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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Unit1创建低碳经济
概述
对于主要由人类活动而迅速积累的温室气体引发了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没有人再持有异议。
除非我们协同一致,快速转向低碳经济,否则全球变暖的趋势将会愈演愈烈。
这一危机日益彰显逼近。
正如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所声称的:
“如果在2012年之前我们还没有采取行动,那就为时已晚了。
我们在未来两到三年中的所作所为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
同工业化前的水平相比,地球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8摄氏度(1.4华氏度左右),速度为自1975年以来每十年增加0.2摄氏度;如果我们仍然一意孤行,那么温度还会继续发生永久性的变化。
这种温度变化听起来似乎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时的全球平均气温不过比现今低约5.4摄氏度(9.7华氏度)。
很多权威的气候学家们都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如果我们现在的温度超过工业化前2摄氏度(3.6华氏度)的话,我们将会迈进一个危险的未知国度。
没有人能知道到底全球变暖具体达到多少度会变得无法控制,并且造成像干旱、洪水、飓风以及热浪等自然灾害的逐渐恶化,造成诸如格陵兰岛或西南极洲大冰原坍塌以及伴随的全球海平面上升等意外的灾难性变化。
但是我们还依然在我们唯一的家园上不断做着危险而又不受约束的尝试,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气候变化视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一项挑战。
《华盛顿邮报》4月刊报导到:
“对于许多儿童和青年而言,全球气候变暖无异于当今的原子弹。
对于环境危机的担忧正影响着这一代人,正如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冷战等等挥之不去的‘战争游戏’影响了20世纪的灵魂一样。
”
有些可怕的预测可能并不会发生,但考虑到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发出的警告,如果我们再冒险尝试将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想要避免全球变暖引发的最严重恶果则为时晚矣。
环境损失
气候变化对环境所造成的后果预测众所周知。
依据稳健可靠的优新科学数据分析,唯一保持不断变化的景象就是越来越糟的环境。
作为首席科学政策专家之一,哈佛大学的约翰·霍尔德伦指出,在所有环境问题中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危险的,因为气候就像一个信封,保障其中所有自然生态系统正常运作。
如果这一包裹层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就会“对环境影响下人类福祉的每一个层面产生不利影响。
”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IPCC2000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官方机构于2007年4月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鲜明的预警图。
IPCC的报告声称“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所有大陆和一些海洋的物理及生物进程”。
在诸多影响中,该报告尤其警告:
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洪水和严重的风暴,包括飓风,将变得更加严重,对生命和财产造成更大损害。
飓风强度增加。
(其他最新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不只是强度,飓风的频率也会增加,同时伴随海表面温度升高)。
海平面上升,威胁亚洲的大型三角洲地区、欧洲沿海城市、北美和拉丁美洲的低洼地区,及小岛屿。
单是格陵兰冰原融化就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7米。
水资源匮乏问题恶化,10亿至20亿人口面临缺水。
发生高温及洪水造成死亡、水及食物传染疾病的风险增加。
作物产量下降,一些地区饥荒严重,包括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
渔业不景气。
珊瑚礁系统退化。
全球20%至30%的植物和动物面临灭绝。
经济损失
关于气候变化的具体经济成本很难确定,但如果我们不改变做法,这笔数字无疑会非常庞大。
参考保险业的趋势,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暗示,当损害程度上升到一定量时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在全球变暖带来的诸多影响里,其中之一就是极端天气现象的产生。
