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30年代初的新闻传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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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30年代初的新闻传播
第八章20世纪30年代初的新闻传播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突然向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它标志着日本用武力公开然侵占中国的开始。
宁波各阶层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闻讯莫不义愤填膺,立即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
宁波新闻界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无论是国民党政党报刊,还是民营报刊都加入到这一历史洪流中并发挥重要作用。
民营报纸开始了商业化尝试,宁波近代广播事业开始出现。
第一节《时事公报》对淞沪抗战的报道
1932年1月28日,日军将战火烧到上海,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
宁波各阶层民众闻讯急切要求政府对日宣战。
1月31日,鄞县反日会发出急电,要求国民政府同日本“断然绝交,毅然宣战,檄调劲旅,增援驱寇”。
《时事公报》对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和残暴行为极为愤怒,对上海的淞沪抗战进行了全程关注和详细报道。
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敌强我弱,《时事公报》为了声援我军将士,在战争打响后,立即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启事,号召甬上父老捐钱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
2月1日,《时事公报》社发出募饷通告,指出:
“十九路军之胜败关系上海之存亡,而上海之存亡实关系全国之安危。
”呼吁宁波民众,“节衣缩食,踊跃输将,救国保种”。
各界民众立即响应,一天之内就捐麻袋2万条,由火车运往上海,以应前线修筑工事之急需。
《时事公报》对松沪战争的报道从内容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报道战争的起因和各方态度,1月24日连发《沪日侨暴动后形势严重》、《沪日侨暴动案详细情形》、《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月29日发表《沪当局竟接受日方条件闻已下令解散上海反日会万国义军已下动员令》,2月1日发表时评《炮舰政策压迫下》、《外交政策与正当防卫》对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屈膝提出委婉批评。
2月4日发表时评《还不准备起来吗?
》号召国人奋起抗击日寇。
第二阶段报道十九路军顽强作战,英勇击败来犯敌人,以少胜多的战况信息,可歌可泣。
《时事公报》每天在一版开辟专栏,报道上海的战况新闻,如2月15日《外国军事专家赞扬我军防御工程坚固》,2月16日《敌军竟用毒瓦斯弹》,2月22日《兽军兽行》;在二版《四明新闻》刊登“时评”,号召甬上民众同仇敌忾,团结御辱,同时报道甬上各界的捐助活动。
2月1日报道《鄞反日会电请对日绝交宣战》,2月2日报道《本埠各界:
输捐慰劳前线将士之热忱赠物助钱前线将士各尽其力鼓励激励前线将士多方慰劳》,并在一版报眼发布《本报为上海十九路军募饷通告》。
2月8日发表时评《如何防御暴日飞机和间谍》,2月15日报道《鄞反日会向台属征募草鞋,转送前线应用》、《鄞县救国促进会将宣布暴日罪行于世界》;2月21日,《时事公报》登载前方急需干粮咸光饼后,各界民众便争先恐后地购买,连商店学徒、挑夫摊贩和在校学生也不甘落后,致使各饼店只得彻夜赶制。
次日,全市即收到咸光饼30万只,分装160袋。
至2月26日,累计运出693袋。
在募集款项方面,截至3月24日,全市共捐银洋10613万元,角币0.5741万角,铜钱4.06万文。
此外,还募集到大量食品、衣被和各种生活用品,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
第三阶段主要报道我军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提出停战要求后各方态度和国际联盟调停中日战争的情形和结果等。
在淞沪抗战中,《时事公报》多次报道日寇借假停战之名施行缓兵之计,暗地里却背信弃义,不断攻击我军阵地的卑鄙行为,如3月4日《日司令通知谓已于二时停战傍晚仍向南翔我军进攻》,3月14日《和平声中日军积极备战》。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激励了中国政府和民众抵抗日寇的信心和决心,淞沪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决心也日益增强,《时事公报》不失时机地大力报道政府抗日主张,如3月8日《中委谈决心赴国难国联不尽可靠终须自己抵抗》等消息。
3月4日又发表时评《告后方人民》,鼓舞民众团结抗日:
