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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否刘歆伪作
《左传》是否刘歆伪作
经今古文学之争,清末发展得很激烈。
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以《左传》部分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最大。
从清末到今天,一直有人赞成并加以发挥。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弄清,使人感到《左传》这部书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
一、康有为和在他影响之下的同时人崔适是怎样论证的;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是怎样论证的;
三、他们的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下分别地来论述。
一、康有为、崔适的论证。
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编的,在刘歆以前,根本不曾存在过一部编年的《左氏春秋》。
《国语》不编年,刘歆把它改编之后,.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就成为《左传》。
从《国语》到《左传》,不但体例改变,内容也有显著不同。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
《左传》的著作权自然要归到刘歆。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
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崔适写了《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对康有为的说法作了补充。
他把康有为比作“攻东晋《古文尚书》的阎若璩,把自己比作惠栋1。
在30年代,有的学者把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比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左传》辨伪部分比作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2。
总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左传》和东晋《古文尚书》一样是伪书。
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十年,没有人加以研究和解决。
在人们中间,信者自信,疑者自疑。
解放以后,虽然学术界一般把《左传》当作先秦典籍,但疑团并没有打破。
有的论著里还是相信刘歆伪作之说。
应当指出,刘逢禄是并没有想当阎若璩的。
刘逢禄虽然考证《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他没有考证《左传》是伪书。
他虽在《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11年说过“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
但他在同一书的卷上庄公17年又说:
“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榜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
”他所谓“《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是指它记载事实,不附于经。
他也认为《左氏》体例和《国语》有不似,他承认《左传》是编年,不过认为不是那样拘拘“比附《春秋》年月”,所以有时一年或连着几年没有记载,即所谓“文阙”。
刘逢禄的说法并不全对3,但他所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
康有为却是锐意要把《左氏春秋》当作一部伪书来推翻。
他在《新学伪经考》里说: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
《河间献王世家》无将《左氏春秋》立博士事。
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
《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为铁案。
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
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
《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4,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
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5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康有为“《左传》辨伪”的基本论点。
康有为的论证方法可分两步。
第一步,先推翻《汉书》里面关于《左传》的记载。
他的方法是用《史记》证《汉书》。
《汉书・儒林传》里将《春秋左氏传》和《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且还列出了汉初以后《春秋左氏传》的传授世系。
《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献王立《左氏》博士。
这些都和《史记》不同。
《史记》的《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河间献王世家》没有立《左氏春秋》博士之说。
康有为因此推断在刘歆以前的司马迁根本没有见到过《左传》一书。
《汉书》的记载都是根据刘歆伪造。
第二步,康有为断定司马迁只见到过《国语》,说司马迁屡次提到左丘明作《国语》就是明证。
刘歆利用《国语》伪造《左传》;又伪造其他一些证据,被班固写进了《汉书》。
《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在康有为的笔下就这样论定了。
然而这些论证是很脆弱的。
这里首先必须分清两个问题:
(1)《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
(2)《左传》是否伪作?
