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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江西人文与文化名人
漫谈江西人文与文化名人
胡迎建
一、先秦至六朝,江西不发达的人文与异军兴起
考古学证明,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赣鄱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居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越来越广,原始农业、手工业和部落均得到发展。
万年仙人洞稻种的发现,新干大洋洲和樟树吴城等遗址的发掘,靖安李洲坳古墓群的出土,以及鹰潭仙水岩悬棺、瑞昌武山铜矿遗址的存留,都可说明,江西在上古已有较为发达的文明,出现了最初的城邑,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青铜文明。
但没有任何文本记载,也没有出现任何有名有姓的人物,上古江西的人文几乎成为空白。
甚至奇怪的是,据现有的族谱记载,江西任何姓氏的始祖,均来自中原北方,那么,江西土著人到哪里去了?
是整体逐渐消失了,还是被南下者同化了呢?
这尚成为一大疑案。
上古文献中无论是《左传》还是《战国策》,都很难找到江西人的踪影,重大事件基本上发生在北方。
古代江西有史可考的最早人物为春秋晚期楚大夫潘子臣和吴国的公子庆忌。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公元前5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
”《左传·定公六年》载,“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史记索隐》:
“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大夫也。
”番即秦所设之番县,地当今之鄱阳及周围地区。
又据《左传·鲁哀公二十年》:
庆忌“出居于艾”。
杜预注:
“艾,吴邑,豫章有艾县。
”其地在今修水。
上述诸人只是在江西地域上活动过,并非江西土著人。
而且这说明,江西吴头楚尾之地,其实是楚国先占,春秋中期以后为吴国所占,后来又为楚所占。
还有春秋时代的人物——孔子弟子澹台灭明。
灭明字子羽,孔子说: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江西历史上有他南来赣地教化的传说,至今尚有其墓存留于南昌市第二中学院内。
前人有诗云:
“南游不知何年事,从此蛮疆士骨奇。
”但这一传说靠不住,上古文献并无记载。
子羽墓还有两处(一在山东武城,一在邹城)。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江西隶属九江郡,下设番、艾等县。
也从此出现了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江西人——番县县令吴芮。
吴芮投身反秦起义,“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初在项羽部下,后来归刘邦麾下,屡有功勋。
西汉建立后,受封为长沙王,后来死于奉旨赴闽征伐途中。
他出现在彭蠡湖周围地区并非偶然,当时这一带是江西地域的人口繁多、经济发达之区。
江西境内有关吴芮的传说甚多,甚至在赣南金精山也有他凿山索求张丽英为妻的故事。
公元前202年,汉朝在江西地域设立豫章郡,下属18县(均在彭蠡湖周围与赣江边),以加强中原王朝在江西的统治。
朝廷的重文兴学,重儒学,重经学,开始有了豫章名人何汤、程曾、唐檀、徐孺子等人,以其才华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人。
特别是徐孺子,不仅博学多才,他主要研究《春秋》《尚书》。
立身甚严,《后汉书》本传中说他是“南方卑薄之域”的“角立杰出”之士,这一评价既说明徐稚在汉王朝中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江西毕竟还是经济和文化上较为边缘的地区。
大量的北方人或江东人进入江西地区,治政崇学,传播先进技术和文化,对江西人文的兴起起了积极作用。
