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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李贽研究回顾
李超:
百年李贄研究回顧
2004年春,社科院歷史所和《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召開了名為“晚明社會與文化變遷”的研討會,將文史哲專家彙聚在一起,試圖將日益引起學者關注的“晚明”研究構建起一個立體的、多層次的、多元化的研究框架。
而提到晚明,不論是涉及哪一個領域,都不能不提到一位狂人、怪傑,他就是李贄。
綜觀20世紀以來的李贄研究歷程,其思想似乎具有了每一個時代都走在最前端的戰鬥性,李贄的異端的、叛逆的思想首先被拿出來為政治服務,繼之不斷沉潛到學術研究,從“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從文革到新時期,都呈現出這樣一種曲線研究進程。
我想以時代為分期,探討一下各時期李贄研究成果在各個領域的特色。
一、五四運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生活於明朝嘉靖、隆慶、萬歷時期的思想家李贄,因其“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被捕入獄,並以自刎的方式結束其生命之後,他的著作就開始了不斷遭到封建統治者禁毀的噩運。
然而李贄的思想於其在世時就已經產生了熱烈反響,令“後學如狂”,其書反而是愈禁愈暢銷,其思想的火花或隱或顯地照耀著那些有著激進思想的學者文人們。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中國社會處於動盪飄搖之中,當清王朝行將滅亡之時,那些力圖通過反封建專制來救國圖存的志士仁人們重又從李贄的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的源泉。
這一時期的李贄研究主要是闡發李贄的反傳統的叛逆思想和啟蒙思想,否定明末清初對李贄的批判,從思想史的角度給予李贄較高的評價。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為口號,掀起了有史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病的最激烈的批判浪潮,他們從陸王心學中找到思想動力。
1905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先驅鄧實首先在其主編的《國粹學報》上刊載了李贄給焦竑的一封信以及焦竑所作《李氏焚書序》,劉師培為此撰寫了後記。
繼之,劉師培以“不公仇”的名字在其於日本創辦的《天義報》上發表了《李卓吾先生學說》一文(1907年第2期):
1908年,李贄《焚書》由國學保存會出版。
繼這些先驅之後,以李贄為思想武器來打倒孔家店的代表人物吳虞發表《明李卓吾別傳》(進步雜誌第9卷第34期,1916年)一文,文章以一萬餘字的篇幅介紹了李贄生平及其不幸遭遇,抨擊儒教專制對學者的迫害,讚揚李贄“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批判精神,以李贄同假道學的鬥爭來抨擊當時尊孔復古派的“息邪說,辟異端”。
歎息“卓吾產於專制之國,而弗生於立憲之邦,言論思想不獲自由,橫死囹圄,見排俗學,不免長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
”
隨著人們對李贄的重新評價與認識,以及日本對李贄研究成果的引入,國內學者開始潛心於對李贄思想的深入研究。
1932年,從日本進修回來的朱維之翻譯了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編寫的《李贄年譜》,並將其收入在自己的專著《李卓吾論》一書中。
1937年容肇祖的《李卓吾評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本書都對李贄進行了全面論述,包括李贄年譜、李贄思想以及文學主張等內容。
這一時期,嵇文甫的兩本書較有新意,《左派王學》(開明書店1934年)第一次將王學分為左派和右派,並在書中專章論述了李贄的思想淵源,將其歸入王學左派。
《晚明思想史論》(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提出了“晚明”這一概念,並將這一時期看作是思想史上的轉折期,充分肯定陽明學說。
第三章論述“狂禪派”,稱“這種狂禪運動到李卓吾算是發展到極端了”(58頁),“他不是個尋常人,他對於當時思想界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71頁),並指出李贄的思想影響到此後的諸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間許多名士才子,在文學史上形成一個尊重個性、喜歡狂放、帶浪漫色彩的特殊時代。
這一時期的思想史專著還有蔡尚思《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中華書局1939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開明書店1941年),侯外廬《中國近世思想史學說》上卷(重慶三友書店1944年),吳澤《儒教判徒李卓吾》(華夏書店1949年)等。
這些專著開始嘗試應用唯物史觀探討明代思想史,並對李贄的思想進行了闡釋。