这两个问题不容许混淆在一起。
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不等于说它是伪书。
《汉书》将《左氏春秋》改称《春秋左氏传》,将它和《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且列出传授世系,这可能受了刘歆和古文经学家的影响,不能对他相信6。
《史记》不是这样。
从《史记・儒林传》的《春秋》只载《公羊》、《谷梁》二家看,司马迁并不认为《左氏》传《春秋》。
《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不写献王立“《左氏》博士”一事,推究原因,这有三种可能:
(1)献王立《左氏》博士之说不可信;
(2)献王确曾立《左氏》博士,司马迁不相信《左氏》传《春秋》,故不载;(3)司马迁略而不载,――他对于河间献王写得很少。
司马迁对于藩国的文化、学术活动,都是不大写的。
不独对河间献王如此,《淮南王刘安传》和《梁孝王世家》也都极少写这一方面。
总之,我们从《史记》里找不到关于《左氏春秋》传《春秋》的任何证明,但绝不能由此推断司马迁没有见过《左氏春秋》。
诚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提到左丘明作《国语》,不说他作《左氏春秋》,这似乎颇费解,康有为抓住了这一点。
然而这也是不难解释的。
两处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上文都有“仲尼厄而作《春秋》”,相隔只有两句。
如果再写成“厥有《春秋》”,不但文字上犯复,而且这里《左氏春秋》和仲尼的《春秋》也缠夹,所以换成《国语》。
《国语》可以兼指《左氏春秋》和《国语》。
《左传》在《史记》里有时称为《左氏春秋》,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有时又称《春秋古文》,见《吴太伯世家赞》;有时又和《国语》通称为《春秋国语》,如《五帝本纪赞》: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十二诸侯年表序》: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这两个《春秋国语》,过去有人认为它是指《春秋》和《国语》二书,那是不对的。
《五帝本纪》的内容,和《春秋》毫无关系;《春秋》没有发明《五帝德》、《帝系姓》之处。
《五帝本纪》采用了《左传》中所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少昊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等等;《国语・鲁语》里提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所以《五帝本纪赞》的《春秋国语》,可以说是包括了《左传》和《国语》。
《十二诸侯年表》和《国语》没有关系;《国语》不编年,撰《年表》时当然无法采用它。
《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也不是依据《春秋》,《春秋》记事“其辞略”,《年表》里一些说明文字,《春秋》不能提供。
《年表》上所写,绝大部分见于《左传》;个别在《左传》里找不到的,很可能是在流传中脱漏了。
因此《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春秋国语》是专指《左传》。
汉代传说《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作;司马迁将“《春秋国语》”简称为“《国语》”,――这里是兼指《左传》和《国语》。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句就是这样来的。
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引用“《春秋国语》”7,所引的是《国语》中文字,也许应劭所说的《春秋国语》专指《国语》,和司马迁又不同了。
《汉书・艺文志》里还有“《新国语》54篇”,注明“刘向分《国语》”。
康有为的所谓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之说,就是根据这一条。
他认为刘歆采用《国语》54篇中的大部分改写成《左传》30卷,余下的部分收拾起来编为《国语》21篇。
他的理由是: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
其一,21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54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
可异二也。
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54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
盖54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
歆既分其大半,凡30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21篇也。
考今本《国语》:
《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
《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缀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
歆以《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并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8。
康有为所列举的三“可异”,其实都见不出“可异”之处。
第一、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今天只看到一部《国语》,从而推断汉朝在《国语》之外不能有一部《新国语》?
试想:
《汉书・艺文志》里的书,失传的有多少?
岂止一部《新国语》。
第二、《新国语》是一部什么书,我们已无从得知,不知道它和《国语》有什么关系,当然无法和《国语》进行比较。
它和《国语》的关系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不同,是两回事;另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基本相同而分篇较细。
这两种可能都不能对康有为的论点有所帮助。
第三、后汉人没有提到刘向《新国语》,这也不足奇。
刘向的书,后汉人未必都提到,提到了我们也未必都知道。
后汉人的东西,失传的又有多少啊!
