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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三
汪丁丁(三)
汪丁丁:
让心灵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涌流
受访人:
汪丁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采访人:
柯凯军
对我而言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一个过渡
□汪先生您好!
在书中您把自已归入“通才型”的学者一类,首先请您简要概述一下您思想路径中的几次重要转变。
■一个人的思想路径其实是很偶然的。
在经济学的学者里面我的知识背景算是比较宽泛的。
我曾说过对我而言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是‘过渡’,我称之为‘知识过程’,知识过程是我们‘人生体悟’的必要手段。
或者说,我的精神气质是哲学的而不是任何其它专业领域的,而这种哲学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或先于大量的后天经验而存在的。
使我从经济学开始注意到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是1993-1994年我在香港大学参加‘公民社会’的讨论会,我当时意识到经济学里面有很多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属于非经济学领域的,例如‘市民社会’问题,例如‘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
这是我思想路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深远。
香港大学的合约结束之后,我去欧洲做学术访问,在德国学术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思想家来讨论道德哲学问题,例如哈贝马斯和耶拿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院长维特教授…。
我在德国写完了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的第三部分,并真正接触了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这西方两大思想传统。
因此,到了德国以后我就无可收拾地走进了哲学。
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学建设最重要的是补‘新政治经济学’这门课
□从您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经济学绝不是一门独立自足的学科。
首先,请问是否存在经济学的霸权话语?
其次,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现实经济研究中存在哪些重要问题?
■经济学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是它自身能够处理提了的。
至于‘经济学的活语霸权’,我想这一年半以来有所缓解,在这以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里面毫无疑问是经济学家的声音最大、最强。
在这种背景下,我就拼命地反对经济学霸权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态度。
经济学的霸权态度在西方已经受到广泛抨击,所以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其实已不是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看到,例如在白宫里面现在有‘话份’的,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占总统智囊团里的一个席位。
但经济学的话语权力在中国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当中国市场化的浪潮摧毁并彻底瓦解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时候,这在1993年以后变得很明显,社会上流行“杀熟”这样的词汇,它的意思是说‘要坑就坑熟人’,只有熟人你才能坑,生人已经不上你的当了。
这种话语的流行说明道德问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然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道德教育的全面危机,从1993年以后,我觉得中国教育制度的失败才最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是普遍的失败。
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灌输,道德体系瓦解以后,从事核心道德价值灌输的这些人,不管是人文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学者都觉得无所适从。
最近大家正在谈论教育问题,我也参加了。
我觉得在道德基础的瓦解以及新的价值体系无法确立的‘道德真空’时期,如果有着强大的发言权的经济学家仍然拒绝关注道德建设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推脱了他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社会里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1980年代后期,经济学自身遇到了‘理性主义’的危机,所谓‘博奕论基础’的危机。
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待澄清的那些困惑以外,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研究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补上‘新政治经济学’这门课。
任何经济学理论,当它在应用中涉及到价值问题,或与特定社会的价值体系发生冲突时候,它就会转变成‘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普遍原则同‘本土’的价值体系发生冲突之后的反思的结果。
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求善”,用这种“求善”的理论去指导你的经济学的运用,才产生了本土的经济学,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自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中断以后,这二十年里面根本就没有补过。
从孙冶方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如何过渡或勾连到当代主流的‘新政治经济学’?