“日本侵占中国是蓄意已久的阴谋,岂能因一次局部战争的失利而放弃侵略野心,所以它对国际联盟的调停或阳奉阴违,或提出无理条件,蓄意阻挠,不断破坏停战协议。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不再继续增派援兵,上海守军终寡不敌众,防线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被迫撤退。
4月20日《时事公报》刊登评论:
《委曲求全不能产生出公理与正义》,对国民政府的软弱妥协提出强烈质疑。
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5月5日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5月7日《时事公报》发表的时评《停战协定签订了》,5月14日、29日又两次发表时评:
《国民政府和上海停战协定》,尤其是5月29日发表时评《一个悲壮的日子》,对政府不作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对淞沪抗战的报道,《时事公报》动用了多种报道形式,在重要的新闻版如《国内新闻》和《本地新闻》上,各种新闻编写手段齐上,连续三个多月,连篇累牍,全方位报道战事进程,是《时事公报》继五卅运动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气势悲壮,场面宏大的新闻报道。
在这里,《时事公报》不仅是传播者,而且还是鼓动者;不仅是舆论的引导者,而且还是团结抗日的组织者。
第二节国民党政党报刊
一、20世纪30年代初的《宁波民国日报》
《宁波民国日报》在1930年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直接领导,设报务委员会、社长,下辖编辑部、经理部,前后由左洵、姜伯喈、吴望伋、沈友梅、汪焕章主持。
成为国民党右派名副其实的政党报纸,具有浓郁的反共、反人民的色彩。
该报以政治新闻为主,社会新闻相对较少,大肆攻击共产党,为蒋介石新军阀叫嚣鼓噪,充当镇压民主革命的急先锋。
说其具有强烈的国民党党报性质,是因为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右派手中,所发言论、新闻,办报立场也完全站在国民党一方,为维护其政治利益服务,并得到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首肯。
如在1932年1月1日的新年增刊上,国民党高级要员给该报的题词就是完全把它作为政党机关报看待的。
何应钦的题词是“发扬党义民义之喉舌”;王正廷题为“认定目的,敢为议论”;楼相孙是“阐明党义,主持公道”。
从这些高级要员的题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为国民党政党言论喉舌的性质。
《宁波民国日报》在国共分裂后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敢正视中国的现实,在报道上严重背离事实,多做子虚乌有式的捏造和捕风捉影式的煽动,对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极尽诽谤污蔑之能事,这也是国民党政党报刊的通病。
除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尚未有任何形式的改变外,《宁波民国日报》也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1.报道本省、本埠党政、市政情况
以1932年7月21日为例,报道宁波本埠党政、市政、教育、财税、民生等方面的新闻比较全面。
如报道浙江省裁撤各县委员会成员的新闻《省执委会转请省府裁併县府以下各委会》。
报道指出“目下各县以下之委员会,效力甚微,名目繁多,不可胜计,甚至一人身兼数委,或十余委之职。
遇事蹈而不义,义而不决,决而不行,是事似有非会莫办之势。
而一会有一会之经费,际此地方经费支绌,实有裁撤之必要。
”国民党各级政府机构庞杂,冗员繁多,效率低下,而大量经费白白消耗却无所事事。
因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从“节省经费”的角度决定裁撤各县以下之机构,减少不必要之冗员是必要的。
另有报道镇海县事务的《镇县执委会议》,报道民运法修订的《民运法中央修改将竣》,调查国民党员职业情况的《省令调查党员职业鄞县执委会昨令属遵办》,报道农林业生产情况的《慈县府积极督促造林》,报道社会治安状况的《奉县局长进行清匪近况》,报道各县救济失业的《镇党政机关会商救济失业同胞案结果》,报道税款征收的《财厅催解国难特捐令省税督员迅速督促征解》,报道清欠教育经费的《财厅清理积欠教育费》,报道各县卫生的情况的《镇庄市公安局注意公共卫生》,报道市政建设的《泰中正图书馆设计会筹费》、《镇县府筹设南乡长途电话》、《石浦明星电汽公司设施不完备处》、《姚农民银行监理委员会》,报道小学教育的《黄古林镇筹设小学》。
涉及面极广,内容丰富,足见《宁波民国日报》对于地方事务之重视。
2.刊发抗日新闻与评论
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迅速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新闻媒体加强了反日爱国的宣传力度。