吳書更是從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需要出發,讚揚李贄的反封建專制、為理想而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題目雖指李贄是“儒教叛徒”,但在書中仍將其歸為浪漫主義唯心論和儒學批判主義的“王學左派之尤”,明確界定道:
“王學是儒,王學左派是儒,王學左派之尤的李卓吾還是儒,雖是儒學批判主義者,仍然是儒者。
”
在當時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時代潮流下,在文學研究領域對李贄也給予了新的評價。
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不但指出李贄是“公安派”的前驅,其“童心說”源自王陽明的致良知,而且認為李贄的思想可以代表當時的新潮流(商務印書館1948年,下卷,第244至246頁)。
朱維之在1935年4月出版的《福建文化》3卷18期上發表了《李卓吾與新文學》,是這時期闡述李贄文學思想的比較有影響的單篇論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文中提出,我國20世紀初的新文學運動與李贄的文藝主張有著緊密聯繫,並引用了周作人的話來佐證:
“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
”後來,朱維之在《中國文藝思潮史略》一書中,對李贄批判復古主義更是大加肯定,並提出李贄實是公安三袁的導師(開明書店1949年,第139頁)。
二、解放初至文革前
新中國成立之後,社會各方面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學術界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為指導,開始了新時期的學術研究。
這一時期主要是對李贄的哲學思想進行研究,肯定其反封建專制的進步性,對其思想到底屬於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存在爭議,在分析李贄的階級歸屬問題上也意見不同。
當時史學界的熱點之一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因而在探討李贄思想成因上都基本上沿用這一觀點作為李贄思想形成的經濟背景。
這一時期,在對李贄文藝思想的研究,和有關李贄文獻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1957年在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上,對於如何判定歷史上哲學家思想的本質問題,容肇祖提出,應該對每一個哲學家進行深入具體的研究,他批評了楊獻珍在其著作中對李贄的評價,只是引了一些李贄的片斷文句,從而推論出李贄是主觀唯心主義,他認為李贄不一定是唯心主義者。
在思想史著作裏,有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其中第四卷第24章以“李贄的戰鬥的性格及其革命的思想”為標題,確立了李贄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
該書將李贄作為泰州學派的“後起之秀”,稱其“繼承王艮、何心隱的思想傳統,並進一步予以發展,從而建立了反道學的思想體系”(1051頁)。
書中繼續沿用了明中葉後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觀點,認為李贄反映的是一種市民的思想,力反宋儒道學之說,因而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與戰鬥性,這也正是五四運動時期李贄被當作武器來打擊舊禮教的原因之一。
但在最後也批評了李贄追求唯心主義彼岸的禪學思想。
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分析問題,在第三冊第14章以“李贄進步的社會觀和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為題,對李贄思想重新界定:
“李贄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屬於王守仁學派,但是他的反抗封建正統的思想,是王守仁學派所沒有的,李贄晚年也接受了禪宗的唯心主義宗教觀點”,“他是地主階級中的進步思想家,不屬於泰州學派”。
(367頁)對其“童心說”的評價尚為中肯,指出其學說含有個人的自覺,雖暴露了正統御用學者的虛偽,卻未能提出系統的、正面的、有具體內容的主張。
而對李贄“人必有私”的觀念,則評價為“封建階級的功利主義,特別在今天,對於發展社會主義事業是極端有害的”。
這個時期,還有一些論文對李贄的思想進行了論析,舉其要者如侯外廬邱漢生《李贄的進步思想》(《歷史研究》1959年7期),容肇祖《李贄反道學和反封建的一生》(《光明日報》1962年4月6日),侯外廬李學勤《李贄的封建叛逆思想》(《人民日報》1962年12月13日),邱漢生《泰州學派的傑出思想家李贄》(《歷史研究》1964年1期)等。
其中以馮友蘭《從李贄說起---中國哲學史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轉化的一個例證》最值得注意。
