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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资产投资率地认识及政策建议
经济预测分析
第6期
国家信息中心2014年2月28日
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认识及政策建议
内容摘要: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率明显偏高。
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走势,尽管继续冲高的动能开始减弱,但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高水平。
高投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受高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也与投资效益和投资结构有一定关系。
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是十一五就提出的任务,但执行结果却相反,原因就是追求GDP高增长的目标没有改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势都要求降低投资率。
降低投资率还应减少政府对投资的直接干预、淡化GDP指标、提高投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投资过度将抑制居民消费,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判断投资规模适度与否的常用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率。
从国际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率一般在18%-25%,不宜超过30%。
我国近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明显过高。
不过,我国的高投资率也有一定的客观性。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投资率可能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投资规模也无须刻意打压,重要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一、对我国投资率的认识
1、我国投资率确实过高
表1、固定资产投资率(单位:
%)
全社会投
资/GDP
全社会投资(2000年价)/GDP(2000年价)
资本形成率
固定资本形成率
1996
29.13
29.38
38.80
32.43
1997
28.58
28.77
36.70
31.80
1998
30.46
30.45
36.20
33.02
1999
30.13
29.86
36.20
33.50
2000
30.02
30.02
35.30
34.27
2001
30.71
31.22
36.48
34.63
2002
32.71
33.38
37.82
36.22
2003
37.02
37.93
40.96
39.15
2004
39.89
41.39
42.97
40.46
2005
43.44
46.11
41.54
39.61
2006
46.02
49.95
41.74
39.49
2007
46.75
52.58
41.61
38.99
2008
49.80
55.42
43.78
40.54
2009
59.62
67.56
47.15
44.92
2010
62.68
73.11
48.06
45.58
2011
65.84
77.65
48.31
45.64
2012
72.20
85.82
47.76
45.68
资料来源:
基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从统计数据上看,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率(全社会投资/GDP)还是固定资本形成率,我国均为世界最高水平。
从2003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率一路飙升,2012年达到了72.20%,若均以2000年价格计算更是达到了85.82%,这一数值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极为罕见。
但若看资本形成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尽管也是一路走高,但要平缓得多。
2012年固定资本形成率达到45.68%,比投资率低26.5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较低,表现为投资周期长和形成有效资产少。
投资率高不仅挤占了居民消费,也降低了投资效益,造成投资资金的浪费。
2、固定资产投资率过高的原因
一是我国百姓的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决定了我国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
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建设强度高、密度大,城乡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均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投资率必然比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要高。
三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引进外国资金,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且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我国利用外资中大部分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四是土地购置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快速增加,其占投资的比重不断攀升,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提高产生了重要作用。
五是固定资产投资率存在虚高问题,2011年世界银行有个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消费率存在低估,两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
2011年国家统计局对10省投资项目核查时发现了诸如投资项目虚报、重复报、提前报、随意调整计划总投资等问题。
特别是在现有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下,施工单位为获取项目而支出的公关费用、建设单位在招标过程中得到的回扣等,在统计上都以工程款项被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造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被高估。
3、提高投资效益是降低投资率的有效手段
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率均出现过快速上升的时期,并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阶段后,固定资产投资率开始下滑,并趋于稳定。
这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科技进步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经济增长必然由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会逐步缩小,固定资产投资率也会趋于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不断攀升,但投资效果系数特别是以不变价计算的投资效果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投资效益十分低下且在不断恶化中(详见下图,其中,投资效果系数1为名义投资与GDP计算而来,投资效果系数2为2000年价投资与2000年价GDP计算而来)。
根据投资率与投资效果的关系,当总投资一定时,如果投资效益提高,投资率就会下降,可见提高投资效益是降低投资率的一个有效手段,应在这方面下更大功夫。
二、固定资产投资率走势的分析
1、固定资产投资率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我国的投资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保持较高水平。
(1)适度的投资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尽管城镇化率的提高速度可能会有所减慢,但推进城镇化仍是经济发展的重点,而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投资。
与此同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搞好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投资规模来支持。
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近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各地区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现代化水平处于前列的地区其固定资产投资率比较低,而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或者处于向更高工业化程度转变的地区,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生产能力,会保持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
(2)投资率的降低要防止对经济社会造成大的冲击
当前的生产结构是在长期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率下形成的,并与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率相适应,这种生产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改变,更不可能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变化既要受现有生产结构的制约,又对现有生产结构造成影响,投资率变化过大,会对现有生产结构造成过大冲击,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因而,应努力实现高投资率的软着陆,防止因投资率下降过快对经济社会造成大的冲击。
(3)我国仍存在吸收高投资的广大空间
一是我国投资需求巨大。
尽管我国铁路投资呈现了跨越式发展,铁路运营里程大幅增加,但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繁忙和最高效的铁路系统,铁路网络占世界铁路总网络的比重大幅低于运量占全球的比重。