《宁波民国日报》作为宁波国民党政党报刊,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报道全国各地抗日救国会在上海集会,组织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集中全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
新闻《救国抗日全国大团结》[1]报道了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的消息。
消息指出“京沪平津各团体救国联合会鉴,暴日侵凌,得寸进尺,救国工作,端赖群策群力,爰共推派代表,在沪集议,组织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集中全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达到收复失地为宗旨。
凡各省市以一个组织为限,得为会员,刻已筹备渐次就绪,准于八月一日在沪开成立大会。
”同版还发表谈话《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2],对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意义进行评述。
文章认为抗日救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在于全国民众不能做到“万众一心”和“群策群力”,只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毫无国家概念。
这次组织救国联合会一定要做到万众一心,“力谋全国各界抗日的大团结”,否则只会以失败而告终。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了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
《宁波民国日报》于1935年12月31日转载电讯《宋哲元在津三晤多田察北问题尚无结果》,揭露日本为谋求华北“自治”,与宋哲元等多次秘密会晤等情节。
同日发表社论《翼东察东察北绥东》对此事进行评论:
“自上月殷逆在冀东叛变,暨华北伪自治运动暗中酝酿以来,中央慎重应付,煞费苦心,始有冀察政委会之成立。
其待不损害领土主权原则之下,敦睦我二国之邦交。
然冀察政务会成立迄今,亦有旬余,而对方行动所示,则显然始终未接受我人之好意,抑且变本加厉,时时加紧其对我之侵略,冀东叛逆业已扩大组织,察东,察北,绥东,复同时危急异常。
”评论指出:
“华北自治”在汉奸殷汝耕等的策划下暗中进行,国民党中央虽然允许日伪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委会”,但日方仍不满足,得寸进尺地“加紧其对我之侵略”。
如果这样,“察东,察北,绥东,复同时危急异常”。
3.国际新闻
关注国际时事,尤其关注国外军事动态。
如报道日德订立军事同盟的消息《日德订立军事互助密约》[3]:
“日德订立军事互助密约,已渐为各方所证实,其对象为苏俄与英国,同时订立之反共产国际公开协定,以为军事密约之烟幕。
”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企图独霸世界。
《英法土三国签订经济金融协定》、《敌恶性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额剧增去年底将达三十六亿》、《美声明援助芬兰德扣意运芬军火苏方发表前线无重要战事》等从不同方面报道了国际局势与各国间复杂多变的外交关系。
4.社会新闻与副刊
社会新闻是本埠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引读者的方法之一。
《宁波民国日报》也有大量社会新闻以增加读者人数。
如《班长带妇女强看白戏殴打收票人判处拘役五十日》[4]、《人偷大变阿凤大发雌威女儿持刀弑父》[5]等就是这方面的社会新闻。
《宁波民国日报》的副刊有《青白红》,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谚语、小品文等。
还刊载常识,介绍科学知识与法律知识。
1933年12月18日就刊载科技知识《“对流层”与“平流层”》、《紫外光线与健康》、《木炭代油的原理》,以及法律知识《民法婚姻浅说》,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做了介绍。
二、宁属各县的国民党政党报刊
在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出版《宁波民国日报》的同时,宁属各县也办有国民党县党部机关报。
余姚国民党县党部于1919年10月10日创刊《余姚民国日报》后,在1933年8月22日起将该刊改为4开4版,由蔡灏任社长,蔡礼传任主编。
是余姚国民党县党部机关报。
奉化国民党县党部于1932年3月创办《奉化新闻》,间日刊,8开。
先后由夏高大、周行保任社长,唐起陶、袁伯华任主编。
是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机关报,1937年停办。
宁海国民党县党部于1933年5月1日创办《宁海民报》,4开4版。
初为周刊,1935年改为3日刊,1945年又改间日刊。
先后由卢朴、胡慕青任社长,章桓、麦野青任主编。
慈溪国民党县党部于1935年创办《慈溪公报》,周刊,8开1张,是慈溪县国民党机关报,1941年日军占领慈溪时停刊。
注释
[1]《宁波民国日报》1932年7月28日
[2]《宁波民国日报》1932年7月28日
[3]《宁波民国日报》1935年12月31日
[4]《宁波民国日报》1932年7月29日
