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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诸侯王墓的发觉和研究
西汉诸侯王墓的发觉和研究
孙波
该文发表在《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4页齐鲁书社2006年
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建汉以后,因循秦制,确立了"百官之职"和"分天下为郡县"的制度。
在尔后的二百余年里,西汉王朝又在此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不仅完成了从王国时期到帝国时期的转变[1],而且为中华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物化表现,"制同京师"的汉诸侯王墓的研究无疑对熟悉这一历史变革极具重要意义。
正因如此,自1968年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发觉起,不断有学者将挖掘与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2]。
而且,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加,许多问题在大伙儿阐释与争鸣中渐趋解决。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汉分封的历史整理和对汉代诸侯王墓的发觉与研究作以回忆,以期对其有更为明晰的熟悉。
一 西汉王朝的诸侯王分封制度
在楚汉战争期间,高祖刘邦出于军事需要,建立两等爵位制度,以赏赐功臣名将,功大者封王,功小者封侯。
至公元前202年汉王朝正式建立时,刘邦先后分封了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即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
这些手握重兵的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对于只掌握关中周围十几个郡县的中央权力形成极大威胁。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1年)七月,张耳、吴芮死。
不久,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领兵讨平。
在吕后的协助下,高祖又将其余四王一一翦除。
但剪除异姓诸侯王威胁后的刘邦并未广推郡县制,而是以为秦祚短促的原因在于无同姓王国的屏藩,于是在清除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开始大肆分封同姓王国。
公元前201年,刘邦分封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弟刘喜为代王、子刘肥为齐王、堂兄刘贾为荆王;公元前198年,封子刘如意为赵王;两年后,又封子刘恒为代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公元前195年,封刘喜子刘濞为吴王、子刘建为燕王。
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前195年)为止,共存在十个同姓王国和长沙一个异姓王国。
这时汉朝版图的大部分也都为十一个诸侯王国所有,皇帝直接管辖的郡只有十五个。
这样,虽然汉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本质上是郡县制,但是由于诸侯王国的存在,形成了两套并行系统:
一是皇帝直属的汉郡及其辖县,一是王国所属支郡及其辖县。
诸侯王国虽受中央节制,但又相对独立。
可以"自置吏",即可以自行任命二千石以下官员;也有权"得赋敛",即可以向本王国臣民收取赋税。
实际上成为能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为叛乱和分裂埋下祸根。
吕后执政以后,对刘氏诸王进行了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诸吕、外孙张偃及诈惠帝子为诸侯王。
到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共有诸侯王国十四个,其中吕氏三国:
燕、赵、吕(梁国更名);张氏一国:
鲁(夺楚薛郡置);诈惠帝子三国:
常山(割赵)、淮阳、济川(本齐济南郡,置为吕国,后更封);刘氏六国:
淮南、代、吴、齐、楚、琅邪(割齐);吴氏一国:
长沙。
但这一变化只是刘吕宫廷权力之争,于郡国关系未有根本变革。
汉文帝执政后,同姓王实力再度强大,除长沙外,又恢复清一色的同姓王国局面。
但文帝已感到诸侯王国潜在的威胁,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便采纳贾谊"以亲制疏"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徙亲子淮阳王刘揖于梁,分齐国为七(即齐、济北、济南、淄川、胶东、胶西、城阳),分淮南为三(即庐江、衡山、淮南),以此削弱诸侯王的实力。
这样,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加上高帝末年的九国(本十国,荆王贾无后,已除),王国总数增至十七个。
