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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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教案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五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计划课时数
6
讲授时间
5月12日(第12周)
目的要求
讲授内容
重点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难点
无
板
书
设
计
一、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
二、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
三、维新运动的发端。
四、康有为的维新理论。
五、维新运动的高涨。
拟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
讲授
作业或思考题
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康有为的早期思想
备注
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从重商主义发展到初步具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在欧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原因主要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特别尖锐加速了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觉醒。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代言人不大喜欢浪漫主义的热情,他们不善于用理性的光辉来渲染自已的言辞,而倒是老老实实地用狭隘的经济利益来鼓舞听众。
第五章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戊戌变法运动
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
(一)维新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1.阶级基础的形成:
(1)民族企业初步发展,原因:
a:
甲午战后,帝义侵略加深,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b:
甲午战争宣告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打破了洋务派对近代工业的垄断,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的洋务企业,经历了30余年的经营,被宣告失败,无力垄断。
c:
《马关条约》中允许外资在华投资设厂,对民间设厂的束缚不得不有所放松。
战后,清不得不下令各省招商局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准许内河行驶小轮船,并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等,这些命令虽都是官样文章,但对诚意办企业的人来,不失为一种鼓励。
d:
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一些有识之士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手段,出现了投资近代工业的新热潮。
康有为在上书中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上落后的状况,仿效西方,准许并鼓励商人用机器采矿,制造各种货物,在内河通航轮船,集资兴建铁路,以及兴办其他各种近代工业。
基本情况:
1895年——1900年创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104家,资本总额为2300万元,这6年总数约为前20年总和。
楼景晖——合义和丝厂(浙江)
张振勋——张裕酿酒厂(烟台)
严信厚——通久源纱厂(宁波)
杨宗濂——业勤纱厂(无锡)
夏粹萃——商务印书馆
张謇——大生纱厂(南通)
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官僚、地主、富有商投资创办的企业较高,占42%,资本总额占93%,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发展更快,他们同帝义、封建势力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只能企求对现状作和平的、局部的改革,资义维新派就是这部分人在政治上的代表。
新兴的资义迫切要求挣脱帝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中国资发展开辟道路,甲午战败,使他们意识到,不但清不能为他们开辟这样的道路,洋务派也不能,此时原来的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的政治运动。
1.社会条件的具备:
(1)民族危机的加深;
(2)阶级矛盾的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
民族危机的加深:
甲午战争,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脆弱以及洋务运动的徒有其名,而且也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列强在东方所取得的暂时均势,骤然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的格局,战后帝义争先恐后向中国输出资本、掠夺利权,抢占“租界“,划分范围,在东方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互相勾结、互相争霸、互相排斥又互相妥协,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三国干涉还辽是瓜分危局最早的表现。
《马关条约》关于开放口岸、通商、通航和投资设厂的规定,满足了帝义的普遍愿望,得到广泛支持,但割辽东却引起早把吞并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国策的沙皇俄国的强烈反对。
立即充当先锋演出三国干涉还辽,另两位随从是法、德两国。
德:
后起,迫切需要在中国进一步扩张其势力,不愿看到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过于膨胀,而且还想装作中国的“恩人”,向清索取一个基地,作为”酬劳“。
德国还从俄德关系中看出俄是自已争霸欧洲的对手,是从东部威胁自已安全的国家,帮俄干涉日可殷俄的视线引向东方,俄则以保证俄德边境和平来打动法,诱使其加入干涉行列。
法:
是俄多年盟国。
长期在西欧与德争夺,需与俄勾结以对付德国。
所以参加既是支持盟友,又可以借此示惠中国,向清索赏,以加强自已在中国的势力。
4月17日,《马关条约》当天,俄向法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退回,不听,即在海上对日本实行共同军事行动。
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照会,以有害中国首都安全和将来永久和平为由,限15天内退辽,并要求清暂缓批准条约。
同时,为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威胁日本,俄派出21艘军舰、3万陆军,战争迫在眉睫。
由于8个月的战争已使日军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极端困难,不敢再争,争取英美支持未果,于是让步。
1895年10月,俄、法擅与日商定:
中国须向日本交付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赔款3千万两白银,日则在3个月内从辽东撤军。
11月8日,在此基础上,中日签订《交收辽南条约》
三国干涉还辽是俄、德、法三国同日本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以此为开端,帝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花3000万两高昂代价“赎回”的辽东半岛,实际上只是暂时替沙皇看管而已,不到三年时间,又被沙俄强占去了。
政治上:
1.列强在华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俄、法、德干涉还辽有功,在中国强占港、湾、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俄国充当急先锋,1895年俄舰取得在胶州湾(青岛)各权力,1896年,通过签订《中俄密约》把辽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1892年12月,它还以胶州湾被法国占领为理由强占了旅顺口与大连,1898年3月又强迫清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
