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张康之教授在南大上课的笔记整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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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张康之教授在南大上课的笔记整理
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
(按张康之教授2010年10月至11月南京大学讲课笔记整理)
第一讲三个历史阶段
一、方法总论与农业社会概述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以任何理论作为参考系,而是要有理论创新。
建构自己的理论需要确定自己的“坐标”,坐标就是解释框架,解释框架可以逐层展开。
换句话说,研究的过程就是解释框架展开的过程。
人文社会科学把握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解释框架。
研究需要形成一种意见,从属于社会制度建构、干预历史进程,能否正确干预、干预的进度怎样,需要看准它。
干预历史进程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历史、了解历史运动轨迹,因而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框架。
历史和现代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感性材料+知性范畴=知识”,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解决的问题。
康德无疑是19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不过,他用12年的时间写一本书来解决“感性材料如何成为知识”这一问题,确实也够笨的。
本科生阶段已完成知识储备;研究生则是研究如何运用知识;博士生的学习不要想着去获得什么知识,要学习知识背后的东西。
看经典著作,要知道其背后的知识框架。
如果看不到框架,则书籍就没价值去读。
罗尔斯的贡献,在于将哲学八大流派整合为一个框架。
写作博士论文,反对带着获取知识的目的去看书,重点把握自己的分析框架。
有了框架,论文的谋篇布局都不是很难的东西。
框架出来,填充材料即可。
(博士)学位论文慎于“概念创新”,要注意表达实质性内涵。
大题目最好就一个关键词,否则容易引起混乱,最好“抓住一点,分析透彻”。
不能为了论文收集资料,要体现学习过程;资料的收集过程,要有驾驭,需要区分良莠。
看书不要看知识含量,看一下里面有多少思想。
思想乃是实质层面的内容,框架乃是形式层面的内容。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老师会使用现有知识。
(一)五阶段论与国家观念的历史性:
五阶段论
五阶段论与西方中心主义,揭示社会治理的困难
五阶段的提出存在社会治理的困难,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界定的。
五阶段划分割断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也就是出现了两次“结构性的断裂”(阿尔都塞语)——原始和奴隶、奴隶和封建社会。
如果它们之间原本就不存在一条界线,那么如果硬画上一条线的话,可能会画蛇添足。
实际上,所谓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属于农业社会发展阶段,只不过发展程度存在一个高、低之分而已。
所以,没有所谓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有的只是“天下”(中国的“诸侯”相当于西方的“领主”)、“朝廷”。
五阶段论是根据欧洲的发展状况而确定下来的,是为了解决欧洲国家发展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问题。
“清政府”的概念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他将“政府”的帽子扣给清朝廷,是出于政治革命的缘由。
对于中国而言,标志着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出现的,就是孙中山建立的国民政府。
袁世凯所建立的是一个四不像,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朝廷。
所以说,对于“清王朝”的腐败问题需要正确的认识。
因为“国家观念”的有无对于一个地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王朝并没有形成国家观念,有的仅是天下的观念。
“天下”是可大可小的,而国家则是由既定的领土、人口、主权等构成。
当时西方已经具有了国家观念,这一点也决定了清王朝必然走向灭亡。
关于“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可以联系中东局势来加以认识,已建国的以色列在与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纷争中,长期处于优势。
“国家”就是现代化的产物。
当然,国家一词的出现是可以考证的,但是,国家的建立乃是近代之事。
正如没有最初表“权利”意义的right一词一样,国家观念被后人硬加入State一词。
Right最初的语义是“自然正义”。
自然就是等级关系。
任何行为只要合乎等级关系就是自然正义。
现在,right具有了“权利”的含义,显然有走向“正义”的反面的意思。
(二)三阶段论与对中国现实的解释
三阶段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三阶段论的模糊性与包容性,社会治理三阶段特征比较明显
工业化—城市化,标志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30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开始对其自身的否定。
后工业化—全球化,标志着人类由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
模糊地进行三阶段划分,即可以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
解放战争后的中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词会带来不必要的争议和使中国问题复杂化,所以尽量回避使用。
而采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框架。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处在农业社会。
虽然我们有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实际上是战时工业体系,我们从未使用过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来经营它,而依然采用着农业社会的经营模式。
计划经济就是变相地用农业社会的方法治理社会。
1982年中国才开始工业化进程;1992年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才被认可。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伴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
