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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史之社会思潮部分
中国近代思想史之社会思潮部分
一、绪论
(一)社会思潮
一般地说,是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
探其本质,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社会思潮是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以及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以理论形式或以思想观点和情绪等形式在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集中、突出反映。
涵义:
1、是指个别人的思想状况,而是一种社会群体的较为普遍的思想潮流。
在阶级社会中它是某一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倾向。
2、一定的社会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变化,主要根源于社会环境的变动和迁转,同时也离不开人们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反映与认知。
由于人们反映与认知社会环境的主观条件不同,并且人们的主观意识受到传统思想观念及外来思想观念影响程度的不同,因而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又具有千差万别的多样性表现。
3、各种社会思潮在其自身运行过程中,均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社会思潮载体(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兴衰起伏,其运行过程都不是永恒不变和常青不衰的。
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运行的各种社会思潮,有它的勃兴、高涨,也有它的低潮和衰熄,因而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
4、进步的社会思潮具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进步性,即“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其价值在于能够“唤起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变革、进步的事业”。
说到底,其价值在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进步的社会思潮应是社会改革和进步事业的号角和先导。
(二)近代社会思潮概说
1、内容与分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政治色彩显明的社会思潮,依据当代学术界通行的看法,先后出现有:
经世思潮、农民革命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新文化思潮、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等。
夹杂在上述思潮之间,又有重商主义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民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复古思潮等。
分期:
(1)1840—1860:
经世思潮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
(2)1860—1895:
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
(3)1895—1903:
戊戌维新思潮
(4)1903—1915:
革命民主主义思潮
(5)1915—1919:
新文化思潮
2、近代中国进步新思潮的特点和价值
所谓新思潮是指以新的学术或新的学理为标志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或性质的、反映进步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愿望并体现社会变革及发展趋向的各种社会思潮。
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进步新思潮的基本特点。
具体说来,主要有:
(1)具有争取民族独立和生存的爱国主义精神。
(2)具有争取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改革开放意识和逐步深化的科学民主意识。
(3)具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学习的追求和一定程度的“西化”倾向。
(4)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保留。
(5)理论体系尚显浮浅、粗糙,思想内涵不够精致、深刻。
社会功效和影响:
(1)新思潮对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由旧到新的转变,即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巨大的启蒙作用。
(2)新思潮不断鼓舞着中国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和瓦解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
(3)新思潮促使中国社会开始走出中世纪,并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多发、多变的原因
(1)空前的社会巨变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前所未有的经济变迁,激烈的政治斗争,新的阶级、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造成了思想界空前活跃的局面。
(2)传统价值观权威渐形失落,与王权统一的儒学价值体系日趋衰微,并不断遭到知识精英的怀疑和批判,成为新思潮丛生的精神背景。
(3)西学东渐与中西思想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融合,中国知识界对西学如饥似渴地吸纳,甚至兼收并蓄,或者把西学视作洪水猛兽,激烈排拒,造成思想界诸说并起、中西相争,因而思潮杂陈的局面。
(本部分源自李宏生老师《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讲授提纲。
)
二、经世思潮
(一)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经世”一词首见于《庄子齐物论》: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
此处作典谟、规则解。
《后汉书西羌传》:
“忘经世之远略”,此时才具备了经世致用一词中“经世”的涵义。
实际上,经世致用观念由来已久。
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就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
西汉“独尊儒术”后,历代儒生又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致用观念这才演变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或称通经致用,或称明体达用,或称经邦济世,或称经济时务。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是封建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崇高信条。
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来看,经世致用这一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只是随历史条件变化而有起伏而已。
经世思想“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以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政治本位的人生观和佐君教民的事业观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
(胡维革书,第83页。
)
龚书铎《中国文化概论》,第85页:
“经世致用的基本意思是深究古今治乱得失,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以为‘济世利民’”。
张灏:
“‘经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念,它至少有三层意义:
第一层是指儒家的入世的‘价值取向’,它可以说是任何型态的经世思想的前提。
‘经世’第二层意义含义最广,相当于宋明儒所谓的‘治体’或‘治道’。
因此,厘清经世的这一层意义必须牵涉到儒家政治与社会理想的各种基本问题。