从多重意义上说,还没有人来补这个课,关键是还没有人来做这个工作。
其次才是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能力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政治学家与法学家。
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哪些人物在您的思想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念数学系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是罗素。
作为一个有着不安分守已的“冲动”的年轻人,在数学系念书自然就想到要去看罗素的书,他对哲学问题有很通俗的解释。
通过他的介绍我又找到了休谟。
因为罗素一上来就将‘休谟问题’提出来了,他把休谟作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来介绍。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通过读黑格尔的书,最终意识到康德是一面无法回避的大墙,你必须越超康德。
从经济学领域走出来之后,我最先想到的还是回去重新读康德和休谟。
这样我的两只脚就分别踩在英美和欧陆这两大西方哲学传统当中了。
在康德和休谟之后,给我影响较深的,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是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西方人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发掘他的思想,并认为他是英美思想传统中的尼采。
另一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因为我有数学的训练,我喜欢读他简明的断语式和但又有内在逻辑的判断的著作。
在欧陆思想传统里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德里达和福柯等人。
但最后我要说,哈贝马斯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所有这些人对我的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的思路与我试图发展的博奕论的思路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结论。
在我的整个学术进路或学术演变过程中,我还不能够仅谈西方思想家对我的影响,我必须提到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对我的重要帮助。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看法来自中国社会实践,他们懂得西方理论,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他们终日沉浸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
比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比如熟悉中文和国史的王焱。
这两个人可以做为来自朋友的影响的代表。
他们对我的帮助是最主要的,绝不亚于西方思想家理论著作对我的影响。
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中国问题意识”。
我还应当提到最近这段时间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汪晖(以前我不读他的东西)。
回国之后我注意到“新左翼运动”,其中有些人的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太极端,如“反市场化”的结论等等。
通过阅读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晖的著作,我发现他的思想史视角或知识社会学的训练实在是我应当补而没有补的课。
其他给过我相当大影响的朋友是(大部分都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对我发生影响的):
陈嘉映、张汝伦、殷鼎、朱苏力、何怀宏、周国平、邓晓芒、刘小枫;余华、陈染、张炜、顾城、海子以及70年代出生的北大校园诗人;顾准、王元化、吴敬琏、李慎之、沈昌文等,其中在人格上,顾准,始终是我追随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我在哪儿都只有‘匆匆过客’的身份,同时我又深深地卷进了中国的语境和中国的社会实践。
这种语言的双重性和生活的复杂性使我的思想变得丰富起来。
也就是说,阅历丰富的这样一群人,给了我丰富的影响,这不是单一的,单向度的,或太极端的人他所受到的那种影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复杂’。
嗳,这就说到三联出版的《复杂》这本书,读那本书给过我很多帮助,当时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
凡是对我的思想有帮助的书我都会写书评。
我很欣赏“我们不得不戴着枷锁跳舞”这句话
□从八十年代到世纪末,您认为中国学界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
■我只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经济学家对于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知识运动’基本上是置身事外的。
况且我多年居住海外,对国内知识界的变化确实不太关心。
不过我感觉得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90年代以后崛起的这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学问导向的,要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在学术上必须先站稳。
而在80年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是思想导向的。
90年代确实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思想淡出,学问凸显”。
不过实际上在我最近与这些90年代的朋友们的几次学术‘对话’中我发现思想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深入的,可以不“淡出”的,只不过语言更加晦涩了,或更加艰深了。
对于局外人或旁观者来说,这样的‘对话’变得很不容易理解,因为思想披上了太枯燥艰深的学术外衣。
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伴随着知识进步的,是知识体系的分化与专业话语的深入。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退步’,你也可以说这是深入或是‘进步’。
所以我很欣赏你对汪晖的访谈的报道所起的那个标题“我们不得不戴着枷锁跳舞”。
这似乎刻画了我们的知识的现状,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有一次陈维纲也谈到这件事情,他说他试图找到一个‘超立场’的立场。
不过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力。
跟他们接触让我变得很有激情
□您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您说,“我把这本书(《回家的路》)献给比我年轻的人们,献给那些生活在未来时代,目前活得并不幸福,甚至感到非常苦恼的人们,献给那些渴望回家的人。
”那么,您想对“下一代人的前途”传达些什么呢?
■1996年的时候我特别想找那些60、70年代出生的人对话,我当时感觉到我们5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其实‘气数已尽’,已经走不下去了,看不到什么前途了,或者说是‘没有未来’,在‘未来’方面我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但是我与这些年青朋友有过的一两次对话都不很成功。
最近半年我又接触到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校园知识分子’,我的感觉有了很大变化。
如果说6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似乎有介于两个代群之间的那种摇摆性,那种模糊性。
那么对于70年代出生的这些介于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来说,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在知识上、在学理上这一代人真的给我一种刺激、一种兴奋感。
另外,我还听说了一些自杀死去的大学生的故事,我是在北大校园里听学生们告诉我这些人的故事的。
这些活着的和死去的年青人的故事都让我很受感动,跟他们接触让我变得很有激情。
他们都属于‘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的生活被他们的家长安排得井井有条,有点像‘理性的傻瓜’。
但是这些年轻人在心里询问:
这是‘我’的生活吗?