1899年,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东北变成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步其后尘。
1892年强占胶州湾。
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规定:
德租借胶州湾,期限99年,德有权修筑南北两条胶济铁路,山东成为德的势力范围。
法国接踵而至。
1892年3月,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年11月迫使清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又迫使清答应不把两广割给其他国。
两广、云南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1898年6月与清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深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强行“租借”了过去,租期99年。
从此整个香港地区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1898年7月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对威海卫连同刘公岛的租借权,租期25年。
1898年4月日本照会清政府把福建变成了其势力范围。
瓜分以后中国的图画:
俄国盘踞在长城以北,法国称霸山东,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日本占据福建,法国据有两广和云南,另正在瓦解中。
当时美国正与西班牙在太平洋进行战争,为插足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内容:
(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势力范围、租借地、既得利益)不得干涉。
(2)他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多口岸的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现行关税率征税。
(3)各国在“势力范围”内征收港口税和铁路费,不论何国一律平等。
时各资本主义国家谁也无力独霸中国,先后接受了这一条件,这样美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达到了既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又使整个中国市场对它的商品市场自由开放,进而以自已雄厚的经济实力排挤各国势力独霸中国的目的。
美国在华势力日益扩大。
经济上列强侵略的加深
A、.向清提供政治货款。
3年内付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的费用,在条约订后的四年间,对清贷款有7次,最大的有3次。
(1)俄、法贷款。
1895年6月,俄法与清订四亿法郎(合白银九千八百两)的贷款合同。
以年息四厘的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分36年还清,从此俄法插手中国海关管理。
(2)英德贷款,以诉诸武力相要挟。
1896年3月14日,与英法订《英德两国借款合同》,规定:
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白银九千七百多万两),年息五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36年还清,在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只能由英人担任。
德国还有权在汉口、天津设立租界,英国据此继续控制中国海关。
(3)英德借款。
1898年2月19日与英德银行团签订续借款合同。
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白银一亿一千二百万两),年息四厘五,以海关厘金、盐厘收入为担保,45年还清。
B、争取铁路投资权
1896年6月的《中俄密约》使俄国在共同防御日本的旗号下取得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与战时俄舰出入“中国所有口岸”的权力。
1892年春,俄国开始在东北修路、开矿,建立城镇。
1898——1899,掀起狂潮,对芦汉、津镇、奥权、京奉等四条争夺最激烈。
俄法控制了芦汉路,津镇为英法控制,美取奥权,德取胶济。
甲午战后,列强共夺得一万多公里铁路的借款、修筑与控制权。
贷款总额达8967万元。
C、投资工矿业
甲午战前外资工厂有80余家,投资额2800万元,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厂合法,数量猛增。
1895年到1902年,外在华投资总额达5亿2千万美元,比1894年前的50年总和还多约30倍。
1895年——1900年新开办的工厂为933家,为战前几十年总和的9倍。
除投资传统工业,将老企业扩大改造外,中国丰富的地下矿藏为西人所垂涎,1898年美先插足直隶通兴煤矿,以后各国效仿,德在直隶和山东,俄在奉天、蒙古以及新疆金矿产地,英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美国在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都取得采矿权。
原材料流失,市场竞争,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随路权丧失的沿线利权,排挤民族工业,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3.思想条件的具备:
戊戌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由戊戌思潮发展而来的,政治家也是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从主体到内容都与维新思潮分不开。
经过甲午战败这一历史契机,使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维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列,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思想。
深刻的民族危机,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使中国社会鼓动着救亡图存的风云。
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和国家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学西方求自强,根本要学它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虽然政治上软弱性较大,不可能提出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它毕竟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具有挽救亡国危机的强烈愿望,有着改革社会制度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
19世纪80年代后期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变法主张,甲午战后迅速传扩,发展为一股维新思潮,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转化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他们在批判的基础上认为,要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实行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为此,他们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借取了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思想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制,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把早先那种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正是在中法战争以后开始了自已的政治生涯,在维新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勇敢地尝试了政治的实践。
1888年首次上书,痛陈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要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二、维新运动的兴起。
1.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
戊戌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维新理论的创立者是康有为。