但是中国和欧洲是不同的。
欧洲——通过“圈地运动”,强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国——虽然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但是农村劳动力主动到城市寻求发展。
1992年前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期,向工业社会转变。
也就是说,1992年之后,中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
(三)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等级化
分配关系与分配行为
地域化
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等级化(身份等级制)、分配关系占主导(分配、赠与、赏赐)、地域化(生产力:
人力与畜力;地域是生存空间;地域界限与交往、人口迁移的偶然性;户籍制度的发明:
人口、土地、赋税)。
农业社会的地域化——户籍制度。
隋唐时期,将人限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一方面可以使当地百姓通过自给自足养活自己,有利于减少偷盗行为,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征收税赋。
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等级化、分配关系占主导、地域化三方面特征逐渐被权利观念、交换关系(市场)、脱域化消解。
二、工业化与工业社会
工业化
城市化
市场化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纵向坐标中,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是一种替代,人类未来将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
工业社会的起点在中世纪后期。
工业社会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综合体,三者的综合表现才构成工业社会。
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基本维度(基线)。
西方(欧美)——典型的工业化。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工业化的进程,准确地讲是在1982年。
有工业不一定就意味着进入工业社会。
社会乃多元要素构成。
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必须看某一要素是否能决定社会的特征类型,是否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中国改革开放在1978年开始。
1978-1982年属于土地改革的过程,是工业化的准备阶段。
中国32年浓缩地走过了西方三百年,乃至是600年的发展历程。
1978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在修正和恢复之前人民公社大锅饭阶段所走的一段歧路。
1982年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下乡知青回城。
回城的这些人的生计、生活、组建家庭等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
在这一情况下,领导人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考虑办舞会等集体活动形式。
正是这些往往出于解决现实问题考量的措施,包含着社会发展历程的胚芽,因为这些活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甚至是文化。
“摆摊”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架,逐渐使摊主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也悄然地来到了。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起点是1982年,“市场”在这一时刻诞生了,工业化与“市场”恰恰在这一年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工业社会的进程。
1992年十四大,“市场经济”才被接受。
中国地域幅员广阔,从北京至上海一带,具有了后工业化特征;在珠江三角洲具有典型的工业化特征;广大的内陆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
如果从代际角度,80后是具有典型化的特征,具有断代的特征。
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此前的人是不同的。
80后代表的是未来,80前是遗老。
(一)工业化诸维度
(1)工业化的进程
南意大利在13世纪出现了工业化问题。
当时城市手工业出现,市场交换频繁。
13世纪末、14世纪初出现了工业化的特征。
但是工业化的进程即使在欧洲也是不平衡的。
有一个从南欧向北欧发展的趋势。
工业化出现了分工,但是具有农业社会生活和生产一体化的特征。
手工行会中师傅与学徒的关系实际上是“父”与“子”的关系,他们组成了“住户”,“住户”不同于家庭,因为师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当时的法律对“住户”的人数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种限制人数的举动可能是为了控制生产规模、避免恶意竞争破坏了公平的环境,影响到其他住户的发展。
手工作坊经历了一个世纪逐渐向工场转变。
工场是一个协作系统,是对生产的关注。
企业是对利润的关注。
【写作的境界——对于词语的精确把握】“工场”包含着一种同质性的生产;手工作坊存在于住户中(存在师傅和徒弟)。
【何林先生将“civilsociety”翻译为“市民社会”是非常精辟的。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是不精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公民—国家;市民—社会。
】
工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产生了社会大分工(生产与消费的分离)。
工业社会的初期:
随着工厂的出现,社会分工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以组织的形式参与的社会分工。
在组织内部是经过设计和安排的分工,人文社会科学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
其技术最初则是组织的技术。
“宏观调控”等政策,就是将国家视作组织。
工场组织的技术在向外扩展。
(1)工场组织是以整体形式参与分工,此方式是没有技术可以把握的。
(2)工场内部的分工是经过设计的。
组织内部分工协作系统出现,演化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组织。