文帝末年,异姓长沙国因无后除。
景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以亲制疏之策。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封亲子六人为王,以与血缘较疏的其他王国抗衡,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一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公元前157年)。
此时,西汉王国达到二十二个,即文帝末年十六国加上河间、广川、临江、汝南、淮阳、长沙六国。
随后,景帝重用大臣晁错,进行削藩,直接削夺王国支郡。
这一措施,直接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于是以吴王濞为首,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武装叛乱。
叛乱平定后,景帝乘势将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
同时他又先后封子刘端为胶西王(公元前154年)、刘荣为临江王(公元前150年)、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公元前148年)、刘乘为清河王(公元前147年)、刘舜为常山王(公元前145年)。
公元前143年,又将对中央屡次不敬的梁国一分为五(即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阳)。
武帝即位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
同时,武帝还推行"左官令"和"附益法"使得各诸侯王不敢妄动,诸侯国尾大不掉之势的问题解决了[3]。
终西汉之世,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诸侯王国或设立、或分化、或废除,但其地位的特殊性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点。
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识,我们可从作为生前生活写照的诸侯王陵墓中窥其一斑。
二 西汉诸侯王陵的发现与发掘
到目前为止,可以基本认定的有18国诸侯王、后陵墓44座。
为便于对当时时空关系的清楚认识,下面以国别为类作以介绍。
(一)中山王墓
西汉中山国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偏西,易水南,原为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始封国,都卢县(今河北定县),辖十四县,是汉代较大的诸侯王国。
现发现西汉王、后陵三座[4]。
1. 中山靖王刘胜墓[5]1968年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和其妻窦绾墓(满城2号墓),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汉北平县)西南的陵山主峰,整体位置处于中山国北部,其都之东北。
两墓南北并列,相距120米。
墓穴凿于山岩石中,均为大型崖洞墓,墓门朝东。
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窦绾墓容积与之类似。
两墓形制与结构大体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份。
墓道斜坡式。
墓道口用两堵土坯墙封门,两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
墓室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两墓随葬品众多,各按用途置于各室。
各出金缕玉衣一件。
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有效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
窦绾墓出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
墓中出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
由于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是目前所见少有的未经盗扰的墓葬,因此其布局结构可为其他墓葬研究提供参考。
2. 中山怀王刘修墓[6]1973年发掘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为竖穴土坑墓,整个墓室呈"凸"字形,分为墓道、前室、后室三部分。
前室又以大木分为左、中、右三部分。
右侧置真车3辆、马13匹;左侧置生活用具;中间见4件偶车车马饰件。
后室以木板分隔成前堂、后室和左右室。
前堂置铜器,左右室中有大量丝织品、漆器和竹简;后室置黄肠题凑五层棺椁(或二椁三棺),棺内殓服为金缕玉衣。
陵墓属于西汉中期。
(二)常山王墓
公元前188年,吕后执政时置常山国,都元氏(今元氏西北约10千米)传三世,公元前180年国除。
