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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热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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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银行改革是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内容,以提高对庞大私人储蓄的配置效率。
过去20年的银行业改革是中国金融开放的一部分,它将原本单一的银行系统变成商业借贷和中央银行职能彼此独立的多层次系统。
对国有四大银行中的三大银行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至2005年底,这三家银行都宣布引进了占少数股权的外国战略投资者。
这三家银行亦完成了首次公开上市。
使银行业面临更多外部竞争是中国政府力图提高银行业效率所采取的各项举措中的一种,其他还包括加强金融创新、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
中国银行系统近年来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外资参与的增加。
在华外资银行开展业务或直接建立分行和分支机构,或通过持有中资银行少数股份的间接形式。
非直接参与在近年来发展迅速,尤其是在2005年,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都有了外国战略投资者。
2004年6月以来,外国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出资已超过170亿美元ii。
本文借鉴外资银行在其他新兴市场的国际经验,回顾了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进入情况。
相对而言,直接参与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增加,因为根据WTO协议,仅剩的一些限制在2006年12月11日已取消。
与其他很多新兴市场或者转型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国内银行有完善和广阔的分支机构,因此外资银行直接渗入市场并不容易。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外资是以直接收购或者控股的形式,但是外资对中国银行业只有少量股份、管理权限也很有限。
因此,外资对国内银行的核心业务,尤其是在风险管理方面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是值得商议的。
很多战略投资者与国内银行在非核心业务,如信用卡业务领域签订了合作协议。
在这些领域,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和全球网络能提高效率并有助于开拓市场。
总体而言,如果东道国能提供合适的激励和足够的机会,国际经验的主要启示是外资银行能带来重要收益。
无论如何,不管是否有无外资参与,中国的银行系统都需要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继续进行结构性变革,以更有效地配置中国庞大的国内储蓄。
二、外资银行在中国
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的直接活动仍然受到限制。
截至2006年9月底,外资银行仅占银行总资产的1.8%。
与其他类型的银行机构一样,外资银行同样受到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其人民币业务也受到重要限制,主要在对个人提供银行服务方面。
最近,外资银行作为国内银行的少数股权投资者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外资在进入中国银行业时主要有三个明显不同阶段。
1996-2001:
与一些小银行如上海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的个别合作。
外国投资者主要是多边的金融机构,并不发挥活跃的业务功能。
2001-2004:
随着中国WTO谈判的完成,外资银行加快进入。
其进入局限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
大型国有银行的财务状况很糟糕、外国投资者对潜在盈利能力最强的地区更感兴趣。
小型银行亦得到小额投资。
2004年末至今:
随着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加速和政府开始允许提高外资比例,外资进入的兴趣进一步加强。
2004年之后,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五家最大银行中的四家。
2004年,汇丰银行购买了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一部分股权,这是首笔大额交易。
2005年6月以来,外国投资者已经或者承诺在三家最大的国有银行中的投资超过140亿美元,这三家银行都引进了战略投资者:
美国银行进入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为首的投资团队进入中国银行;高盛领导的投资团队进入中国工商银行。
四家合作安排的结构很相似:
战略投资者都是拥有丰富商业银行经验的重量级国际商业银行。
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工商银行的主要投资者高盛,它是一家领先的投资银行但并没有商业银行经营经验。
工商银行对此的解释是这项投资有助于工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和消费者住宅金融战略。
由于股份在9%至20%之间,战略投资者并不负有管理职责,但有权命名1到2名董事,董事会成员一般超过15名。
对直接投资的保护相对有限。
美国银行只覆盖了2004年调整后的财务报表,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高盛分别只受保护于2004年底和2005年底的账面价值下降。
战略投资者已经或者计划开始在一个或更多的非核心银行业务领域开始合作。
信用卡业务是备受关注的领域,汇丰和交行的合作可以视为一个典范。
两行的信用卡业务作为合资企业经营,根据既定协议,一旦监管限制取消,汇丰将取得50%的股份。
