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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和美国
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和美国
赵华胜
[内容提要]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对俄罗斯有着特殊重要性的国家,它们的特殊性既在于中国和美国自身的特性,也在于它们在俄罗斯外交中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广泛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相互关系,它们对于俄罗斯的不同利益和它们在俄罗斯外交次序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俄关系;俄美关系;基本利益;外交次序
[作者介绍]赵华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不仅具有重要性,而且具有特殊性。
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获得既是由于这两个国家自身的重要,也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对俄罗斯可能产生的特别意义。
从比较的角度就其加以分析,对于理解中美俄三边关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俄中和俄美关系的对应性演变
综观冷战后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演变,可粗略地将其分为1991-1995年、1996-1999年和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
1991—1995年,是俄罗斯与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俄美关系的浪漫时期和中俄关系的相对平淡时期。
在这个阶段,“东方还是西方”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命题。
这一命题不是对某一国家和某一具体政策的选择,而主要是一种政治和价值体系的选择。
在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潮流的推动下,俄罗斯作出了倒向西方的抉择,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因此被称为“大西洋主义”,即以西方为俄罗斯外交的基本导向。
1993年,俄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美关系达到了冷战之后的高峰。
在俄罗斯外交的大西洋主义时期,中国在其外交中的定位彷徨不定。
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因素说,这是其外交政策性质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从中俄关系的实际状况说,当时中俄关系尚处于刚刚起始时期,在沉重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前景不明,俄罗斯对中国在其外交中的意义不能确定,因此,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既不可能明确,更不可能处于优先地位。
不过,由于俄罗斯倒向西方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想结果,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外交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减少,逐步放弃了倒向西方的战略,开始兼顾对外政策中的东西方平衡,并在战略思想上重新定位,从多极化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和积极的支持者。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逐步清晰,在俄罗斯外交次序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俄美关系出现寒意,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开始浮现,两国关系开始降温。
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向着第二个阶段过渡。
1996—1999年,是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以俄中关系大幅度上升、俄美关系急剧下降为特征。
中俄关系的发展以在1996年4月宣布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高潮,这一定位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和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俄美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
1999年3月,美国对科索沃实施了军事打击。
这一事件成为俄美关系的转折点,俄美关系跌入自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
与此同时,俄美关系之间另一个严重矛盾也凸现出来,这就是美国试图打破苏美1972年签定的反导条约的限制,准备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俄美在反导条约上的对立成为两国之间又一个尖锐问题。
俄罗斯政治学家尼科诺夫对这一时期俄美系的评价准确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无奈状态:
“双方相互的不满在增加,而且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1]
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至今,这个阶段以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重新调整、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相对平衡为主要特征。
普京执政之后,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理念、目标、次序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修正,形成了俄罗斯新的外交战略思想、目标及策略。
在普京外交思想中,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目标是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以集中精力和资源进行国内建设。
普京表示:
“我们的优先任务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稳定和安全的形势,创造条件,使我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
”[2]基于这一基本目标,普京追求与所有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建立合作关系。
由此,俄罗斯采取多元化、多方位外交政策。
它的含义是要求俄罗斯“必须采取在地理关系上保持平衡的多方位政策……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关系在俄罗斯都应有相应的地位”[3]。
外交总体目标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战略收缩性质,也决定了俄罗斯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
如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所说,俄罗斯现实地看待世界局势及其对外政策资源,不再给自己提出包罗万象的宏大任务,同时强调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