康有为的论证十分曲折。
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的《新国语》54篇也是刘歆伪造,另外还有“《国语》原本”54篇。
刘歆将“《国语》原本”割裂而伪造了《左传》,又怕这“《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有知之者”,就再伪造《新国语》54篇来冒充它,并且托名刘向所分。
这就是说,“《国语》原本”54篇不存在了,伪造出一部《新国语》54篇,并且托名刘向,这就可以蒙混“天下人”。
这实在太富于想象。
如果我们要对《汉书・艺文志》的《新国语》一条作一点比较近乎情理的猜测的话,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新国语》的“新”字;
(2)“刘向分”三字。
这部书似乎是刘向从什么书中分出来的,因此称为“新”。
我疑此书是刘向纂集《左传》中所纪各国事实,依照《国语》体例按国别分列出来,所以称为《新国语》。
据桓谭《新论》和王充《论衡》,刘向爱读《左传》9,他做这样一件工作,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考查了康有为的一些主要论点,发现这些论点都是站不住。
下面我们再来谈崔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提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这对于《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里说这是刘歆窜入,但没有举出理由。
崔适《史记探源》(卷四)赞成康说,并且举出七条理由来加以论证。
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里说崔适“胪列七证,层层驳诘,语语精当”,说由此“知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不足据,则《左传》原本之为《国语》益可断定”。
崔适这段文字在“《左传》辨伪”问题上,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因此应当作一番研究。
先录《十二诸侯年表》的一段原文: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
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年,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崔适认为从“鲁君子”起至“为《吕氏春秋》”止126字“皆为刘歆之学者所窜人,当删”。
他列举七证:
《七略》日:
“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
”与此表意同。
《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原注:
详下)。
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
证一。
此表上云:
“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
”中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
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
证二。
刘歆誉《左氏》,所以毁《公羊》。
此表下称董仲舒,无由先誉左丘明。
贾逵曰:
“《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
”(原注:
逵此说,非实也。
《左氏》以兵谏为爱君,可谓不任权变乎!
《公羊》谓君亲无将,将而诛,不可谓不长于君父也。
)《太史公自序》:
“余闻之董生云:
‘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变事而不知其权。
’”此说正与逵之称《左氏》义相反。
若此篇亦以“惧弟子失其真”称《左氏》,则“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不犹助敌自攻乎!
证三。
《刘歆传》曰: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
”夫日“歆以为”,则自歆以前未尝有见及此者也。
乃此纪与《七略》皆曰:
“左丘明惧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
”“安意失真”者,即“好恶与圣人不同”之谓。
不失其真,即“同”之谓。
如太史公已云然,即谓左氏与圣人同矣,安得云“歆以为”耶!
证四。
歆让太常博士书日:
“或谓左氏为不传《春秋》。
”如此表已云“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
证五。
《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然则“左氏”其氏,“明”是其名,有《国语》而无《春秋传》。
《七略》称“丘明”,此表日“左氏春秋”,则左氏而丘明名,传《春秋》而无《国语》。
止此四字,与《自序》相矛盾,与《七略》若水乳。
证六。
此表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后皆取自《春秋》。
《吕氏春秋》非纪年月日之书,复何所取。
铎氏虞氏,其书今亡,弗论。
要自后人杂取四家书名,从中插入,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言隔断。
不然,虞、吕世次在孟、荀后,岂其书亦为孟苟所捃摭乎!
证七也。
这是崔适所举的七条理由。
七条理由中,证一和证二可以并在一起讨论。
证一是用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根据了《七略》)和《十二诸侯年表序》对照,二者文意有相同处。
按常理说这应当是《七略》抄《年表》,崔适却认为是刘歆将《七略》文字窜人《年表》。
他的理由是:
《七略》“上下文意相联”,《年表》“上下文意相背”。
所谓“上下文意相背”,就是“证二”所说的“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矛盾。
其实细按文意,二者并不矛盾。
《年表》是说孑L丘作《春秋》,对于其中所含褒贬深意,只能向弟子口授,不能用书面表现出来。
左丘明是“鲁君子”不属于“七十子”之列,他怕“七十子”根据口授相传,会要走样(“失真”)就收集史料,写成《左氏春秋》,记载事实,帮助人们研究《春秋》所褒贬的本意。
《年表》的意思很清楚:
作为“七十子”以外的左丘明,没有“口授其传指”,他的《左氏春秋》,只是“具论其语”。
“论”是撰述之意10。
“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就是根据史料,备述历史人物的言与事11。
这正是司马迁对《左氏春秋》的一贯看法,他认为《左氏春秋》是史。
这哪里有什么上下文意背谬呢?