不是,这是别人为我安排的生活。
所以这些人就很苦闷。
因为他们的人生是没有反省过的人生,更难堪的是,他们不是不要反省自己的人生,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自己选择的生活。
而这恰恰是我已经体验过的那种生活,我在分工制度下体验过的那种‘被安排’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和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这是我这次回来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
这本书就是献给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
只有中国社会才能容忍我这样的人
□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及充满着内心的“灵魂的冲动”,与‘纯粹的学者’身份,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您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
■有位朋友曾经对我说过:
做学问没有终极关怀,这学问终归是做不大的。
后来我领悟了这个道理,它的确是很有味道的。
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
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
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
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
你要是有勇气的话你就挺身而出,去承担你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悲剧式地反抗你的命运。
这真是一个英雄主义的选择。
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对你的能力的考验,你从传统学术分工制度里走出去,很可能是要失败的。
‘投入未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冲动。
我说的‘丧失合法性’,是指在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内以及你专业以外的一切领域里,你都必须努力通过与专家的‘对话’来重新获得你自己话语的合法性。
所以这一‘出走’是很危险的,在分工社会里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
这种有很大危险性的奢侈行为在什么时候可能给你带来幸福呢?
那就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
我在很早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序言中说过:
我是用中国人的方式在作西方式的学问。
只是中国社会才容忍了我这样的人,老窜来窜去,这是很没有合法性基础的行为,但我又确实很幸运。
美感叙事是我的灵魂的叙事方式
□“漂流”对您来说是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吗?
而“美感叙事”是最合适您的写作方式吗?
■‘漂流’是不是最合适我,我不能肯定。
一方面,正是由于我不安分守己,我才被驱逐出分工制度的,才要去漂流的;另一方面,正是我的这种漂流生活导致了我的这种思考方式。
我大致概括出来人类有三种话语方式:
西方人的科学叙事,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有第三种叙事就是克尔凯郭尔、尼采这一路向的美感叙事,它所要追求的不是说服别人,而是通过沟通来找回自己。
我觉得就我刚才所说到的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经历而言,其实美感叙事是可以在我内心引发强烈共鸣的那种叙事方式。
我的语言和我的心灵,大约在本质上就是属于这一类叙事方式的。
我们人性中的神性总是召唤我们去做俄底甫斯
□您在“回家的路”那篇文章的开头说,“刚写下这个题目,眼眶便已经湿润了┄┄”我们都向往家的舒适与温暖,但我们内心都意识到了那个最后的结局:
我们其实无家可归。
您说,“思想真的是一条自我放逐的苦行的路。
”在您看来,这就是“让心灵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涌流”的学者的命运吗?
■你所说的几句话已经精辟地总结了我的心路历程。
人类社会自从脱离农耕的时代进入工业革命以后,这几百年来在社会形态上经历的基本上是一条‘现代化’的分工的道路。
这是主流,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进步性。
同时,它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在这一格局里面你再也看不到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心灵在各个领域里面获得全面涌流,心灵在各个方向上获得全面发展的那种达芬奇式的人物,或美国国父杰菲逊那种人物,他们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为什么从尼采到哈贝马斯这些思想家总是反复提到那个‘俄底甫斯’呢?
因为俄底甫斯是一个符号化了的意义,他代表了人类的未来。
美国的尼采研究专家考夫曼说过,俄底甫斯的放逐是原初的‘西方的命运’,而他‘杀父娶母’的现代意义则是从后来西方人的宗教情结里面派生出来的。
从原初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悲剧,人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
这就像我们命定了要走这条分工的路。
但是我们人性中的神性总是召唤着我们去做一个俄底甫斯,去自我放逐,去批判我们不得不走的这条路,去丧失和取消我们自身的合法性。
俄底甫斯的悲剧情节就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种悲剧性不是像哈贝马斯说的那样,独属于西方的。
我觉得这是一切思想者共同拥有的悲剧情结,是‘知识分子’本性里的悲剧情结。
王小波不是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吗?