经世的第三层意义才是晚清所谓的经世之学所彰显的意识。
它包含了西方学者所了解的‘官僚制度的治术’。
但如前面所强调:
这一层意义相当于宋明儒学所谓的‘治法’,而‘治法’绝非‘官僚制度的治术’所能全部涵盖。
所以研究经世思想,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把经世这一观念放在整个宋明儒学的架构里去理解,从它各种观念层次去探讨。
这种探讨和了解可以使我们看到仅从义理之学的角度所不能看到的一些儒家思想面貌。
”(《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4月。
)
刘广京:
“儒家经世思想包括哲学和学术思想,同时包括社会思想、礼俗思想、教育思想、行政思想、政治思想等——都和现实有关。
思想可以反映现实,又可以影响现实。
但是思想支配现实的程度毕竟有大有小。
偏重理想的思想有时只能悬为一个鹄的,[gudi,箭靶子的中心,目标。
]许久之后才能实现。
有些近乎幻想的思想,则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可是同时又有一些思想在社会中牢固的存在,很难改变。
我们分析不同的思想与现实间的关系,对历史就可以更深一层认识了。
”(同上,序)
(二)兴起原因:
内忧外患+学术流变(汉学和宋学的弊端)
(三)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阮元、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畲、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梁廷枏、夏夑、张际亮、汤鹏、李兆洛、周济、张穆、徐松、何秋涛、沈垚、金应麟、陈寿祺、陈金城、陈庆镛、吴嘉宾、鲁一同、杨士达、林昌彜等。
(四)近代经世思潮的主要内容
1、批判现实: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想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深度、广度和历史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想,其代表人物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大势、君主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学术风气和对外政策等,都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深刻的批判。
2、改革弊政:
四大政:
漕运、盐法、河工、兵饷
3、研究边疆史地: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东南沿海门户逐步被打开,西南、西北、东北边疆也出现了严重危机。
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究心边疆史地,目的是要巩固边防,抵御外侮。
因此,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是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蔚然兴起的。
主要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
4、学习西方: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影响:
介绍西方;中国只是世界一员;知己知彼,开始了对富国强兵道路的探索。
5、变一味的考辨古史为纂修当代史:
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
(五)经世思潮的影响:
1、是西学传入中国的中介和桥梁。
梁启超:
“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
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说,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册,第46-4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
2、使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与改组。
经世的新方法和新工具——通经致用(今文)、科学技术、中体西用、维新变法
(六)主要观点介绍
吴雁南:
“经世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到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
”“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之学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些鲜明的新学因素,但它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古学特征,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传统经世之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起嫁接和过渡作用,成为传统经世之学通往近代新学的中介和桥梁。
然而这恰恰是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轨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如果没有它的出现,就文化发展的本身来说,也就缺少了近代文化崛起的承上启下环节。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第一册,第83页)
冯天瑜:
“经世致用是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
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便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
因此,越是社会腐败、政治黑暗、人生艰难,经世致用的精神便越是在开明、正直的士人胸中鼓荡、高扬。
”(第930页)“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在中国跨越古代与近代之交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文化形态。
它承袭着儒学经世的传统,同时又孕育着近代新学的某些开放、启蒙的因子。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本质上归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古代学术的性格。
经世派人士中不少人有浓厚的重农色彩和轻视商品经济的倾向,便是典型的中古意识。
至于他们极力倡导的‘更法’、‘改制’,语言虽然十分尖锐,但其实质却并未突破封建政治制度和伦常关系的藩篱。
就学术品格而言,经世实学也不具备近代新学的基本属性,经世派没有明确的近代学科分类概念,在方法论上,也没有自觉运用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思维的模糊性和直观性仍是经世派学者的通病。
然而,道咸间的经世实学又确乎是近代新学赖以产生的最直接的民族文化土壤。
(求实、开放)尤其可贵的是,经世派‘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的学风,引导新学家抛弃蒙昧主义与空疏之学,将视线投向如火如荼的现实社会;他们开眼看世界、觅新知于异域的开放精神,更启发了新学家们向西方寻求真理。
”(《中华文化史》,第937页)
高翔:
“清初的经世,无论是激进思想家还是正统官僚士人,都以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为目标,18世纪的经世,以经济事功为其主要目的。
19世纪的经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变革,挽救清朝严重的社会危机。
……变革,是嘉道之际经世思潮的精髓,是其核心,是影响此后近百年知识界精神风貌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清代知识界时代精神从求实到变革的转变,从根本上讲,源于清朝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
”(《近代的出曙》,第548页)“和18世纪的知识精英比起来,他们对个人价值的强调少了一些,但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感却大大增强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18世纪知识界关注民生,批判礼教,经世务实的宝贵传统,而且根据时代的需要予以发展,因此,说经世变革思想家是18世纪社会新观念的当然继承者并不过分。
正是这批时代的精英,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促成社会改良的方式,协助清廷摆脱衰落的命运,实现‘王道’富强的目标。
然而,‘变起一朝,祸积有素’,清朝大限将至,几介书生岂能回天?