如豫章太守陈蕃,兴修水利的张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末以来,江西在交通上的地位日渐重要,成为蜀、吴争夺地区,周瑜、程普、吕蒙、诸葛亮等都因为征战之故,在江西频繁活动。
期间,东吴对江西山越人的镇压和驱赶出山,说明江西原住民纷纷纳入朝廷有效的管理之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的支配下,江西人在朝为官者甚少,且社会地位不高。
如南昌胡谐之(华林始祖胡藩之孙),虽官拜卫尉,仍因方言土语被士族讥为“傒狗”(陈寅恪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当时朝廷中有人蔑称江西人是“傒狗”,说明江西人的地位低下,多寒门子弟,无世家大族、门阀士族)。
其后,中央王朝对江西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南朝在长江中游设立江州(郡治有时设鄂城,有时设九江,一度设南昌),并大量增置郡县,使秦汉王朝在江西确立的点状控制逐渐向片与面控制扩展。
由于南方形势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口南下,与本地良好的自然条件相结合,江西地方经济逐步发展而渐趋富庶,加之有顾劭、范宣、范宁、庾亮等循吏兴文重教的推动,江西人文较之两汉有进一步发展。
在政治上,东晋时官拜大将军、都督八州军事的陶侃成为江西第一个执掌军政大权的高官。
此期间,一批高僧名道来到江西开山创业:
慧远在庐山之北创东林寺,慧远结莲社,有十八高贤。
是江西第一首诗的作者,还写有《庐山记》。
“其山大岭凡有七重,……七岭同会于东”。
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语本此。
东晋末年,桓玄夺取政权后,改国号为“楚”,指斥沙门不敬王者,下令沙汰僧人。
慧远据理力争,作《沙门不拜王者论》。
桓玄只好宽待庐山,说“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
”一时庐山成为南方唯一存留的佛教圣地、活动中心,远近来从者众,佛家文化在江南大大传播,慧远之功不可没。
道教也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张盛往龙虎山开山,许逊在南昌西山一带,斩蛟治水,号许真人。
陆修静在庐山之南简寂观,编道藏《云笈七签》,开南天师道。
还有著名文人王羲之、谢灵运在抚州、江州一带的活动,推动了江西的文化发展。
还有一支异军突起,即江西本土出现了第一位大诗人陶渊明,田园诗祖。
代表寒门下层文化。
据说东林寺前有虎溪,传说慧远尝送别陶渊明、陆修静过此而虎吼,三人相对大笑而别。
故李白有诗云: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别东林寺僧》)。
据《庐阜杂记》云:
“远法师结莲社,以书招渊明。
渊明曰:
‘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矣。
’远公许之,遂造焉。
因勉以入社,渊明攒眉而去。
”其实陶渊明、慧远与陆修静并非同时人,陆的年纪太小,当时只有十几岁。
前人早已辨其误(见宋代楼钥《攻愧集·跋坡书〈三笑图赞〉》,参见吴宗慈《庐山志》104页)。
倒是中国山水诗创始者谢灵运最敬仰慧远,曾到东林寺译经。
《三藏记》云:
“谢灵运恃才傲物,见远公肃然心服。
”《高贤传》云:
“灵运求入社,远以其心杂未许。
”两人的态度不同,可见陶渊明高出一筹。
江州与庐山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有浔阳三隐,有翟汤为首的“翟氏四世”,前者如:
一、陶渊明;二、周续之,山西雁门郡人;三、刘遗民,江苏彭城人,也是白莲社十八高贤之一。
两个外地人来江西,加上慧远,说明江西境内较北方安定,而江州交通便利,山水奇秀。
其他如天象学家雷焕,在丰城当县令。
学者雷次宗,著《豫章记》。
此时期,大多人物出现在赣北,显现出江西文化由北向南拓展的趋势。
二、唐代,江西人文初步兴起时期
唐代江西人文是初步兴起时期。
盛唐时,赣南二人,一是大书法家锺绍京,虔州(北宋末改称赣州)人,官至中书令,学王羲之,当时朝廷内的匾额均他所题写,传世帖有小楷《灵飞经》。
二是綦毋潜(南康)人,开元十四年,与储光羲、崔国辅同中进士,入集贤院待制,为校书郎。
其间归省故里,途经洪州,与张九龄有唱和。
