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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世纪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4.中世纪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4.1.罗马帝国的解体与西欧的凋敝
4.1.1.罗马帝国的分裂和拜占廷的文化延续
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奴隶的劳动热情缺乏、社会公民普遍鄙视劳动,大批寄生阶层滋生、物质生产日益贫乏、贸易逆差日趋严重、财富恣意挥霍,道德沦丧,这时的帝国内临政权腐赃经济破产、奴隶起义迭起的危机,外遭北方蛮族人侵,已经处于濒临灭亡之境,罗马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
为了摆脱危机。
公元22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不得不将首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企图利用东方的财富和奴隶制度相对稳定的局面来维系即将崩溃的帝国。
但是迁都并未能从根本上挽教帝国灭亡的命运。
公无395年罗马庞大的疆域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
东罗马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制的拜占廷帝国,它因为欧洲经济重心东移而保持了相对的繁荣和稳定。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繁荣的工商业中心,被誉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
公元500年时君士坦丁堡已有100万人口,与早先极盛时期的罗马城相当。
拜占廷帝国历经几度兴衰,于1453年终为土耳其人所灭(被奥斯曼的军队攻陷)。
拜占廷帝国地处欧亚两大洲交界,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欧。
在这里,教会对文化的垄断远不如西欧教会那样强烈,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传统在拜占廷未曾中断,同时它对埃及和西亚的东方文化兼收并蓄,使其又具有了综合特色。
古希腊以后的人文主义思潮复兴最早就出现在拜占廷,早在11世纪拜占廷就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应与神学相分离。
13世纪以前,拜占廷就出现过类似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思潮,当时人们热爱古典文学。
崇拜理性力量,注重人的个性发展。
15世纪中叶,当拜占廷帝国灭亡的时候,正逢西欧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它所保存的古典文化典籍和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对西欧的文艺复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讲由于拜占廷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思想文化的精髓才保证了整个欧洲文化根脉体系能得以延续。
4.1.2.罗马的崩溃和西罗马的凋敝
而西欧则远没有拜占廷那么幸运。
公元476年日耳曼野蛮人用铁蹄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他们的入侵使西欧文明中断了长达六个世纪之久。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地中海国家奴隶制度的终结和封建制度的开始。
公元5至6世纪,当东方的拜占廷已是一个强盛的大帝国时,整个西欧世界正处于严重的衰落状态,这是西欧历史上文明、经济、社会的全面大衰退时期,它几乎使整个西欧在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无可企及的文明高峰后,又退回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原始和蒙昧状态。
历史学家一般将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萌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漫长的封建时期称为“中世纪”,关于“中世纪”最早的概念是由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比昂多(FlavioBiondo,1392-1463)弗拉维奥•比昂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从1433年开始,供职于罗马教廷,任教皇秘书。
精于鉴定古物,力图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首倡“中世纪”概念,认为它是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之间,即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的历史时期,后世许多历史学家沿袭此说。
史学著作有:
《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三十一卷,始于410年,止于1440年)。
考古学方面的著作有:
《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书,都是在其去世后出版。
)提出来的。
在这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欧由于生产力的衰退、战争频繁的破坏、国力的弱小以及基督教宗教思想的束缚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十分缓慢,思想领域缺乏有创造力的建树。
因此,人们也习惯把它称为“黑暗的时代”“黑暗的中世纪”,用来描述中世纪文化蒙昧和倒退的基本特征。
尤其是在5至10世纪这段时间里,更是西欧哲学思想最黑暗的时代,不但古代哲学文献中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典籍儿乎丧失殆尽,就连早期教会创立的基督教哲学也无人继承。
从历史学的角度,一般将西欧的中世纪又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4至9世纪是西欧奴隶制崩溃和封建制形成的时期;9至12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形成的初期;12至15世纪是封建社会的盛期。
本章中所言的“凋敝”主要是指10世纪前西欧社会的整体衰败状态。
如上所述,5至10世纪西欧的社会与文化处于极端破落的状况生产力极度薄弱,几乎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
落后的自然经济使得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难以维系。
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入了乡村。