前145年,景帝利用平定七国之乱的告捷形势将赵国一分为六,封子刘舜为常山宪王,占据其一。
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宪王舜归天,子刘勃即位,但专门快被废,改常山国为常山郡,国除[7]。
常山宪王刘舜墓[8]刘舜墓位于今河北获鹿县新城乡,西汉常山国国都元氏北部偏西。
1991年发现大墓两座,南北并列,发掘其中一座。
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墓葬为竖穴土坑结构,平面呈"中"字形,有东西两条墓道,全长95.40米。
墓葬遭严峻焚毁,仅见环形曲尺状回廊,葬具推测为黄肠题凑结构。
回廊置车3辆、马14匹。
椁室与外回廊出土银、铜、陶、铁、漆等文物残件千余。
铜器上标有"常山"、"常食中般"、"二十九年"等铭文,挖掘者以此推测这些器物出于常山宪王刘舜墓。
(三)赵王墓
西汉时期赵国曾屡遭废立。
公元前203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张耳为赵王,都邯郸,是年去世。
次年,子敖即位;公元前199年敖被贬为侯,徙代王刘如意入赵,三年后被吕后所杀,随后刘友徙赵,公元前181年自杀;公元前180年吕后兄吕禄为王,是年被杀,国除;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封子刘遂为赵王,公元前154年因谋反被诛,国除;公元前152年,景帝封子刘彭祖为赵王,传七世,后为王莽所废[9]。
1978年,河北石家庄小沿村发现一座大型南北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二棺,木椁四周与椁壁呈垂直方向垒筑枋木墙,木头皆向内。
由于曾遭盗扰,仅出部分铜器。
棺内所出银质私印上有"长耳"字样,发掘者以此推为汉初赵王张耳墓[10]。
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11]。
(四)河间王墓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从赵国分出河间国,次年封子刘辟疆为王,都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约8千米),辖四县。
其后传十世,至王莽代汉后止[12]。
1993年在献县县城东万村乡发掘一座大型汉墓,为土坑竖穴结构,座西朝东,平面略成凸字形,分为墓道、小侧室、主室三部分。
墓道为斜坡式,有生土二层台和分布规律的柱洞,其内积沙。
耳室位于墓道南侧近主室处,内置木箱,出土陶壶18件。
主室近方形,内置三重棺椁,以青膏泥填塞,再外积沙积炭。
由于早年被盗,出土遗物不多,有铜器、玉器、陶器和金饼等,据分析该墓年代应在西汉早期偏晚,墓主为女性。
同一封土下墓南还有一座规模更大的积石积炭墓,两墓应为夫妇异穴合葬。
发掘者推测为首代河间王刘辟疆夫妇墓[13]。
(五)曲阜九龙山鲁王墓
西汉鲁国位于今山东省中南部、泰安市与济宁市交辖地带。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改封子淮阳王刘馀为首代鲁王,都治鲁县(今曲阜)。
其后子孙安王刘光、孝王刘庆忌、顷王刘劲、文王刘睃相继袭封,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被王莽废除[14]。
九龙山鲁王墓位于今曲阜县城南9千米处,共发觉5座,东西并列,墓门皆向南,为凿于半山腰的崖洞墓。
挖掘的4座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四个耳室组成。
二、3、4号墓墓室皆由前、后室组成,前室双侧又各置两个侧室。
5号墓较小,为单室墓。
4墓各置3车和马假设干匹,均位于墓道侧的二耳室中。
甬道侧的二耳室要紧放置粮食、禽畜和食物。
前室双侧的四侧室要紧放置礼乐器、生活用具及钱币等。
3号墓出"王庆忌"铜印,挖掘者依此将其定为鲁孝王刘庆忌之墓[15],但有人对此持异议[16]。
(六)济北王墓
西汉济北国原为齐国济北郡(今山东省东阿县及其周围地区)。
因在清除诸吕势力中有功,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东牟王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都卢县(今长清西南),次年因反叛兵败自杀,国除。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复立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淄川。
次年,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传三代,至刘宽时国除[17]。
1995年在山东省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西汉济北国国都卢县东北四千米双乳山发觉大型汉墓两座[18],一大一小,东西并列。
清理一座,为"甲"字形石圹竖穴式木椁墓,坐南朝北,要紧由封土、墓道、墓室等几部份组成。
墓道与墓室之间有阙门。
墓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24.3米,深5米,底部倾斜,南高北低。
椁室位于墓室的底部中央偏北,葬具为二椁三棺,外椁与内椁之间分为东、西、南、北4个边箱。
