兼了上海法政大学的亲属法课。
我编了一部《亲属法大纲》,拿稿子作抵,从商务领得银元五十元。
这便使我有了充裕的养病费。
有一天郑心南先生对王云五先生说:
“陶汇曾病得这个样子,应该换一把藤椅子。
”从此我也坐了藤椅子。
这时我的月薪加至一百元,桌子已经大了起来,并且加上了五桶木架。
北伐时期及其后,在政治和社会上,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的差别是将近泯除了。
民国十九年,我一度回到商务印书馆。
其时王云五先生任总经理,我做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
哥伦比亚回国的潘光旦先生是英文秘书。
我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
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
我是“当局待遇”,即与经理协理一样,上下班不打卡片。
从前在做编辑的时候,上工要打卡片。
迟到或缺席七十分钟,算是一小时,缺了七小时算是一天,薪资照扣。
有时候我感觉疲劳和懊恼,不上工。
可是有什么结果?
还不是扣薪资?
到了这时,我便不打卡片了。
半年之后(民国二十年初),我转入中央大学,任法学院政治系和法律系教授。
校长朱家骅先生,法学院长郭心崧先生,政治系主任杭立武先生,法律系主任谢冠生先生,每逢周末我不回上海时(家住上海)便到郭院长家中去闲话。
有一次,司法官训练所长谢仙庭(瀛洲)先生问郭心崧道:
“所内‘亲属法’没有人讲,不知道《亲属法大纲》的著者陶汇曾在哪里,我想找他。
”心崧答道:
“陶汇曾就是陶希圣,每星期六在这里,和你在一起谈话。
”仙庭大为高兴。
中央大学一学期满,我便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
在北大六年,有三年兼任清华大学的讲师。
留学生回国有一种习惯,仿佛从前科举时代的人们一样。
科举时代,有过一科两榜的人,见了有功名的人,首先拱手问道:
“老兄是哪一科?
”留学生也是一样,见了教授们,就会问:
“您是哪一年回国?
”这一问,对方的心理反应至少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同样的回国不久的留学生,被问之后很高兴地谈论他留学及回国的经过。
第二种是回国已久,且享有盛名的老留学生,也许他答道:
“我回国时,你还没有出生。
”这种答法,我曾经亲耳听见。
第三种就是我这样的非留学生了。
以前我的脸皮嫩,对于这种问法,很感窘迫。
此后(民二十以后)对于这种问法,便很爽直地答道:
“我没有出过国。
”毫无心理上其他反应。
北京大学教授,每人有一间办公室。
桌子倒是不大,椅子是藤制的,并没有什么特点。
不过我家中的桌子是用木板架起的,长到七尺,宽到四尺,椅子也是藤椅子。
这不是为了体面。
因为图书堆积,桌子是越大越合用的。
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
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
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
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
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
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
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
若是做学问的人,不知学问的艰难和人生的甘苦,也很难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这是我特别告诉大家的几句话。
再进商务印书馆 十八年五月,大来儿出生。
十二月,我家由庆福里迁居霞飞坊。
迁居半年而大来夭折。
我家随即搬到海宁路新生命书局的楼上。
《西汉经济史》书稿就是我在悲痛的情绪中写的。
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王云五先生往美国考察工商业科学管理,回国之后,就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他聘我为中文秘书,坐在英文秘书潘光旦先生的对面,办理总经理的书信,公司的文书,特别是公司的法律事务。
王总经理对我说:
“有名的律师太忙,无名的律师不可靠。
还是你这个不挂牌的律师能够担当公司的法律事务。
” 我再进商务印书馆,是在总管理处的总经理室办事。
总务处职员与编译所职员一样,上工下工要打卡片。
但是我不再打卡片了。
这叫做“当局待遇”,也就是说,与协理襄理同样待遇。
一般职员上工下工打卡片,当然按时上工,按时下工。
到下工时,不管各人的手上工作是否办完,锁上抽屉就走。
我现在是不打卡片了,手上的工作未能办完,就不能下工。
因此每天下午回霞飞坊寓所,总要到七点以后。
次日一早又要赶到宝山路,在一般职员上工之前,进入办公室。
每日工作时间反而在七小时以上。
四年以前,我在编译所,每月薪资由八十元至一百元。
桌子由小条桌至大条桌,坐的由木凳至藤椅。
于今“当局待遇”,每月薪资二百元。
桌子是紫色长方桌,再加上满幅玻璃桌面,还有两架电话摆在两端。
坐椅是圆形而四面可转的。
不仅是文章可在《东方杂志》作为第一篇发表,并且商务出版的各种杂志每期最后的校样都要送来检阅一番,要批注了,发下去了,才可付印。
编译所同事们已经是啧有烦言了。
当王总经理的科学管理通则公布的时候,三所一处全体职工宣布罢工,同时向公司提出十九条要求,等候公司答复。
总管理处人事科提出了答复的草案。
王总经理认为法理上尚须研究,交由我这个不挂牌的律师改订一番。
公司的答复交给职工会。
编译所同事们大哗。
他们看出了那答复的命意措词乃至行文,都是我的。
他们派了代表三人于夜间到海宁路来看我。
代表声明:
他们是以旧同事的友谊来劝告我辞职。
如果我不辞去那“资本家的尾巴”,三所一处同人即将张贴标语,打倒陶希圣。
我当面宣布明日辞职,同时劝告大家复工。
我次日提出辞函,并且婉谢总经理和协理诸位同人挽留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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