2001年在摩洛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上,如瑞士和慕尼黑等大型再保险公司(为其他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发出警告表示极端天气事件一再增加。
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声称:
“如果我们把过去十年和20世纪60年代相比较,真正大灾害性天气的数量增加了4倍。
经济损失已经扩大了7倍,保险损失也提高了11倍。
”2004年瑞士再保险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气候变化加剧导致的自然灾害损失在未来10年内可能每年都会翻倍至1500亿美元。
由英国政府委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撰写的《斯特恩评论气候变化下的经济》引起了广泛讨论,他在其中更系统地总结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影响巨大: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对经济和社会活动造成很大破坏,在本世纪末及下世纪,其规模类似二十世纪前半叶大战和经济衰退带来的相关影响。
想要逆转这些变化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斯特恩认为造成这一重大破坏的成因很多,包括:
如洪水、干旱、飓风、热浪、大暴雨等极端天气现象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由于保险费用更高或更不稳定,此类现象可能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同时存在突发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
斯特恩还指出,迫于环境条件恶化,经济增长缓慢,生产力下降,气候变化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可能带来哪些后果。
创建低碳经济
想要设计旨在创建低碳经济的政策,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哪一范围内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却不会触发全球变暖的危险后果。
第二,在温度极限内要保持多低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回答这两个问题(温度极限和浓度极限)必须运用以历史气候数据为基础做出的科学分析和对未来状况的预测,以及通过最先进的计算机模型所描绘出鲜明的未来预测图。
如前所述,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水平约高0.8摄氏度(1.4华氏度),并且将永久性再升高0.6摄氏度(1.1华氏度)。
即使我们明天停止排放,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会继续上升,因为这些气体在大气中能保留很长时间——不同温室气体一经排放,可能保留几十年甚至几千年。
其证据是我们曾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保持在不超出工业化前温度约2.0摄氏度(3.6华氏度)的水平,这一水平是美国进步中心及其他组织在2005年撰写的一份名为《迎接气候挑战需要》的报告中所倡导的,该报告隶属于由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R-ME)和英国议员斯蒂芬·拜尔斯主持的国际气候变化专题小组。
约翰·霍尔德伦讨论到,科学观点所认为的适当温度目标最近已经下调:
几年前,许多分析师和团体均表明将大气浓度稳定在上升3摄氏度的水平是合适的目标……但是前几年比工业化前平均温度仅高出的0.8摄氏度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已经使得许多分析家坚决主张应该制定一个更高目标,一些国家(包括欧盟)将其设定在2摄氏度。
如果这一范围内的温度目标没有实现,地球将面临严重风险。
霍尔德伦在2007年2月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提交的声明中说:
如果温室气体累积,将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提升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2.5摄氏度的水平,那么人类将难以承受、无法治理的气候变化就非常有可能发生,并对人类的福祉产生影响。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我们的结论是相对200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超过1摄氏度将构成“危险”的气候变化,这一点从海平面上升和物种灭绝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可以做出判断。
IPCC在2007年5月出版的第四次气候变化减缓评估报告中分析到,现在的大气浓度同工业化前全球平均气温预计的升高程度持平。