苏格兰皇家银行与中国银行之间也有类似的安排,美国银行正在与中国建设银行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
在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信息科技方面也可能会有类似合作。
外资对较小的中国银行的参与也大量增加。
2004年,5家中国的银行,包括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西安城市商业银行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拥有外资股权的中国银行数量翻了一倍。
2005和2006年初期,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进一步扩展,包括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北京银行和杭州市商业银行。
虽然进入中国银行有诸多风险,包括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监管规定,但是外资的兴趣可能在于:
(1)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创造了大量商机;
(2)相对整体经济而言的银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3)银行业最近的改革成果、不断改善的监管环境和WTO对外资银行在2006年12月11日的全面开放承诺;(4)“全球资产负债表”观点——由于主要外资银行的全球经营规模,技术的投资回报率将更高,一旦技术平台构建完成,扩展技术平台和整合交易处理流程至地区中心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
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定价各不相同。
例如,相比外国战略投资者在交行IPO之前所支付的价格,交行当前的股价已经高出了300%,战略投资者取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IPO价格目前相比IPO前战略投资者支付的价格也已经分别高出大约160%和170%。
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定价。
首先,战略投资的进入可能增加了投资者信心、提高了潜在的市场价值。
第二,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对双方可能都意味着潜在的巨大利润。
第三,战略投资者将被“锁定”一段时期,通常为三年,所以目前的利润并不能马上兑现。
到目前为止,外国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改善还是有限的。
外国投资者已经:
(1)增加了银行资本,由于外国投资者的收购范围中包括已有股份,他们的投资部分转变为外管局投资;
(2)增强了大规模IPO所需的信心;(3)改善了公司治理和管理,因为部分董事会成员由外国投资者推荐任命;(4)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援助。
总体而言,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和机会去改善中国银行业的核心业务领域尚不确定。
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股权相对较少,管理方面的参与也很有限。
虽然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将带来很多收益,包括更高的透明度和一些知识转移,但是至今战略协议的框架并不能确保投资者必能改善风险管理,这是中国银行业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外国投资者在非核心领域的经营可以是有利可图的,而无论银行的整体表现如何。
几乎所有的战略投资者都已经开始在一个或更多的非核心领域开始合资经营,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可能更深入。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领域的投资回报并不完全取决于银行的整体表现,这将部分抵消掉上文所提及的那些风险,同时也将削弱投资者在商业银行核心领域努力推行变革的动力。
政府当局需要确保:
(1)在非核心领域的合作协议中没有价值损失,因为银行将整体上市,否则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和声誉问题;
(2)外国投资者有强烈动机全力投入于核心银行业务的改善。
三、国际经验的启示
国际经验并没有对外国投资者最终将会对中国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提供很多角度。
大多数研究专注于分析外资银行全资拥有分支机构或者对国内银行拥有控股权的情况。
外资目前对中国银行业的进入形式是非常特别的,外资银行只占有相对很小的股权,而且以目前的计划来看,这种情况还会维持很长时间。
虽然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有一个战略投资者,但是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数量还是很少,参与管理的程度同样也很有限。
国际经验显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高效率存在正面效应。
例如,美国放松银行在各州之间开设分行的限制后,在信贷的可获得性、银行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都有所提高(JayartneandStrahan,19961998)。
外资银行的投资经历表明外资银行对提供东道国银行业的平均效率的确存在正面效应,因为这些外资银行在其母国通常都处于经营最有效率的银行之列。
外资银行进入的收益可能取决于东道国的发展水平。
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比如中国,外国进入者往往比负担沉重的本国银行更有效率,更激烈的竞争也将提高总体银行效率。
当外资公司进入他们有优势经验的市场并引进更多复杂的风险管理方法时,外资银行的参与往往会尤其有效。
其他有关外资银行进入、市场结构和息差、利润空间之间关系的研究(Barajas,Steiner,andSalazar,2000andDemirguc-Kunt,LaevenandLevine,2004)同样显示外资银行进入和金融中介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之一是外资银行会掠夺最好的顾客,把低质量的顾客留给国内银行,这将导致国内银行面临更高的资产组合风险、不能为风险偏好度高的顾客提供信贷。