从高速公路情况看,尽管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尤其在内陆省份)的建设飞快增长,但整体而言中国高速公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再从地铁情况看,中国现有地铁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比较落后,而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
二是我国投资有资金支持。
在世界上我国属于储蓄率最高的国家,2011年,依据资金流量表计算,我国国内总储蓄率达到50%以上,其中居民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可以从内部动员更多本属于消费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
2、固定资产投资率继续冲高的动能开始减弱
一是我国高储蓄率优势正在减弱。
高储蓄是受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其中,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及体制改革红利是决定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
从人口结构来看,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呈现出快速上移的趋势,1990年代后新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总抚养比近年逐步上升,这些变化都将压低居民储蓄倾向,拉高消费率。
从制度红利来看,随着制度结构的日趋成熟,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红利会自然趋于下降,相应的储蓄也会趋于减少。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在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后,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粗放、外延式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整体工业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人民消费观念开始出现较大变化。
二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资金可能会出现困难。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受经济减速与房地产调控深化的影响,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削减,财政收支矛盾更趋突出;目前地方政府备受债务问题困扰,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末,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和负有担保责任及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简单加总约为30万亿元。
一些地方融资平台本身已负担过重,加上监管层严控金融机构以非正规的方式向平台输血,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虽大,但资金来源受限。
自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将审批权下放后,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项目提供隐性担保,资金的筹措将更成问题。
三是民间投资信心不足。
由于民间投资进入的多为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较强的行业民间投资进入程度有限,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占比不高,加上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企业转型进展缓慢、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有限,导致新的投资热点缺乏,因而民间投资信心仍显不足。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2013年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当前的政府投资需求相对较旺,但是民间投资需求仍显不足。
其中,民营企业未来的计划投资额增长速度仍然较低,民营企业2014年计划投资额预期“增长”的比例虽然略高于2012年,但明显低于2011年及2010年。
三、通过提高投资效益和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率
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提出的投资双重性原理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提供需求和扩大生产能力的双重作用,若扩大的生产能力属于产能不足行业,即可在增加资本存量和供给能力的同时满足社会需求,相应增加国民收入。
因此,对高投资率要做具体分析,在要素价格合理的条件下,由居民储蓄率高导致的投资率高不存在问题,而由企业利润率高和政府高税收导致的高投资率则可能挤压消费,导致结构失调,而资金投放过度导致的高投资率则会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的高投资率三种因素均有,过度投放货币导致的高投资率需要予以控制,企业利润率高和政府高税收也应适当压缩,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使投资率反映真实的市场投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通过提高投资效益降低投资率。
1、对有助于创新的投资予以政策倾斜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型,创新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如果能够大幅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就能以更少的投资实现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投资于技术创新的收益是各种投资中最大的。
为此,应该在政策上对创新领域的投资予以倾斜和支持,以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强未来产业的竞争力。
2、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提高投资效益
投资的空间布局决定投资项目的长期效益和竞争力。
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下,大多数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而较少考虑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导致投资效益不高。
未来应加强投资空间布局方面的研究和引导,使企业产品综合成本做到最低。
3、提高民生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高收入国家对教育的公共支出平均占GDP的5.4%,中等收入国家是4.5%,世界平均是4.6%,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中等收入国家是5.4%,高收入国家是11.3%,世界平均是9.7%,我国也低于世界平均值。
显然,我国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需要提高,包括软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都需要提高。
4、投资结构调整要由企业主导
调整投资结构有一个由政府主导还是由企业主导的问题。
很多经验表明,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有经验,对项目的选择更好。
因此,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充分尊重企业家的投资决策权。
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扫清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的制度障碍。
5、切实淡化“GDP增速”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而消费率低位徘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政府GDP竞争和考核下,所有地区都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把扩大投资当成推动GDP增长最有效的手段。
依靠投资获得GDP增长,成为三十多年粗放型发展的重要特征。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消除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机制。
2013年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淡化了GDP增速、招商引资规模、财政收入等考核指标。
下一步关键要将这一通知精神真正贯彻落实下去。
6、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延缓并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势
消费率低、投资率高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也有很大关系。
2011年,按照资金流量表数据,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占比60.67%,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60.78%,再分配在居民收入中几乎没有作用。
同时,2000年以来,体现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呈扩大趋势,近年才趋于稳定并略有回落,这也是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率提升困难的内在原因。
故此,降低投资率,让消费对经济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着力。
(执笔:
胡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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