根据这一分析,平均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的增长范围内将需要CO2等量浓度——或CO2e,即和CO2相比所有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力的测量方式——范围为445等份/百万至490等份/百万,这一目标有相当难度。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就显而易见、刻不容缓了。
如果我们忽视了气候变化和依赖石油的风险,或不能左右政府来解决它们,那么我们终将被迫采取更加昂贵但又低效的应急方案。
应对气候变化采用目光短浅、一切照旧的方法,将来应付越来越多的灾害损失就会变得更难,我们也会被迫放弃不顾全球变暖而投入的现有基础设施设备及任何新的物质资本。
此外,我们将与成为开发替代能源和高效能源使用的历史机遇以及经济领导地位失之交臂。
相反,我们应该抓住现在的挑战和机遇,开始创建低碳经济。
Unit3扶轮青少年交换经验:
文化冲击
丹尼斯·怀特
大多数人都很熟悉“文化冲击”这个术语。
很多人把它看作是在接触一种不同的语言、风俗或食品后表现出来的暂时性地困惑、迷茫的心理状态。
然而,我们经常忽略的是“文化冲击”通常是对深层次的文化差异的一种深刻反应,这些差异包括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游客们遇到的“文化冲击”往往流于表面,真正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才会对“文化冲击”做出即时反应并适应基本的文化差异。
通过在异文化中的生活与学习,特别是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里,参加“扶轮青少年交换”项目的学生往往会经历深刻的“文化冲击”,这有时甚至会贯穿他们在国外的整个过程。
尽管每个学生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但大多数参加一年期项目的交换生经历着几乎相同的适应文化冲击的过程。
需要强调地是,虽然文化冲击可能会让人很不舒服,但其本身或经历它的人并无不妥。
相当普遍的情况是:
学生们在适应文化冲击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但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有价值的经历。
许多人会说,只有当经历了显著的文化冲击,才是最有价值的交换。
文化冲击通常涉及至少四个阶段。
随着学生们越来越成功地浸入到东道国的文化里,这些阶段还会不断的循环反复。
这四个阶段包括:
兴奋期
当人们初次到达一个新地方,看到新鲜的事物、参加不同的活动、结识新朋友时,通常会有一种兴奋与刺激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交换最初的一段时间最明显,在学生经历新事物时也会不时重演,例如更换寄宿家庭、结识新同学或者继续新旅程。
这种兴奋感有时也来自于学习了一种新的技能或增加了对当地文化的理解。
易怒期
这是与“文化冲击”最相关的一个阶段,通常发生在最初的兴奋感消失、文化差异开始凸显的时候。
这些文化差异往往超出了食物和语言的范围,对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难以形容和表达。
不论学生们如何试图理解并接受这些差异,他们仍然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喜欢或不明白为什么当地文化是这样的,而且似乎很难摆脱这种感觉。
在一个学生面临以前没有经历或了解过的文化差异时,他随时会感到愤怒与挫败。
适应期
这是最漫长、最困难也是最有益的阶段。
学生们学会了接受事实—为了交换学习的成功他们不得不适应当地的文化。
为此,他们要努力适应他们可能不理解、甚至不喜欢的风俗习惯。
有时即使他们非常努力,仍然会遇到难题,因为这种适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当地语言的掌握。
当学生们开始使用当地的习语(字面意思之外还有隐含的意义的表达)思考和交谈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调整自己;当他们注意到自己在不假思索地做某些事,而这些事他们以前从未想到会变成一种习惯时,他们也在调整自己。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来自注重形式的文化的学生在谈话时可能变得习惯和别人靠得很近,还时不时有身体接触。
适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学生在发现新差异时不断地刻意调整自己。
双文化能力
这个阶段已经接近交换的尾声,或者有时直到学生回到母国后才出现。
在这一阶段学生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也能胜任,并且可以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感受这个世界。
当这个阶段在交换末期出现时,似乎对学生很不公平。
正当他们逐渐了解如何在东道主文化里更好地生存时,他们不得不回家了。
下面的表1描绘了一个学生在典型的一年交换期中适应和应对文化冲击的模型。
加粗的波浪线代表了学生在经历不同阶段时的情感起伏。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包括临行前的准备时间,符合最初的兴奋期阶段。
这个阶段在兴奋感消失时,有时也被称为“蜜月”结束时,达到顶峰。
这时现实开始降临,深层次的差异已经浮现,学生们往往容易受到挫折。
虽然有时候易怒期来得比较慢,但这几乎不可避免,尤其在学生的民族优越感与现实发生冲突时。
最低谷通常发生在交换四个月后,或者说12月中旬左右,因为学生们8月开始交换。
