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期末考试的辅导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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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期末考试的辅导资料

2019年《中国文化概论》期末考试的辅导资料

第一讲：

导论

文化概念的多重含义往往使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产生分歧，一般来说，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主张文化是涵盖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大文化观。

穆勒米埃尔认为：

“文化包括知识、能力、习惯、生活以及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种种进步与成绩。

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入世以来所有的努力与结果。

”（注：

转引自曹锡仁：

《中西文化比较导论》，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维斯拉认为：

“历史以及社会科学，把所有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称作文化。

”（注：

转引自［日］石川荣吉：

《现代文化人类学》，5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也持这种观点：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

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

从个人跻身于一种或几种文化的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注：

［美］拉尔夫·林顿：

《个性的文化背景》，见［美］C.恩伯：

《文化的变异》，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我国文化学家梁漱溟认为：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中国文化要义》）著名学者钱穆亦主张：

“文化即是人类生活的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

”（《文化与生活》）《大英百科全书》则标明文化概念应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定义，即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第二类是多元的相对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

这两种定义虽哲学基点不同，但都主张一种涵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体的大文化观。

文化概念的第二个层次主张文化应主要指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性成果，而不包括物质生产及其器物性、实体性成果。

前述英国文化学家泰勒的文化定义就倾向于文化的精神方面的界说。

我国学者多注意到了文化含义的广狭之分，认为广义的文化应包括物质、制度、精神心理等所有范围，狭义的文化则应指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成果。

第三个层次的文化概念大大缩小了文化的范围，它沿袭了传统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文化的直观理解，即将文化理解为以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为主的艺术文化，是人类“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一部分生活方式”，是“弹钢琴谈论勃朗宁的诗”那一类内容。

如我国大众所熟知的对我国文化部门所管辖的文化的理解。

可见，文化的概念是多层次的。

广义的大文化观与“文明”概念相接近，涵盖了文化的所有内容。

而一般学界所公认的文化观则在赞同多层次文化观的基础上，主要指人类的精神形态、观念形态方面的内涵。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本质呢？

我们认为，文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

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东西，一切文化都是属人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属于文化范畴。

文化便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形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人工产品同自然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既是特殊的现实的个体，同时又是社会的总体。

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作为主体，人都既是文化的结果，又是文化的起点。

文化造就了人，人又创造了文化。

没有人，文化既不存在也没有意义；没有文化，人也不成其为人。

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自然的文化化。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之外的自然，即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无机身体”，另一部分则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有机身体”。

自然的人化一方面包括人类对外在自然的能动的现实的改造，另一方面也包括人自身的躯体和全部感觉（内在自然）发生属人的变化。

说到底，文化就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实体而逐步满足自身需要，包括肉体和精神（观念）的两种需要的过程。

从外显的文明现实来看，文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

马克思曾说过，蜜蜂建造蜂房，使得所有建筑师都为之惊叹不已。

但他又深刻地指出：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活动，在于他能按照人的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同时文化还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只有在社会中才成为属人的主体性。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构成了文化——这一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所以，文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从文化的内显的本性来看，文化的这种社会本质又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

文化的内在本性，形成和发展了人的各种感官和能力。

人类的文化史，说到底就是人的感觉的不断解放，不断人化，不断由自然人走向社会人，从而走向审美人的过程。

“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

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主观条件成熟了，人的文化意识便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实践的肯定方式。

文化在历史中发展，文化即是历史，由历史形成的文化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但处身于一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往往对这一文化业已形成的模式日用而不察。

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总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比较中才可见出。

人类古代的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埃及文化已经远逝于人类文明的地平线，唯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文化）依了一种哲学或宗教而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延续下来。

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巨大力量，可以称之为“文化力”或“文化生产力”，它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在文化领域内塑造历史的一种力量，三者相互渗透、影响，又相互对立并转化。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场中展开的，而文化场则是文化领域中各种文化力交相作用而形成的。

文化是文化共同体所共同享有的，它绝不仅仅代表某一个人的行为或观念；文化是后天习得的，绝不是先天所固有的。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如此，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存在形式。

文化不是只有一种，人类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模式，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由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所主导。

但无论在哪一种文化模式中，人们的精神和行为都是趋于一致的。

第二讲：

炎黄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开端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的始祖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大的文化区。

第一个就是被认为是中华文化主要起源的，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洛文化区。

其始祖被称作烈山氏，后来有两个大的氏族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相互结盟，其后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炎黄子孙，他们大约生活在距今六千至八千年间，今天考古学上定位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是其代表。

第二个就是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汉文化区，它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距今约有七千年，是古苗族和蛮族的主要栖居区。

第三个是位于黄河下游和黄淮之间的河岱文化区。

一般认为其始祖是教人们渔猎的伏羲氏，这一文化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私有财产的产生，在不断的相互争夺和冲突中，第一文化区的华夏先民战胜了东夷部落和南方的苗蛮族群，从而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史上成了一股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华夏从此也作为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称号沿用至今。

