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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
《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
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
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
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
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
”(《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
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
“《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
故不得不担心“罪我”。
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
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
“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
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
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
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
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
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
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
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
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
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
“其文则史”更谈不上。
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
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
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
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
《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
“孔子闻而记之曰:
‘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
――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
原不降,命去之。
谍出,日,‘原将降矣’。
军吏日:
‘请待之’。
公曰: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
”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
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
如《奸劫弑君》篇:
“故《春秋》记之曰:
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
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
”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
”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
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
”(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
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
《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
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
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
《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
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
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问题。
―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
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
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
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
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
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
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
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
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
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
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
(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
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
“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
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
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
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
“……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
“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
考《史记・晋世家》: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
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可见“经”非孔子所修。
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
“传”记曰:
“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
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
赵鞅以晋阳叛。
”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
“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二者文字有出入。
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
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
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
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
“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
《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
而夫子不敢也。
”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圣人不敢”了。
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
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
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
”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
“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
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
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
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
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
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
仲尼闻之曰:
‘惜也,不如多与之邑。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
“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
(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
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
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
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z服戏于朝”。
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
“仲尼闻之曰:
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
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
文中载“仲尼曰: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
慎辞哉!
”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
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
“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
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
”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
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
”又引《正义》云,“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
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
”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
《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
“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认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
”(《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左传》体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
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
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总结为政之务:
“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此三点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
邾子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也,孤必与焉。
”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打仗必先教民。
“子曰: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
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
作者总结道:
“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
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左传》全书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尚礼主义。
”《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
“晋侯其无后乎?
……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
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信违礼,断言:
“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礼,礼以庇身。
信、礼之亡,欲免,得乎?
”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如果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倾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响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特别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深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
而对霸主齐桓公并不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
”《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
《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写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
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
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
“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
”劝阻晋侯“可无会也”。
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全盘否定,一笔抹倒。
而《国语》作者在描写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抬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
“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
”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甚至吹捧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
”赞颂霸道,美化霸主,表现出与《左传》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足证《左传》决非《国语》作者左丘明所写。
(三)《左传》的哲学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公冶长》)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
“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尽管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倾向。
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杏耔都漓胍造�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灶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
”“遂不与,亦不复火”。
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
“无益也,只取诬焉。
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
……若德之秽,禳之何损?
…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
”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
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
“《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
……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未尝废人事也”(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
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
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
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
“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
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
”如此等等。
汪中认为,“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
……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
”“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
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
”(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认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偏见。
(四)《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根据《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
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
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
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此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
当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当时历史现状出发,选择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
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
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之后必大”。
“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
春秋末,孔子在世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
《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大夫,“仲尼曰:
“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
“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
”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不必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
《传》记载:
“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及陈之初亡也,(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
”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献�,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
齐至陈桓,篡夺之势已成。
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
《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
“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
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
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
”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当时孔子尚在世,曾“三日斋而请伐齐”。
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不必到战国才作出。
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其实,《左传》中真正记载战国之史料仅一条,即三家灭智氏、三分公室,这已是书末后人的续笔了,其时距孔子卒也不过数十年。
再从《左传》记载史料的详略情况看,在鲁君十二公中,以襄、昭,定、哀四公时代史料篇幅最详,占了全书一半,其中襄公时代尤甚。
汉儒汇《春秋》三世之义曰:
所传闻世(九十六年)――隐,桓,庄、闵,僖
所闻世(八十五年)――文,宣,成、襄
所见世(六十五年)――昭、定,哀
董仲舒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春秋繁露》)这一段话,如加于《左传》,倒是很恰当的。
据所见所闻而记,故详近略远,为依违免祸,故隐近而彰远。
孔子生在昭、定,哀之世,故对成、襄之事详明,对昭,哀时事则隐微其辞。
。
另外,从思想和语言风格看,《左传》也符合春秋的时代特色。
春秋尚礼重德,辞令婉而多礼,战国尚力尚谋,文字粗豪,铺张扬厉。
元代《春秋》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是黄泽,其门人赵访在其《春秋师说》中转述其师之论《左传》曰:
“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
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
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留有余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
”(卷上《论三传得失》)
所以,从时代方面说,《左传》也正符合孔子的创作时代。
(五)《左传》国、,地域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记事,以晋、鲁、楚最详,宋、郑,齐次之,其它还有卫,吴,陈,蔡、曹,燕、秦等国。
唐啖助说: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册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三传得失议》)其中晋、鲁、齐、郑、周、吴,与《国语》史料相同者甚多,当为得之各国同一史料来源,秦、燕之事附随晋史而生,似无独立国史来源。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陈、曹、蔡,卫这些在中原无足轻重的小国,一般史官是不易予以注意的,为何也能占有一席之位呢?
尤其是有些史事似非得之正史,如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淫乱之宫庭丑闻,皆“表其�z服戏于朝”的淫秽场面,似得之野史佚闻,说明作者曾到过陈。
而文中写陈大夫泄冶以劝谏此事而被杀,又恰恰附写了孔子对此事之评论,“仲尼闻之曰:
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治之谓乎?
”正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程度。
这个“闻”,透露了孔子搜集遗闻的消息。
如果将此情形与孔子生平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奇妙的联系,凡《左传》记载较详细者,也正是孔子生前游历过的国家。
太史公说孔子“三十岁,盖见周藏室史老子云”,随即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
鲁定公十四年,从鲁司寇退位后,出游各国达十四年之久,先后适宋、卫、陈、蔡,楚等国,二度过宋,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各盘桓三年之久。
又冲破陈、蔡大夫的重围,应楚昭王之聘亲赴楚国。
太史公说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恰可与之印证。
《左传》对楚国――这个远离中原,与周朝殊少讯问的“南蛮”――其史实却记之甚详,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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