对信仰基督教的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过得第一个远离家庭的圣诞节。
因此,学生们常常受到文化冲击与思乡情绪的夹击。
易怒期之后是更漫长的逐步调整与适应阶段,学生掌握了在东道国生存、生活所必需的文化工具。
这一阶段实际上涵盖了之前几个阶段的循环,在不断的困惑、沮丧和愤怒后学生们对当地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最后阶段显示,回家会使学生陷入另一种低落期。
如果学生对回家的期望很乐观,认为“情况会变好”,那么他们回家后不久遇到“逆向文化冲击”时就难免伤心。
这种现象学生理解得不多,也不常预料到,但它同最初的文化冲击一样平常。
学生经历逆向文化冲击的程度是衡量他们是否成功融入东道国文化的一个粗略指标,而不是犯错的表现。
只有经历逆向文化冲击,学生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改变程度。
最后,认识他们融入二元文化的程度。
经历文化冲击的历程也被描述成从民族优越感到民族相对主义的历程。
所有文化都是民族中心主义的。
他们教导成员们自己民族的处事方式是正确的,自然的,是最好的。
那么当有人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接触到不同的价值观,行为举止和信仰时,他就会以一种防御性方式回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另一种文化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
民族相对主义是人们逐渐意识到还有其他有效的办法来处理事情—无论我们是否同意。
当交换生经历了最初的否认阶段(这发生在易怒阶段),他们就会开始学习必备的技能以适应和胜任新的文化。
这之后,他们形成了民族相对主义的世界观。
他们的想法可能遵循这一过程:
•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做—这好蠢。
•但他们这样做似乎挺好。
•如果我想在这里生存,我最好学习这样做。
•现在,我可以这样做,它看起来没那么糟,虽然我可能还是喜欢我的方式。
发展成功融入另一种文化的能力就是经历文化冲击的过程。
通过分析能力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从本质上说,文化冲击经历四个阶段:
有意识的能力缺失
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不知道怎样做事,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们很无知。
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知道打招呼的正确方式。
例如,当我们进入一个问候方式十分不同的文化时,我们会轻易地用自己的方式打招呼,殊不知,自己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无理或是侮辱。
无意识的能力缺失
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许认识到做错了,但是却不具备正确应对的能力。
我们知道另一种文化在问候时会花很多时间询问亲属,但是如果我们并不熟悉其语言,那么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很困难。
有意识的能力
在此阶段,我们已经学会了必做之事所需要的必备技能,但仍然要有意识提醒自己去做。
也许我们会认为,当遇到一个朋友的时,停下来讨论家人的健康很浪费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如何去做,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文化中,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它是文明和礼貌的表现。
无意识的能力
在这个阶段,我们十分熟悉新的文化环境,可以不假思索地行事。
我们也许会发现,当和朋友打招呼时,停下来聊天,询问彼此家人的健康都是很自然的,就仿佛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当交换生具有无意识的能力时,他们已经上升到了二元文化阶段,学会了适应文化冲击。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民族相对主义世界观。
由此观之,文化冲击不是要回避的难题,相反,它是人们经历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生活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Unit6城市生活对大脑的损伤及对策
从18世纪公民聚集、讨论化学和激进政治的伦敦咖啡馆,到毕加索曾对现代艺术抒发胸臆的现代巴黎左岸酒吧,城市一直是知性生活的引擎。
没有都市,我们可能不会有莎士比亚或詹姆斯乔伊斯伟大的艺术;甚至爱因斯坦的灵感也来自于通勤列车。
然而,城市生活并不容易。
曾经激励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同一个伦敦的咖啡馆,帮助传播了霍乱;毕加索最终在安静的普罗旺斯买了房子。