儒、道、墨、法四家各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儒道重义轻利，墨法强调功利。

先秦四家在争辩中互相吸收，经过糅合，添以新质，凝聚成炎黄族类的理想人格。

具体地说，道家引导人们离开名利场，作精神上的逍遥游；墨家的视野绝不出小生产的范围；法家要维护中央集权，钟情于法、术、势的运用，不会鼓励人们开拓思维空间；世俗化、人情化、伦理化的儒家，以维护既存秩序为己任，在汉以后成为正统。

佛教是舶来品，原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为在中国立足，被迫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靠拢，在高于一切的皇权面前低下了“不敬”的头；道教吸收了道家神秘主义的内容，以道术迎合统治者。

封建王朝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在维护统治方面相互补充，发挥整体合力作用。

第三讲：

中国哲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

“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

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

……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

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

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开始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注：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38~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的确，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和“革新的时代”。

这一判断是基于两个重要历史现象的出现：

士的崛起和士文化的繁荣——百家争鸣。

士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是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使大批的士人“不耕而食”成为可能。

二是政治条件。

春秋战国是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时代，各个诸侯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进而确立霸主地位，不惜一切想方设法招揽人才，这就给士人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士人崛起的内因，因为他们也想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口舌来获得稳固的生活保障，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因此，士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

他们有的是武士，有的是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是自由职业者，还有一部分来自旧贵族及其子弟，这些人在社会变革和动荡中由于家道中落而开始发奋读书，从而成为士人中的一员。

此外，出身低微的庶民中也有一批人通过自身努力而跻身于知识阶层。

士人一般知识丰富，思想敏锐，且大都敢作敢为，并具有很高的雄辩才能，他们主要采用兴办私学、游说列国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总的说来，士的崛起给春秋战国年代增添了生动的活力，也使这一历史时期充满了创造和变革的力量。

不仅如此，由于士人摆脱了过去巫史对王室贵族的完全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他们因此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可贵品格，这些品格主要有：

博大的胸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开放心态；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和日三省吾身的道德自律意识。

（注：

参见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玄学还从本体论出发，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何晏、王弼、向秀、郭象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是人性“自然”的产物，是“立名分以定尊卑”的必然结果。

或者干脆认为“名教”即是“自然”。

这就把“名教”看作和世界万物的存在一样自然，合情合理，为统治阶级服务。

阮籍、嵇康反对“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要求人超出名教的束缚。

他们批评“名教”教人弄虚作假，追逐名利：

“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对“名教”表现出较多否定的态度。

玄学在探讨世界本体过程中，富于理性思辨。

例如王弼对“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命题的论述。

他在《周易略例》中，对“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解说，说理抽象而深刻。

颜之推认为，玄学论辩“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

玄学的这一思辨性特征，对其后的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等都产生过广泛影响。

中国哲学无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

儒家如所熟知，不必多说。

庄子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要求“物物而不物于物”。

墨家重生殖，禅宗讲“担水砍柴”，民间谚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各以不同方式呈现了对生命、生活、人生、感性、世界的肯定和执著。

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作为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谐，与作为身体、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

因之，反对放纵欲望，也反对消灭欲望，而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亦即“中庸”，就成为基本要点。

这里没有浮士德式的无限追求，而是在此有限中去得到无限；这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超越，而是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

这种超越即道德又超道德，是认识又是信仰。

它是知与情，亦即信仰、情感与认识的融合统一体。

实际上，它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既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感性形式的审美境界，而不是理性与感性二分、体（神）用（现象界）割离、灵肉对立的宗教境界。

审美而不是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审美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

这就是特点所在。

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

它强调，“仁，天心也”，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

这是“人道”，也就是“天道”。

自然、规律似乎被泛心理（情感）化了。

正因为此，也就不再需要人格神的宗教，也不必要求超越感性时空去追求灵魂的永恒不朽。

永恒和不朽都在此感性的时空世界中，你看，大自然（“天”）不是永恒的么？

你看，“人”（作为绵延不绝的族类）不也是永恒的么？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你看它们（天地人）不都在遵循着这同一规律（“道”）而充满盈盈生意么？

这就是“仁”，是“天”，是“理”，是“心”，是“神”，是“圣”，是“一”……中国哲学正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

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它即是所谓中国的智慧。

如前面所多次说过，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

总起来说，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

到15世纪，西方转入近代，西方近代哲学与近代实证科学相携并进，超迈前古，中国落后了。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积极进行改革，赶上西方的步伐。

我们要努力创建适合于新时代的中国新文化。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致力于思维方式的变革更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

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

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家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