在组织问题研究上,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是最有见地的人。
涂尔干是一个不谈组织,但是理解组织必须关注的人,是从伦理角度来考察职业的开创者。
涂尔干未使用“组织”一词,而使用“职业”。
【涂尔干更像一个“政治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由他的妻子和学生整理的《经济与社会》,其述职论文《经济通史》也是非常优秀的著作,《儒教与道教》等则是他写的一些小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的作品中最差的一部。
这部著作之所以这么被推崇,是因为新儒学为了阐释李光耀新加坡的经验而引进的,是为了满足阐释亚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官僚制”的缺口:
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
解构与拆解:
合法性:
从属于工具理性但又不完全从属;
正当性:
支配正当性,存在着受支配者是否认同支配的问题。
目前为止,批判“官僚制组织”的书籍,几乎没有人在点子上。
这件事情可以作为终身事业。
也就是说,分工经历了社会大分工和组织内部的分工。
组织内部分工,实现了官僚制的纯粹工具理性,即专业化、科学化。
“工具理性”又称为“科学理性”。
真正的工业化的出现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
机械可以部分的取消人力。
人力具有综合的功能,人在做事的时候往往具有模糊性。
虽然机器只能做一件事情,但是它却可以生产同样的东西出来,于是出现了“标准化”的问题。
机器的出现促进了标准化的思维。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泰勒将生产中的标准化引入管理领域,后来老罗斯福和威尔逊将标准化引入政治领域。
荷兰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甚至用机器来形容人。
可见,机器的精细化意味着社会建构原则中的一场革命。
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都以这一原则在进行建构。
企业也是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才出现的概念。
20世纪,进步主义运动在政治学、管理思想史等方面皆具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些在中国研究是相当不足的。
这段历史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2)工业与农业的关系:
既排斥又吸引
工业的出现,产生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农业离不开工业,工业开始对农业实施改造,工业与农业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
工业是在农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的,工业的出现增强了农业的生产能力。
农业离不开工业。
然而,工业与农业之间也存在冲突。
至少存在人力的冲突。
实际上,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人的活动就发生了质的改变。
例如:
佃领人——耕种领主的土地,需要雇佣一些人力来进行耕种,同时定期给领主一定数量的粮食,剩余的归自己享有。
在灾荒年,由于粮食的减产,便出现了大量雇佣工流向城市的状况。
佃领人在收入不济的时期,由于交不上税粮,也会纷纷进城。
进程的雇佣工或佃领人便成了城市手工业劳动力。
当大量的雇佣工涌入城市的时候,农业生产便受到严重影响。
于是,出现了城市与农村在争夺劳动力上的严重冲突。
16世纪,意大利通过立法规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只要在城市居住一年又一天,自动获得自由人身份。
这一立法的价值在于承认人的权利。
这部立法被看作18世纪启蒙的胚芽,“权利”是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基础(基石)。
(3)工业化与社会文化
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宗教世俗化,在王权与教权的交锋中,王权最终战胜了教权,从而削弱了罗马宗教势力,这也意味着社会在世俗化。
其实,近代以来,公众往往被套上光环,现代以来有一种趋势就是“公众人物的平民化”。
美国总统克林顿、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法国总统萨科奇出现了一系列“门”事件——“拉链门”、“招妓门”、“换妻门”。
这些“门”实质上乃是一场运动,社会对他们是极其宽容的。
“后工业社会”这个词肯定要发生变化,等基本特征确定之后,这个概念将会被重新命名。
为什么不叫信息社会?
是为了避免对人类构建社会的误导。
“后工业社会”是站在工业社会立场,持一种否定的意涵。
在社会的基本特征还未显现,如果运用信息社会等词,可能将后工业化进程引入歧途。
“后……”、“新……”都是带有否定意蕴的。
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批判,后现代反对结构化,是对无尽序列的解构,包括对解构者在内的结构进行解构。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肯定的判断,起到拆除中世纪地基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发挥着相同的功能。
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化层面上乃是一种思想运动。
表面上是复兴古希腊文明,实际上不是的。
只有学者心目中的希腊,没有真实的希腊,特别是近代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对古希腊做出错误的阐释。
古希腊由于蛮族入侵,文明结束,欧洲进入拉丁化阶段。
14世纪,随着社会开放,希腊文图书开始面世,后来,经院哲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进行传播,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
实际上,此时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
文艺复兴运动不可能单单复兴希腊。
(二)城市化与工业化
(1)城市化前的城市
在某种意义上讲,14、15世纪,在欧洲,城市就是农村的垃圾场;美国则是欧洲人的垃圾场。
领主往往都居住在农村的庄园中,城市一般仅仅出现在几个领主领地的交叉地带,城市中的居民基本上是罪犯或者在农村无法维持生计的人。
美国很显然在建国之初就是英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安置罪犯的地方,结果罪犯立国。
后来,城市繁荣起来之后便具有了吸引力,开始吸引大批农人进入城市。
欧洲主要还是通过圈地运动等强制性的手段将农人变成了城市纺织工人。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农人自动地流入城市打工,农民带着无限的向往去做城市人。
(2)城市与市民社会
市民及市民社会孕生
交往活动:
平等的要求
师傅、学徒到平等的公民
城市居民即市民。
市民之前是否有“农民”这一概念?
