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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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
本文立足于刘琨在文学史中承前启后、不同凡
响的地位和作用,以接受和影响为研究方法,通过其与曹操、郭璞、盛唐边塞诗人群体在诗歌风格、诗人气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刘琨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刘琨不仅是西晋末年名噪一时的民族将领,更是一位足以名留青史的伟大诗人。
由于时乱年深、奔走乱离,他的诗文今天已所剩无几,但其在永嘉诗坛的地位以及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是历史的尘埃所不能掩盖的。
钟嵘、刘勰、皎然等评论家以文论诗,充分肯定了刘琨的诗歌造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更是学其筋骨、自成一家;历代以刘琨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等典故为吟咏题材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以当今仅存的四首诗歌难以考量刘琨诗歌全貌的文学价值,但今人仍给予其高度评价。
因限于资料的稀缺,研究者难以找到新颖的突破口进行研究,仍是在前人总结积累的基础上按部就班、亦步亦趋。
近十年来,关于刘琨研究的专著,只有赵天瑞先生的《刘琨集》一本。
这部专著以“集”为旨,收集整理了刘琨的诗文、年谱以及历朝历代对他的评论和吟咏,对于研究刘
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而关于刘琨研究的专题论文更是寥寥无几,且多是从微观角度人手研究其具体诗歌的风格。
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出发,以传承和接受为视角,用平行研究
和影响研究为方法,具体研究刘琨诗歌的文学史价值,以期对刘
琨诗歌的内涵作出更全面的诠释和补充。
“西晋诗上承以动情和气骨为主要特征的魏诗,下接东晋玄
言诗,是魏晋南北朝隋代诗歌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代”。
但由于诗歌文人化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西晋诗风
逐渐脱离建安诗歌以风力、气骨为特征的发展轨道,刻意追求精致的意趣、华丽的语言形式,逐渐形成了结藻流英、声韵绮靡的主流诗风,内容较为空洞、苍白,缺乏浑厚的意蕴、深沉的情怀。
出身士族的刘琨早年曾在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日以赋诗”,并以
“文才降节”,同陆机、欧阳建等人位列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可见,“颇为当时所许”的刘琨自是难逃轻靡诗风的影响。
而在
八王之乱、抗击胡兵等一系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惨痛经历中,刘琨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唱出了带有建安遗韵的感恨哀歌,从而奠定了刘诗的基本风格。
凄戾、悲凉、清刚等字眼,是历代评论家对刘琨诗歌的总体概括,其与建安风力相似的诗歌情调,也成了后世评价刘诗上承建安诗歌的有力证据。
这种继承不是单纯的模拟、空洞的模仿,而是失传了近百年的倡导“力”与“情”,“气”与“骨”的建
安诗魂在西晋末年的永嘉诗坛有了一位真正的传承者。
不同于对
精致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由真挚情感奠定的诗歌的力量美,是刘琨的情意在创作中由内而外自然绽放的惊心动魄的瑰丽华彩。
建安风骨壮美的再现是积极用世、专于功名的陆机不能实现的;更是趋炎附势、望尘膜拜的潘岳不能实现的;也是殚于覃思、失意于门阀制度不能自拔的左思不能实现的……只有亲身经历、亲
眼目睹了“流移四散……鬻卖妻子,生相捐弃……白骨横野”(卷一百零八)惨状的刘琨,才能写出百余年前如《蒿里》、《七哀诗》般悲情四溢的诗歌;只有左手弯繁弱弓,右手挥龙渊剑的刘琨,才能在诗歌中流露出更深层次的自我关照,以及时不我予、深恐功业未成的感慨,一如百年前高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
志在篡汉的魏武帝多雄杰之辞,而志在勤王的刘琨则常吐伤乱之言,但相比之下,二人风格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钟嵘《诗品》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刘勰《文心雕龙?