在开元、天宝之际与当时诗人王维、李颀、张九龄、储光羲、孟浩然、高适、王昌龄、韦应物交往唱酬,尤与王维、李颀交往甚密。
“盛唐时,江右诗人惟潜最著”(《唐才子传》);王维称其诗“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
诗多写山水田园,诗作存世不多,《河岳英灵集》收其6首诗,《全唐诗》存其诗26首,代表作为《春泛若耶溪》。
王季友,自号云峰居士,丰城县人,祖籍河南。
开元二十四年(736)参加会试,初取第三名,复试进士第一。
始官不详,曾向玄宗上《救世之政十条》等疏,玄宗不能听,遂辞职,至丰城株山龙泽坑智度寺教书。
后历仕华阴尉、虢州录事参军,入为太子司仪郎。
广德二年(764),江西观察使李勉举为副使,兼监察御史,迁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
卒葬丰城株山北麓龙泽坑,封“豫章伯”。
后裔遍及丰城、新建、南昌等县。
季友与杜甫、岑参、元结、钱起、郎士元友善。
杜甫作《可叹》赠他:
“丈夫正色动引经,丰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誦。
孝经一通看在手。
貧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
”其诗多写贫寒孤寂的生活,抒怀才不遇的不平及人生易老的伤感。
诗风沉奥有古骨,不乏淳厚质朴之气。
著《王季友诗集》一卷、《全唐诗》录存诗13首。
中唐以后,宜春出现的人才尤引人瞩目,卢肇成为江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卢肇。
卢肇受李德裕知遇,但绝不依附,不参与牛李党争。
但及第不久便被视为李党而遭排挤谪贬连州(今广东连县)。
再移宣、池二州,迁吉州刺史,卒于任。
所至皆有治声。
在歙任满,百姓曾诣阙攀留,朝廷为赐紫金鱼袋。
人称“袁之文章节义自肇始”。
卢肇观日月之运,察盈虚之理,作《海潮赋》。
赋献上,诏褒“文学优赡,时辈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传谕宣付史馆,一时名动天下。
其后宜春人易重中状元。
但有唐一代有进士6700余人,江西占1%,,进士65人(据《江西省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12月版)说明江西人文还只是初步兴起阶段。
王勃在滕王阁上写下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名句,固然反映了当时中原人士对江西人文的肯定,但多少还有些溢美。
而且,唐代江西诗文成就初显,但诗文论极少见,倒是禅学在江西颇为兴盛。
中国禅宗南宗自六祖慧能之后,分为两大系,一是南岳系,一是青原系,两系下又发展为五宗两派。
南岳系由马祖自湖南衡山来江西传法,得到大发展,马祖本人最后葬在靖安宝峰寺后。
他的传人希运住黄檗山,其徒义玄创临济宗,宗风半天下,其下两派即杨岐派、黄龙派,一在萍乡杨岐山,一在修水黄龙山。
怀海另一高徒灵佑,在湖南大沩山、江西仰山创立沩仰宗。
青原系为行思在吉安青原山所创,其三传弟子良价住洞山,弟子本寂住曹山,合创曹洞宗。
五宗中有三宗在江西创立,可说是猗猗其盛。
开山之处大多在赣西山区,。
其时的庐山,已成为中国名山,这与李白隐居庐山九叠屏、李渤隐居白鹿洞、白居易建庐山草堂的一些活动是分不开的。
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经济中心南移。
在民间,书院开始兴起,浔阳陈家的东佳书堂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私家书院之一,也是江西第一家书院。
以上是唐代的江西人文可圈可点之处。
三、宋代,江西人文辉煌期
有必要先说一下南唐。
五代十国时,南唐是经济文化重心国,江西作为南唐的后方,经济、文化稳定发展,由于人口的增长,也出于贡赋的需要,朝廷将不少镇升格为县,吸收大批士人进入地方政权。
在庐山白鹿洞,南唐政权还兴办了庐山国学,教育的发展,文化人的比例增高。
为江西人的文化教养程度的抬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迨至北宋初期,江西出现了一大批人物,决非偶然。
江西丰厚的文化反而回流,哺育了中原文化,晏殊初至汴京,朝廷计划重用他,有人说,“何必用南人”。
旋被人反驳,“唐代张九龄不也是南人吗?