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

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

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

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

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

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

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

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第四讲：

伦理道德与人文文化

○重伦理道德○重和谐统一○重实际与稳定○重人文教化

从崇尚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

孔子认为要把道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管好国家。

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认为单纯用行政的法律的办法管理人民，只能使他们畏祸而守法，不能使他们具有道德观念。

用道德的办法来教育、感化人民，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仅能使之守法，还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觉，心悦诚服地守法遵礼，知耻从善。

不仅如此，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质还能够直接影响政令的执行情况。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与“仁政德治”相联系，在个人修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以“圣人”为最高的理想境界。

“为学”的目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

因为“治国”与“修身”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治国”就必须“修身”。

只有努力进行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把国家治好。

所以《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超越了宗教，摆脱了神的控制，靠什么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维系社会关系呢？

这就是道德理性。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人文精神，而且重视人文教养。

在中国的历史上，维系社会伦理道德，调节个人心理平衡和精神生活方面，不是依靠外在的“神”的力量，而是强调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来约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并通过自我的完善来维系社会关系。

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人文教养。

通过道德教育、礼乐的熏陶，从道德和艺术入手进行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培养，从而使人不断地得到升华，进入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因而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诗教和乐教，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在孔子心目中，应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去自觉地陶冶性情。

孔子本人就善于欣赏乐曲：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诗有助于振奋精神，陶冶性情，礼有助于立身处世，乐有助于完善情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整理《诗经》，并把诗列为六艺之一。

正是从孔子的倡导开始，中国的诗词，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那么，以伦理道德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自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封建律条以外，统治阶级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并且以伦理道德作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纽带。

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

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这里的“道”是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是指个人的立身根据和行为准则。

由己推人，由个人推及社会，孔子认为，就连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依靠道德，即“为政以德”。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首创“五伦”之说。

他认为：

“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人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如果没有道德教化，仍然与野兽差不多，所以圣人才让契来做司徒，用五伦来教化人民。

孟子还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

在孟子的基础上，董仲舒为了与五行相配，又加上一个“信”，构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战国时韩非曾提出“三纲”的思想，即“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认为“此天下之道也”（《韩非子·忠孝》）。

到了汉代，“三纲五常”已成为统治阶级调整和维护封建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并且逐渐渗透到社会心理的层面。

随着历史的积淀，“三纲五常”作为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由最初的他律，逐渐转化为自觉不自觉的自律，这也正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也在一定意义上蕴含了伦理道德的阶级性、民族性和社会性。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建立在血缘与宗法关系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注重家庭伦理道德，并由此推及整个国家。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

在“三纲”中，两“纲”是维系家庭伦理的。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庭的扩展，国家实际上就是个大“家”。

因此，在封建社会，老百姓称政府官吏为“父母官”或“官老爷”；反之，官吏称自己关心百姓为“爱民如子”。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直接决定了家长制是传统家庭的组织原则和伦理原则，扩大到社会，就是“君为臣纲”。

皇帝扮演着整个国家主宰的角色，拥有不受任何节制的权力，是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的绝对权威。

在皇帝心目中，“朕即国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因此，“君为臣纲”直接反映了传统的封建社会“家天下”的专制本质。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其本质特征是在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基础上，以伦理道德来调节和规范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在伦理自律的同时，以特定的礼来约束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此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习惯上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去分析和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求忠君爱国，孝敬父母，悌兄友弟，舍生取义，讲究信誉，如果忠孝不能两全，则舍孝取忠。

这也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是以忠君爱国为最终、最高价值取向的。

实际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教化，重伦理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风情习俗、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千百年来，中国人已习惯于用道德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它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心的自觉。

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已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人们只须循此而为，而无须究其根由。

”（注：

张立文等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这种道德自律对于个人来说，是人格的自我完善，也是道德自律后精神的愉悦与满足，是塑造至人、圣人、真人和完人的必由之路；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和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

基于中国哲学中重要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艺术思想总是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两者统一。

外在自然物的美根源于它同人的生命发展有密切关系，它的运动节奏、韵律同人的内在的伦理道德情感要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吻合、一致、同一。

中国艺术思想高度重视形式美，但又总是把形式与情感的表现相联系，从来不用纯自然的规律去解释形式美。

再从人对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国美学高度肯定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运动力量，在空间时间上的宏伟、永恒、无限，但并不出于宗教崇拜，而恰好意识到了人类不被自然束缚的伟大力量，并高扬了这种伟大。

而且，这种思想也并没有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摒弃自然，而是强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强调在两者合一中获得审美最高境界。

这也是山水画、花鸟画等等表现艺术家与大自然完全融合的艺术创作在中国得到尤为充分发展的原因。

第五讲：

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佛教与道教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宗教，比如佛教、摩尼教、祅教、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但是，这偌多的宗教中，只有道教是唯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说它“土生土长”，是因为它的资源都来自中国本土的思想、知识和技术，出身很纯。

中国哲学无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

儒家如所熟知，不必多说。

庄子是道是无情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