墓葬中发觉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钱币等随葬品2000余件,墓主未着金缕玉衣,但有玉覆面、玉枕、玉手握等随葬。
墓中共发觉马车5辆,其中大车3小车二、还有马1匹。
所出20枚金饼中有7枚刻画有"王"字,挖掘者推测墓主为西汉末代诸侯王刘宽之墓[19],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20]。
(七)淄川国王后墓
淄川国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今临淄、寿光、昌乐三县交界地带),为原西汉临淄郡属地。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2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贤为淄川王,都治剧县(今昌乐西北)。
景帝三年(公元前152年),刘贤因叛乱被诛。
同年徙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传八世,王莽篡位(公元8年)的第二年废,历时170余年[21]。
1987年在山东省昌乐县县城西六千米处发觉两座西汉墓葬,东西并列。
挖掘一座,为凿山竖穴石坑洞室墓,由甬道、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组成。
墓道作竖井式,边长四米,深11.7米,墓道底部接甬道。
南北两室别离开凿于甬道两头,四耳室那么别离凿于北室的西、北、东三壁上,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均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弧形顶,并设门框、木门。
墓中出有"淄川后府"封印85枚和"淄川宦谒"铜灯,故定为淄川王后墓,与之并列的另一墓推测为淄川王墓,年代在西汉中期[22]。
(八)齐王墓
西汉历史上曾四次封齐。
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立韩信为齐王,后徙楚;公元前201年,封子刘肥为齐王,都临淄,辖临淄、济北、博阳、城阳、胶东、胶西和琅琊七郡,占据了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
刘肥传三世,国除;公元前164年,文帝封齐悼惠王子刘将闾为齐王,辖临淄郡西部一带,传三世,国除;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复置齐国,立刘闳为王,8年后闳薨国除[23]。
西汉齐王墓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东北距齐故城遗址23千米,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墓葬为中字形竖穴土坑结构。
南墓道长63米,北墓道长39米。
此刻挖掘出5个陪葬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内筑木椁结构。
一号坑位于墓室西北,北墓道之西,随葬品为礼器和生活用具,种类较多,计有铜、陶、银、铁、漆器等二百余件;二号坑位于墓室西南,南墓道之西,为殉狗坑;三号坑为兵器仪仗坑,在南墓道西侧,二号坑之南;四号坑为车马坑,位于墓室东南,南墓道以东。
内置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五号坑为兵器器物坑,在南墓道东侧,四号坑之北,随葬品以兵器为多,第二是生活用具。
内有"齐大官"、"食官"铜器多件,这是判定为西汉齐王墓的重要依据之一[24]。
(九)昌邑王墓
昌邑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和济宁两市交辖地带,属汉代山阳郡。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立子刘髆为昌邑王,都昌邑(今金乡西北),传二世国除[25]。
昌邑王墓位于今山东巨野东南,为凿山竖穴石室墓,由墓道、封土、墓坑和墓室等四部分组成。
墓道长60.5米,前部宽7.1米,置木车1辆、马4匹。
墓道内垒筑两堵石墙。
墓门也以石墙封堵。
墓室分为前后两部份,前室置漆器、铜器;后室低于前室50厘米,有二层台,室中置一棺一椁。
棺内外有大量玉器、铁兵器,铭刻的铜器和药石。
墓坑和墓上坟丘均采纳夯土石块分层填筑。
依照地望与史料接合推测墓主为公元前100年封于此的昌邑王刘髆墓[26]。
(十)吕王墓
吕国封地原属于济南郡(今济南市所属区县及邹平县)。
公元前187年,吕后临朝称治,封侄儿吕台为吕王。
吕后崩后,吕台被诛,国除[27]。
吕王墓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东的章丘市枣园镇,墓上原有封土近4万平方米。
现探明主墓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土坑竖穴木椁墓,整个墓葬总长180米,主墓室面积1295平方米。
现已在墓葬外围发觉陪葬坑和祭祀坑36座。
这些坑中出土了金、铜、陶、漆、骨等大量宝贵文物,其中以14号坑所出乐器最为出名。
依据这些文物挖掘者大致判定出各坑性质。
各陪葬坑依据不同性质与用途作以不同排列,这是其他汉墓所未见的[28]。