”宜黄乐史,新喻王钦若、庐陵欧阳修等,为宋代文化建设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代江西一地即有进士5438人,且多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皓一门四进士。
宋代江西,是江西人至今引为自豪的时代。
所谓“文章节义之邦”,以节义论,有胡铨、洪皓、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以政治论,有欧阳修、王安石、周必大、杨士奇;以文学论,有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以史学论,有欧阳修、刘敞、刘恕、刘攽、乐史、徐梦莘;以理学论,有李觏、周敦颐、朱熹、陆九渊;以科学论,有张潜,还有以名宦而兼大著述家的周必大,其中有的还以某一群体、流派或某一家族数人并列出现,如西江词派、江西诗派、清江三刘、鄱湖四洪(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父子),江西学术思想大为繁昌。
经学研究,有南城李觏的礼制诸方面;史学:
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刘恕,助撰《资治通鉴》、还擅长金石学;徐梦莘、天麟父子史料编年体《三朝北盟会编》、乐史地理学《太平寰宇记》、文字音韵学:
陈彭年《太平广韵》、德安王韶的兵书《熙河奏议》学,有临川王安石新学“荆公之学”将诗、书、周礼,训释《新义》,撰写《字说》。
在理学上还有“江西之学”,即金溪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提出“心即理”,重在尊德性,曾与主张“道问学”的朱熹在鹅湖大论辩。
因于此,重视心性之学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
而且陆学,我以为与王安石有一定联系,二人都重在为学建立自我,立本、立大、务内,重在主观心性之学。
宋代文化名人如灿灿群星,辉映华夏。
说明经过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消化之后,江西人具有生机勃勃的文化创造力、活力,有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的美誉,江西人的智商与勇毅令人刮目相看。
而且,江西山水自然之美,尤其是腹地一些名山胜境,大多数是通过江西人的诗文而为世人所知晓。
此外,外地人如苏东坡三过江西,岳飞镇守江州,辛弃疾定居上饶,都对江西社会与人文演进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这些沉淀下来的文明,均刻录于古籍中,是煌煌文明中的雅文化,自然是可以作为赣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元代江西,华夏文明的一块绿洲
元代八十八年,江西人文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仍占极为重要的一页。
元初情况类似宋初,元朝廷重用建昌人程钜夫,元朝开国以来最先得到重用的南人。
奉诏到江南访贤,诸如吴澄(后弃官,徵君)、虞集都是他向朝廷推荐的。
说明北方文化落后,势必倚重江南。
此时期江西进士共有135人。
文学有元代四大家中的三家,即虞、范、揭三人。
马端临的典章制度名著《文献通考》;地理学家朱思本《舆地图》;地理学家汪大渊《岛夷志略》;音韵学家周德清《中原音韵》。
元代,崇仁吴澄开创草庐学派,主张以德性为本,纠朱熹“道问学”与陆九渊“尊德性”各自之不足,成为独创一家的理学大师,与北方大儒许衡齐名,四方负笈来学数千人。
南丰刘埙,有《隐居通议》,论理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援引朱学以合之。
后来阳明之学受此二人影响。
经学研究方面,南昌熊朋来,以教授三礼而著名;南昌熊良辅,撰《周易本义集成》,用程朱之说,是宋学的发扬。
鄱阳吴存,私淑朱熹再传弟子饶鲁,其《程朱易传》折衷本义以阐发理学,守宋学之途径。
都昌陈灏著《礼记集说》,用古注而浅显明达,由朝廷颁行天下,成为官方教材,通行数百年。
元代江西,文化呈现不均衡的格局,赣北、赣南不及赣中。
文人学士群主要出现在信州、抚州、龙兴(南昌)、吉州四地。
宋末元初,丰城一带结社唱和的风气也很浓厚,从而引起普遍关注,产生很大影响。
赵文《熊刚申墓志铭》云:
“尧峰陈先生焕,明经士,公雅敬之”“丙戌(1286年),与尧峰倡诗会,岁时会龙泽徐孺子读书处,一会至二百人,衣冠甚盛,觞咏率数日乃罢。
邻郡闻之,争求其韵赓和愿入社,其风流倾动一时如此。
”元初熊刚申与陈焕等在江西丰城龙泽山(株山)所结之宋遗民诗社,其活动由于参加者的众多而形成巨大声势,并通过作品的传播,造成“风流倾动一时”的效果。