[4]俄罗斯外交目标的性质使经济利益在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利益不仅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驱动机。
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成为俄罗斯的发展方向。
普京执政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对俄中、俄美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在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原有状态保持了短暂的一段稳定时间后,这种局面开始出现变化,它的突出标志是俄美关系在“9·11事件”后的大幅度改善。
在这个过程中,俄美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形成了俄罗斯与北约的“20国”机制,俄美宣布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
对于俄美关系的这一变化,普京表示,俄美关系的改善是实质性的,认为俄美接近只是战术性的看法是大错特错了。
[5]“9·11”之后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变化的特点在于,尽管中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由于俄美关系大幅度拉近,使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对应关系的形态有所改观,俄中关系近于俄美关系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俄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了大致平衡。
中美对俄的利益比较
利益关系是决定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地位的基本条件,这里利益关系的含义不仅是指所能得到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利害关系。
中国和美国都是对俄罗斯有着巨大利益的国家,但中美对俄罗斯的利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
中美对于俄罗斯的利益都是多方面的,就主要领域来分,中国对俄罗斯的基本利益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国际和地区合作。
美国对俄罗斯的利益也包括多个领域,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把俄美共同利益综合为核裁军和军备控制、地区安全、经济利益、应对非传统威胁四个领域。
⑥而从俄罗斯的角度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利益在于安全、经济利益、应对非传统威胁和宏观国际环境的改善。
由此看,中美对俄罗斯的利益总体上分布在相近领域,有一定的可比性。
首先,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安全利益对俄罗斯都是第一位的。
这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俄罗斯利益关系的相同之处。
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中美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含义十分不同。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地缘政治和国家现实条件状况,中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边界和领土安全,移民问题,综合国力不平衡发展。
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产生了边界地区安全问题。
中俄因边界问题的争执和冲突时有发生,两国因边界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最近的一次是在1969年。
这次边界武装冲突导致了两国长时期处于相互备战的状态。
边界地区安全构成了中国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6年,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三个中亚国家签署了《关于在边界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1997年,五国又签署了《关于边界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2001年7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第六条规定,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
双方将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并努力使两国国界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
对于两国之间尚存的边界问题将继续进行谈判,在未达成协议之前将维持边界现状。
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是根据俄方的要求加入的,这反映了俄罗斯意识到了边界和领土问题对俄中关系的特别重要性,也反映了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深切担忧。
虽然此前中俄已经达成了东段和西段边界协定,但俄罗斯方面仍不放心,舆论认为以协定而不是条约的形式来确定边界还不可靠。
如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拉林教授所说,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的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双方90年代签署的边界协议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消除领土问题。
相反,如果中方拒绝把这一原则(指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作者)写入条约,将极大加深俄罗斯社会存在的对强大邻居的不信任”[6]。
移民问题主要是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差异产生的。
在俄中相邻的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人口地理条件反差巨大,一般估计,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约有500-700万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相邻的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约有1.2亿人,人口密集,资源紧张。
同时,近十年来俄罗斯经受了持续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破坏状态比其欧洲部分更甚,这一地区与俄罗斯欧洲内地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对外依赖严重,人口向俄罗斯欧洲地区回流,远东地区的地位空前虚弱。
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移民问题。
俄罗斯有一种对中国通过经济扩张和移民控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担心,这也成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内容。