在这个薄弱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西欧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们在各自封地里割据,没有集中统一的政权,所有的国家都名存实亡。
古希腊、古罗马光辉的文化和卓越的技术成就也已经在战火焚劫之余被彻底遗忘了。
这个时候,罗马帝国时代诸多繁华的城市多数已经荒芜,不是沦为小城镇、孤零的城堡或变成农庄,就是在战争中成为废墟,仅有的一些城市成为了教会主教驻节的中心。
在这个分裂动荡的时期,除东部的拜占庭外,不复存在真正的大城市(汤普逊: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甚至连古罗马城的人口也已经从极盛时期的100万降到了4万。
严格地说,10纪前西欧的城镇与城堡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
由于封建割据,当时西欧的城镇和城堡大概有3000个,但其中2800个左右的城堡人口只有100—1000人,这些城镇充其量只是教堂驻地或封建领主们生活的堡垒,很难谈及健全的城市功能与经济活动,城市中仅有的一些建筑活动也大多是关于城堡或教堂的建设。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整个西欧几乎没有像样的城市建设,也很难寻觅到与古代城市发展的连贯性。
整个西欧凋敝了,然而更可悲的是,随着生产力一起没落的还有人们的整体精神世界。
当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余晖已经在人类社会渐渐散去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开始全面占领了欧洲社会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
4.2.中世纪宗教思想禁锢与深刻影响
4.2.1.基督教对世俗与精神世界的全面占领
中世纪极其粗暴地割断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欧洲的延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觉醒,这段历史如此生硬、毫不和谐地横断在西欧两个久远的时代之间,基督教在这里可谓是扮演了人类文明的“野蛮入侵者”。
早期的基督教曾是贫苦人的安慰,与古希腊建立在理性和认识能力基础上的道德观以及崇尚“知识就是美德”的信仰不同,基督教强调道德是与知识无关的、神启的、内在的心灵体验,其思想中渗透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悲观主义情绪,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人的心理和精神上,集中于宗教信条和仪式上,而不是对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探索。
中世纪早期西欧凋敝的整体社会境况,使得宣传“禁欲主义”、“博爱”和“自律”的基督教思想获得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很多人“皈依宗教”以寻求精神的寄托,查士丁尼甚至将管理城市的财政和民权全权交给了教会。
而一旦教会品尝到人世间财富与权力的种种乐趣后,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世俗的筵席了,久受压抑的欲望表现为对财富的疯狂攫取和不断建筑更加奢华宏伟的教堂。
每一个主管教区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从6世纪开始,主教的冬居就成为“城市”的代名词。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教会的腐败统治导致形成的“黑暗时代”,至少不亚于罗马文明衰败或蛮族人侵的影响。
在西欧世俗政权陷于分裂状态时,基督教的东西两宗——天主教、东正教却分别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集中统一的教会。
与西欧世界中羸弱而分散的封建政权相比,强大而统一的教会不仅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控制着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世界观统治了物质与精神领域的一切,《圣经》成为最高的权威。
为了不断巩固宗教神圣不可撼动的地位和种种特权,在整个中世纪里基督教残酷地压制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一切发展可能,宗教神学耗尽这个时代的一切进步因素的有生精力。
(如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基督教会极端仇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些饱含着现实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古典文化。
有意识地销毁了大量的古代著作和艺术品,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每一件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与文艺作品在西欧的发现,都被列为至宝而引起社会的轰动。
难怪恩格斯发出这样的感慨: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
”
4.2.2.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神权
11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欧若干封建制国家的形成,基督教所带来的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冲突,激化了教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
基督教在早先其教义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求人们既要服从世俗的政权,又要服从上帝,即“一仆二主”,但是随着宗教势力的扩大,神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必然发生了。
自从教皇格雷高里七世(1021—1085年在位)以来,教皇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乃至整个西欧都建立起了实际而有效的控制力量,在整个西欧形成了受罗马教廷统一指挥的单一组织,巧妙而又无情地与封建国王追逐着权势。
一直到14、15世纪,教会在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之中通常总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教会可以决定一个国王是否应该永恒地升入天堂还是下地狱;教会可以解除臣民们对国王效忠的责任,从而就可以鼓动反叛。
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和广大人民都深深地相信教会掌握着天堂之门的钥匙,虽然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国王这方面。