于是知识分子悲剧的情节就已经包含在这一比喻里面了。
这是一种类似堂吉坷德的骑士的孤独感。
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孤独,这种无可挽救的孤独。
我之所以很幸运,在于我有一个小李,她陪着我走这条自我放逐之路。
作为一个心灵敏感的人,我的脆弱的神经非常容易崩溃。
如果没有她的情感上的支持,这么长的路我肯定是走不完的,早就找个‘家’躲进去了,那样我就不会继续这种‘自我流放’。
汪丁丁:
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
经济学家汪丁丁于2007年暑假期间在东北财经大学举办经济学系列讲座,以下是根据《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讲座录音所整理的笔记。
笔记分为两个部分,这是按照汪丁丁的讲座安排所作的划分:
第一部分讨论“忙碌时代”,揭示其产生原因和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讨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阅读与思考”,提出了三种治学模式,对何种方式属于最佳演讲者没有作出独断的解答,而是尽可能地为听众开阔视野,以引发听众的进一步思考。
一、忙碌时代
1.提要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这并不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而作出的论断,而是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实际而作出的总结。
“忙碌”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特征,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正处于三重转型的过程中。
即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
转型期是一个变革较为剧烈社会时期,而一个变量较多的社会意味着较少的可预测性,于是人们关注于短期的功利,毕竟长期的投资意味着更多的风险。
在这种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们的情绪特点便是浮躁与功利,不再愿意安心于阅读和思考。
因为阅读和思考均为自我教育,而教育是一种投资,投资是一种长期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短视功利的忙碌时代,不能立即带来功利的教育便有被边缘化(marginal)的危险。
2.中国的三重转型
(1)经济转型
汪丁丁在此强调的经济转型并不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经济学问题。
发展经济学其实根植于人口学,在这立涉及人口学中的“生育力迁徙”问题。
简而言之,这一问题产生于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时期,而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物质质料的供给不能满足其需要,这种深刻的矛盾便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口长期以来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即处于所谓的“马尔萨斯均衡”中。
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等,这样满足了物质资料算术增长的客观情况。
但在工业革命前期,医疗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使人口死亡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人口出生率源于确实的人类行为,所以短期内不会下降。
这样就产生了人口的几何增长和物质资料算术增长的尖锐矛盾。
这一矛盾在17世纪的欧洲出现时因为人口迁徙至美洲大陆[1],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经济转型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发达国家并不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关注,发展经济学最早产生于拉美国家。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们对人口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人口呈现极快速的增长态势:
由建国初期的4亿人口直到今天的13亿人口。
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逐渐显现,并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老龄人口比重的最高峰,这一代恰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婴儿潮(babyboom)时期。
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推进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在控制总量上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人口素质方面却产生了“逆向淘汰”问题,即计划生育在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中阻力较小,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阻力较大,结果就是新增人口素质呈现下降的态势。
根据“数量与素质的替代关系”(quantity-qualitysubstitution)这一原理,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与子女的素质呈反比关系。
这一点也是易于理解的,毕竟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增加人口意味者有限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分享,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视中播出的“姐弟俩争打工供对方上学”的感人故事,但是如果当时不用超生,这样的感人故事就可以大量避免,个体的负担将会大为减轻,而社会的压力也会相应减少。
我们用于解决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政策手段是计划生育,抛去宗教和道德因素,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也显得不够成功。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以近乎野蛮的方式解决问题。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2]但是极端的管理方式也并不总能成功地压制极端的生育决心,所以我们有必要反省这些工作方式。
我们将目光放远到同样具有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其他国家比如新加坡。