在俄罗斯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含义是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对俄罗斯远东进行“悄悄的扩张”,另一种含义是担心一旦中国出现人口爆炸,大量难民可能无可控制地涌向远东和西伯利亚。
实际上,在中俄关系中,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悄悄的扩张”是被炒得最热的问题,也是俄罗斯从官方政界到学术界最为担心的问题。
在以上中俄关系特殊和复杂的背景下,从中长期角度说,中俄综合国力不平衡发展在俄罗斯眼里则构成了更深层意义上的安全利益。
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平均7%的速度连续增长,而俄罗斯在独立之后的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减少40-50%。
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同期的俄罗斯不到3000亿美元,尽管俄罗斯人均GDP超过中国,但总量约为中国的1/4。
根据多数预测,中俄的这种差距将继续拉大。
在近代中俄关系交往史上,俄罗斯第一次面对着一个比它强大的中国。
在军事安全上俄亦有担忧。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战略专家罗戈夫认为:
“在10-15年内,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可能赶上甚至超过我们。
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因素,事态的这种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7]
美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则主要是由于战略核武器和军事力量对比产生的。
冷战期间,核控制和核裁军就是关系到美苏生死存亡的重大安全问题。
俄罗斯独立后,由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变化,与美国之间出现了不对称的关系。
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另一方面,在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仍然维持在同等水平。
这种状态使俄罗斯感到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与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的均势。
2000年,俄罗斯军费开支仅为1193亿卢布,约合40亿美元。
2001年,俄罗斯军费大幅增加到2147亿卢布,也只有70多亿美元。
[8]而同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已达3000亿美元之多。
俄罗斯专家普遍估计,由于财力和技术的原因,俄罗斯在今后只能保持1500左右枚战略核武器。
因此,俄罗斯提出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至1500枚的目标。
俄罗斯外交部安全与裁军司顾问费·加夫里科夫评论说,现在俄罗斯“战略进攻武器削减的规模首先是同俄罗斯的经济能力相联系,而不仅仅是适应新的国际现实”[9]。
俄罗斯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的急剧拉大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俄美战略武器控制对俄罗斯的安全产生了新的含义,在军事安全意义依然存在的同时,政治安全的意义增加。
由于俄罗斯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均无法与美国相比,维持与美国的战略武器平衡,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维持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地位的象征。
在新的条件下,俄罗斯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与美国保持战略武器平衡。
俄罗斯希望维持战略稳定,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在2001年12月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仍希望俄美能够达成新的战略武器控制协定,以使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得到维持。
2002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达成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其次,经济利益是中美对俄罗斯又一相同的利益领域,两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同样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贸易结构和中美两国的作用深度上。
俄罗斯对中国的主要经济兴趣一是向中国出售其工业和航空产品,二是以其技术和设备参与中国的建设项目,三是开拓中国的能源市场。
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日用消费品。
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在2000年打破多年的徘徊,达到80多亿美元,2001年又突破100亿美元。
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保持着顺差。
总的来说,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规模还不大,远未达到俄罗斯所期望的水平。
但随着两国在能源等领域一系列大型项目的实施和俄罗斯经济的好转,经济利益的规模将逐渐扩大。
美国是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在独联体之外,美国是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
1994年至1999年,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额分别为55亿美元,71亿美元,80亿美元,88亿美元,95亿美元。
[10]2000年,俄美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其中俄罗斯顺差58亿美元。
美国还是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占俄罗斯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5%以上。
美国参与的萨哈林石油开发项目预计最后投资可达130亿美元之巨。
尽管俄美贸易额也不大,但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拥有最大的资本输出能力和消费市场,因此,从发展潜力角度说,俄罗斯对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抱有更大希望,美国是可以为俄罗斯提供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国外市场的主要国家,这是中国所不能充分提供的;另一方面,俄罗斯希望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并享受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好处,但俄罗斯通向国际经济体系的钥匙在美国手里,只有借助美国的合作,俄罗斯才可能真正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
俄罗斯希望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减免俄罗斯的债务、取消对俄罗斯的贸易歧视政策中得到美国的支持。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作用与美国相比也是比较小的。