馮先生在此文中對李贄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都給以高度評價。
他認為李贄是明末“離經叛道”學派中的“突出人物”,“表面上看,他的哲學思想跟王守仁的哲學思想,似乎是一類的東西。
實際上李贄和王守仁是對立的。
”“王守仁的哲學思想的社會作用是反動的,李贄的哲學思想是進步的。
”馮先生認為,李贄與王守仁都是把山河大地和“清淨本原”說成是一體,“可是王守仁以‘清淨本原’為主,認為山河大地就是‘清淨本源’”,李贄則是“以山河大地為主,認為‘清淨本原’就是山河大地。
這種轉變就是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化。
”馮先生還提出,李贄對於封建正統思想提出懷疑和批評,“是市民階層的要求與願望的反映”,也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基礎”發生動搖的“反映”。
(《新建設》1961年2、3期)
這個時期有兩部都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學史》,一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1962年),一是由遊國恩等人主編(1963年)。
這兩部書建立瞭解放後中國文學史的新體系,他們對李贄的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及其創作,都給予了肯定。
前者認為李贄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為左派王學突出的代表人物。
他愛好自由,懷疑封建社會傳統的教條,反對把孔子當成偶像,批判正統的程朱道學,揭露假道學的虛偽和醜惡。
”對李贄的文學主張“童心說”,“發憤說”及其創作也有所論述。
但該書對李贄文學思想價值的評析顯得不足。
後者繼續沿用明中葉後出現資本主義關係的萌芽之說,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辯證法來研究文學史的過程及規律,認為王陽明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以挽救地主階級的政治危機。
把李贄作為王學左派後期的代表人物,認為其思想“具有極大的叛逆性和頑強的戰鬥性”,且出現了唯物主義的因素。
並專設一節論述其文學主張,認為李贄“持有與傳統的文學思想根本不同的見解”。
指出其大力推崇通俗文學,“實為我國通俗文學最初的研究家和批評家”,評價其散文“擺脫傳統古文的格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
從六十年代開始,關於李贄文論研究的論文逐漸增多。
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李贄對通俗小說的卓見》(《文彙報》1961年4月15日),吳新雷《關於李卓吾批評的曲本》(《江海學刊》1963年4期),黃海章《評李贄(童心說)》(《中山大學學報》1965年3期)和《評李贄〈忠義水滸傳序〉》(《光明日報》1965年5月9日)等。
在這一時期對李贄和《紅樓夢》的研究中,還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人們關注到李贄對曹雪芹的影響,並產生了專題論文,如任訪秋《從紅樓夢》中的叛逆思想談到李贄叛逆思想》(《湖南師範學院教學研究匯刊》1955年8期)。
這一課題在後來引起了更多學人的注意。
這一時期研究李贄的專著有:
朱謙之《李贄---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者》(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容肇祖《李贄年譜》(三聯書店1957年),邱漢生《李贄》中華書局1962年)。
在文獻整理上,1959---1960年間,中華書局陸續整理出版了一批古代思想家專著,其中李贄的《焚書》、《續焚書》、《藏書》等主要著作得以出版。
三、文革時期
文革十年的學術研究幾乎屬於枯寂期,但就在這段暗淡的歷史中,李贄卻大放異彩,被無產階級革命派尊為明代傑出的法家思想家,以尊法反儒的鬥士形象被推到了階級鬥爭的最前沿,賦予其新的歷史使命。
70年代的報刊雜誌上,鋪滿了研究與學習李贄批孔反儒的鬥爭精神的文章。
雖然這一時期對李贄的理論研究毫無價值可言,但在為此而做的李贄研究的史料整理過程中,卻有一些可喜的成就。
1974年,泉州文管會發現了有關李贄故居及其家族資料,由林昌如等五人組成的“李贄文物資料調查小組”也發現了有關李贄族人的墓誌銘,並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從而搞清了李贄家族的傳承情況,極具史料價值。
廈門大學歷史系也做出了貢獻,他們編輯了一套《李贄研究參考資料》(共三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對有關李贄的資料和李贄的小說評點進行了整理。
四、改革開放新時期至今
改革開放後,正是萬物復蘇之機,學術研究逐漸擺脫了文革時期的思想束縛,研究不斷邁入深入與多元化。
在哲學界,王陽明心學研究受到重視,逐漸改變了建國以來對心學的批判性,從學理角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與探討,關注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發展演變的過程和學術流變,這就自然涉及到李贄與王學關係問題。