新加坡的政策模式是给每位育龄女性开设“婴儿银行账户”(babybankingaccount),账户中的资金多寡和该育龄女性的生育情况呈反比关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女性宁愿少生育以获取更多的“婴儿银行账户”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对经济条件较好的育龄女性来说吸引力较小,不会影响她们的生育选择。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收入条件较好的女性整体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
这样可以以经济调节为手段有效地避免“逆向淘汰”问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的生育偏好因此降低,这将有助于新增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
当然,中国的最大特点在于她是一个大国,而在小国适用的政策模式在大国便往往无法生效,毕竟“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3]”。
具体采取何种人口政策才能较好地解决中国的发展经济学问题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解答。
很少有问题是孤立的,人口问题也不例外:
其新增人口总量的涉及就业问题;新增人口的性别构成又涉及其婚姻问题;婴儿潮一代在老龄化之后又涉及其养老问题。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但均根植于人口问题。
(2)政治转型
汪丁丁在此问题上并未展开讨论,他提到的政治转型问题即是中国政治从集权模式向民主模式的转变。
对于这一问题,汪丁丁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要达到民主法治的要求需要近百年的不懈努力。
笔者对中国政治转型的观点是“坚定与审慎”,即“中国只能采取一种谨慎地向前的态度去寻求进步与发展,先摸石头后过河,而不能仅仅成为浪漫改革家的实验田。
[4]”汪丁丁对英国光荣革命大加赞扬,但认同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红色恐怖,代价过高。
这样看来,汪丁丁同样是一个渐进型改革论者。
(3)文化转型
相对于政治转型,文化转型所需要的时间更为漫长,中国的文化“千年未有变局”,转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汪丁丁认为完成这一转型需要300至500年,理由是取中国文明史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方向似乎是西化,似乎西化就是现代化,但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中西文化的青黄不接[5]”。
但是试图将各个文化作出优劣之分本身即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模式,毕竟各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其眩目的文化。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高雅元素同样始终未曾缺失。
我们的学习无法在抹杀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在我们身上仍然存在文化归属之感,那才是我们的根源所在。
这让我想到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表达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探求我们的历史,我们将对自己一无所知。
为了说明文化的平等性问题,汪丁丁举出中国传统的乡村教育为例。
中国传统乡村私塾教育一般由族长及富户出资,但每位宗族成员的子女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这其实是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pubicgoods)的模式,而且这一模式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的。
这种重视教育的精神超越了“功利境界”,而达到了一种“道德境界[6]”的要求。
二、阅读与思考
1.提要
但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尽管外界是个忙碌而浮躁的时代,我们还是需要阅读和思考,这样才能使我们日日精进,愈加完善。
阅读和思考有此亘久的价值,但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问题是:
如何选取一条最优的道路以使这些亘久的价值得以显现。
该讲座的任务便是学习交流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汪丁丁在此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确当性”一词,来表明我们选择的阅读对象应当适宜和有效。
2.阅读的三种模式
(1)“时尚导向”模式
“时尚”导向是指跟风阅读,这种阅读在本质上不是理性选择的产物,而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模仿行为。
因为这种所谓的阅读不在于求知,而在于显示自己能够跟随潮流,没有落伍,所以这是一种媚俗而无益的阅读模式。
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的阅读模式。
跟风是人们解决问题的常用方式,比如在填报专业时便有“冷门”和“热门”之分,考生及其家长大多跟风填报所谓“热门”专业,而不多加考虑自身兴趣和发展前景,三四年之后方才如梦初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恰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指出的:
“即使在今天,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主宰和控制自己的思想,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是靠着想象和冲动来处理生活的。
[7]”
(2)“权威导向”模式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
尽管按照存在主义者萨特的说法,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塑造我们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了这个世界,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书记录的始终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这在读书治学的领域中也有相似的反映,毕竟“权威的学术方式和感悟方式构成了学术传统”(汪丁丁语),所以按照“权威导向”的模式进行学习,是一种被广泛采用并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在这里强调“权威”的意义并不是宣扬个人崇拜,而是说明权威人物在学术传统中起到了创始,传承,乃至于终结的作用。
比如芝加哥大学原经济系主任弗兰克·奈特便有11名弟子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8],在这一不容争辩的事实面前,奈特无疑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人物。
他的弟子们也因为各自的成就而成为新的权威。
我们中国有“名师出高徒”的老话,其实这一观点在各个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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