尽管现代城市对于剧作家、诗人和物理学家而言可能是一个避风港,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脱离自然、令人压抑的地方。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城市对大脑的影响,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他们发现,仅仅只是身处城市,我们的基本心理过程也会受到妨碍。
在拥挤的城市街道待上几分钟,大脑的记忆力就会下降,自我控制能力也会变差。
虽然我们早就意识到城市生活太累人——这也是毕加索离开巴黎的原因——但这一新的研究表明,城市会使我们的思维变得迟钝,有时会非常迟钝。
“思想是有限的,”伯曼说。
伯曼是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并负责一项测量由城市短暂步行而造成认知缺陷的最新研究。
“我们正在开始了解城市是如何突破这些思维界限的。
”
工作时一个主要的压力是对于大脑非常有益的自然环境的缺乏。
例如,研究表明,住院病人看到窗外的树木时会恢复得更快,而住在公共租住房的妇女如果其住所俯瞰草坪庭院则注意力更加集中。
看来,即使这些短暂的对自然的目光接触也能提高大脑的性能,因为这让大脑从城市喧闹中得到了暂时的休息。
正当人类跨越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之时,这项研究悄然而至:
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中的大多数居住于城市。
对于一个曾在非洲大草原繁衍的灵长类小部组物种而言,这种迁移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人类放弃了广阔、开放的生存空间,挤进了钢筋水泥的丛林,四周被叫嚣的出租车、繁忙的交通和众多的陌生人包围。
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样脱离自然的环境对于身心健康极其不利,还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
想想当你走过一条繁忙如纽伯里街的大道时,大脑需要记录的一切吧。
拥挤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你得小心避让的人群;大脑必须时刻监控交通流量、充满危险的人行横道。
(大脑是一个谨慎的机器,总是寻找潜在的威胁。
)混乱的城市道路迫使人们不断地思考关于他们要去哪里,如何到达那里的问题。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大脑活动却使我们筋疲力尽,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活动需要动用大脑中的薄弱点。
城市中到处都是这样的刺激源,我们需要不断地引导注意力才不致为不相关的东西分神,比如闪烁的霓虹灯标志或公交车上身边陌生人的手机通话等。
这种有意注意——我们告诉大脑该留意什么——需要耗费精力和努力。
大脑就像一部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但有意注意要消耗大量的处理能力。
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则不需要大脑如此费力。
这被称为注意恢复理论,简称ART,由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卡普兰首次提出。
虽然早就知道人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早上集中精力后下午注意力很难再集中——卡普兰提出假设,认为沉浸在自然中,注意力会得到恢复。
想象一下在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畔散散步吧。
松树和山核桃树环绕湖水,山雀、红尾鹰窝在枝头;松鼠和兔子灌木丛中追赶嬉戏。
自然环境中随处都是大脑无需费力就可自动捕捉的东西,而又不会引发像听到汽车逆火时产生的负面情绪反应。
大脑这部机器可以充分放松、休息。
“中央公园建在曼哈顿市中心绝非偶然,”伯曼说。
“人们需要在那儿建座公园。
”
在一项研究中,伯曼给密歇根大学的本科生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该研究的报告于上个月发表。
一些学生去逛了一个植物园,而其他人则走安娜堡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上。
受试者再接受一连串的心理测试。
在一项注意力及工作记忆的测试中,行走于闹市的受试者情绪更糟,测试得分较低,并有重复出错的现象。
事实上,仅仅浏览城市场景的照片就造成了明显的大脑活动障碍,至少与浏览自然场景的照片时相比是这样。
“当我们看到繁忙街道的照片时,会自动想象街道是什么样子,”伯曼说“这时你的注意能力就开始受到影响。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根据一些研究,患有注意障碍症的儿童在自然环境中症状较轻的。
置身花鸟虫草中,他们不大会有行为问题,并且能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任务。
研究发现,即使是小范围地接触自然也会带来好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伊利诺伊大学自然景观和人类健康实验室主任弗朗西丝·郭与住在罗伯特·泰勒之家----芝加哥南部的一项大型住房工程----的女性居民面谈。
郭和同事对这些被随机分配到不同寓所居住的妇女进行了比较。
有些妇女只能看窗外有杂乱无章的混凝土建筑、柏油铺就的停车场及篮球场。
而有些妇女则能看到草坪、树木和花圃。
接下来,郭对这两组妇女进行了各种不同任务的测试,包括注意力的基本测试及处理生活重大挑战的方法等。