再次,中国和美国在应对非传统威胁领域对俄罗斯的利益相近,但性质上有所差别。
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主义、非法贩卖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大气污染、自然环境恶化等等,尤其是恐怖主义在冷战结束后急剧膨胀,成为后冷战时期最具挑战性的非传统威胁。
俄罗斯是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事实上,在俄罗斯联邦安全概念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南方方向被列为对俄罗斯安全最直接的威胁。
[11]中国和美国都是俄罗斯反恐的伙伴,两国与俄罗斯的反恐合作对俄罗斯都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和俄罗斯的反恐合作在1996年上海五国形成之后即已开始。
美国与俄罗斯的反恐合作开始得较晚,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反恐在俄美关系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也没有上升成为俄美关系的重要内容,实际上,美国与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识和立场,因此也无共同利益可言。
“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使俄美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站到了一条战壕中,俄罗斯与美国找到了一个新的合作领域,应对非传统威胁成为两国关系中新的共同利益区。
中美在反恐和应对非传统威胁上对俄罗斯的利益同样重要,不过,中俄在反恐和应对非传统威胁上的合作是自觉的,概念一致的,利害相关的,而美俄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一定的条件,概念上不完全一致,在利害关系上有不同。
最后,在国际合作方面,体现了中美对俄罗斯利益最大的不同所在。
就利益和利害关系来说,中美对俄罗斯都是极其重要的,但就其性质来说,两国对于俄罗斯来说有极大差别。
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两国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俄罗斯和中国在一系列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持有相同或相近立场,这是由于两国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中处于相似的地位造成的。
由此,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领域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政治影响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远远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从199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连续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急剧膨胀,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国的全球力量首屈一指,在军事方面无可匹敌,在经济上是全世界的火车头,在科技上保持全面领先,在文化上有无比吸引力。
[12]世界格局的结构陷入严重的失衡状态,中国和俄罗斯处于相似的不利状态,这使两国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性相互需要,由此派生出某些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
俄罗斯和中国相对于美国都是弱国,对此不同的统计材料有不同的具体数据,根据俄罗斯一份统计材料,美国一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1%,相当于整个欧盟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本占8%,中国占7%,俄罗斯只占1.7%。
[13]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同年中国近1万亿美元,俄罗斯只有约2000多亿美元。
失衡的结构产生了平衡的要求。
对于弱国来说,弱弱联合、互相借重是达到平衡的一种自然选择。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俄罗斯与中国的国际合作是国际格局失衡的自然产物,是一种结构性的需求,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可以平衡世界力量格局,改善自身的战略地位。
美国同样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合作伙伴。
美国对俄罗斯国际合作的利益主要在于俄罗斯宏观国际环境的改善。
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外交的沉重遗产和复杂的地缘政治负担,俄罗斯国内政策受国际环境制约的程度高于一般国家。
因此,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俄罗斯实施其国家战略的必要条件,同时对于俄罗斯来说亦有其特殊性,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避免或缓和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竞争,包括尽量使其他大国不对俄罗斯发起直接挑战,以免俄罗斯被迫卷入冲突,分散有限的资源,影响国内的发展战略。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美国在地缘政治、裁军和军控、地区安全等领域都是对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家,因此,俄美关系的状况最大程度地决定着俄罗斯宏观国际环境的状况。
比较中美对俄罗斯国际合作利益的区别,可以看出两国对俄罗斯的实质性差异。
中国是俄罗斯在国际上可以借重的力量,两国的国际合作基于两国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立场和利益的一致或相近,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没有严重矛盾,却有相当多的共同目标;而美国是俄罗斯借重各种可能期望改善关系的国家,俄美外交思想和外交目标有诸多重大分歧,俄美国际合作有的是出于共同立场,而在相当多情况下不是由于立场的一致,而是由于立场的不一致。
俄罗斯与美国国际合作的基本追求是减少俄美矛盾,这本身即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
中美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及走向
中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重要程度决定了中美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
在俄罗斯外交地区优先次序的排列上,美国位于独联体和欧洲之后,列于第三位,中国则紧跟在美国之后,排名第四。
《俄罗斯联邦外交概念》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一文件中地区优先次序的排列是:
独联体-欧洲-美国-亚洲。
中国在亚洲国家中列为首位。
[14]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在其《新俄罗斯外交》一书中也确认了这一排列。
[15]
美国在俄罗斯外交序列中位于中国之前是合乎逻辑的。
这是因为,俄罗斯外交活动发生的地区与美国更多重合,俄罗斯国家利益发生的领域与美国更多联系,同时,俄美关系对俄罗斯所能产生的利益和效应也较俄中关系更为广泛和强烈。
