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传播学概论经典教案第四章人际传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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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传播学概论经典教案第四章人际传播
第四章人际传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传播活动最为频繁而且无法缺少的并不是接触大众传播,而是从古到今始终存在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是人类传播的一种特殊样式,形态很多,并非人数多少可以界定。
传播学者斯图尔特指出,“人际的”这一词语用来修辞“传播”时,不只具有“两个人的”、“面对面的”、“非正式的”等表面的意味。
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相遇、倾心的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信件形式的交谈等。
因此,他认为,对什么是人际传播的最适当的理解应该是:
“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
”
什么是人际传播
无论两人交谈,小团体之间的讨论,组织间的沟通,欲达到说服效果,改变态度意见,促进双方了解,在面对面的情境(facetofacesituation)之下,由一方传达对方的情形,都属于人际传播的型态。
但是这个界定是不全面的,人际传播不仅限于面对面的口传。
以是否使用媒介为标准,可以将人际传播划分成为两种:
1)个人或个人的集合对个人或多人的传播(使用基本传播技术):
媒介为声音、形象或文字,例如说话、讨论、集会、演说、击鼓、姿势、旗语、展示、表演等。
2)个人或个人的集合对个人或多人的传播(使用复杂传播技术):
媒介为电话、录音、录影、电报、闭路电视等。
通常而言,人际传播是由传播者发出讯息,在一种情况之下,一个人或者许多人接受讯息,并有某些即刻的回馈机会,以达到传播的效果。
在其中,传播一方疑惑不安的讯息得到对方了解,对方立即解释,当即就有所回馈。
人们旅游问路,上街购物,做生意的交谈等等,都是以人际传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人际传播中最常见的是面对面直接的传播。
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如手势、表情)传播,所得效果是即时的。
当然,用信件或者电话做媒介的私人传播也是人际传播的型态,可是比起面对面传播,效果要逊色得多。
人际传播网络
人际传播网络是指相互交流信息的人们之间所形成的某种交往状态的模式。
在社会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中,一个人可以定位于多种人际传播网络的模式中。
国外的学者为了测定不同的传播模式对于解决问题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在人群中设定4种人际传播网络的实验,即环型网络、链型网络、丫型网络和轮型网络。
上图中的小圆圈代表参与传播活动的群体成员,线条代表成员之间的双向传播关系。
可见,每个成员都在传播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4种网络对于解决问题具有不同的效应。
在环形网络中,群体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适合于解决复杂的问题,但效率不高。
在其他3种网络中,群体成员之间显然是不平等的。
因此它们的缺点是不利于发挥和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
它们的优点是:
传播速度快,解决简单问题的效率高。
在社会正式的组织内,信息传播是沿着由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网络传递的,信息的反馈也是逐级汇报的。
这种网络有利于加强领导和统一行动,但也往往会导致专断独行,造成信息失真。
见下图:
社会集团中的人际传播网络
人际传播的特点
与其他的传播方式相比,人际传播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较具有私人性,更容易满足特别的需要。
大多数人际传播是个体对个体,即两个人之间的交流。
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又有两种情况,一是面对面的,直接通过双方的语言、表情、动作、行为进行的“亲身”交流,如谈话。
二是非面对面,而通过个人性的媒介如电话、电报、书信、便条等通信工具进行的“个体媒介交流”。
它具有较显著的私人性、个体性。
即使是一对多的人际传播,其私人性也比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要明显。
人类进行传播交往的动机和需要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人际沟通最有利于情感的交流,最易于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
个人情感的流露,一般是随着传播对象的增加而递减的。
一般来说,在个人交往的场合,比在公众场合感情沟通的效果更明显。
但是,由于人际传播主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因此最容易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制约。
比如受个人活动能力的限制,使信息的传递受时空的制约,传播面比较窄,传播的速度比较慢。
受人的素质、观念、态度、情绪、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使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失真,或形成人为的传播障碍。
第二,传播中双方较具有参与性。
在人际传播中,双方参与性强,互为传播之主、客体。
传播双方一旦发生交流和沟通,双方便不断地对调传播的角色,既说又听,即写又看,既发表自己的见解又接受对方的意见,相互讨论、商量对话等等。
特别是融会的人际沟通,相互沟通的地位平等,分不清谁是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受传者。
应该说双方都是传者和被传者。
这样的传播过程,信息反馈灵活,易于相互调整适应。
尤其是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双方能够及时作出反应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见,能够通过观察对方的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方式或符号,相互间不断信息反馈,易于达到相互适应的沟通。
在奥斯古德-施拉姆传播模式中,这个特点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第三,传播符号多种多样,更具有人情味。