神权论鼓吹尘世间的一切权力均来自于上帝,教皇格雷高里七世曾系统地阐述了神种权论的思想,认为教皇不仅在教会内部事务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其他方面教皇的地位也超过任何世俗的国王和皇帝。
他用“日月论”比附道:
救皇的权力是太阳,皇帝的权力是月亮,月亮的光来自太阳,皇帝的光来自教皇。
教皇英诺森(1198—1216年在位)则自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广泛插手于欧洲各国的事务。
教皇卜尼法斯七世(1294—1303年在位)颁布了“一圣通谕”,正式规定教会权力高于一切的世俗权力。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重要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思想武器,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4—1274,13世纪意大利多米尼克修会修道士,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
)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认为:
国王是从属于教会的,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自治的,有其合法的职能;但人的精神上的目的……只能通过神的权力而建立起来……世俗权力要受宗教权力的支配。
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要享受上帝的快乐,而它单靠人类的德性是达不到的,还要靠神的恩赐,唯有神的恩赐才是永生的。
阿奎那的伦理格言是”无限的真善美就是上帝”,上帝是最高的神学德性,也是最高的道德规范。
4.2.3.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论争
11世纪以后,西欧社会就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辩论,争论维持了几个世纪,世俗权力的地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逐渐得以提高。
吉莱希厄斯著名的“两把剑理论”(一把是教会的精神之剑,一把是国王的世俗之剑,而这两把剑,似乎国王还得听教皇的,要由教皇来加冕才算是名正言顺。
)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论调,他指出上天注定人类社会要承受宗教和世俗两种权力的统治,每一种权力都有赖于另一种权力的帮助和支持,任何人不得兼而有之。
而亨利四世在1075年给教皇的信中就已经明显表露了对教会的不屑,他是这样写的:
“我虽然是一个不才的基督教徒,却被任命为国王,并正如教父们的传统所教导的,我们只受上帝的审判,不能因为任何罪行而被废黜,除非我背弃了自己的信仰,但这种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
12至15世纪后,随着城市中市民精神的滋生与发展,教堂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宗教神秘活动场所。
它们逐渐成了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除了宗教典仪以外,它们还兼作城市的公共礼堂、市民婚丧仪式的地方甚至是剧场,教堂的功能也逐步开始世俗化了,市民文化因此更多地渗透到教堂建筑中去。
教会本身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着变化,它日益贪求世俗的权力和财富,宗教节日成了热闹的集会。
即使连当时权威的神学家阿奎那也不得不承认:
“在被感知时令人得到满足的东西就是美。
”而早期的基督教圣人则坚持认为:
“事物本身引人喜爱的美是低级的,沉溺于这种美是‘罪孽’。
”(奥古斯丁(A.Augustinus,354—430)古迦太基国(今突尼斯)的神学者,基督教主教,著有《天主之城》等。
)但是在这一期间,教会也对世俗文化发动了多次反扑,13世纪时还利用经院哲学掀起过“神学复兴”运动,教会霸占了所有重要的大学,大树神学(尼布甲尼撒?
)不可置疑的正统地位,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理论家”,散布种种谎言和诡辩,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来迫害一切敢于追求真理的人。
4.3.中世纪的城市生活形态
4.3.1教区与社区的合一
公元5世纪后,当庞大的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衰亡的时候,基督教的思想快速侵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很快成为西欧人新的精神支柱。
到了6世纪,当西欧世界整体上处于一种分崩离析、封建领主退守庄园的境况的时候,此时在整个西欧世界唯一强大而广泛的社会组织便是教会。
与西欧土地上的到处分裂和弱小的封建政权形态相比,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却拥有着广阔的领地和极高的政治、精神地位,聚揽着封建主和广大信徒们捐赠的充足的财富,它主宰着全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教育,可以说其影响深入到西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基督教的思想逐渐在修道院的高墙内确立了克制、秩序、诚实和精神约束等等一整套平静而又森严的道德标准,随后这些品格便通过新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活动,流传到西欧中世纪的众多城镇。
教会从人们的信仰与精神生活人手,最终建立起了严密、理性、规范及多少又有一些亲密与人情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从而奠定了西欧中世纪最稳定、最密切的城市社区形式,对西欧中世纪城市文化、城市生活与城市规划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对以后西欧资本主义的商业道德与社会规范也影响深远旧。
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早期遍地分布的教区是西欧城市社区形成的最初动力和原形,当时城市的整体结构、城市的分片区空间组织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种种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大大小小的教堂而展开的。
教会当之无愧成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社区网络关系形成与维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与媒介,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西方城市中很容易地找到明显的验证。
4.3.2城市的兴起与城市自治运动
经历了近5个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凋零以后,到了公元9至10世纪,在西欧的土地上由于农业生产力的逐渐恢复和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急剧分化出来,并带动了商业的活跃。