她发现,住在能看到绿色风景的房子中的人在各种测试的表现都有显著提高。
“我们建造了一个令自己身心俱疲的世界,”郭说。
“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呆在家里时注意力也无法集中了。
”
然而城市的密集生活不只是让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
它也会干扰我们的自制力。
漫步在纽伯里大街上,大脑受到各种诱惑的冲击----焦糖拿铁、iPod、折扣羊绒衫和高跟鞋。
抵制诱惑,就要求我们弯曲位于眼睛后面的前额大脑皮层。
不幸的是,这里正是负责有意注意的大脑区域,也就是因都市闲逛而已精力耗尽的大脑区域。
因此,这时大脑的自控能力下降,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挥霍金钱购买并不真正需要的拿铁和鞋。
虽然人类的大脑具有难以置信的计算能力,但它也非常容易短路:
只需一条繁忙喧闹的城市街道。
“我认为城市揭示了一些所谓“高级”大脑功能实际上有多么的脆弱的事实,”郭说。
“我们把这些功能视为理所应当,但事实上他们需要受到保护。
”
相关研究表明,“认知负担”的增加----如居住于城市的心理需求----使人们更可能选择巧克力蛋糕而不是水果沙拉,或沉迷于不健康的零食。
这正是城市生活的两面性:
一方面它削弱我们抵制诱惑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又用各种诱惑包围着我们,从快餐店到色彩炫目的时装店,最终给我们留下过剩的卡路里和信用卡债务。
城市生活也会导致情绪失控。
郭和同事发现,住在能看到绿色景观的公寓中的人较少有家庭暴力。
这些数据建立在先前的工作基础之上。
先前的工作发现城市环境中的某些方面,如拥挤和不可预知的噪音也会导致攻击性增强。
被城市生活搞得疲惫不堪的大脑更容易失去控制。
早在科学家警告大脑皮层的疲惫不堪之前,哲学家和景观建筑师就对纯粹的城市景观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警告,并寻找方法将自然融入现代生活。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建议人们“采用大自然的节奏,”而景观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则试图打造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和波士顿的翡翠项链,让民众摆脱城市生活的漩涡。
虽然奥姆斯特德煞费苦心地设计具有各种动植物栖息地的公园,但城市绿地很难多样化。
部分原因是由于“草原假说”,该假说认为,人类更喜欢类似于进化过程中曾居住过的非洲那样开阔的景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假设使城市中的草坪面积增大、数量快速增加,其间点缀着些许树木和活动场地。
然而,这些大草原式的公园实际上对大脑并无多少益处。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昆士兰大学生态学家理查德·富勒发现,绿色空间的心理效益与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城市公园中树木的品种较多,则在这里呆过的受试者在各种心理健康测试中的得分都较高,至少与其在生物多样性较少的公园呆过后相比是这样。
“我们非常担忧城市化对于其他物种的影响,”富勒说。
“但是我们人类也受到了影响。
绿色空间能让我们放松、休息,这就是对其进行投资的重要原因。
”
一座设计得当的公园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提高大脑的功能。
正如伯曼的研究结果那样,仅仅观赏自然场景就可在注意和记忆测试中获得较高的分数。
虽然人们到处寻找方法提高认知能力,包括喝红牛饮料提神和重新设计办公室布局等,但似乎这些方法很少能像在自然环境中散步那样奏效。
鉴于城市生活加剧了许多心理问题的恶化----从无法集中注意力到缺乏自我控制---存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城市继续发展?
为什么即使在电子时代,城市仍然是知性生活的源泉?
最近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用一套复杂的数学运算表明,引发注意和记忆错误的城市特色——拥挤的街道,令人崩溃的人口密度——同样也与创新程度有关,这是因为陌生人之间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进行着交流。
这些科学家认为,正是因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它才成为创新的源泉。
18世纪伦敦人口密集有可能引发了疾病的爆发,但它也导致了知识的突破,正如美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剑桥,成功地成为创新中心一样。
该研究的一项推论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地区,像凤凰城,有可能虽经时间的洗礼却少有创新
那么,关键就在于找到办法,既减轻都市生活造成的心理损害,同时又保存其独特益处。
例如,郭自称“不是一个自然人”,但是学会了寻求更自然的环境:
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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