除了语言、文字、图像、音响,还有诸如眼神、表情、动作、姿态、服饰、特定的物品,以及交往的时间、空间环境等,传受双方从感官到理智都受到多方面的信息刺激。
第四,人际传播是非制度化的,更为自由随意。
在传播速度的控制上,传受双方可以自主控制传播速度。
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
人际传播是社会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是社会成员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社会协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
对个人来说,人际传播也是完善和发展自我的重要途径。
人际传播的状态如何,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到目前为止,传播学对人际传播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人际传播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
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知识、技能、行为准则等等以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得到保证的过程。
个人的观念社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观念的形成,二是社会观念的形成(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接受等等)。
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人际传播特别是初级群体中的人际传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人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以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G·塔尔德的“社会模仿”理论等等,都是揭示人际传播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重要作用的研究成果。
传播学中关于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有“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理论、“创新-普及”(亦称“创新-扩散”、“创新-传布”)理论等等,我们将在第十章论述。
总之,在人际传播中,我们经常从面对面的传播获知更多生活的常识、消息和事物,并且我们亦将我们所知所想的告诉别人,藉着相互的讯息交换和别人的回馈,以便了解别人。
另外,我们亦可知道如何根据别人眼中的自我,来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也常藉着面对面人际传播去改变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见和态度,这种影响有时会高过传播媒介的作用。
相同的,当我们由大众媒介获知一个消息时会采取什么态度多少都会受到四周人际关系的影响。
而且我们会将媒介的报导作为日常生活与人谈话的资料,与人交换意见、观念和传达思想,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
每一个人都希望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人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需要与别人亲近的倾向。
这种与人亲近的倾向,正是形成社会行为中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relation)与人际吸引(interpersonalattraction)的基本要素。
在社会体系中,人际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个体的生存、人群间彼此的合作、团体的维持、人类的延续,人际关系是基本的程序和方法。
人际传播的目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维持和建立社会体系中的人际关系,我们人类花在人际传播的时间,大部份亦是致力于与别人建立并维持社会关系。
布朗(Brown)在其所著的《社会心理学》(SocialPsychology)中指出,社会关系的建立有两种规范:
1)地位规范:
地位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社会价值的高低。
构成社会地位的因素有:
生理力量、技术、团体中的职位、性别、职业、财富、组织中的角色。
2)结合规范(thesolidaritynorm):
这种规范时常论及亲疏远近。
彼此结合形成人际关系的规范因素颇多,诸如:
亲戚、年龄、性别、国籍、教育、职业、对共同命运的认同等。
布朗引伸地位和结合两种规范,说明人际关系形成的原因为:
1)个人的特性:
人类在社会能构成关系,是基于两者或更多的人,互相配合其个性。
通常而言,两者之间结合的程度依赖个人特性的差异。
个人的特性可以从资历、能力、权利、文化背景、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收入作为依据。
然而地位所造成的差异,亦是个人的特性和差异。
特性相近,较能产生友情与合作的关系。
2)空间关系:
从结合的观点而言,个人间的人际关系也基于空间距离;至于两者间具有均衡现象,所指的也就是距离接近程度的差异。
距离较近易结合;反之则疏远。
距离接近方可产生人际的互动,地位的差异亦可造成人际关系中的疏远。
3)情感因素:
这是非常主观的因素,并且极为复杂,人际关系中的结合所表示的是喜爱、同情、信任;不结合表示厌恶、冷漠、不信任等。
感情因素可促使双方人际关系保持和谐均衡。
4)行为因素:
在行为含义上,结合则指经常互动、互相的信任,有利的行动;不结合,此种互动不可能,且关系将冲淡。
5)象征因素:
这对结合含意来说,认知的一致能达到接近和亲善;然而不结合则由于认知的不一致,互相间的距离就会加深。
但是,在人际交互作用(interaction)中,如何藉着人际传播,增进彼此相互的特性,拉进双方情感和空间距离,致使双方行为能达到有利的结合而产生共同认知的一致与效果,一直是人际传播研究的课题。
布朗的“地位”和“结合”规范所引伸的形成人际关系五个因素说明人际关系的形成是有一定的界定和范围。
人与人交往,往往具有选择性。
每当人们相遇时,人们总会界定对方的身份与地位,评估衡量对方的重要性,然后决定是否与之交往。
在一个团体中,一个人喜欢接近自己人(hisfellows)。
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对象,往往是他选择与之来往的人,并不是整个社会团体的成员。
人际传播的符号
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
那么,信息是怎么流通的呢?