《七略》抄《年表》,作了一些改动,添进了一些文字,如《年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七略》改作“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七略》改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
对刘歆的古文经学说来,这是两处关键性的改动。
它的目的是告诉人们:
(1)孔丘作《春秋》,左丘明曾经亲自参加,暗示左丘明最懂得孔丘的褒贬之意;
(2)左丘明为《春秋》“作传”。
这两点意思,《年表》里都没有,正好说明《年表》没有经过窜乱。
如果刘歆真是窜改《年表》,为什么不改得和《七略》一致呢?
崔适的证三,实际是将今文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强加给司马迁。
崔适把《左传》和《公羊》看成势不两立,把司马迁和刘歆混为一谈。
他认为刘歆“誉《左传》”,是为了“毁《公羊》”;司马迁既然称赞《公羊》家董仲舒,就不应该“誉《左氏》”。
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刘歆是刘歆,司马迁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说成一样?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史家,他跟董仲舒学《春秋》,也从孔安国“问故”,没有今古文门户之见。
司马迁对于左丘明,是赞扬他的“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对于董仲舒,是称道他的能“推《春秋》义”,着眼点不同。
在司马迁看来,这都是可佩服的。
崔适在“证三”里还把东汉贾逵之说引了来,认为贾逵说过“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而司马迁赞成董仲舒的“知《春秋》”则“守变事”而能“知其权”,和贾逵之说相反。
这也毫无意义。
司马迁怎么能够知道一百余年以后的贾逵之说呢?
至于“‘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此语很费解。
“知权”是指“为人臣者”处理事情的方法而言;“失真”是指孔丘弟子背离《春秋》本意。
二者各不相涉,不知崔适何所谓而云然!
崔适的“证四”也很牵强。
他引《刘歆传》中“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句,说《年表》里“惧失其真”,就是表明了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之意。
司马迁既已说过,就不能再说“歆以为”。
而《刘歆传》里说“歆以为”,可以反过来证明《年表》里那一段为伪。
这个论证很奇怪。
(1)“惧失其真”,不等于“好恶与圣人同”;
(2)即使司马迁曾经“以为”这样,为什么刘歆就不能再这样说?
(3)《刘歆传》全句是“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谷梁、公羊,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所“以为”的,有这么多内容,这和《年表》并不重复,崔适却只截取小半句,把其余的都删弃了。
崔适的“证五”是他误解了《十二诸侯年表》。
《年表》里说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意是说《左氏春秋》和《春秋》相辅而行,并不是《左氏春秋》为《春秋》作传。
而且《年表》里是把《左氏春秋》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并列的,那些书都不传《春秋》,显而易见。
因此,刘歆当然不能引太史公言来和太常博士辩论。
这点刘歆知道得很清楚,太常博士也很清楚。
崔适的“证六”,牵涉到左丘明姓左还是姓左丘的问题。
这似乎是两说,两说实际都没有错。
司马迁称“左丘失明”,这可见左丘是氏。
但为什么又说《左氏春秋》呢?
“《左氏春秋》”是旧称,和《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一样。
复姓简称单姓,古有此例。
如春秋时鲁国臧孙氏又称臧氏,季孙氏又称季氏。
“左丘氏春秋”简称“左氏春秋”,并非不合习惯的。
至于《七略》称丘明,这或许是由于相沿已久,在人们印象中,认为左丘明就是姓左了。
何况文人弄笔,故意截搭,如“马迁”之例,原不足怪。
司马迁于书名取旧称,于姓则仍称左丘,并非矛盾。
《七略》在左丘明姓名上发生讹变,也并非不可解释。
把二者扯在一起,作为“辨伪”的理由,太牵强了。
崔适的“证七”,说“鲁君子”以下126字是被“插入”篇中,“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意隔断”,这是误解文义。
上下文诚然都是讲《春秋》,上文是讲《春秋》的产生和它的意义及传授,“鲁君子”以下一直到“颇著文焉”,是讲《春秋》的影响:
孔子作《春秋》以后,陆续又产生了《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还有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著书,也都采用《春秋》;汉代张苍和董仲舒,对《春秋》也做出了贡献,――全文的大意就是如此。
行文完全合乎逻辑,有什么“语意隔断”之处呢?