(十一)济南王墓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分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济南国王,公元前154年,刘辟光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济南国除[29]。
危山济南王墓位于山东省章丘市之西的平原与山地交界处,2003年经考古勘探发现。
整个陵区分为主墓室、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及陪葬坑、山脚东部陪葬坑及墓区、山脚西部陪葬坑和墓群四个区。
主墓室位于危山顶部,墓上有半圆形封土和地上建筑。
墓室为甲字形竖穴岩坑墓,大致20米见方,墓道长40余米。
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发觉三座烧制车马俑的陶窑。
山腰东部发觉两座车马俑坑和一座墓葬,陪葬墓已被盗,但仍残余有铜弩机、铁镞、弹丸等武器和陶罐、盆、漆壶、盘等生活用品。
年代在文景之际。
危山汉墓兵马俑坑是我国目前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兵俑和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后的又一重要兵马俑发觉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30]。
(十二)广阳王汉墓
广阳国前身为废燕国后所置的广阳郡,宣帝在燕国除后(公元前80年)6年,复立广阳国,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五月立故太子建为广阳王,都蓟城(今北京)。
王莽建新后被废,传四代王,历时81年。
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后墓位于北京市西南15千米的丰台区。
两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王东后西,相距26.5米。
广阳王墓(M1)保留较好,有南北两条墓道,以南墓道为主。
坟坑呈覆斗形,坑底筑以题凑椁室,椁室上下周围铺柴炭和白膏泥。
椁室布局为最外部用大木组成两层外回廊,外回廊内是用15000余根枋木垒筑的方框形木墙,木头皆向内。
木墙之内用木板从三面围筑棺室,内置二椁三棺。
棺室与木墙形成内回廊。
棺室前残余有漆床、陶器及各类食物等,在内外回廊内残余有陶器、俑、车马饰件、马、豹等。
在墓道内又有效大木板组成的椁室,内置三辆有效真车马。
判定为王墓。
后墓(M2)焚毁,但从遗迹看与王墓大体相同,亦为竖穴土坑题凑椁室墓,出车3辆、马12匹。
由于所出漆器上有"二十四年五月丙辰"字样,故判定为首代广阳王顷王刘建夫妇墓[32]。
引起较大轰动的老山汉墓位于北京石景山区老山主峰东南部的山坡上,为一西汉中晚期的大型竖穴土圹木椁墓,坟丘外观呈覆斗状,墓葬坐北朝南、墓室平面为凸字形,南面是斜坡墓道。
墓坑四周以立木桩构成外回廊,是黄肠题凑椁室,内残存漆木棺,由出土的器物及初步的C14检测结果看,该墓很可能是某一代广阳王的王后葬所[18]。
(十三)长沙王墓
据史料记载,西汉时期在长沙封藩的有两人: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异姓诸侯王,传五世,至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国除,历时46年。
另外一人为景帝子刘发,其始封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传八世,至新莽时废,历时164年。
长沙国地处南越国与汉政权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汉王朝对南方的重要屏障。
现发现的4座长沙王墓均为汉初的吴姓长沙国王、后墓。
1961年发掘的长沙砂子塘西汉长沙王墓位于山岗上,有封土堆,呈长腰形。
墓室北端有斜坡墓道,墓道两侧有两长方形壁龛,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周围置白膏泥和木炭,室中置棺椁。
棺椁分四层,两棺两椁。
由于曾遭盗扰,随葬品大部分被掠走,但见有木俑、半两钱和43件墨写隶书的木封泥匣等文物。
发掘者推测墓主为末代异姓长沙王靖王吴著[34]。
另3座长沙王墓均在长沙咸家湖。
分别为:
象鼻嘴1号墓[35]、陡壁山1号墓[36]和望城坡1号墓[37]。
三座墓都是凿山竖穴土石坑墓,斜坡墓道,上曾有高大封土堆。
象鼻嘴1号墓墓口长20.5米、宽18.9米,墓圹四壁有两层台阶,向下内收。
圹底先铺以白膏泥,再铺大木板作整个椁室的底,上部筑有内外两层椁室和棺室,形成两层回廊,外回廊以隔门分隔成12室及前部的门室,内回廊以隔门分隔成7室和前堂。
棺室内置三层套棺。
整个椁室的外围用长150厘米左右、宽20~30厘米的908根枋木垒叠于外椁周围,形成庞大的框形枋木墙。
前壁正中留出甬道,也用大木板组成,前与墓道相通。
出土有饮食用漆器,陶器、陶编钟、半两钱和丝织品等。
陡壁山1号墓和望城坡1号墓结构是与象鼻嘴1号墓类似的黄肠题凑墓,只是其规模略小,且较之略微简化。
望城坡1号墓周围发觉3个陪葬坑,分置陶饮食器、车器和土牛羊。
象鼻嘴1号墓和陡壁山1号墓仅见土牛羊坑。
由于出有"长沙后丞"和"长沙后府"的封泥,故将陡壁山1号墓和望城坡1号墓定为长沙王、后墓,而象鼻嘴1号墓定为某代长沙王墓。
(十四)徐州楚王墓
