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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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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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篇一: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课程参考书目】
吴宗国: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李治安、杜家骥: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白钢:
《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楼劲、刘光华: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阅读参考书目】
周良宵:
《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徐连达、朱子彦:
《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刘泽华: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xx年。
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
周良宵:
《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马克垚: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黄留珠: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祝总斌: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李开元: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阎步克: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阎步克:
《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xx年。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吴宗国: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xx年。
邓小南:
《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关文发、颜广文: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xx年。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篇二: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逻辑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逻辑
1专制政治的逻辑
官僚政治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谈论官僚、批评官僚主义,但什么是官僚政治,也许很多人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将官僚政治阐释为:
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王亚南将官僚政治看成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他认为只要专制主义不消除,官僚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官僚政治的顽疾是与专制政治分不开的。
因此,要解答官僚政治的逻辑就必须理清专制政治的逻辑。
在王亚南看来,支撑专制政治延续的核心因素是内含于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也即地主对农民剥削的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明显区别于具有离心力的领主经济。
在领主经济中,领主对于其管辖范围内有无尚权力,立法、司法权皆由其行使,领主对其领域内的土地拥有所有权,领主只需向中央交纳一定的赋税。
实际上,中央对领主的控制极其有限,领主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削弱中央的权威。
因此,在领主经济的情况下,专制主义体制很难建立起来。
而在地主经济形态下则不同,地主的土地并非天然地属于自己,而是来自帝王授权,帝王集经济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因此,皇帝拥有无尚的富与尊荣,而分享其经济权力的地主就得仰起鼻息,而地主又通过对土地的次级占有拥有了剥削农民的资本。
农民除向国家交纳赋税,还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导致农民受到双重剥削。
显然此种制度并不合理,但更需要思考的是:
此制度何以能存续两千年而无根本性变革?
生产关系虽是核心要素,但独从生产关系角度解释也并不能让人信服。
既然有核心,那么也必然有非核心因素,否则,孤立的因素并不足以成就一个专制的系统维持数千年。
在此,王亚南渐次提出了如下思考:
第一,该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第二,该如何使各方面部门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保持一定的平衡。
任一方面任一部门势力的突出,就将视为贾谊《治安策》中所谓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
第三,该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优异分子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
对此疑问,本书从三方面给予了解答。
解答一曰:
儒家思想。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
这已经很明显的表现为一个法则。
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被把握着:
第一,将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逐渐取得合理依据;第二,将借此继续制造出或生产出维护那种占有的动力;第三,将用以缓和或团结同一支配阶级内部的分离力量。
所以,就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经历讲,它们对于精神生产手段的把握是否牢固,运用是否得宜,颇关乎着王朝命运的修短,虽然在实质上,它们的存废兴亡,根本的还是看它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生产手段的把握方面是否发生了破绽或动摇。
儒家思想能为封建的专制统治提供合理的辩护,能生产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顺从,主要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的,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术说。
大体上,儒术具备三项可资利用的内容:
天道观、大一统观、纲常教义。
就天道观来说,统治者无非是想借天之子的玄学使其身份神秘化,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此种观念在现代看来有些愚昧可笑,但相对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科技水平来说,此等玄学也相当具有迷惑性,至少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天子的身份是神秘的,是不容轻易侵犯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要求。
大一统观的功用在于维护统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是董仲舒所宣称的。
当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自然会将四海统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局面,以
至在现代以前,中国人的政治词典中,始终没有分治、联治这一类名词。
无疑,寻求统一的政治局面是统治者所需求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大一统观念支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独占局面。
纲常教义体现为我们常说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从表面上看,只有君臣关系与关政治相关,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有关家族。
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
所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所谓移孝作忠,都不过表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结局无非是要加强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
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通过家庭、通过族性关系,叫为人父的,为人夫的,为人族长、家长的去分别承担。
在社会上,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到处存在的,亦因此之故,政治统治的功用就无形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血液中。
解答二曰:
科举制。
从一个层面看,科举制为庶人入仕开辟了一条通道,以考试成绩作为录用人才的标准,这较之于荐举等主观性较强的入仕门路无疑进步了不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但科举制创制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杠杆,显然并不仅仅是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门面,其另外的教义在于将人的思想居于一定的范式中,这种范式就是儒家教义,科举制实行愈彻底这种教义的教化作用就愈强。
一个人从出身就开始背诵儒家的礼仪纲常,无形之中,思想就会被禁锢在这种等级的秩序中而不自知。
尽管偶有科举不第之士愤而起义,但相对其所起的正面功效,其负面影响就不值一提了。
如果说初创科举的隋朝统治者并未觉察其有如此功用,那么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则是参悟到了科举制的此种深意。
篇三: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内容摘要]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运用所学知识,从分析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对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表征、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及其对后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揭示了我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
以史为鉴,可明得失。
在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此课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封建官僚制度背景过程影响
官僚制度作为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
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
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直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趋于终结。
在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突出特点的中国皇权政治中,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
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背景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
据史书记载:
在贵族制度下,大夫或士以上才能称为官,庶民或奴隶出身的家臣是不在官的范围之内的。
而官僚一词初见于《国语〃鲁语下》:
“今吾子之教官僚。
”其义为官奴。
可见,中国古代的官僚由君主的家臣发展而来。
因此说,这种政治制度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
1、封建的经济基础是其孕育滋长的“温床”。
官僚政治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
其产生的原因首先应当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去找寻。