以前更重視李贄與泰州學派關係,現在則重新評價其心學淵源,描述出李贄對心學的繼承與拓展、接受與背叛的過程。
有關宋明理學與心學的專著如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侯外廬和邱漢生《宋明理學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沈善洪等《王陽明哲學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張錫勤等《陽明心學初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爾加《王陽明心學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楊國榮《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三聯書店1997年),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在文學研究領域,對李贄童心說對於晚明文學解放思潮以及晚清的直接影響都有了明朗的闡釋與共識,隨著評點學研究的興起,李贄在小說評點方面的開山之功也得以確立。
在史學界,明史研究越來越成為中外學者關注對象,無論是文獻的發掘整理還是研究方法的更新,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產生了許多優秀論著,為李贄研究提供了很多借鑒。
如張孟倫的《中國史學史》(1985)下冊設有李贄史論一章。
李贄研究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是更加細化的專題研究,這類成果主要以學術論文形式出現。
包括對李贄思想內涵與價值的評析,如張建業《論李贄的民主思想及其社會基礎》(《福建論壇》1982年2期)認為李贄的民主思想就在於反封建壓迫、反傳統思想,其基本特徵一是反對封建束縛,要求自由發展人們的“自然之性”;二是反對封建等級制,提出“候王與庶人同等”的平等思想;三是提出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對封建理學進行了批判。
這方面的論文還有陳曼平《李贄政治思想異議》(《求是學刊》1983年6期),楊榮國《李贄---王學向異端的演變》(《江淮論壇》1988年2期),敏澤《簡論李贄的思想及其傑出的歷史性貢獻》(《暨南學報》1993年3期),蘇雙碧《李贄與思想解放》(《社會科學》1993年4期)等。
對李贄文學觀與文學創作的評論,如南石《戰鬥的文學思想家李贄》(《文學評論》1979年3期),蔣志雄《李贄文藝思想評述》(《學習與思考》1982年1期),黃高憲《李贄論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叢刊》1983年),朱澤吉《李贄<童心說>及其在明清文學史上的意義》(《河北師院學報》1985年1期),楊志恒《李贄美學思想片論》(《福建論壇》1991年6期),卞尊昌《李贄的文藝美學思想》(《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6月),王建平《李贄詩歌簡論》(《河南大學學報》2002年5月),原喜澤、葉盛強《李贄文學思想探析》(《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1月)等。
對李贄史學觀的評析,如馬興東《藏書和李贄的史識》(《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侯虎虎的《李贄的史學理論及其實踐》(《延安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等。
對李贄宗教觀的評析,如左東嶺、楊雷《禪宗思想與李贄的童心說》(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認為李贄“童心說”直接導源於慧能的南宗禪,經王畿的“良知”仲介,形成了“童心”為虛淨空明之體的觀念,在哲學上構築其自然人性論的觀點;袁向彤的《李贄的“狂禪”思想》(《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等。
值得注意的是,對過去由於種種原因人們鮮為罕見因而幾乎沒有涉及的李贄的一些著作,也得到了新的探析。
如張建業的《從<子孫參同>看李卓吾的軍事思想》(《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2期,《李贄與<九正易因>》(原載《北京師院學報》1988年1期,後收入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李贄研究》),《李贄與<明燈道古錄>》(《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4期)等。
其他還有對李贄家世的考證,對一些署名李贄的著作真偽的辨析,都取得了一些成績。
總之,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學術界對李贄的關注不但廣泛,而且在逐步深化。
這種深化,在另一方面即多學科交叉的打通式立體研究上表現得更為突出。
