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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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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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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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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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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摘要(中文):
100-300字,不编页码。
5。
关键词:
是表达论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常用单词或术语,关键词数量一般不超过5个。
论文摘要和关键词占1页。
6。
正文:
正文小标题为四号黑体字,正文为五号宋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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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释:
采用尾注或脚注形式,全文的注释不得少于3个,形式如下:
(1)汪晖:
《死活复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8.参考文献:
不得少于3个,形式如下:
(1)陈敢:
《论散文题材的现代性》,《理论与创作》2000年第4期.
(2)汪増祺:
《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附:
范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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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院汉语言本科论文
人性之殇
—-论许春樵长篇小说《放下武器》
姓名:
×××
学校:
安徽电大开放教育学院
指导老师:
×××
学号:
×××
论文摘要………………………………………………………………………………………………2
关键词…………………………………………………………………………………………………2
一、人性蜕变的表征…………………………………………………………………………………3
(一)、被“他者”攫取“自我”………………………………………………………………。
3
(二)、“潜规则”的吞噬作用………………………………………………………………….…5
(三)、“官本位”与自我迷失…………………………………………………………………….6
二、人性透视的社会内涵与意义……………………………………………………………………8
结束语…………………………………………………………………………………………………10
注释……………………………………………………………………………………………………11
参考文献………………………………………………………………………………………………11
[论文摘要]许春樵的《放下武器》在当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急剧转换的特殊背景下,通过对于主人公被官场权力深刻异化的悲哀政治生命历程的描述,直指人的精神畸变和灵魂灾难,深刻反思个体分裂过程中人性的毁灭,以此透视并拷问社会价值及个人信仰.
[关键词]放下武器精神异化潜规则官本位
人性之殇
——论许春樵长篇小说《放下武器》
许春樵《放下武器》对于主人公郑天良命运的叙述可谓一路走来一路哀歌:
他纯朴忠诚却在官场遭遇一次次暗算、道德高尚却与社会发生一次次冲突,他正直贤良却跌跌撞撞、百般委屈却难以求全,最终背叛自我、撕裂灵魂,绝望地滑向死亡的深渊。
总之,对于在官场奋斗一生最终因贪污腐败而被枪毙的郑天良,若单纯用价值观的嬗变和无信仰的虚脱来义正词严地呵斥与训导已很狭隘.因为“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1〕反思郑天良的一生,正是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社会加速转型期,在迷乱浮躁的社会背景下,在特殊的政治经历中,在官场权力周旋与争夺中,被社会黑洞所吞噬。
一、人性蜕变的表征
(一)、被“他者”攫取“自我”
弗洛姆把异化看作是人的一种“体验”,即精神和心理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关系上的异化.这种“体验”失去了主体的主动性,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自己行动的主宰,相反,却受到外在于自身的力量的支配.从人的本性来说,人具有欲望、需求,并渴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但由于“他者"的种种限制,导致主体体验不到自己是自我世界的中心,自己与自己疏远了,无法实现自我的目的,这就是人性的异化。
〔2〕这种异化主导了《放下武器》中郑天良的人生历程。
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初次相识于1979年,那年,郑天良是朝阳公社的党委书记,黄以恒由县里下派在公社当秘书.郑天良不会料到,就是这位秘书“小黄",居然改写了他今后的二十年的政治生命。
郑天良是技术精湛的兽医,而黄以恒虽然不具有一技之长,却有着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郑天良与黄以恒的斗争就是两种文化背景、两种人生模式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郑天良始终处于下风,从而因为被“他者"的驱使,而逐步产生了病态的心理体验,渐而失去了心理平衡,失去了自由的创造性,最终彻底失去了真我.
郑天良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身上保持着农民的优秀品质.未做官前,就是个优秀的乡村兽医,有一手骟牛的绝活,可他“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作“回扣"〔3〕.在“肥料坑"事件中,因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三个阶级兄弟,被推荐上了省机械工程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作为模范知青,29岁就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开始走上了仕途.从此,他一改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显露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改革锐气,制定公社的宏伟计划,亲手建立起合和酱菜厂,并成就了马坝乡的辉煌历史.就在他仕途一帆风顺,成为第三梯队的备选干部时,他内心开始“热血沸腾”,总在自己的内心默默地规划着合安县的发展大计。
然而他不懂官场的游戏规则,不谙为官之道,只知琢磨事,却不懂琢磨人,以至于耿天龙带着沈汇丽去拜访党校第三梯队的接班人黄以恒时,郑天良却在踌躇满志地规划合安县的未来蓝图.