[5]《宁波民国日报》1933年12月18日
第三节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报刊
20世纪30年代初,宁波的商业报刊出现了新的创办高潮,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商情日报》
1930年9月由派报人袁关福创办的《商情日报》出版,日刊,4开4版,请庄禹梅担任主编。
内容以商情为主,间刊小品文。
1936年11月,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抨击国民党逮捕宁波各界抗日救国会成员的倒行逆施。
是年12月14日晚至15日,国民党宁波当局拘捕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员12人,报纸对此进行报道、抨击。
1937年1月,袁关福、庄禹梅、钱志抗及周祚生被捕,报社被封。
3月,国民党政府以组织非法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罪行,四人各判有期徒刑5年,4人至抗日战争开始后获释。
《商情日报》的第一版是广告,有钱市行情、天然舞台、民光大戏院、大光明戏院、泰山堂成记国药号、修理无线电等多种;第二版,除广告外,大量刊登散文、随笔、游记、文艺小品等;第三、四版是广告专版。
除了商业信息外,《商情日报》还有如下内容:
1.宣传抗日
《商情日报》在七七事变爆发前的1936年11月开始报道国内各界抗日新闻,刊载评论,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社论《抵抗还不够》[1]认为:
“不抵抗主义的滋味,我们已经尝过了,——我们大好河山给敌人占据,财宝任敌人搬运,人民任敌人压迫。
不抵抗主义的滋味,是非常痛苦的。
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最富饶的东北三省抢去了,华北主权大部分也被掌握了。
他们现在正在侵袭我们的绥东北,以图并吞了全华北,以至于全中国。
这样苦的不抵抗主义的滋味,于是我们不要尝了。
我们已放弃了不抵抗来抵抗了。
——奋勇的绥远战士不避艰苦的在冰天雪地中作战!
”同时还认为:
“我们抵抗的还不够,应该再加一些攻击,因为我们还有从前所丧失的许多国土呵!
我们怎么可以把他忘却呢?
为了这个缘故,单是在绥远的兵士和敌人拼死力量还很少,我们应该全国总动员,把在我国境内招摇的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境。
”
评论指出不抵抗主义带来的恶果是多方面的,现在虽然抵抗了,但还不够,只有绥远的士兵在孤军抵抗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实行全国总动员,唤起全民族的共同抗战,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这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或者是片面抗战战略相矛盾,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2.报道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为逼蒋抗日率部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
这一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剧烈反应,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
《商情日报》在这一点虽未能免俗,但能全面报道这一事变的整个过程。
事变仅过两天,于12月14日以《张学良通电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为题报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新闻,同日还配发社论《抗日声中不幸事件》,对一事变进行评论,认为“蒋委员长在临潼被留消息,其原因起于张学良之率部叛变。
在这国难方殷,绥远将士,正在与匪伪欲血苦战之时,忽然有此不幸事件,诚出人意料之外。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战而退,坐令东北三省,为日帝国主义所完全占领,此吾全国民众,所不能为张学良原谅者也。
”《商情日报》没有看清西安事变的本质真相,只被张学良丢弃东北,抗日不利,而今又“率部叛变”,扣压蒋介石的表象所迷惑,没有看清西安事变的本质是逼蒋抗日。
这是其局限性所在。
《商情日报》于12月15日又发表新闻《张学良有通共嫌疑蒋委员长仍留西安》,同时刊发社论《不要忘却抗日》,认为:
“自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震惊,我们民众,都将他注视绥战的目光,移注到西北去了。
”接着提醒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敌人正想趁着内变,乘着人心,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注意于国内的变故,而希望他早日弭平,一方面也应该照常注意到绥远的抗敌,一致团结,作为绥远将士的后盾,不要为了内变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才好!