于是在一交通要道的节点,城堡附近和早先的一些城市中开始聚集了人口(主要是手工业者与商人)与经济活动,逐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如后来的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罗马、巴黎、伦敦、布鲁日、科隆、卢卑克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
10世纪以后,西欧普遍出现经济繁荣,人口总数从950年的2200万迅速增长到了1350年的5500万。
西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普遍兴起了,这其中既有原先一些早已存在的城市重新开始复兴,更有那适应新的工商经济形态而孕育出的大量新城市。
但是无一例外,这个时期兴起的的城市不同于以前自上而下建立的“政治、军事堡垒”,基本上都是自发生成的,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力自上而下的推动。
从经济意义上看,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从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八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是由西欧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
由于罗马天主教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十字军东征大多数是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主要的目的是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
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到近代,天主教巳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是使教会声誉蒙污的错误行为。
)更加速了西欧经济的商品化进程,十字军东征打了地中海久已封闭的大门,使得海上贸易大大发展起来,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并繁荣起来,许多古罗马时代的“城镇”和“自治市”复活了。
正如汤普逊所认为:
十字军东征虽然没有直接建造西欧的城市,但是它刺激了城市生活,使城市不断扩大并丰富起来(汤普避:
《中世纪社会经济史》。
11至12世纪西欧的城市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在许多城市中为了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成立的各种行会通过赎买或武装斗争的方式,从当地领主或教会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从而逐渐摆脱了城市对封建领主与教会的依附关系,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
这种城市自治运动最早开始于意大利,而后很快扩展到了尼德兰(TheNetherlands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14世纪资本主义手工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法国、德意志及整个西欧。
城市自治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为西欧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在这些自治城市中,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起来,市民享有了一定的个人自由,并催生了市民意识的逐渐觉醒,自古希腊古罗马以后久违的各种世俗文化也重新萌生并发展起来。
在这些自治城市里,税收不再是封建主巧取豪夺以满足个人消费的手段,而具有公共性质,它一般被用于市政建设特别是城防费用。
城市议会是这些自治城市的主要行政机构,掌管着行政事务和武装力量,有些城市实际成为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在5至10世纪,西欧的城市建设基本停滞。
到了12至13世纪,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促使人口与各种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城市建设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这时候虽然教堂仍是城市中最重要、最中心的建筑物,但是商店、行会、仓库、码头、港口等各类适应新社会生活需求的公共建筑物多了起来,并逐渐增加着它们的重要性。
11至13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反封建、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它的直接影响是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建立起了适合于市民生活的城市制度,并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解放铺垫了必要的土壤。
在这些自治的城市里,“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以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为主体的市民阶级正式登上了城市历史的舞台。
正如恩格斯所言: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又发展出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因此,这个时期是西欧城市与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一切新生活、新思想、新运动的种子开始萌芽。
4.3.3市民生活与世俗文化的萌芽
自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至10世纪以前,西欧经济的凋敝、城市的衰落导致了城市生活的枯竭。
10世纪后随着城市的兴起,西欧城市中新的市民文化更多地代表了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及其价值观的要求,建立起了相对公平的社会生活游戏规则,营造出城市生活中平等相待、亲切和睦的交往氛围和广泛参与城市建设与管理事务的公众意识。
此时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对征收商业税、增强财政、促进国家与城市繁荣的考虑,对新兴资本主义的萌芽总体上表现为支持的态度,封建统治者力求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其思想和行动逐步向重商主义方向发展,这是中世纪后期由于经济结构变化而带来的整体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今天我们熟悉的许多商业、制造业、银行业、经营技术和信贷等业态,全都起源于中世纪的城市。