才略》
评价刘琨“雅壮而多风”;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刘琨“失路英雄,万感悲凉”。
从上述三人不同时代的评价中可析得曹刘二人在诗歌风格上有两大相似之处。
其一,曹刘二人都颇受古风影响,风格质朴。
身处诗歌文人化变革时代,曹操在诗歌发展史上“开一代之风气”,但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却未顺应当时潮流,没有过多地追求辞采雕饰,而是保持一贯的古朴风格。
在形式上,他采用传统的四言体和杂言体,语言上不时采用《诗经》成语,所写的全是乐府;在内容上,他以真实的笔触记载汉末动乱,极具诗史性质。
曹操的诗歌没有文人化的斧凿痕迹,有的是真挚淳厚的古朴情意和吐纳百川的英雄
豪气。
刘琨所存诗歌甚少,从仅有的四首诗歌却不难看出他富有文采而又不饰雕琢的古朴文风。
舍弃曾经受到赞许的潮流诗风,追求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古风,就如刘琨从一个降节事权贵的文人转变成一个尽忠职守的民族将领一样,他不仅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诗歌创作道路。
他的《扶风歌》既叙述了赴任并州刺史途中的所见情景,又表达了其畏惧“忠信
反获罪”的真实情怀。
在其表述中又以悲风、涧水、浮云、归鸟贯穿其中,富有动感,彰显文采,较之曹操的乐府诗,生动活泼了许多。
而在情感表达上,“哽咽不能言”的刘琨也较“歌以咏志”的曹操含蓄收敛了许多。
古朴之中兼有委婉含蓄,但不矫情造作,这既是刘琨高于同辈诗人之处,也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
而在逆流而上、寻找诗歌理想的道路上,曹、刘二人的经历和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处于诗歌文人化发展极致阶段的刘琨相比处于萌芽期的曹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其二,曹刘诗歌都具有悲凉之气。
凄惨震撼的乱离背景是曹、刘二人诗歌创作中悲凉感凸显的客观原因。
一位是久经沙场的汉
末群雄之首,一位是历经百战的西晋民族将领,都曾浴血奋战、杀敌无数,都曾在战争中饱经失去至亲之痛。
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的感触比常人要深刻许多,无论是曹操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还是刘琨的“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读之都令人悲从中生,肝肠寸断。
这股悲凉感不仅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所触发,更是他们主观情感的升华。
曹操和刘琨都曾在诗歌中流露出对人生无常的恐惧和悲慨。
“志在千里”的曹操欲创万世基业,但终究已是“老骥伏枥”,理想不能实现,对人生短暂深感悲哀,这也是建安诗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情感。
刘琨的诗歌中亦有对时不我与的感慨,《扶风歌》中终成“宫殿梁”的“南山松”应是刘琨的自比,可见其当时意气风发、志存高远;而《重赠卢谌》中哀叹“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的刘琨,已是命悬一线、前途堪忧,但亲仇未报、功业未建,感恨之情溢于言表。
两相比较,更见后者之悲凉、凄戾。
不同于在政治事件中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曹操,在变幻多端、尔虞我诈的内部倾轧中,侥幸存活并封侯的刘琨,他的悲凉之气更甚。
亲眼目睹曾经一同吟诗作赋的友人如石崇、潘岳、陆机等,都命丧于上层争斗之中,刘琨居安思危,深恐获罪。
在赴任并州刺史途中所写的《扶风歌》中,刘琨担心的不止是边境战况、百姓生计,更担心如李陵般受到冤屈和诽谤,不能实现理想和抱负。
这种隐含在表层诗意之下的对前途未卜的忐忑心情,更令人感到凄楚哀凉。
刘琨和曹操等建安诗人相比,在诗歌的具体创作上,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他禀承了前人的真情、力量和骨气,写出了两晋少有的意蕴深厚、情怀真挚的诗歌,在永嘉诗坛上别树一帜,对于后世充满力量美感诗歌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钟嵘《诗品?
序》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
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而凭“隽上之才”的郭璞和仗“清刚之气”的刘琨,则是这个时代转移风气的作者。
他们改变了平淡谈理的玄言诗风,以不流于俗的创作在两晋诗坛各领风骚。
活跃于两晋之交,有“中兴第一”美誉的郭璞是与刘琨齐名的诗人。
尽管亦曾受到玄言诗风的影响,但他将玄理同个人志气相结合,以游仙为题材抒发坎?
爸?
怀,彰显力量之美、旷迈之概,形成了与平淡无奇、空洞乏味的玄言诗迥然不同的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
才略》中评价郭璞“艳逸”,甚为恰当。
“艳”,即辞藻华丽;“逸”,即精神超脱。
郭璞以美艳的辞藻表达超逸的思想,使“文”与“质”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其游仙诗善于运用精巧的词语、华丽的辞藻,调动缤纷的色彩,构筑如诗如画的仙境,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形成了与清峭古朴的刘琨诗风截然不同的隽美风格。
郭璞的游仙诗虽不纪实,但却寄怀。
这与刘诗在思想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感情表达上,二人诗歌亦颇有相似之处。
郭璞恢复了魏代游仙诗坎?
坝交澈土邢芍?