在第一次受挫后,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触动,黄以恒——曾经是自己的秘书,直接当上县长,成为自己的直接领导,然而,这种人生的落差才刚刚开始。
黄以恒在处理人事上圆滑世故、沉着老到,使得郑从始至终都被黄以恒牵着鼻子走。
黄以恒特别善于将一切不利的因素化解,变成有利的因素:
他容忍并任命郑天良担任负责工业的副县长,既拉拢了政敌又为自己获得了宽容的好名声,其实他在不露痕迹之中,已将郑天良置于自己的辖制之下。
他总是非常地“坚持原则",当所有的人都反对郑天良评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他力排众议,支持了郑天良,他还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处处关心郑天良,从而使郑感激涕零。
此时,黄以恒巧妙地委以“重任",任命郑为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主任,成为一个有其名无其实的副县长,就在关键时期,在资金问题上,黄以恒却言行不一,迫使实验区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让郑天良举步维艰,无法施展拳脚,彻底陷入黄以恒的围困之中,让郑天良深刻感受到“离开了黄以恒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太阳一样会渴死枯死".〔4〕
年届五十的郑天良于是逐渐感到自己以孤立的个人面对着一个冷漠敌对的世界,从而产生了被遗弃的体验。
在经历了对“沉沦”的领悟后,他开始了有意识地“筹划”。
在灵魂的持久挣扎中,他失足于人性恶的漩涡。
为了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实现自己多年的政治抱负,他不惜出卖女儿的爱情,不惜改变一贯的做人原则,违心地支持黄以恒的错误决策,尽情地与沈汇丽在“红磨坊”的绿色地毯上疯狂,这让郑天良“觉得自己压抑在灵魂深处所有的屈辱和愤懑都被荡涤彻底,从而有一种再生的光荣和激动”。
〔5〕其实,从沈汇丽“假的像真的”表演开始时,郑天良实际就已经踏入了不复深渊.表面上看,沈汇丽因为欣赏郑的性格和为人,才愿意投怀送抱的,而这一切,正是老谋深算的黄以恒一手精心策划和安排的.直到郑天良被押赴刑场即将殒命的时候,才明白黄以恒是外表温柔谦厚,内里阴狠老辣的“柔道”高手。
郑天良正是在与黄以恒的政治较量中,由锐气十足到受挫失意,进而跌入被边缘化的恐惧之中,最终无法自我把持,逐渐步入与自身本质疏远的境况,主体意识为“他者”所攫取,并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潜规则”的吞噬作用
潜规则是相对于明规则而言的,顾名思义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文规定却又受到广泛认同、实际起作用、人人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则.创造“潜规则”这一概念的吴思先生说:
所谓的“潜规则",便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
它最早产生于人们的贪婪和私欲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壮大,滋生繁衍,如今已经无孔不入的渗入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
在《放下武器》中,作者也描述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潜规则对于主人公强大的异化作用。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特殊年代,是一个政治到经济都是非常规的年代,非常规的行动带来非常规的发展.”〔6〕走后门、拉关系、送红包,这一切,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行为模式,腐败民俗已演变成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在作品中,耿天龙因扣留部分按计划调拨的彩电、冰箱和自行车,给自己的儿子倒卖,牟取暴利,被郑天良坚决要求依法查处,直至“隔离审查”。
对此,黄以恒在县常委扩大会上说:
“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
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
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7〕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权力牟利”,腐败交易被内部人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这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
这一切,对于只知埋头苦干的郑天良来说,根本无法理解。
再比如,黄以恒县长为了工程贷款顺利,带着郑天良请省银行的刘行长和万源总经理吃饭,郑天良不但没有领悟饭局上的暗示,反而堵死了万源建筑公司参加工程建设之路,并将万源公司贿赂的五万块钱交到纪委。
而正是这一高尚的举动,让他彻底脱离了他所属的群体,省建行答应的六千万贷款也随即成为泡影。
黄以恒此刻借副县长田来有之口质问他:
“你老郑究竟是以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为重呢,还是以你个人的出风头为重呢?
”“好像别人都是贪官污吏,全县就你一个清官。
这下好了,你为‘五八十'工程已经挖好了坟墓,如何收场就看你的了。
”〔8〕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腐败文化已成为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并向社会各个层面延伸,并产生一系列消极效应:
贪污腐败者更加心安理得,清正廉洁者遭到排斥和打击,更多的人“习惯”了用潜规则方式办事。
现实一次次告诉郑天良,既要坚持普遍主义原则,更要学会“与时俱进”,终于,年近半百之年的他恍然大悟饿即食、困即眠的道理,彻底放弃了向世俗顽强抵抗的勇气与魄力。
面对这个早已“礼坏乐崩”,等价交换原则无孔不入的商业社会,郑天良所有的意见,只能是在每一次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结束前不能不说,但是说了也白说的一句“没意见",郑副县长的语言客气而苍白,但行动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上轨道了。
健全的社会能提高个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扩展其理性与客观性,使其具有自我肯定的意识,就不会产生“个人病症”。
反之,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相互的憎恨与不信任,把人变成供他人使用、驱使和压榨的工具,剥夺了人的自我肯定的意义,因而产生“个人病症”.〔9〕
郑天良所以从一个清官变成一个贪官,当然有他自身不可推卸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作品所描述的那个浮沉混沌不清的社会环境。
在此环境中,拉帮结伙、上下串通、明争暗斗,欲抑故扬,封官许愿,虚捧实压,相互利用,彼此钳制等招数一应齐备,无论是出于公心想搞好工作,还是出于私欲要争权压利,都必须照着这样一套规则去游戏.郑天良长期置身其中,并且逐渐从看不惯、不适应到见怪不怪、如鱼得水,最终为潜规则所吞噬,由“清”变“贪”了.