在政治地理上,俄罗斯几乎在其外交活动发生的每一个地区都与美国发生关系,而中国与俄罗斯发生关系的地区远较美国为少,或者是虽可能发生某种关系,但程度较浅。
在俄罗斯外交的核心地区独联体和欧洲,美国在西欧、中欧、东欧、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中亚都保持着牢固和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存在和影响,而俄罗斯感受到中国此种影响的地区只有中亚。
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的定位是西方,在文明的认同上,俄罗斯自我定位于一个西方国家,更具体说是一个欧洲国家。
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的这一倾向更加明显。
在政治文化上,俄罗斯也是向西方的政治标准靠近,接近西方的价值观念。
而东方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合作方向和合作伙伴,但却不是俄罗斯的精神家园和国家归宿。
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在俄罗斯外交中虽可以互不矛盾,但文明和文化上的远近亲疏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在文明和文化上俄罗斯对美国同样有很大的距离感,不过,不能不看到美国与欧洲在意识形态体系上的一体性。
因此,俄罗斯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向着欧洲的移动,不能不在政治文化上同时是向着美国的移动。
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的定位,在文化层次上决定了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相对于中国的优先地位。
中国和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都是极其重要的国家,但两者所涉及的范围及其意义有不同。
中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主要是边界安全。
俄罗斯与中国的边界安全问题在恶化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正常情况下则只有局部意义,在两国形成边界地区安全机制的情况下,这一安全机制对俄罗斯的意义主要是维护远东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一个地区层次的安全机制,在内涵上扩大的空间较小。
美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是全局性、多层次的。
美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包括军控、地缘政治安排、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
俄美军控领域包括战略武器控制、战术核武器控制、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控制等。
俄美在这些领域达成和将继续谈判达成的协议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安排上,俄罗斯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解决欧洲安全体系和安全机制建设问题。
在这一领域,俄罗斯的主要对话者是北约,美国则是北约的核心国家。
俄罗斯准备与北约之间建立的安全机制,从地理上看是在欧洲地区的安全机制,但实质上它将覆盖从北美经欧洲直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它是一种有全球性意义的安全体系。
事实上,俄罗斯希望建立的也是这样一种安全体系。
[16]而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形成的安全机制则是地区性的。
因此,不管在广度还是在内涵上,俄美安全合作在俄罗斯的安全规划中自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的年贸易额均为100亿美元左右,不过俄罗斯与中美经济关系的意义对俄罗斯也有不同。
相比之下,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利益覆盖面更广,作用更关键,潜力更大。
除了一般的贸易之外,美国对俄罗斯来说是主要的投资、新技术、现代化管理的来源,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俄罗斯不具有这种作用。
同时,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中有着最广泛和最重要影响,俄美经济关系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债务安排、国际融资、加入世贸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俄中经济关系也不具有这种影响。
简单说,俄中经济关系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对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基本是一般贸易利益,俄美经济关系则除一般贸易利益之外,还对俄罗斯宏观的经济转型、俄罗斯经济的技术改造、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和美国对俄罗斯利益程度的差别决定了中美在俄罗斯外交次序中的差别,但这并不表明中美在俄罗斯外交中位置的对立。
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不是对立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有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一面,也有共同利益和合作的一面。
中美关系的非零和性质使得两国都能够接受俄罗斯同另一方发展关系。
中美在俄罗斯外交次序中的差别程度也不能等同于双边关系的状态程度,也就是说,双边关系的状态并不与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位置次序成比例关系。
另一方面,这种位置次序表明的只是一种宏观状态,但它不具有绝对性,而且它不能取代纯双边关系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一些情况下,俄罗斯与一国关系状态对与另一国关系有互动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不存在这种互动作用或说这种作用很小,它们只有双边关系的意义。
在只有双边关系意义的情况下,其重要性对俄罗斯是绝对的。
中国和美国都是对俄罗斯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它们对俄罗斯的利益从原则上说是不可以相互取代的。
俄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不能取代俄中边界安全的重要性,俄美核裁军的意义也不能代替俄中边界稳定的意义。
在俄罗斯实行全方位外交的情况下,俄罗斯同中美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关系的毁坏,都是对俄罗斯国家根本利益的损坏,都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失败。
而且,由于后冷战时期俄中美关系的非零和性质,俄罗斯牺牲同一个国家的关系以追求同另一个国家关系的进展给俄罗斯带来的利益不能弥补它的损失。
因此,俄罗斯的合理选择是同中国和美国平行地发展关系,但由于中美对俄罗斯利益的差异,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总是平衡的。
同时,俄罗斯可以借助同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为俄罗斯在多边关系中创造最大空间和最佳位置,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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