趣相结合的传统,借助飘逸虚缈的仙境构筑宏大壮阔的诗境,抒发慷慨的情调、激愤的傲气和失意悲伤的情怀。
郭璞虽然最终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牺牲,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不能像刘琨一样为民族的自由而死,但他们都为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统一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因此,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诗歌不由自主地涌动着一股玄言诗人欠缺的生命力。
他们将对国家的忠诚、对朝廷的担忧、对自身处境的悲
慨之怀熔人到诗中,凝聚成了一触即发的爆发力
就具体诗歌而言,郭、刘二人都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悲愤慷慨、壮怀激烈的一面。
在赴任并州途中,一心为国、满怀抱负而又前途未卜的刘琨,心情激荡,以“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表白了对自己、对国家的忧心忡忡之情;而在受拘被囚、命悬一线之时,他以一句“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表达了英雄末路、仰人鼻息、身不由己的悲哀心情。
而精于方术、通晓玄理的郭璞本应循规蹈矩、高蹈风尘之外,却终因心中固有的救世济民之理想,难以割舍对尘世间的眷恋,借游仙诗坦露真实情怀,以“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表达自己的郁郁不得志,抒发愤慨不平之情;用“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写沉郁曲折的情感,表达失意悲伤之情。
出身术士、不受重用的郭璞比刘琨经历了更多的坎坷和酸楚,因此,面对苦难人生,他表现出来的迁逝之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游仙诗》中,有诸多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时日迁逝的悲痛之情,如“时变感人思,已秋复原夏”、“临川哀年叹,抚心独悲吒”、“静叹亦何念,悲此妙龄逝”无不表现了他对时光已逝、年华不再的哀叹。
但郭、刘二人两相比较,郭璞只是单纯地关照时间的变化,表达的是常人面对时光流转、年华老去、功业未建的普遍悲哀情怀;而身负国仇家恨的刘琨失地未收、亲仇未报,去卩已如强弩之末,来日无多,悲情更甚。
江淹有感于刘琨的终生之憾,有诗云:
“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
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
”可见,面
对时间的消逝,刘琨发出的悲恨感慨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更
易引起读者共鸣,为之动容。
郭璞和刘琨的诗歌都孕育了生命的力量,传达了真实的情怀,或悲愤,或感伤,在情感的表达上,他们是一致的。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表达方式,刘琨以古朴的语言向读者直接表达了心声,而郭璞则将真实的情感隐于飘渺艳逸的游仙诗下,须揭开面
纱才能解读其情怀。
刘琨和郭璞在两晋诗坛起到了关键的转捩作用。
他们以对诗
歌理想的支持、诗家轨迹的探索,打破了玄言诗风一统文坛的局面,冲淡了空洞乏味的玄理之风,而他们又以敏捷的创作才思、独特的诗人气质傲视于卢谌等同代诗人之上。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始终保持诗歌“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传统,不流于俗,为
初唐陈子昂复归风雅、提倡“唐诗风骨”的诗美理想奠定了基础。
刘琨在诗歌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继承了建安风骨的气韵和力量,也不仅在于他刚直悲壮的诗风一扫文坛颓靡平淡之风气,而更重要的在于他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给后代文人留有了无限的影响和感动。
唐代诗人意气风发,王维的“不期先挂剑,长恐后施鞭”、高适的“黄鹄不可羡,鸡鸣时起予”,还有李白的
《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不以刘琨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对自己或对他人的一种勉励。
唐代诗歌风骨兼备,而与刘琨激昂悲慨的
诗歌气质最为相似的当首推盛唐边塞诗派
边塞诗出现甚早,但发展过程较为漫长。
直到盛唐,边塞诗才完成了固定模式的定型。
这一模式的完成依赖于两方面的要素。
首先,是庞大的边塞诗人群体。
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等久负盛名的盛唐诗人均以边塞诗歌的创作享誉诗坛,他们不
再是毫无底气地“叫卖”边塞诗,而是或有过戎旅经历、或熟谙边塞生活,使这类诗歌更真实地反映了“边塞”的内涵。
其次,是全面的诗歌内容。
过去的边塞诗单方面围绕边人之苦、思妇之苦、戍边之苦作文章,较少关怀人性的情怀,而盛唐的边塞诗歌有更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更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仅描绘了边塞的自然条件,更抒发了诗人的内心情感。
王钟陵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认为“边塞诗派的兴起在唐代,但其开辟则在鲍照”,原因是唐代边塞诗的表现内容都可以在鲍诗中找到先源,不可否认,鲍
照对于边塞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如果说鲍照是在
诗歌的内容上作了唐代边塞诗派的开辟者,那么刘琨则在唐代边
塞诗歌精神气质的形成上起到了启迪的作用。
刘琨性情直率、为人忠义、光明磊落,作诗亦然。
《扶风歌》中既有对于西晋朝廷的忠贞之情,又心怀不满、质疑之意。
作者并没有刻意隐藏矛盾的心情,而是一吐为快,虽以李陵自比,但毫无矫饰之嫌。
开明政治下的盛唐诗人在诗中更将直率之情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们畅所欲言、大胆地裸露心扉、无所顾忌地道出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对朝廷的看法。
王昌龄的《塞下曲》其三以
“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批评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高适的《蓟门行》其二以“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抨击了朝廷对待边塞戍卒的不公;刘湾的《出塞曲》以“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更为直白深刻地揭发了边塞士卒有功难封的黑暗现实。
唐代诗人较之刘琨,感情更直率、言辞更激烈、批判力度更深刻。
当然,这与不同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份地位是存在直接关系的,不能要求他们在情感表达力度上的一致,但在表达真情实意的诗歌传统上,刘琨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评价一位诗人,不能简单地看其个人的文学成就,关键是要把他放在文学史的长河里,考察其是否曾经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换言之,文学的价值与文学史的价值是不同的。
刘琨就是这样一位在关键时期起到转捩作用的重要人物,他刚健悲慨的诗歌风格、他积极进取的诗人气质,以及不可替代的诗史影响都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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