康有为(183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1879年,past结交来广东游历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了解了当时京师和全国思想界的动态,接触了早期维新思想。
之后游历香港,始知“西人有所长,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归来后开始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的书籍。
1882年赴京应试失败后南归,途经上海时目睹外国租界里的“繁盛”景象,更认定西人的“治国法度”必有道德学问为其本源,于是“大购西方以归讲求焉”。
经过几年研读,获得了较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形成了仿照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思想主张。
1888年,康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在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提出:
变法的关键是要改变中国政治中“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的弊病。
这些上书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改良活动的开始。
由于京师官僚中无人敢代为上呈,这份上书没有呈给光绪帝,但却在一部分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士大夫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使康有为获得一定声誉。
这是康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设的开端。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继续探索救国道路。
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学馆“万木草堂”收徒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一反当时旧式书院讲习程朱理学。
考据词章的陈腐学风,通过讲学,培养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和才能的新型人才。
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除陈千秋早逝外,其余几人后来都成为康领导维新运动的左膀右臂。
这一时期,康有为一边讲学育才,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他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学术思想中得到启示,发现作为孔学非正统流派的今文经学,由于其中包含某些可以利用来倡言改革的“微言大义”,很可以用作宣传政治改良的理论张本。
于是他打着考释今文经学的旗号,撰写了一批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初版于1891年,形式上是一部考辩儒家经典真伪问题的学术著作,实为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
康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起便被立为官学儒家经典的古文经籍(汉代出现的两种儒家典籍之一,一种用当时还不流行而被称为古文的篆体字书写;另一种用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称今文经),说成都是“新”朝国师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假造出来的。
是“伪经”,是“新学”(新莽一朝之学),它湮灭了孔子提倡改革的“微言大义”,与孔学毫无关系。
康有为的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但这种虽不免武断但十分大胆的议论,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是从根本上对“汉学”和“宋学”的严重打击,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泥古守旧的正统儒家经典和学说,改奉隐含革新精神的今文经学,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义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
这在当时确有如“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反动政治思想,为在今文经学旗号下传播变法维新思想开辟了道路。
(2)《孔子改制考》
初成于1892年,1898年正式出版。
康宣称,孔子所编的“六经”中记载的古圣先王们及其政教礼法和圣德大业,并无从参考,其实是孔子假托他们的言行,宣传自已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方案,以为万世立法。
因此,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是“万世教主”,把孔子虚构成一个首倡“改制”的圣人,自已是继续孔子的事业,合乎“圣人之道”。
他还衍发今文经学的“三世学说”(即认为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发展前进的,而且愈来愈好),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之,断言孔子是身处“乱世”欲致“升平”,向往“太平”的,而他所处的“据乱世”就是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所欲致的“升平世”就是后来的君主专制时代,所向往的“太平世”就是目前应当经过改革而进入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时代。
通过这种不无牵强附会的考释,康有为便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托古改制的祖师,将泥古守旧的孔学变成维新变法的教义,从而“论证”了维新派要求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手段,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师法“圣人”,遵从“圣教”的。
因此,《孔子改制考》的问世,更如“火山大喷发”,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震动。
“托古改制”的历史进化论思想本是以前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具备的,但是只有康有为最为巧妙地掩盖了资义的狭隘偏私心理,给维新思想穿戴上典雅的古代衣冠,把孔子化装成19世纪末年中国的马丁•路德,用伦理的、学术的、宗教的信念来鼓舞自已及周围的信徒,在理论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目的不在古而在今,自已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3)《人类公理》
1902年改名《大同书》
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种种苦难,描绘了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家庭、无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
虽然这只是一个美妙的乌托帮,但它表现了康有为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和对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使他领导的维新运动在主观上有着更远大的目标。
康的理论:
康有为主要通过编篡两《考》,初步确立了其变法维新理论,要义为:
今文经才是儒学真经,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人类社会是按照今文经学所揭示的“三世”进化规律,由礼崩乐坏的据乱世到君主专制的升平世,再到君民共主的太平世,最后达到大同境界的。
据此,中国现在应因时改制,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
这一理论的提出,给已经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以历史的论证和理论的阐发,并突出了政治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尽管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仍打着孔子的旗号,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但它显然已不同于历史上修补封建制度为目的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理论。