这就涉及到传播活动最基本的要素——符号,因为信息正是凭藉符号才能流通。
事实上,信息首先就表现为符号,或者说一种信息的外在形式就是某种符号。
世界上没有离开符号而单独存在着的信息,正如没有不包含信息的符号。
符号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信息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
那么,什么是符号呢?
符号就是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本元素,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如声音、图形、姿态、表情等。
粗略地看,符号分为两类:
一类是语言符号,一类是非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包括口语与文字两种类型。
即所谓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在所有的符号中,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是最基本、最主要的。
正是由于口头语言的存在,其他的符号才成其为符号,才成其为有意义的代码。
假如没有语言,其他符号也就变得无法言说。
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断言: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
”比如,文字表面上看象一套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而其实它无非是语言的代表,或者叫符号的符号。
按照萨丕尔的说法,语言是商品,而文字不过是货币,货币没有商品做保障就一文不值,同样地,文字没有语言做依托也就毫无意义。
当然,文字的从属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次要性。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历史帷幕正是由文字符号的创立而拉开的,而文明也是建筑在文字符号的根基之上。
如果说语言使人最终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那么,文字则使人脱离原始状态而跨入文明的大门。
总之,没有语言,人始终还是动物界的一员;而没有文字,人就不可能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明。
语言产生于人们相互交流的动机,而文字的创立一开始并非由于迫切的传播愿望所致。
毋宁说,最初人们是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发明了文字,后来才将它作为符号用于传播之中。
对此,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有段话说得很清楚:
“文明古国不同于它们的邻人(北方的游牧人以及欧洲的温带森林或中印半岛的热带林莽中的农业人群)之处就在于经济的集中。
在这些早期的城市社会中,货物是在一种实施再分配的制度之下集散的。
要保证这些货物运转的渠道,就需要有某种永久性的记载,于是,发达的文字体系就成了这种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早的文字记载,通常不过是些仓库储货的清单而已;可是一旦人们发明了一种易于适用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就会被用来记录神话、传说和诗歌,还用于行政管理。
”这就是说,文字最初只是作为一种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手段,而不是或者说不主要是作为传播的基本元素。
语言的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共时方面,文字的传播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历时方面。
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信息的传播往往得当面进行,传播各方往往处于同一时空之中。
而文字的发明则把传播从这种口耳相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置之于时间的绵延之中。
通过文字,人们才得以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包括素昧平生的人,建立现实的而非幻想的传播关系,藉助文字相隔千年万里的人也有可能沟通思想,共享信息。
人们通过语言去把握具体的现实,通过文字去探寻抽象的真理。
正由于文字所涉及的仅是间接的现实,它“所包含的不是事物的符号而是其他符号的符号”,因而文字便自然构筑起一个自为的同真实现实相对应的虚幻现实。
起初,它只是现实的一个影像,但久而久之竟仿佛演化为现实本身,而现实似乎反倒成为它的副本。
不论语言和文字有多少差异,说到底它们都是一种符号系统。
而任何一种符号系统都具有两个部分,一是它的外在形式,一是它的内在含义。
对传播研究来说,符号问题的焦点在于符号的内容层面,意义层面。
具体到语言符号,传播学主要关心的是语义学,而不是语音学。
语义与传播
语义学是专门语言符号的意义的学科,属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在传统的语言学中,语义问题常被归入词汇学的研究范围。
就语义学而言,由原籍波兰的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所创立的普通语义学(亦译为通用语义学)对传播学的意义最大。
他在1938年创立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自任所长,主讲普通语义学,著有《亚里士多德体系和普通语义学概论》(1933)。