”
评论提醒全国人民及国民党执政当局,西安事变可能给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口实,提供契机,还可能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
希望当局应早日解决事变,不可忘记日本侵略者才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
1936年12月16日第3版刊登新闻《中央军开陕在咸阳发生激战》,同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张逆叛变本市今日开民众大会》报道西安事变情况。
同日发表社论《勿破坏救亡阵线》,提醒国民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同时不可忘了团结抗日:
“自绥远战发生,各省民众,纷纷输款助绥,可知抗日的热诚,已经普遍到全国了。
但是此次西安事变发生,汉奸准汉奸等,就利用这个时机,到处活动,欺骗无知民众,收买不良分子,破坏固有的救亡阵线,以献媚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心腹大患。
”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奋勇抵抗,决没有不胜利的理。
所怕的就是汉奸准汉奸们着意破坏我们救亡的阵线,使你自相残杀。
”
《商情日报》在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始终不忘中国的大敌乃是日本侵略者,其次还有汉奸、准汉奸,这些是“心腹大患”。
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勇抵抗”,切勿因我们国内自相残杀,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局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对于何应钦与宋美龄两派救蒋方案,《商情日报》均有报道。
1936年12月17日,继续发表解决西安事变的新闻《何应饮被推讨逆总司令》、《蒋夫人今日赴西安》,报道国民党当局欲以武力解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两种策略。
12月19日发表《蒋鼎文由洛飞京谈西安事变经过》,向全国公开西安事变的经过。
12月21日,发表《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刘峙赴潼关布置》,报道国民党派重兵准备攻袭西安,武力营救蒋介石。
12月23日发表《蒋夫人等赴陕探视蒋委员长》,报道宋美龄抵西安探视蒋介石。
12月25日下午,经过国共双方谈判,最终达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方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
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
同日,《商情日报》继续发表国民党派重兵进攻西安的消息《国军取得联络大举向西安围剿》,同日还登载宁波各界庆祝蒋介石脱险从西安返回南京的新闻《甬各界纷起献金奖励维护领袖脱险人员》。
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安然回京,全国人士献金奖励救护蒋介石脱险的有功人员时,报纸很清醒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实乃中华民族最大之敌人,于12月29日再次发表与前内容相似的社论《不可疏忽了抗日》。
在看待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商情日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在全国上下欢呼蒋介石脱险时,再次提醒国民党当局,“对于抗战的情形,不免有所疏忽。
”“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应该把情感抑止,而从理智方面着想,庆祝蒋委员长的目的,并非单在蒋委员长个人身上,应该希望他赶快率领大众往前线去抗日。
”问题看得很清楚,对国内局势的分析也很充分。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历史意义的。
12月30日、31日,《商情日报》连续报道了《蒋委员长引咎自劾请辞职,中常会决议应予恳切慰留》、《蒋委员长再度呈辞仍慰留,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给假一月》[2]等新闻,表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
在西安事变发生及解决过程中,《商情日报》运用大量时间,大量版面进行全面报道,足见其对重大事件的重视。
但是,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上,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左右,看不到事变本身在处成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上的重大意义,因而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但它始终未忘全民族共同抗日乃是当时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对这一问题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
3.评论社会风俗
《商情日报》还对当时封建礼教影响下的旧的婚姻陋习进行了批评,如评论《关于少女自愿守节》[3]:
十七岁少女叶荷香,由媒妁订立之未婚夫病故,于是痛哭流涕,自叹命薄,愿意一生守节。
这事情不特可笑,而且非常令人同情而叹息。
为什么好笑呢?
因为在二十世纪的时候,竟有如此迂腐顽固的少女,的确比小脚的妇女还陈旧。
我们知道现在许多半老的小足妇女,丈夫死了,也要急切地再嫁,这个十七岁之少女坚欲守节,岂非是很可笑的事吗?
为什么要叹息呢?
这个少女之所以自愿守节,乃是环境养成她旧礼教的思想,使她知道贞节服从守节外,再没有其他光明之路了。
于是不惜牺牲自己终身幸福,去守那名不符实的寡了。
我们难道不叹息她所受恶劣环境的影响,而葬送幸福之可惜吗?