例如1260年至1347年间仅佛罗伦萨就有80家银行。
11世纪初来自蛮族入侵的浪潮在西欧已经基本结束,封建制度在这个地区内逐渐巩固地建立起来,社会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并要求摆脱封建主与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文化教育在西欧许多城市中开始复苏,—个重要的标志就是12世纪后期在西欧—些城市中开始出现了大学的组织,最早的世俗大学是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
大学建制是欧洲中世纪教育制度中绽放的最绚丽的花朵,大学的诞生是中世纪对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
中世纪的大学一般由艺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等四个部分组成,艺学院和神学院成为继希腊学院之后的哲学摇篮,当时的巴黎大学就是13、14世纪欧洲哲学的中心。
总之,中世纪的市民文化既是世俗的,又是神秘的,它们为后来发生的两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敦改革,作了充分的准备。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客观地指出:
“古代后期的哲学、科学、历史和风俗中浸透了迷信,然而在智性方面,古代后期并不比新兴的基督教徒强,事实上比它差,因为在新兴的基督教中,寓言逐渐形成了,而且被精神化了,它们含有一种更崇高的思想,含有一种关于精神价值的思想,这种价值不是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
”
4.4城市规划思想——宗教图景与自然秩序
4.4.1凸显以教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理念
教权在中世纪欧洲的所有社会力量中无疑是最为强大的。
在城市里,教堂常常占据着城市的最中心位置,并凭借着其庞大的体量和超出一切的高度,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布局。
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宗教建筑基本上成为中世纪城镇中唯一的纪念性、标志性建筑,代表了这个时期欧洲建筑的最高技术与艺术成就。
在西欧封建社会盛期兴起的哥特式建筑是教堂的主体形式,其“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这些庞然大物以宛若天然生成的体量物质地影响着人的精神。
精神在物质的重压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点”(马克思)。
在中世纪几乎所有不同规模的城镇中,一般都是呈现除如此非常一致的格局:
在教堂前面形成半圆形或不规则的但围台感较强的广场,教堂与广场一起构成了城市公共活动的中心;而道路基本上是以教堂、广场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出去,井逐渐在整个城市中形成蜘蛛网状的曲折道路系统。
由于教堂占据了城市中心并构成了绝对的制高点,所以中世纪城市的天际线是非常优美而有秩序的。
最典型的如法国的圣密启尔山城(MontS.Michel),其位于山顶的教堂以庞大的体量和高耸的塔尖,突显了整个山城巍峨险峻的气势。
如图3-1
4.4.2实行自然主义的非干预规划
作为一个物质景观环境,中世纪的城镇无疑是美好、朴素而雅致的,城镇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周围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以及维持自给自足人口的能力。
几乎在中世纪所有的城市中教堂一般都占据了城市的中央,但是城市总体布局结构非常自然。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城邦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客观上强化了城堡防御的需要,城堡一般都选址水源丰沛、粮食充足、易守难攻、地形高爽的地区。
10世纪后围绕这些城堡或交通节点发展起来的城市,总体形态多“环状、放射环状为多。
这种形态既体现了城市本身目发生长的空间特征,同时也是为了利于防御和节约筑城的成本。
虽然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也建造了一些网格状城市(这种城市形态可以快速、方便地建成,并且可“满足工商业临街布局的需要)特别是在那无历史遗迹的新建城市中常常采用这种形态,如法国的AignesMottes城等,但是数量很有限。
人们一般认为,对中世纪城市规划的理解并不需要理性的或抽象的高深设计理论。
因为这些城市无论是景观还是尺度都是非常接近人的,给人以明确的造型感,即使是那些规模极小的城镇,也由于它的弯曲的街道而具有丰富且细致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图3—2)。
由于封建割据造成了西欧地域的长期分裂,却因此在西欧各个地区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特色强烈的地方建筑风格,不论是宗教建筑还是居住建筑尤其是民间住宅,它们活泼自由的风格适应千变万化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中世纪城镇的平面常常表现出毫无逻辑的迷宫形式(因为它缺乏基本的几何形和明确的空间序列导引系统),除了以教堂如核心形成的公共区域以外,城市里并不再存在着其他明确、纯粹的功能分区,手工业与商业活动基本上都是就近混杂在城市居民密集的区域里。
早期的中世纪城市中,也没有明确的街道功能与形式分类,后来随着城市扩大,交通量增长的需要而逐渐生成了相应的街道形式,从城门到中心广场一般都有直接、方便的街道,而大量其他的街道以及密如蛛网的通至住宅的巷道就狭窄不一、曲折多变,且常常是尽端式的。
由于宗教思想的禁锢及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造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当然也包括规划师、建筑师),事实上在所有的文献资料里都很难找到有关中世纪著名规划设计师的记录,城市基本上没有统一完整的规划设计意图。
从这个角度看,中世纪形成这种自然的城市整体艺术景观并不是有意识规划设计的结果,而是城市自发演化导致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也是西方城市规划历史上难得的“自然主义”(非人为干预)盛行时期。
当然,除了人才匮乏的原因,还由于城邦经济实力所限,加之不时的战争骚扰,所以中世纪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除了教堂几乎也没有超自然的神奇色彩和震撼人心的象征性概念(如古罗马那样)。
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世纪规划师的设计思想实际上更倾向于“描述性”而不是“独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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