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近代史福州足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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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近代史福州足球

中国足球近代史（福州足球）

1913年2月，在中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的联合下，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成立了远东体育协会，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了为期5天，共8个比赛项目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洲际国际竞赛。

当时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运动水平都普遍很低，因此“远东运动会”的开展基本就代表了整个亚洲的最高运动水平，后来“远东运动会”也被看作是“亚运会”的前身，1920年远东体育协会和远东运动会于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在总共举办的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差强人意，总体上不如日、菲两国。

但唯有足球队，可谓是威风八面，除了第一届没有拿到冠军之外，在后面的九届比赛中一举创造了九连冠的伟业。

在十届运动会总共22场比赛中，中国队取得了17胜，3平，2负的成绩，在那个还没有什么综合性运动会和足球单项赛事的年代里，中国足球称霸远东运动会，也就意味着称霸了整个亚洲，尤其在第三届比赛中，作为东道主首次参赛的日本队，被中国队在家门口前打出了一个5：

0的悬殊比分。

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中日对决的比赛都是以中国队大比分横扫日本为结局，日本媒体在报道中甚至都用了“既生瑜，何生亮”来进行感叹。

日本足球对于在中国队面前屡战屡败也是耿耿于怀，在1930年再次在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方面祭出了盘外招，居然派遣日本本土裁判上场执法，整场比赛中频频吹判中国队犯规。

对此，《申报》以“中日足球决赛之惨剧一裁判无理偏袒贻笑万邦”为题进行了报道：

“最初之十五分钟内，凡我队前锋得球冲破日队内线时，裁判员即大吹其笛，高呼越位，可气亦复可笑也”。

中国队的发挥也因此大打折扣，最终双方三比三战平。

中国代表团向组委会方面提出抗议，要求更换裁判重赛，但被组委会拒绝，最终中日并列冠军，这也成为在那个年代里日本足球唯一一次和中国队“平起平坐”。

20世纪初的中国足球，不仅拥有不错的大赛成绩，更是拥有自己的世界顶级球星，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李惠堂。

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锡坑乡的李惠堂，不仅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被球迷和媒体评为“亚洲球王”，而且也是与贝利、里登雷克、盖德穆勒、罗马里奥仅有的几位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五大巨星，据统计李惠堂一生在各项足球比赛中，共打进1860个进球。

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的足球杂志组织的一次评选活动中，将李惠堂与贝利、贝肯鲍尔、斯蒂法诺和普斯卡什并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20世纪初的中国足球，不仅拥有不错的大赛成绩，更是拥有自己的世界顶级球星，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李惠堂。

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锡坑乡的李惠堂，不仅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被球迷和媒体评为“亚洲球王”，而且也是与贝利、里登雷克、盖德穆勒、罗马里奥仅有的几位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五大巨星，据统计李惠堂一生在各项足球比赛中，共打进1860个进球。

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的足球杂志组织的一次评选活动中，将李惠堂与贝利、贝肯鲍尔、斯蒂法诺和普斯卡什并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这场比赛不仅让外国人改变了以往对中国人的蔑视态度，也使中国人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恶名，李惠堂更是赢得了“亚洲球王”的美誉，当时的媒体曾用这样的报道来形容中国足球：

“中国在历年的对外战争或外交中的所有失败，唯有足球一项可以拥有主权与面子。

”可以说，在那个尚处于积贫积弱的年代里，是足球让中国开始摆脱了长久以来留给世人的“东亚病夫”形象。

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是中国足球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在那一届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中，国家足球队也是大家寄予最大厚望的项目。

不过当时的奥运经费十分紧张，尽管陈济棠、杨森、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傅作义、阎锡山、张学良等政要纷纷踊跃捐款助资，但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经费依然十分的棘手，于是球王李惠堂提出了个建议，凭借中国男足的明星效应，足球队提前两个月从国内出发，先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再到马来半岛，一路边走边打比赛，不但通过这种方式锻炼队伍，而且还能通过比赛获得收益，贴补中国奥运代表团经费不足，李惠堂的这个建议获得了所有球员的一致赞成。

1936年5月2日中国男足从上海乘坐法国轮船出发，前往南洋各国进行比赛。

从5月2日出发到7月9日与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孟买会合前，中国男足共打了27场比赛，除了4场平局外，其它均大获全胜。