当然,嘉道经世变革思潮的历史价值最重要的不在它是否挽救了清朝没落的命运,而在它经世的热情,变革的探索,它提出的许多宝贵思想和观念,它充满激情的变革呼唤,在未来的两百年中仍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第577-578页)
袁伟时: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
它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
”矛盾:
“首先是它的内容与历史需要的矛盾。
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个涵盖性很宽的概念。
在古代中国尚未建立精确的学科分类的情况下,它包括治理‘天下郡国利病’的多种学科:
行政、司法、财务、税务、贸易乃至交通、水利、农工生产等等。
在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许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观点和对策。
可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药所没有的。
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的恶果。
历史停滞不前不能简单归咎为坏人当道,历史的困境与文化的困境息息相关。
(不能很好地进行知识衔接)其次,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考察,这个思潮本身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经世致用之士通常都自觉地以求实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实际事务;有的且以实事求是相标榜。
但这个思潮无非是儒家内部的一股潮流,其基本前提是通经。
通经的本质是宗经,其极端是以经典词句为是非标准,而与求实精神背道而驰。
有些经典上的思想且已转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意识或先验观念。
在这20年间,不少仁人志士不乏爱国热情,但因跳不出传统的窠臼而无所作为。
改革的缓慢,整顿的蹈空,从文化角度看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内在矛盾的悲剧。
19世纪中国救国大业的前进必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新生,为此需要外来文化中优秀成分的滋润。
但它本身首先包含着促进自己新生的因素。
经世致用思潮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重要催化剂。
从魏源起19世纪中国所有先进思想家都是以此为中介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5年)
郭汉民:
近代经世思潮的历史地位(《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这一思潮本质上仍是一种封建的思想体系,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趋势,使它染上了某种程度的近代色彩。
它反映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志趣和愿望,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应变武器的一种积极努力,也是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最初尝试。
”(36-37页)
经世思潮具有爱国性和进步性:
爱国性:
1、经世派人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处多事之秋,相率注意边事,防备边患,力图维护祖国疆域的统一与完整。
2、经世派了解外情,筹备海防,反对侵略,期以制夷。
进步性:
1、它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积弊,抨击时政,批判顽固守旧、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宣扬变易进化思想,倡言“更法”与“改革”,这就给“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带来了清新空气,具有启蒙的意义。
2、它敢于面向世界,寻求新知,传播了一种科学的,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完全崭新的世界观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主张。
影响:
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架起了桥梁,并为相继兴起的洋务与维新思潮准备了虽不丰富但却十分必要的思想资料。
而树立经世之志,研讨经世之学,造就经世之才,往往成为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乃至相当一部分革命派人士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个阶梯。
小结:
经世思想是基于传统学术与政治思维框架内的一种观念形态,它的作用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发现社会问题(针对社会问题而引发的思考)。
其载体是传统知识分子,主张学术经世(通经致用)。
其政治目标是清明社会和王朝巩固。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人物上,或是以思潮来表述,有待深入。
理解经世思潮和进入研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了解18世纪到19世纪的社会变化;2、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及在清代的走向以及传统思想知识;3、注意群体特征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一些人物可以深入挖掘;4、在影响方面,注意思想学说的传布和学者之间的交游。
(七)主要参考书目:
1、《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4年4月(民国73年4月)
2、吴雁南: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第67-8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3、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第928-9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胡维革: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第80-91页,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
5、袁伟时: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23-43页,海天出版社1992年。
6、高翔:
《近代的初曙:
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第548-5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三、戊戌思潮
戊戌前后以维新救亡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标志的社会思潮。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维新派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戊戌思潮也相应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这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变动的直接结果。
(一)发展阶段及主要内容
1、1895—1898、9,戊戌思潮顺利发展时期
内容:
(1)创办近代报刊,大规模地制造社会舆论。
(2)开展组织发动工作,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
(3)大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特别是社会进化论,致力于指导运动的理论探索。
特点:
(1)着眼点始终集中于政治问题,一切皆围绕鼓吹实施变法展开。
(2)维新派特别是康、梁,非常注重笼络封建政权的上层人物,重点是帝党官僚和多数洋务大员,并力图与光绪帝取得直接联系。
(3)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戊戌思潮发展成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
2、复苏后的黄金时期(1900—1903)
主要成就:
(1)广泛而通俗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这给清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和思想统治带来空前的冲击。
(2)戊戌思潮代表人物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国民”的概念,使民族救亡和社会启蒙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1902年梁启超陆续发表的《新民说》,是这方面成果的总结和升华。