文學研究界的學者在利用哲學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感到不能滿足於自己的研究需要,便將自己的研究觸角深入其他學科領域,在這種融會貫通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思路與切入點,從而取得了很大成就。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專著是張建業《李贄評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992年修訂版),這是新時期第一本全面研究李贄的著作,資料非常豐富翔實。
其特點是考論相映,將李贄的思想發展、著述創作與其生平事蹟緊密結合,從李贄的言論、行動及思想性格幾方面突出了其狂狷性格,讚揚其反傳統的叛逆精神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是對文革前學術研究理路的回歸與深化。
該書得到周揚、謝國楨、溝口雄三等中外學者的肯定與好評。
而張建業更大的貢獻則在於他所發起的李贄研究學會籌委會的成立以及李贄學術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將在下面詳述。
在考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林海權《李贄年譜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林先生的這本年譜可謂歷盡艱辛,從1975年動筆,當時正逢有關李贄的一些新史料的發現,又有感於前人所作年譜失之簡略且有訛誤疏漏之處,為此花費十餘年心血寫成。
該譜特點是材料翔實,廣征博引,以詩文編年為基礎,體例完備,考辨精詳,確實對李贄研究者大有助益。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化,西方文藝理論思潮的引入,研究視角的拓展,跨學科研究的必然要求,都使得李贄研究有了更多突破與進展。
文革後新編的眾多中國文學史、文學理論史和美學史,都給李贄以高度評價。
如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把李贄列為專章,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李贄的文學理論主張。
又如成複旺、蔡鐘翔、黃保真等人編的《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出版社1991年),在“明後期的文學解放思潮”一章中,將李贄作為市民階層的思想代表,具有推進歷史前進的市民意識和唯物主義哲學思想,評其為“明代最進步的思想家和文學評論家,是明後期文學解放思潮的主要理論代表”(171頁),將李贄的文學主張作為宣導市民文學的理論綱領。
吳志達《明清文學史》明代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稱李贄為“啟蒙主義思想家、文學革新理論家”(487頁),將其歸入左派王學,評價其哲學思想時,認為其在認識論上雖然受王陽明心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但在歷史觀上卻是唯物主義的。
在論述李贄的文學創作時,評價其文章是短小精悍、獨抒己見、立論大膽、文筆辛辣、談笑風生、尖新活潑。
這一時期描述明代文學史狀況的還有袁震宇和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趙景雲和何賢鋒《中國明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描述晚明文學史狀況的有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東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東方出版社1997年)等,都給李贄以不同的肯定。
有兩本由博士論文進而撰寫成專著的作品值得注意:
有趣的是兩位學子都出自南開大學,一是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是任冠文《李贄史學思想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左東嶺注重文史哲的打通,著重於李贄與心學的關係,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潮的關係,李贄與晚明士人心態的關係,將這個處於時代的縱橫交叉點上的關鍵人物做了求實的、立體的分析。
他將李贄的狂狷性格歸結為其人格中頑強的聖人意識,將李贄文學思想描述為:
“李贄將自適視為文學創作的目的,將作家自我視為創作的決定因素,將自然而不矯飾的個性表現視為最佳作品,將個性之真與人生之趣作為最高審美追求。
總之,在文學創作的各個環節上,他均將自我擺在突出的地位。
”(186頁)任冠文則從對李贄主要著述的概述與辨析入手,其研究比較樸實、平易,基本遵循傳統研究的思路,但作功扎實,比較全面地分析了李贄的史學思想:
經世的治史目的,自適的著史意識,斷以己意的歷史編撰態度,原情論勢的史論態度和講求實效的歷史評價標準等。
還有一本博士論文也頗值得注意,是何德功《中日啟蒙文學論》(東方出版社1995年)。
該書雖然做的是中日兩國文學走向現代化這一階段的比較研究,但在追溯中國近現代文化啟蒙運動的淵源時提到了啟蒙道路上的第一個先驅李贄,他認為,考察李贄對孔子的否定,不能單純地從學術層面上理解,而應從政治層面去把握:
他是“對歷代君主雕塑的偶像、對專制政治的靈魂的否定,他是以否定聖人的形式,在向使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賴以維繫的倫理道德宣戰。
”(11頁)他認為李贄的童心說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是把“真實”作為一個重要的美學範疇提到文藝領域,一是李贄反對以世俗的聞見道理來障蔽童心的說法與盧梭的“返回自然”的觀點有相近之處。
關於啟蒙思想,還有詳論嘉靖至道光啟蒙思潮的蕭 父、許蘇民《明清啟蒙學術流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以及許蘇民《李贄的真與奇》(南京出版社1998年),也論述了類似的觀點。
許書是“明清文化名人叢書”的一種,這套叢書以李贄、湯顯祖、鄭板橋等明清之際文人的傳記來追溯“五四”思想啟蒙的源頭,一是再次肯定了明清之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之說,一是探討了明清之際的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到底是“中世紀黑暗時期一抹殷紅的晚霞”,還是中世紀黑暗消失前的曙光問題,其觀點是堅持後者,即李贄等人是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頭活水。
由於李贄棄官之後,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每到一處,都與其摯友或論敵有辯論之活動,對在當官員及思想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對李贄的地域研究也有很多成果。
如張建業《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山西》(《山西師院學報》1980年1期)、《明代思想家李贄在河北》(《河北師大學報》1982年1期),郝曉莉《李贄宦滇事蹟考述》(《雲南社會科學》2000年增刊),陳瑞生《論李贄寓居黃安麻城的原因及其影響》(《李贄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淩禮潮《李贄與麻城四大望族》(《李贄論叢》,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等。
這個時期有關李贄研究的專著還有中山大學《李贄》(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年),邱漢生《李贄》(中華書局1980年),禹克坤《李贄》(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敏澤《李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李輝良《李贄的傳說》(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年),陳曼平《李贄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孫官生《姚安知府李贄思想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鄢烈山、朱建國《中國第一思想狂---李贄傳》(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白戰存《李贄及其治學風格》(陝西旅遊出版社1993年),淩禮潮李敏主編《李贄其人》(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李贄與龍湖》(湖北音像藝術出版社2003年),王國鈞主編《李贄與南安》(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等。
李贄研究方興未艾,在促進國內外學者間的廣泛交流,把李贄研究推向深入的工作中,首都師範大學張建業教授為此做出了很大貢獻。
從80年代至今,他先是組建了我國唯一的“李贄研究中心”,又參與了1987年在泉州召開的第一次李贄學術研討會,並與許在全共同主編了會議論文集《李贄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又先後組織了四次李贄學術國際國內研討會,其中三次國際研討的選址都很有意義,分別是李贄生活過的北京通州(1992年)、雲南姚安(2001年)和湖北麻城(2002年),並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這些會議的成果,即張建業主編出版的《李贄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李贄論叢》(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李贄與麻城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
在這些研討會上,國內(包括港澳臺)文、史、哲界的著名學者蔡尚思、任繼愈、傅衣淩、吳澤、郭預衡、蘇雙碧、章培恒、敏澤、張立文、趙令楊等,以及海外的漢學家疋田啟佑、佐藤煉太郎、高橋稔等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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