在整个旅途中，中国男足为了给整个奥运代表团尽可能的节约每一分钱，一路上住最便宜的船舱，睡最便宜的旅馆，有时队员甚至还通过还打地铺的方式来节省开支。

作为体能消耗巨大的足球运动员来讲，原本饮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但为了节省，国家队的队员们连吃饭也尽量拿最便宜的点，可以说把能节省的钱都尽可能的省了下来，靠着中国男足的实力与节俭，在南洋打比赛的两个月中，中国男足为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共赚到了20万港币，而当时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收到的中央各部门以及各政要的捐款合计也不过才3万多法币。

1936年8月1日下午，第11届柏林奥运会正式开幕，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正是中国男足的队长李惠堂，这也是后来历届奥运代表团中唯一一次由足球运动员担任旗手。

中国男足在这届奥运会上的第一个对手就遭遇了英国队，当时的一家德国报纸就以“世界传统足球强国英国胜还是来自东方的新锐中国胜？

”为标题进行了赛前报道。

8月6日下午5点半，备受关注的中英大战在康姆逊球场开哨，中国代表团团长戴季陶，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以及华人华侨留学生近600人到现场为中国队助威，现场观众人数则达到了1万多人。

在比赛中，中国队面对强大的英国队丝毫不落下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双方激战45分钟过后，以0:

0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但下半场开场仅仅13分钟，英国队便抓住了中国队后防线上的一个漏洞攻入一粒进球，因为当时奥运会实行的是单场淘汰制，丢球后的中国队必须大幅压上进攻，否则就要被直接淘汰掉，只可惜全线压上进攻的中国队又被英国队抓住一次反击机会再攻入一球，最终中国队以0:

2的比分，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

虽然早早地结束了第一次奥运征程，但李惠堂的表现却得到众多欧洲豪门的青睐，不过因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禁止职业球员参加奥运会，所以当阿森纳队以8000英镑的年薪挽留他，以及巴黎红星队（巴黎圣日耳曼的前身）的总经理拿着工作合同直接找到李惠堂时，李惠堂都一口回绝对方：

“我还要继续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拒绝了这些欧洲豪门的邀请，也让李惠堂一生都没有涉足过职业联赛。

结束柏林奥运会回国后，中国国内的政局开始进一步动荡，日本的侵华战争也于次年全面爆发，中国的国土上到处都被战火笼罩。

作为球员的李惠堂也积极参与到爱国救亡运动当中，他先后在广东组织五华足球队，两次访问广东省的梅县区、兴宁、韶关等地，到各地进行巡回比赛，在抗战中推动各地体育运动的发展。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在日军的轰炸下最终遭到沦陷，次年春天，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为庆祝伪满建立十周年，特命汪伪政府的“外交部”和“宣传部”官员联名致电李惠堂，拟派专机接李惠堂到南京和满洲各地进行巡回表演，并邀请他留在南京主持体育政务。

李惠堂听了以后，当即拒绝了汪伪政府的邀请。

1942年，为了响应宋庆龄慰问抗日伤病员的行动，帮助受黄河决堤的灾民们重建家园，当时国民党政府号召李惠堂举办足球义赛和义捐。

韶关义赛之后就到了桂林、南宁以及四川整个大后方，义赛打了138场，所有收入全部捐济救灾，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更留下“海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在那个中国国际地位尚处于非常落后的年代里，每个有识之士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争光。

李惠堂在率队参加的几次远东运动会和国际友谊赛中，时刻把国家荣誉放在首位，顽强拼搏，屡战屡胜。

他曾经说：

“国家的盛衰，取决于民族的强弱。

种强则国强，种弱则国弱。

足球运动尤其能发展青年人的身心，振奋精神，修养合群美德，锻炼人格体魄，不仅沟通邻国友谊，同时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李惠堂对于体育和足球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体育不只是身体锻炼，还关系到人生、社会、国家、民族。

凡是公共卫生、个人自治、社会公益、民众纪律，乃至于国防建设，无不从体育训练中得来。

所以，李惠堂提出“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

在那个尚未摆脱帝国主义侵抢的年代里，足球也成为中华民族在那段黑暗时光里看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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