如果删去126字,倒是文气不连,不相衔接了。
这里我们就康有为和崔适所主张的《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的主要论点做了一番考察。
康有为和崔适都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都是就一些有关文献来推论。
推论的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总得大体结合客观事实,力求能符合事物本来面目。
他们立论很大胆,而论证却是很脆弱。
如崔适断定《十二诸侯年表序》中126字为刘歆窜入,列举七证之多,细按起来,漏洞百出。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论述也是如此。
这里所举出的是他们两人著作中的几段著名文字,它们常常被人称引,影响很大。
这应当算作“刘歆伪造说”的基础吧。
对它剖析一番,是很必要的。
凭他们这些理由,无论如何得不出刘歆伪造的结论。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的论证。
康有为和崔适关于《左传》的论述,到了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随着学术界疑古辨伪之风兴起而受到很大重视。
辨伪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古书中确有不少伪书,还有许多书中有后人窜人的篇章或段落和个别文字,这些都要加以辨别。
这是科学地整理古籍的一项不可少的工作。
但辨伪要坚持冷静的科学态度。
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辨伪工作有一种形式主义倾向,那时一些人认为,凡是对古书提出怀疑的都要表彰,“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不知“过而疑之”和“过而信之”同样是违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
《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如何,应当具体分析,这里不论。
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对它全盘肯定,极力赞扬;对于其中论《左传》部分还作了补充论述。
他的补充论述对康有为实在没有多少帮助。
他把《左传》和《国语》纪事的异同做了比较,得出八条,结论说:
“《左传》与《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
”这和康有为发生了矛盾。
康有为认为《国语》是刘歆将《国语》“分其大半”后留下的“残剩”,钱玄同却承认《国语》还有许多同于《左传》者,只是彼此详略不同,那就不仅是留下的“残剩”了。
钱玄同看到了事实:
《国语》本来不是《左传》的“残剩”;但他不肯承认二者各自成书。
二书的体例不同,作者取材不同,文学才能不同,因而造成两部书的不同面目。
它们的作者既不是同一个人,它们之中也不是一部书由另一部书割裂改写而成的。
经过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康有为之说在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影响。
一些学者在论著里纷纷采用它。
如傅斯年《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一文中12,一则日:
“我们用佐传》证《诗》、《书》,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来是西汉晚年的事”;再则日:
“《左传》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句显然是古文学者从《国语》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
”郭沫若同志在《论吴起》13里也说:
“本来《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掺杂己见而伪托的。
”其他在有关《左传》论著里采用康说的,不列举了。
还有人从天文历法研究上来支持康有为之说。
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在本世纪20年代发表的《由汉代之历法论(左传)之伪作》14及《中国古代历法概论》15等论著就是如此。
饭岛忠夫的基本论点是汉代的历法为西方传人说。
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天文历法,不可能达到《左传》里面所记载的发达程度;汉代的太初历,是西方历法传人发生影响的结果。
他认为《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是刘歆根据汉代天文历法知识逆推而伪撰的,说《左传》和《国语》是从《左氏春秋》“润色而来”,“《左氏春秋》(一名《国语》)”已“弗传于今日”。
饭岛忠夫的汉代历法西方传人说,遇到了他同时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的反驳。
随着《五星占》等地下材料的发现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深入,饭岛忠夫之说不攻自破了。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坦《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其中第二章第二节提出《国语》和《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为刘歆伪托。
刘坦没有进一步论断《左传》一书为刘歆伪作,这还比较审慎。
但是,刘坦的论证也是错误的,《左传》里的岁星纪事,和刘歆不发生关系。
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关于岁星纪事问题”一段中论述。
去年12月,《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徐仁甫同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重新提出《左传》为刘歆作的问题。
《春秋事语》的释文,见1977年《文物》第一期。
全书存16章,每章字数自百余字至二百余字不等,都是摘录春秋和战国初期的历史故事,大部分是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为主。
其中评论有的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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