这也表明他们的政治思想,较之变法时期,已经相对成熟了。
(3)戊戌思潮代表人物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和理论指导,创办各种报刊,发起凌厉的宣传攻势,广泛深入开展社会启蒙运动。
(4)在此期间,戊戌思潮代表人物和有关志士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并且取得显著的成就。
(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戏剧改革、文字改革、教育、出版等等。
)
原因:
(1)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是戊戌思潮能于1900年至1903年夏继续发展并进入高潮的最重要的客观历史条件。
(2)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派对维新派施加影响。
(3)维新派自身的成长:
总结经验教训,把运动的重点转向启蒙宣传,对这项工作意义的认识也从自发转向自觉/西方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4)维新派自身也日益资产阶级化。
许多维新派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实业或资产阶级举办的文化事业,变成名副其实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
(5)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和壮大,给梁启超等人在此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社会基础。
3、戊戌思潮的衰落:
1903年夏,拒俄运动和“《苏报》案”的发生
(二)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
1、石破天惊的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
以西学为宣传武器,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冲击封建礼教与文化专制的藩篱。
2、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先驱。
3、近代教育、文化、学术事业的起点:
废八股、办学堂/近代新闻出版事业/晚清小说繁荣、“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新史学/造就我国最早一批资产阶级学术人才
4、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壮大及其历史作用。
5、晚清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1)戊戌思潮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深刻变革:
“实业救国”/唤醒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阶级意识;
(2)变革了中国许多积习陋俗:
集会、上书言事、风俗改革;(3)兴女学、争女权;(4)对自然科学的偏见也日渐破除。
总的来说,“戊戌思潮的政治建树不多,但它孕育了以后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治力量,集结锻炼了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促成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它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开拓了近代新闻、教育、出版、文化、学术等新兴事业,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社会观、历史观,它是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见吴廷嘉书,第428页)
(三)戊戌思潮与戊戌变法的关系
戊戌思潮可以包括戊戌变法的内容,而戊戌变法却不能囊括戊戌思潮。
时间:
戊戌思潮1895—1903;戊戌变法103天。
对象:
戊戌思潮的着眼点在于唤起整个民族和社会的觉醒,重点是用一系列近代化宣传和组织手段,针对正在转化的封建知识分子和刚刚成长起来的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工作。
而戊戌变法的主要对象是争取光绪帝、封建官僚和上层士大夫的支持,以便实行对封建政权的改革。
内容:
戊戌思潮“宣传了一整套在当时还不失为先进性质的朝气勃勃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和精神状貌。
”戊戌变法则集中于清政权的政治改革及其具体措施。
指导理论:
戊戌变法主要是披着今文经学外衣的庸俗社会进化论,尊崇君权,倡兴绅权。
而戊戌思潮后期,则已基本上摆脱了孔教外衣,以卢梭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原则为武器,对封建专制和纲常礼教进行猛烈的批判,高举着民权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
参加运动的力量:
戊戌变法主要限于以康、梁为主的维新派和清廷中的某些帝党官僚。
戊戌思潮则包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各个派别。
具有各种不同身份、素养、政治倾向、理论色彩的人们都为这个运动尽过自己的力量。
革命派一度也采取了与之合作的态度。
社会效果和影响:
戊戌思潮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正式起点,它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文化的第一个冲击波,带来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
戊戌变法则不仅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且在变法当中,维新派的实际主张,比他们在变法前所宣传的内容,反而有明显的后退。
总之,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活动的重点及其历史贡献,主要不在政治方面,而在思想方面;主要不在戊戌变法,而在戊戌思潮。
(见吴廷嘉书,第38—40页)
主要参考书目:
1、吴廷嘉:
《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国粹主义思潮
(一)兴起及其原因
1、国学保存会和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
1902年2月,《政艺通报》,邓实、黄节
1905年1月,国学保存会,宗旨:
“研求国学,保存国粹”;2月23日,《国粹学报》,宗旨:
“发明国学,保存国粹”,是专门宣传国粹主义的权威性刊物。
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和《国粹学报》的创刊,是国粹主义思潮兴起、国粹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国粹派:
国粹派是革命派队伍中的一个派别。
他们多是一些具有传统学术根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主张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汲取精灵,以增强排满革命的魅力;而且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的文化。
所以,他们一身二任:
既是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热衷于重新整理和研究传统学术、推动其近代化的著名国学大家。
他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
也惟其如此,他们倡言的国粹思潮不是独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只是因经受中国历史文化更多的折光,而呈现出古色古香独异的色彩。
2、国粹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
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后产生的火花。
(1)国粹主义是对于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贩卖奴化思想的抗议。
(2)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而产生的困惑,使一批知识分子回头去寻找中国古代的传统。
(3)民族危机的严重,国粹学派想仿效欧洲13、14世纪的文艺复兴,在中国进行一次“古学复兴”运动,通过“古学复兴”来振兴祖国。
(二)国粹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
1、国粹派倡言“国学”,反对“君学”,抵制西方列强文化侵略。
2、仿效西方文艺复兴,“复兴古学”。
(1)猛烈地冲击了儒学及其经典的独尊地位。
复兴诸子之学/批评儒学。
(2)国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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