虽然有一些事实表明外资银行至少在最初阶段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并成功赢得最好的客户,但是并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表明这就不是一个有效结果或者这将影响金融稳定。
在最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Detragiache,TresselandGupta(2006)表示在一些贫穷的国家,外资银行参与程度愈高,对私人部门的借贷就愈少。
外资银行渗入愈多的国家,信贷增长愈慢、信贷的可获得性降低。
但是,他们并未发现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负面效应,因此这个担心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
而且,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中介职能的低效,而不是信贷可获得性的缺乏。
银行所有权的国际化也会对银行的息差和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尤其实现了更多的利差收入和更强的盈利能力。
这个发现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足以弥补他们在借贷和吸收资金时的信息劣势。
但是,在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赢利能力较低,在这些地区,他们并没有多少技术优势。
四、结论
近期外国投资对中国银行的投资热潮和根据WTO协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形成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特有因素,并显示未来外资银行将很有可能在中国银行业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以国际经验的角度,总结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进入情况。
虽然在很多国家,外资银行的进入往往采取直接收购或者控股的形式,但是外资在中国银行业所占的份额很小、所参与的管理程度也很有限,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法规限制。
从外资银行的角度来看,这些投资是进入中国市场具有战略性的步骤,但是至今他们其实只是中国银行业资产组合的重要投资者而已,他们的业务活动还处于边缘状态。
总体来说,中国将从进一步向外资开放银行业中获得很大的收益。
国际经验的最重要启示是当外资银行有足够的激励和充分的机会时,他们将带来显著收益。
为外资创造这样的激励机制和机遇,将有助于金融系统收获外资参与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外资也完全可以承受自身借贷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
主要外资银行作为小股东进入中国银行业还是近期发生的事情,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亦逐步进行。
因此,我们需要时间确定外资银行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将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于外资对中国银行核心业务的影响,银行业不同产品和地区的有效开放程度,以及外资银行对银行市场环境和效率的影响。
附录:
外资对国内银行影响:
几个国家的经历
马来西亚:
是新兴市场拥有较大和完善的外资银行的一个范例。
DetragiacheandGupta(2004)比较了不同类型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他们发现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相对较少、盈利能力和资本相对较高,而且这些指标在金融危机时甚至还有所提高。
国内银行对房地产和股票的贷款集中度较高,这些贷款在危机时损失惨重。
与普遍的观点相反,外资银行并没有在危机时放弃马来西亚市场;相反,外资银行贷款和存款的收缩程度要小于国内银行,这可能是由于存款者认为外资银行更安全并将存款转移。
韩国:
虽然要做出任何肯定性的结论还为时过早,韩国的经历还是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外资银行的整体财务状况和表现要好于内资银行。
此外,外资银行的更多参与往往带来更多的竞争,这一点可以从来自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的非利息收入减少以及利润也因此减少看出。
中欧和东欧:
中欧和东欧经济体的经历证明,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系统在资本配置、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与国际标准更为紧密接轨,外资参与程度的不断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在银行系统私有化、并为加入欧盟做准备的情况下,其金融业吸收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在有些国家,早期国内银行业私有化进程的不当后果迫使当局依赖外资对其银行业进行资本充实,并许可外资的所有权(波兰和捷克)。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各国在外资银行方面的经历各不相同。
阿根廷危机时,一些国际银行不仅重新考虑了它们的扩张计划,而且也考虑减少它们在该地区的业务活动。
阿根廷的例子通常被称为“切断并逃离”(cutandrun)假设的范例,即外资银行往往在面临困境时离开。
但是,乌拉圭的例子却大相径庭。
在这里,外资银行全力支持了政府的一揽子措施,帮助避免了银行危机的全面爆发。
因此,拉丁美洲的经历表明即使在危机时刻,外资银行对分支机构的支持行为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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