据我推断,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
先有了市民,后有了农民。
这两个概念的诞生意味着“普遍性”意识的生成。
因为它们是对具体的人的抽象,是这一类人中的共同属性,撇开了具体特性与特征,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
农民是由于市民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
市民包含了平等化的可能。
和农村当中见了熟人要进行称呼,那些称呼具有等级性不同,在城市里,我们可以不进行称呼,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
人可以变得平等。
到了城市,不是一个自然的等级,而是一个再造的等级(师徒关系),后来出现行会(大师傅们组成的),工厂组织一开始可能是从行会组织开始的。
【寻求一个谱系,再谋求血统纯正。
追寻组织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
】
城市之中形成了一种纪律意识(师徒关系——生产领域),又蕴含了天生自由(生活之中、至少在精神生活之中),皮雷纳的《中世纪的城市》中记录了这一点。
在某种程度上,达尔文《进化论》是工业社会的写照,这一写照蕴含着“竞争”关系。
中世纪行会——工厂组织——企业组织——官僚制组织;
中世纪王权机构(13世纪)——国家——政府——官僚制组织。
【《法哲学原理》——中介的概念;写学位论文是需要卖弄一点学问的】
城市再造的等级不具有农村自然等级的“自洽性”——面对一个相互之间的陌生环境。
城市的人具有追求自由的冲动。
在中世纪,城市是独立于王权序列的。
当时的城市是社会的边缘。
王权(国王、领主)势力范围在农村,城市往往在领地之间。
如果城市之中师傅虐待徒弟普遍存在,则可能会出现劳动力流失。
所以城市既是自由的,又是纪律的。
城市的自由是农村严格的等级关系的消失。
自由与平等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了自由与平等就可以结社,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共谋一件事,城市市民有了自己的组织,所以形成“市民社会”。
城市作为第三支力量,在历次王权与教权之争中,都会争取城市市民社会的力量。
城市人之间的交往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
生产与消费、生活的分离决定了城市人之间必须交往。
在交往中会有平等的要求(交换——平等)。
交换是换一口饭吃,而不是养活(师徒)。
交换中追求平等实际上逐渐削弱城市之中的等级,城市之中市民是“齐一”的。
中世纪后期,等级意味越来越淡。
人们齐一化在城市,市民社会以整体的形式出现。
“市民”考证。
civilwar在英国实际上是一场“市民战争”,而不是类似于所谓的美国内战。
当时,市民这一概念已经开始流行。
不仅城市市民被看作市民,农村人也开始被市民化。
在农村,有交换活动的人也被看作市民。
国王对这些人征税,这些人抗税。
所以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战争,爆发了所谓的“市民战争”。
英国的“抗税运动”(civilwar)即市民战争。
在城市化之中,形成了市民社会,出现了市民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追求。
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后来被确定为“权利”。
与农村的自给自足不同,城市必然迫使人们必须进行交往、交易,以满足日常生活以及发展的需要。
因而,城市天然地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
(3)城市与市场
分配关系的解体
交换行为的出现
交换关系的体系化
交换中的平等与自由
平等与自由的保障问题和政治
《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中详细描述了农业社会-分配关系主导、工业社会-交换关系主导的框架,在组织层面对应于两种整合机制:
权威和价格,后工业社会的整合机制是信任。
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等等概念不要理解得太狭隘。
梅因在《古代法律》中描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
这也是工业化的一个向度。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正义”的时候,讲了两种正义:
一种是分配正义(或称基础正义);另一种是交换正义(纠正正义)。
因为,即使进行合乎分配正义的分配,依然会产生不正义的结果。
亚氏所讲的交换正义正是出于纠正这种不正义的结果的考虑。
【读书不要将书读复杂化,再深奥的理论描述,也是在描述现实。
想想当时的现实,对照这种现实,再深奥的理论也可以明白清晰。
敬仰亚氏、孔子,那是由于其在当时有深刻的认识,实属不易而已。
所以没有必要将他们神圣化,一旦你觉得他们非常神圣,是因为自己没能进行深入思考,思想不深入。
现在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体制化的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等等逐渐被神圣化。
】
在城市中,一切皆依赖他人。
自己要有一些东西(劳动力)才能同别人交换。
【《资本论》中的劳动力再造,无非就是结婚生子层面的问题。
要将深奥的理论还原为现实。
】逐渐形成一种交换关系。
交换关系首先在城市空间产生。
交换必然提出平等的要求。
当交换主体出现时,自由交换问题也随之出现。
平等必须由自由保障,自由是平等的基础。
交换的前提是平等和自由,交换也提出了平等和自由的要求。
这种平等和自由的要求被命名为“权利”,权利由此产生。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提出了权利的要求。
随着权利的出现,政治建构进入发展之中。
有些学者认为,“权利”亘古已有。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农业社会有的是“特权”,恰恰反映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罗马法》中规定的是“特权”,而不是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证明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才追溯到《罗马法》的时期,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证明。