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
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
它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
同时,广大、分散的私有小生产者无法团结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必须要有封建官僚阶层进行分派贡税、徭役的武断统治。
这一切的变化都促使非集中的贵族政治形态向集中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转变,促使“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向“履田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转变。
随着这种转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便诞生了。
秦虽只有短短十五年寿命,但它却开了中国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先河。
李斯“废分封,行郡县”的建议彻底地将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余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专制官僚政治统治的时代。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其滋生的“助产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它是在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政治与血缘宗法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完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光彩夺目的年代。
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代替宗族土地所有制,它的政治表现就是以君主集权制代替贵族制,从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到海内一统的秦汉,分封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走过的最重要的一步,但是,秦朝虽然废分封而行郡县,但是相权却难以制约,难怪会出现赵高指鹿为马的一幕;而西汉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中央集权一度削
弱,而后的削藩和推恩等措施,又使集权加强;到了东汉,宦官和将军专权、地主豪强横行,中央集权又是岌岌可危,再到后来魏晋南北朝,战争和政权变更频繁,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隋唐建立起来的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却又大大削弱了了集权。
宋通过剥夺统兵大将的兵权、任用文官做之州等措施再次加强了集权。
元代统一以后,建立起了行省制度,经历了从早期的家长制贵族制到家国一体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
明朝废丞相,设三司和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
清朝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
至此,通过若干朝代的不断继承和改造,中央集权体制不断成熟,达到了时代顶峰,封建官僚制度也随着它的灭亡走到了末
日。
在皇权不断加强及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得到承认的同时,它也成为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
法制法规是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命脉。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而各种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包括宰相的权力也是由皇帝赋予的。
但是,皇帝与宰相在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并非固定不变。
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国家机器的完善,不同时期的君、相权力的实际行使情况各不相同。
官僚机器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大,原本属于皇帝侍从的人员成为了宰相之下制约皇权的官职。
特别是后来的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以避免君主过于独裁造成的失误,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是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
3、人才择优选拔原则是其存活的“营养源”。
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但是,统治者还是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做自己的统治工具。
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地主阶级不断要求建立和完善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镇压农民的反抗。
这就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这个载体就是官僚集团。
前面说过,最初的官僚集团主要是“臣仆用事”,可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中央为控制地方,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监督,也越来越重用无血缘关系的士人和近臣,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政治体系。
这是古代官僚制国家统治与古代非官僚制国家统治在政治上存在的重大差别。
而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为了自己的生存,积极地对政治加以干预。
而统治者也需
要有一批维护自己统治的知识分子,二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一方面产生了统治者控制知识阶层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知识阶层靠拢统治者的愿望。
不过,双方缺乏一个有力的制度作为维系的保障。
多元化选官制度的推行,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收到官僚集团之中,从而使在歧路上徘徊的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与专制阶层最大限度地合流,并源源不断地被充到官僚机构中来,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制的衰败,官僚制逐步兴起,出现了许多新的选官方法,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等途径取得了任官资格,有的还受到重用,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被擢为大臣、声名卓著的有荀况、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等人。
这些士都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业绩博取到重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官僚制度。
此外,以功授官也是这一时期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之一。
因为“功”比较容易看到,以此为标准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因此“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功在军事上最好表现,各国多以军功提拔人才为将领。
后演变为军功入仕制度。
当时,在官僚制度中还有世官的遗存,且这种荫子制度也是比较普遍的。
隋朝时,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这种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可以吸收各阶层的优秀人才,使官僚队伍得到不断流动和更新,防止官僚的世族化、贵族化,同时,也使官僚政治建立在子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4、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伴其成长的“摇篮”。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阶层,各种政治势力在各种领域用各种形式进行着反复的较量,这种局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学说纷纷问世,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
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
就整个中国古代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
因此,忽略了政治的文化方面,就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发展与变迁。
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它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它自认为各种合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周的统治者继承了殷商的做法,利用神权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提出了“敬德保民”这一思想,愚昧了被统治者,强
化了自己的统治。
这种天道观念对后世专制官僚政治的形成与强化有很大的影响。
但官僚政治者并不会自己去将这些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统治的法律思想,毕竟它们是贵族政治这种自身所取代的政治形态下的产物,自己去拿过来似乎在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儒家便充当了这个中介者的身份。
但是,“替天行道”的工作是纷繁复杂的,皇帝一个人又怎么做的了呢?
而这时贵族已经被众多的官僚所取代,众多的官僚显然是皇帝得力的助手。
但是,这里有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天道观念只是解决了皇帝统治的合法性,而并没有证明众多的官僚们也具有管理人民的权力,也就是说这种专制官僚政治的统治秩序还并没有取得像天子或帝王那样先天的存在依据。
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的出现使之得到了圆满解决。
他说:
皇帝选拔一些官员帮助他管理国家,就如同“天之分岁之变”一般正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一通所谓的正统理论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将皇权和专制官僚政治的统治合理化和天意化,让被统治者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安于现状,才能有安定幸福的生活。
后来,其思想被儒家所继承并完善。
事实已经证明:
那些旨在维护专制官僚政治制度的儒学正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得以长期存活的“摇篮”。
二、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过程
1、萌芽阶段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
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开始形成的时期,当然这个形成的过程在各个诸侯国的进程是不一致的。
特别是战国时期,各个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扫除旧贵族残余势力的羁绊,进行激烈的兼并战争,都加强了国家机器,初步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官僚政府。
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
在贵族政治下,行政机构混溶于血缘家族,政治活动与非政治活动交杂在一起,官吏职能交叉,分工不明。
官僚制所要求的是“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群臣守职,百官有长”,反对“兼官”和“越职”。
因此,在官僚制度下,行政、监察、财政、军事、考绩管理等部门日益专门化。
用家臣管理国事,是官僚制度的开始。
这种制度始于春秋初年,从齐、晋、秦等国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来,到战国时期便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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