柯日布斯基认为,“人是时间的连接体”,人不同于动植物的特点是有语言,并以此连接时间,从而把经验代代相传,创造出全部人类文化成果。
他提出三个所谓“保护个人不上当受骗和自欺欺人”的普通语义学原理:
非等同原理,即世上没有各方面完全等同的两个事物,而且由于变动不居,一个事物本身也不等同;非全原理,即任何一个事物均有无数特点,非人所能说完全;自身反映原理,即表达离所表达的事物愈远,价值就愈小。
柯日布斯基声称,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三条“科学”原理,就有了“健全精神”。
普通语义学旨在通过研究语言的意义而达到健全的传播目的,它对传播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普通语义学着重于研究语言同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就是说着重于研究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使用情况。
针对语言同它所表达的实际事物的关系,普通语义学曾分析了以下几种情况。
对此如不注意,便会导致传播的偏差,而这些情况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又恰恰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语言的陷阱。
第一,语言是静态的,实际是动态的:
同不断变化、不停运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用以表述现实的语言总是相对静止,凝固不动。
也就是说人们是在用静态的语言表现动态的事物。
比如,太阳分分秒秒都在不停地运行,而语言中表现这一运行状况的用语主要就是两个——白天和黑夜。
尽管有黄昏、傍晚、黎明之类的词,我们仍然只能用有限的字词来表示瞬息万变的过程。
第二、语言是有限的,而实际是无限的:
在日常的口语中,常用的词汇量不过两、三千而已,但人们需要表达的事实、经验与关系却多达几百万种,要想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地表达意思,要想丝丝入扣、毫爽不差地反映事物简直是异想天开。
既然永远不可能用语言描绘出事物的本质面貌,不可能把实际的发展情况说得十分精确,普通语义学就建议人们在叙述一桩事情、说明一件东西之后,都再加上一句“等等”,以表明你说的只是实际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貌。
即便不把“等等”说出来或写出来,起码在思想中要有“等等”这个意念。
第三、语言是抽象的,而实际是具体的:
抽象性乃是语言的一个重要而实用的特征,然而,语言越是抽象,同实际事物的距离就越远,其中所反映的实际图像就越模糊不清,因而也就越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
普通语义学者早川一荣曾设计过一个他所谓的“抽象阶梯”,用以说明这个问题。
他举了一头名叫“贝茜”的奶牛为例:
第一级科学上知道的微观奶牛和亚微观奶牛
第二级我们所看到的奶牛
第三级贝茜这头特定的奶牛
第四级奶牛,我们用这个符号代表包括贝茜的所有奶牛
第五级牲畜,这是一个更抽象的符号,代表奶牛以及猪、马、羊等共有的特点
第六级农场财产,这个符号代表牲畜以及农场中其他东西所共有的特点
第七级财富,它包括了农场财产以及其他方面的所有资产
很显然,在这架抽象阶梯上爬得越高,奶牛贝茜的具体特征就被舍弃得越多,它的实际面貌也就变得越模糊不清。
等爬到最高一级即财富时,奶牛贝茜的身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上就是普通语义学所分析的几种语言与它所表达事物这二者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柯日布斯基那三条原理的具体化。
由于语言是静止的、有限的、抽象的,而实际则是运动的、无限的、具体的,因而语言在认识现实、反映现实上便存在很大局限性。
对此如不警觉,势必出现以下使用语言不当的情况,进而导致传播失误的现象:
第一、僵化抽象:
指人们只在语言“抽象阶梯”的某一级上使用语言,把语言死钉在某一抽象水平线上。
这条线可能是一条抽象程度较高的线,如运输工具;也可能是一条抽象程度较低的线,如波音737。
不管是高是低,只要紧盯在一条抽象线,就叫僵化抽象。
第二、不当指认:
指人们在使用语言表达事物时只顾整体的一致,而不顾个体的差异。
这类现象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
比如: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女人了。
”“这个人从来不说真话。
”此外,把巴黎女郎统统视为热情浪漫的情人,把犹太人都看作经商赚钱见利忘义之徒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把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抹煞彼此的差异。
第三、两值评判:
是一种极端化的思想方式,它只看两个对立的极端,而不管两个极端之间一系列过渡性层次。
这种极端化的思维由于语言中常常只有两个对立的字眼而更趋强化,像黑和白,对和错,好和坏,乐观和悲观,积极和消极,爱国和卖国,前进和倒退,聪明和愚蠢,勇敢和懦弱,贫穷和富裕,专制和民主等等,都是两极对立的字眼。
在这些非此即彼的字眼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一大片中间过渡区,而这些在非此即彼的语言中都被一笔勾销,好像只能在两个极端中任选其一,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第四、无意识投射:
指的是人们在用语言表述事物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观认识投射到客观的事物上。