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是人建构起来的让人接受的东西。
“古希腊具有民主制度”这一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雅典有23万人口,其中13万为奴隶和外邦人;10万雅典人中一半是妇女,一半是自由人。
5万自由人才被看作公民,奴隶、外邦人、妇女都不是公民。
5万人的公民会议,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一种特权,其与现代民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现代的人是平等地拥有权利。
Right经过词义的演化,转化为权利之后,从而具有了平等和自由的实质内容,随之演变出生存权、财产权等各种权利,逐渐形成了权利体系。
权利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就是自由与平等。
工业化的进程,落到“平等”与“自由”的保障问题。
18世纪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生,收获了“工业化的成果”,使工业社会得以成立。
霍布斯、洛克、卢梭皆从自然状态展开论述,保障自由与平等——权利。
20世纪,社会实现了充分的组织化。
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可能是一种运动。
组织之中存在着重构的分配关系。
分配关系在工业化中消解而又在组织内被重构。
工业社会:
分配关系普遍存在于组织之中,而非组织之外。
农业社会:
不分组织内外皆存在分配关系。
农业社会是混元组织,没有组织化。
【分封具有特指对象:
土地。
】
三、后工业社会总论
后工业化
全球化
信息化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正处于工业社会阶段。
西方13世纪末、14世纪初,进入工业化进程;中国1982年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
此前,中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
有工业并不意味着工业社会,要看此社会的运营和管理方式。
解放前,工厂皆为日本人建立。
1958年大跃进,对中国建工厂很有作用。
现在倒闭的也多是1958年建立的。
中国的不同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珠三角——发达的工业社会阶段;北京至上海沿海——具有后工业的迹象;广大内陆——具有农业社会的特征。
农业社会缺乏纪律意识,行为意识皆处于农业社会阶段。
后工业化不是我们不能触及的遥远的未来。
80后特征是一个历史特征,例如语言表达、行为方式等等。
(80后作为断代的一代,是指他们的后现代意识或风格?
)
后现代:
一开始出现在建筑、艺术领域;在哲学领域则出现在语言方面。
所以,有一个解构语言的问题。
在实际行动中解构语言,现在已经渗透至各个领域。
社会建构的逻辑:
工业化——由分工到分群,所以,不进入某项群体,谋生就会有问题;后工业化则是——由分群到分工。
(一)后工业化
(1)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
目前,是否已经进入后工业化进程?
后工业化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大致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折点,几乎在各个领域,出现了新的迹象。
这直接对社会治理进行冲击。
行政改革,1978年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1980年美国里根改革,1982年中国行政改革。
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这前后皆开始行政改革。
政府为何改?
是因为其不适应于社会的要求,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不适应?
是因为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巨大转变。
对于这一转变没有明确认识,源于我们身在庐山。
总体讲,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没有理论支持的。
而统一的理论就是关于后工业的思考。
这样,改革就不会走弯路,而且会积极有效。
全世界出现行政改革的失败,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理论来支持。
(2)符号的再度符号化
准确地说,货币是商品价值的符号,但是货币出现再度符号化的问题,股票等其他金融衍生品则是货币的符号化。
例如:
中国四万亿救市,就是电脑上的一个数字而已。
符号的再度符号化是以往没有的,我们高度依赖这些符号。
原始人依赖图腾——信仰——精神层面;
现代人依赖数字——渗透至生活领域,意味着人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工业社会,人类依靠“物”。
人对人的奴役转化为人通过物来对人奴役。
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曾经说过,“一切皆受到物的奴役”。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指的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而来控制人。
现在人对符号的依赖越来越强。
首先,人对符号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其次,才依赖物。
这种转变不同于工业化阶段,所以是一个后工业化的现象。
(3)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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