(三)、“官本位"与自我迷失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
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
官本位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判断标准,即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阶地位,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
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对于长官的依附意识.
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之下,政府权力往往会介入市场,然而,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为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提供了机会,并使得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在现实政治生活和个体思维意识中,依然发生深刻的影响。
在《放下武器》中,权力的影响力无时不在,“官位”的诱惑力无往不胜:
黄以恒可以擅离职守,开走全乡唯一的应急车辆,因为县委书记梁邦定侄子的婚宴需要用车;黄以恒可以大搞“五八十"政绩工程,不惜让县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等,这是权力的强制影响力。
当郑天良“时来运转”担任常务副县长时,万源老总及赵全福开始心甘情愿地追随之;郑天良感冒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共收到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10〕这是权力的巨大诱惑力。
不过,最重要的是,作为全书情节主线的郑天良与黄以恒的政治斗争,其实也是围绕对于“官位”的争夺而展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残酷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官本位"意识所导致的自我迷失。
当郑天良从党校回到合安县后还在“原地踏步”,第一次受到了重挫时,他并未真正听懂王部长那意味深长的规劝:
“县城这么大,最大的官就是正团级,你还想怎么样呢?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当再大的官,也是组织上给的,不要过分相信个人的能力.有能力论,但不惟能力论.”〔11〕以至于他满怀干劲,想在实验区再一次干出一番大事业,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时,其实已走入了黄以恒设置的“谜阵”中,然而当郑天良就要摆脱这种“作茧自缚”的实验区工作时,等待他的是一份行政记过的处分,这离郑天良当年想处分擅离职守的黄以恒已过去十一年.此时,黄以恒即将升迁担任河远市的副市长,郑天良却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回到县城,并在黄副市长的亲自“过问”下,当上了分管民政、地震与老干部一块的副县长。
“转眼间六年就过去了,六年是一个长度,又可以是一个性质概念,六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拔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
〔12〕﹞事实上,这六年里在郑天良的思想中已完成了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他终于明白:
“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
于是,按照“官”的内涵重新塑造自我的过程,在郑天良的身上展开了,不过,这其实正是自我迷失的开始.当郑天良留着大背头、挺着大肚子、穿着“梦特娇",改头换面地从“桑塔纳”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眼前的郑天良已经不是那个“传统的寺庙”外的“空壳”,他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深知“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务少数”.〔13〕有此指导思想,再经过官场多年的锤炼与摔打,郑天良终于掌握了为官之“道",即“调子要高唱,步子要低走;表态要坚决,行动要迟缓;面子要给足,里子要掏空”。
〔14〕多年官场中的摸爬滚打让他明确地知道贪污是贪官的通行证,清廉是清官的墓志铭。
他从起初的不接受任何礼品,到烟酒登门习以为常;从小心谨慎地接受第一笔10万元小费,再到拿权力进行交易中饱私囊100万;从接受王月玲的“服务",到主动踏入沈汇丽的怀抱;他从无可奈何接受合和酱菜厂被搬迁转包的“命运”,到后来学会运用权力手腕理所当然地全盘拍卖掉黄的政绩工程,终于娴熟于享受“官本位”带来的种种特权,甚至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质的突变,是因为缺乏对权力合法性的追问,缺乏对权力性质、范围、产生以及更迭的追问,缺乏对权力运作规则、方式、界限和善恶的界定,权力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玩弄于掌股的事物,不是服务于大众的公共权力。
权力像把魔杖,拥有它即拥有了一切,它能让人找到一种无比舒适的体验,并由此改变了人的基本生活信念,为了拥有快乐的魔杖,以便能不断地得到这种刺激,就需要不断地拥有更长久更高级的权力,因为魔杖太诱人了,拥有它能让欲望更加“灿烂“无比。
官本位意识会使官员手中的权力异化为统治公民和公有私用、化公为私的“武器”,〔15〕不仅让腐败盛行,也导致社会对权力的无限追逐,最终导致深陷于中的个体彻底迷失自我。
正是对“官位"、权力的盲目攀比和无限追逐,使郑天良输掉了自我、输掉了性命。
二、人性透视的社会内涵与意义
不可否认,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生存环境。
有社会学者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已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人中行时走俏。
就像一首诗所说的那样:
有些人走进了弄权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
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放下武器》基于积极的参与意识,直面现实,围绕权力与人性衍生的变异世相,集中揭发社会的病灶。