换言之,自我投射就是名为说他,实则谈已;表面上像在陈述实际情况,而实际上却是在表达主观印象,并且这种对自我感受的表达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比如,“这间教室很大”,表面上显然说的是教室本身,而实际上这是说话者在表达一种主观印象,即“我觉得这间教室很大”、“在我看来这间教室很大”。
这种无意识投射同直抒胸臆的不同在于:
它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是无意的而不是有意的。
总之,普通语义学的研究,不论是语言陷阱,还是语言失当,都意在表明日常语言包含许多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简单粗疏、自我感受的成分在内。
这种语言很容易产生歧义,因而非常不利于人际传播。
非语言符号
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
然而在日常的人际传播活动中,非语言传播的重要性并不在语言传播之下,大量信息正是经由非语言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传递的。
交际双方在进行交流时,不但动嘴,而且表情、动作乃至衣着、陈设、环境等非语言信息都在发挥妙用。
非语言符号是指除语言之外的其他所有传播信息的符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体语、视觉性的非语言符号和听觉性的非语言符号。
体语
体语是指通过人的举止、表情和装束来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非语言符号,又称“身体语言”或“行为语言”。
体语在人际交往中大量使用,它的传播功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般说来,体语有三种类型:
一是动态的动作,二是静态的姿势,三是有声无义的“类语言”(Paralanguage)。
1)动作
用身体某一部位的动作来表情达意,在传播活动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如点头肯定,摇头否定,鼓掌欢迎,挥手告别等。
2)姿势
与动态的动作一样,人体处于静态的姿势也能传播多种多样的信息。
像呆若木鸡、垂头丧气、脸色铁青、面红耳赤等,都是人所熟知的。
另外,像直挺挺地站着、歪歪斜斜地靠着、端端正正地坐着、随随便便地躺着等,在不同场合下,在特定环境中也都含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在这里,值得一书的是个人空间。
人们运用个人空间——每个人周围的环境——作为符号,来表达某种意义。
从中国成语“不分彼此”、“促膝谈心”到“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直到“退避三舍”,人们不难看出,在人际交往中空间距离的近远与感情的亲疏是成正比关系的。
古往今来,人们在社交场合对座位座次的安排也是颇为讲究的,尊卑关系的分别在座次安排上一目了然。
我国古代在室内的座次,最尊的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面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
《史记》中描写“鸿门宴”时详细交待了一个座位图: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之礼让他坐西面东,如今却让他退而为三等。
从这一对座次的精心安排中,透露出项羽君臣轻慢刘邦的信息。
3)类语言
类语言是指某种类似语言的符号。
简单地说,语言是人发出的有固定意义的声音,而类语言则是人发出的没有固定意义的声音。
比如哭声、笑声、呼唤、叹息、呻吟等都是类语言。
另外,许多应答性、习惯性的声音像“嗯”、“噢”、“啊”、“嗯哼”、“哎哟”等,也都属类语言。
语言是表达意义明确、逻辑井然的语义信息,而体语则更多地显示一种朦胧模糊的主观印象。
换言之,语言侧重于传播明确的思想、认识与观念,而体语侧重于显示模糊的情感、印象与情绪。
与此相关,语言是理智的表现,同意识相连;而体语多为本能的表现,同潜意识相通。
也就是说,语言是有意的表达,而体语多为无意的传播。
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说什么不说什么,但他却难以控制那些发自本能的体语。
视觉性和听觉性非语言符号
在非语言符号中,除了与人体有关的体语之外,还有大量与人体无关的非语言符号。
这些非语言符号按照人们对它们的感知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视觉性的,一类是听觉性的。
1)视觉性的非语言符号
视觉性非语言符号中有象征和实义两种。
象征符号往往代表一种抽象的意义,比如基督教的十字、伊斯兰教的新月、社会主义的五角红星等。
象征符号都是特定文化的结晶与标志,其中积淀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容。
除上述象征符号外,最常见的视觉性非语言符号还是实义符号,因为它能用简洁明了、形象直观的方式表达某种比较确定的意义。
像我国古代的烽火、狼烟,现代的公路路标、铁路标志以及舰船悬挂的信号旗,都是典型的实义符号,都能传播某种实际的信息。
2)听觉性非语言符号
凡是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的非语言符号,都可视为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如鼓声、口哨、汽笛、乐声等。
无庸赘言,音乐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形式的艺术,具有深广的精神意韵,但在特定情况下,乐声也能传播十分具体的信息。
项羽当年在垓下陷入十面埋伏时,四面楚歌就曾使他的部下以为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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