西汉曾三次封楚,公元前202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韩信于楚,都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但很快被除,未留下王陵遗迹。
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至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除国,为第二次封楚。
公元前51年,宣帝封子刘嚣为第九代楚王,亦都彭城,传三代,至王莽时绝[38]。
目前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楚王或后陵的有8座,为:
小龟山汉墓(南墓、北墓)、东洞山汉墓(M1、M2)、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
均为"凿山为藏",且均属于西汉时期。
其中北洞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四墓坐北朝南,都有长墓道,墓室结构近似,年代较早;其余四墓则坐东朝西,墓道短、甬道较长,墓室结构略同,年代较晚。
下面分别介绍:
1. 小龟山汉墓[39] 位于徐州市西北8千米九里区小龟山。
此墓由两条墓道衔接两条甬道,南北平行并列,两条甬道后各有一墓室,事实上是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
二墓结构大体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假设干侧室、耳室组成。
南墓全长82.5米,北墓长83.5米。
从残余遗物判定,前中后室象征前庭、中堂、后寝,耳室和侧室为车马库、仓库、饮食库和庖厨室之属。
由于南墓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故认定其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之墓,年代在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在该墓之西有其附属墓,编号龟山汉墓M1。
2. 东洞山(石桥)汉墓[40] 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为崖洞墓,两墓道南北平行并列,相距仅10米。
南墓规模较大,全长61米,墓道长4.2米,甬道长46米,甬道北侧有一耳室,甬道后接前室、后室附4个侧室。
北墓墓道已毁,甬道长19.9米,后接一主室。
出土器物167件,其中铭刻"明光宫"、"王后家"、"赵姬家"铜器多件,故推定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后,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
3. 北洞山汉墓[41] 位于徐州北10千米京杭大运河的北岸,系石室墓,早年曾被盗。
由墓道、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全长66.3米。
主室坐北朝南,前有墓道、甬道,甬道顶用巨石堵塞。
主体建筑有侧室、耳室、前堂、后寝8间,主室墙面用石粉涂平,髹漆后再涂朱砂,用以防腐防潮。
附属建筑共计11间,当为其府库仓储,有储藏室、更衣室、浴间、厨房、井、灶、茅厕等,还有舞乐宴饮的场所。
该墓虽曾被盗,但还清理出有金器、铜编钟、门锁铺首、弩机箭头、玉器、漆器、陶俑、钱币等宝贵文物。
其中半两钱总数约有七八万枚。
另外还出有铜印,如"楚宫司丞"、"虹之左尉"等印。
7个小壁龛有彩绘陶俑,共222躯,历史、艺术价值较高。
墓中出土有金缕玉衣的玉片五六十片。
4. 驮篮山汉墓[42]位于徐州市东北郊驮篮山东西两山丘的南麓,两墓均坐北朝南,东西并列,甬道内均以大型塞石封堵,自西向东编为一、二号墓。
一号墓墓道长26米,洞室长27.74米,双侧凿有三组对称耳室,后面是前堂和后寝。
二号墓结构亦同,只只是稍小点。
两墓不仅有常见的前堂、后寝、耳室等,还设置有厕间、洗澡室、武库等。
墓室雕琢细致平整,以澄泥涂遍,外敷朱漆加以装璜,墓室周围并有排水的设施。
两墓早年被盗,仍出土文物千余件。
两墓形制相近,建筑风格及出土文物时期特点一致,均属西汉初期。
一号墓的墓室规模均优于二号墓,并发觉有效以贮藏铁甲和兵器的武库,故推断一号墓主人应为男性,二号墓是附葬墓。
5. 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43]位于徐州市东郊的狮子山汉墓"凿山为藏",墓全长117米,面积851平方米。
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和陪葬墓等部份组成。
墓主所着金缕玉衣为用4000片和田玉作质料的上好玉。
此墓共清理出汉半两钱17万枚之多。
东西排列的3个小耳室未经盗扰,清理出金带扣4个,每一个重390克,金羊头浮雕饰物。
另外还见大量玉器、铜容器、铜兵器等。
另外,在墓室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官印,总数有200多枚,封泥80余枚,这为研究西汉初期楚王国官制、区域地理及中央与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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