这里所谓的现实,并不单单指现在发生的事实,而是一种流变着的、往往被遮蔽的存在,如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所说的:
“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
《放下武器》超越艺术之处,就在于其透视人性的同时深刻把握了复杂世象背后的潜在真实.可以看到,小说通过对于郑天良人性变异过程的透彻描述,鞭辟入里,直指社会物质生产的异化、意识形态的异化和政治体制的异化;清晰地把握了转型期社会腐败现象的历史原因,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达到更为理性的高度。
因为“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的诚实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
”〔16〕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社会,你会发现,你眼前的社会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道德观念的淡薄,人们对腐败的评价也随之多样化,甚至把权力腐败视为司空见惯、事不关已的现象,因此,腐败的社会“容忍度”上升,而道德的遣责力度却普遍下降,社会的种种“道德冷漠症"对腐败行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二重性观点,人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
〔17〕其社会性意味着人具有道德理性,自然性意味着人有本能情欲。
一般而言,人的道德理性与本能情欲之间有一定张力,是一种动态平衡,即人的道德理性能够驾驭人的本能情欲,把它限制在社会道德要求的范围之内,因而显示出人的“善”性;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也会显“恶”去“善”,这就是所谓的“人性蜕变"。
众所周知,作为个体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社会“现实",在一定历史时期往往只能提供有限度的“资源”,无法直接满足作为个体人的一切“本能”需要,这就决定了个人的价值选择与社会价值选择之间除了一致性外,还有矛盾性和冲突性。
当个体需要遭受社会供给的限制时,个体的价值选择与社会的价值选择就出现了冲突。
如果冲突恶化,那么,个体的价值行为选择便有可能走向极端:
要么放弃自己的“价值”;要么奋力“抗争”。
如果个体的“抗争”超出了正当的界限,践踏了社会道德和法律,那么,就成为悲剧性的“人性蜕变”.郑天良是出于各种原因,在压力下被迫屈服且被异化:
郑天良面对周边的环境,先被权,后被色击中,其过程是诸多异化问题汇集在一起,构成了郑天良生存的复杂困境,人格支离破碎,心灵失去了依托,于是,精神的大厦坍塌了。
公共权力的产生源于人类需求无限和供给稀缺的内在矛盾。
在利益导向下,公共权力毫不例外是“双刃剑",它既有为社会成员谋福利的属性,也有可能被异化而为个体谋私的工具。
国家权力的异化就是腐败问题,进而,腐败作为公共权力异化的现实形态,它的产生不单是“人性蜕变”的产物或社会道德“嬗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利益和效率杠杆的撬动下,人的本质异化和垄断性公共权力的异化相互结合,“人性蜕变"和社会道德“嬗变"相互作用的共同产物,这些因素长期存在,决定了权力异化和腐败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所以,深刻透视它所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对我们清醒认识现阶段的人的本质和权力异化的基本特征,有效地防止腐败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放下武器》具备了深刻的思想史价值。
结束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发生变革〔18〕,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
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
反观当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嚣尘上,人们的精神信仰走向边缘化,人丧失了自我探查、自我审视的力量与意愿。
当然,社会转型、文明过渡,总不免于泥沙俱下,对于时代性的人性迷失和社会病态的敏感,表明了作者对当下民族人文精神的殷忧之思与痛切的关怀,也说明作者对于人的存在的关切,不仅在功利层面求“真”,而且也在价值层面求“善”、求“美”。
注释:
[1][3][4][5][6][7][8][10][11][12][13][14][16]许春樵:
《放下武器》第490页,第30页,第186页,第310页,第102页,第64页,第145页,第479页,第66页,第234页,第90页,第306页,第4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闵卓:
《弗洛姆对人性异化的心理学解说》,《: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5]容志,陈家刚:
《仁德政治与权力中心主义—对传统中国政治逻辑的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17]唐士红,余江西:
《转型期权力腐败产生的伦理透视-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视角》,《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2期
[18](德)马克思,(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1]许春樵:
《放下武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闵卓:
《弗洛姆对人性异化的心理学解说》,《: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容志,陈家刚:
《仁德政治与权力中心主义—对传统中国政治逻辑的解读》,《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4]唐士红,余江西:
《转型期权力腐败产生的伦理透视—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视角》,《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2期
[5](德)马克思,(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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