一民族之强盛,必然由其中个别份子组织而成,新思潮湃澎的现时代,尚有这种迂腐的少女,对于民族兴盛,也未始没有影响。
所以一般教育界对于除乡间民众的封建思想,应该要竭力的注意。
评论从十七岁少女荷香因未婚丧夫而自愿守节一事展开,指出了在民国时期新思潮澎湃激荡的时代这种行为的可笑与可叹,同时说明中国封建礼教残余的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
呼吁教育界大力应发展现代教育,灌输先进思想,破除封建礼教影响,拯救那些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荷香”们。
4.文艺副刊
《商情日报》还在副刊中刊载诗歌、散文、小品文、游记、科技、历史知识等,以增强可读性。
如游记《记怀玉山之蛇》[4]:
惟山上,素多小蛇,每当春夏之交,或在大雷雨后,庭间壁上,厅畔灶边,蠕蠕然,皆蛇也。
蛇首均有一点小红色,性柔驯,从不毒伤人畜。
昔年山上设有小学一所,凡学生之来自城内者,初见蛇,咸惴惴戒惧。
久之,司空见惯,知不为人害,遂亦相安无事,询之山上居民,则谓宋代大儒朱夫子(熹),在此山讲学时,见一蛇,恐为害,遂以朱笔点其首曰:
“畜生休得害人”。
故至今蛇头有红点,并不害人云云。
近于神话,自不可信,惟其理由在。
记者浅陋,不敢臆断,录小筑,以供博学君子研究焉。
这篇游记文笔流畅,脉络清晰,记事得当。
先写怀玉山别称斗山的来历,次写山上居民朴素自然的桃园式生活,再写怀玉山春夏之交素多小蛇。
文中着重写了小蛇的特性:
“性柔驯,从不毒伤人畜。
”加上朱熹点红这一传说,使小文充满栩栩生机,灵机毕现。
评述女性特征的小品文《女性的制造》[5]把女性的特征与自然天体、芳草鲜花、动物、金石等的品性相互映照,相互比附,情趣盎然,独有性灵。
介绍苏联青年男女关系的《苏联青年的两性关系》[6]叙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青年对待两性关系的问题。
文章介绍了苏联男女青年在生活、学习、家庭教育与工作方面的情况。
在提倡青年男女正常交往的同时不能损害读书与工作,即“你绝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到性的生活上面。
”
此外,还有剧评,如谈论评剧的《萧太后之服装》[7],评论评剧《四郎探母》中萧太后的着装。
社会新闻《洞房之夜发觉新娘是石女》[8],报道世间稀奇之事,事件极为罕见,男方几经交涉,要求返还聘金,女方无力送还聘金,无奈只能移花接木,让从姊代嫁了事。
二、《市情日刊》
1925年创办的《市情日刊》,以刊登商品广告和甬埠、上海各业市情为主,偶尔刊登一些商业评论、旅行表、简便年历等。
该报共二版,第一、二版是广告。
第一版的广告包括:
宁波市棉业交易所市价表、四明证券交易所行情、钱市行情等;第二版的广告有:
粮油、医药、香烟、医疗、宁波菜市、纺织品、兑钱业行情、书籍等方面。
自1936年始,第二版除了刊登米市、油市、面粉市、金银币市行情、宁波市棉业交易所市价表及其他广告外,还刊登散文,随笔,幽默小品和日常生活常识。
如介绍历史知识的《寿亭侯与汉钟》[9],介绍西蜀女杰秦良玉的《秦良玉纪念堂》[10],该文考证了秦良玉的出身及历史功绩,评述了四川重修秦良玉纪念堂的意义。
考证历史事件的《西施考证》[11]从贾谊《新书》谓“西施美而蒙不洁,《吴越春秋》说西子失节于范蠡”之说进行辨析,认为“所谓不洁者,谓其不贞也”。
结论尽管存疑,行文颇可称道。
小品文《椅子的历史》[12]认为“我国用椅,独后于西洋,求之史书,盖始于南宋之时,今人为‘太师椅’者是也。
此物为吴渊所制,以献秦桧,当时称为秦太师。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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