正因此,两《考》出版后,都立即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并由清政府下令毁版,严禁流传。
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康有为的封建旧学根底是很深的,而他对“西学”的了解则很肤浅和支离破碎。
因此,在他的维新理论中,对西方资义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吸收利用,可说微乎其微,而儒家学说的色彩极为浓重,明显牵强附会的“孔子改制”说成了这一理论的中心支持,这就使变法理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和号召力,而过于尊崇孔子这尊封建“圣人”的偶像,甚至推崇他为“万世教主”,又必然模糊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思想的界限。
给维新派和维新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同时,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今文经学的基础上的,而今文经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理论,它的“三世”学说的框架里,至多只能容纳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和历史观,这就使维新理论只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而否认突变的社会革命,从理论上限制了维新运动,只能是一场软弱的政治改良运动。
康创立的这种不成熟的维新理论是与他所代表的新兴阶级不成熟的状况相适应的,然而却康始终认为他的理论是尽善尽美的,说“吾学三十而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
理论上本来存在着严重缺陷而又抱着固步自封的错误态度,这是导致他后来顽固坚持政治改良道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原因。
2.公车上书和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电至京师,举国哗然”,群情激愤,时康、麦孟华、梁等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会试”考,他先探知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大为震惊,立即派梁去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求政府不要批准条约,各省举人闻风而动,上书请愿,无结果。
康决定发动“大连署”上书。
5月1日,邀各省举人会议于松筠庵,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长达14000多字的上皇帝书,声泪俱下,共有1300人签名,次日康将它递呈都察院。
是为“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进京,故以公车为应考人代称)
“公车上书”中,康痛陈对日议和,割地弃民,必然引起民心离散,列强效尤,渐至亡国的严重后果,政治上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
请求皇帝当机立断,采取“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
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应推行发展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富国”、“养民”、“教民”政策,在政治生活方面,宜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个有才学的人为“议郎”,入值武英殿,供皇帝咨询,并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进行议决。
可以看出这封上书,不仅提出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套措施,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它可以说是维新派最初的政治纲领。
“公车上书”虽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内容被传抄,要求变法的呼声日高。
康因此取得了领袖地位。
上书被拒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时的康有为已有了更大的抱负,不重视个人的功名,他并不到职,继续集中精力领导维新运动。
5月,写成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手中,光绪阅后,极为“嘉许”,称康“深通外务”,即抄录数份,上呈两后,下发军机处和各地抚将军讨论,两个月后,“帝党”首领光绪师傅兼协办大学士翁同合登门拜访康,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二人来住密切。
这样以第三书的上达为契机,维新派的政治改良活动始终得到皇帝的支持,他们与“帝党”也开始结合起来。
光绪和帝党所以支持维新派,是出于其开明爱国思想和宫廷权力斗争的需要,光绪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
甲午战前就阅读了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一些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甲午战争中,他和帝党全力主战。
战争惨败,丧师割地的结局使他深受刺激,但这时清实权仍掌握在后党集团手里,慈禧虽早已归政皇帝,但却仍保留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的最后决定权。
中央机构和地方大部分省份的军政大权,则继续由效忠慈禧的“后党”大官僚把持着,他们大都是和慈禧一样昧于时势,因循守旧的顽固派,此外也有一部分洋务派首领,光绪上下受制,形同傀儡。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和帝党需要援引维新派这些富有胆识才气的士林新秀以壮大自已的力量,借助维新变法运动的声势实行某些改革,达到夺取朝廷实权和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维新派为了自上而下地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也必须要依靠光绪“帝党”的权力和地位,这样双方必然造成政治上的同盟,而这种结合,又为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准备了条件。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第三次上书的上达鼓舞了康,1895年6月,又写成《上清帝第四折》,由于无人代呈无结果,此次失败使康认识到“变法本原”在于改变官僚士大夫中严重存在的风气闭塞,知识贫乏的可悲状况,必须通过“创报刊以开知识”,“开会”以“合大群”,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而该工作又“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从而使维新派的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维新派大办学会、报刊,使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等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舆论。
1.《中外纪闻》与强学会
1895年7月,康自筹资金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由梁麦编撰,着重宣传西方资国家的“富国”、“养民”、“教民”之法。
两日一期,始每期印千份,后加到三千份,随诏书、奏章等分送北京官员,在部分官员中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8月,经康梁游说倡议,由帝党官员翰林院待读学士文廷式出面,成立了以维新派和帝党为主体,以“讲习中国自强之学”为公开宗旨的“强学会”,公推具有维新思想的户部郎中陈炽为提调,梁任书记,规定每十天集会演讲一次,号召组织起来,以维新救国为已任,表明强学会是一个宣传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政治团体。
11月,康到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分会,由汪康年等主持,该分会发行《强学报》,由康门弟子徐勤主笔,公开宣传康的“孔子改制”说和“开议院”主张。
京沪强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也扩大了维新派的政治影响。
一些洋务派军阀官僚出于政治投机和沽取时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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