五、明代江西——各种学派的家园
明代江西科举可与宋代媲美,进士多达2995人。
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连续二科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均为江西人,且均为吉安人,为中国科举史上少有之事。
明代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明史》列传者多达408人,其中出任宰辅者18人。
此时江西出现了一大批文化人,如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戏剧家汤显祖、魏良辅、史家陈邦瞻。
主“气”论者罗钦顺、科学家宋应星、徐九思、水利专家徐贞明,也都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到了万历、天启时期,在南昌出现滕王阁社、杏花楼社等文人团体。
江西学术流派争相形成。
以理学著称者,有崇仁学派吴与弼,“涵养省察”,其学说兼采朱陆之长,下启陈献章。
又有大弟子、余干胡居仁,恪守程朱之学,以“主敬”说为致知之要诀。
静而居敬,以躬行实践为本。
可以说,宋儒在人生问题上是处于探讨发明阶段,而明儒是处于证实与发挥阶段。
胡居仁同学、上饶人娄谅,以知觉运动为性。
其弟子永丰夏尚朴,传主敬之学,认为“理在心外”。
王守仁少年时曾向他问学。
胡居仁另一弟子、鄱阳余祐亦以诚敬为入门,以动静相济为得。
曾与罗钦顺辨难,以为气能辅理之美,理不可救气之衰。
余干张吉,“持敬以为本,穷理以为要”,以为“学陆(九渊)不得,则流于禅释”。
他如新喻梁寅、永丰罗伦,本于程朱之学而研究《易》《礼》《诗》,均有著作流传。
正德年间,王守仁长期在江西活动,有一大批跟随者如邹守益、欧阳德等,形成江右王学群体,在阳明心学派别中阵容最强。
黄宗羲说:
“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
在他的巨著《明儒学案》中列
“江右王学”九个学案,著名者有二十七人,其中如刘两峰,师从他的又有十七人,皆有成就。
吉安人最多,次为临川,再为赣州。
龙溪之学大讲见在良知,得江右王门为之救正,不致与阳明本旨十分决裂。
江右王学纠正其失,发展并丰富了心学的理论。
泰州学派中的耿定向说:
“吉水诸公之学,大率不欲享用见成良知,别寻主宰,此亦惩冒认良知猖狂自恣者之过耳。
”在其初期,以永丰聂豹、吉水罗洪先为代表,把良知看作自然明觉的本体,加之以渐悟功夫。
他们的途径是不睹不闻,冥思静坐,然而发挥到极端,致良知便有架空造作、思竭而无用之弊。
起而救其失者有安福王时槐,调和心学与理学,将良知与格物合为一体,变不睹不闻为必须通过视听而格物明心,从而体现了心学与理学调和的趋向,正如王士性所说:
“江门以静养为务,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补偏救弊,其旨归与宋儒未远也。
”然既要讲格物,就不可能离事离人,于是至邹元标又为之一变,直接以良知与人伦道德相沟通,反对空谈,反对脱离社会与人生、走向人生日用,积极干预现实。
江右王门学者曾企图挽救泰州学派日趋于狂简,未能成功,其后学反而受泰州学派影响。
如刘阳(号三五,安福人)亦讲“养知莫善于寡欲”,刘元卿(号泸潇,安福人)言“声色臭味之欲,何可一日无”,与何心隐遥相呼应。
不过江右王学在致良知的探求功夫与理论上的精微辨析,则又远非龙溪学派与泰州学派所能及。
未久东林党人出现,一代新学风取而代之,江右王学影响式微至衰歇。
直到清初,宁都易堂九子中有彭躬庵,专心静坐,宗罗洪先之说,算是还有些回响。
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日用为良知,率性而行,成为庶民的良知之学,江西传人最多,每从师说中萌发新意,大加发挥。
如王艮讲“百姓和日用即道”,至颜钧,构建“日用”与“天道”“性情”与“神莫"相统一的体系。
颜钧讲“放心”,罗汝芳则大倡赤子之心,只以此对同“莫为莫致”。
徐樾讲“率性”,只是从人伦出发以“知天命”。
颜钧则大讲“从心率性,纯任自然。
”颜钧讲“体仁去欲”,去的是盘结心头之私欲。
至何心隐则大倡“寡欲”之说,肯定人的基本欲求合理性。
正如李贽所言:
“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而其学说的变异与发展,是社会矛盾深化的反映。
他们的学说面向社会,拯救人心,是对人性被压抑的抗争,为下层社会所作的呐喊,因此也最具有鼓动性。
颜钧、罗汝芳、何心隐三人“车辙半天下”,到处讲学。
但此派学说有悖于官方意识形态,后来遭到统治者的无情压制与打击,一蹶不振。
李贽讲童心,即赤子之说的发展。
何心隐、李贽均死于狱中,罗汝芳被撤职。
汤显祖也讲童心,极崇敬罗汝芳,曾过南城祭拜他。
汤显祖:
大戏剧家,一生思想受泰州学派与高僧达观的影响。
为探求世界万物的形成,泰和罗钦顺、奉新宋应星创“气说”,主张气为宇宙万物之根本。
“气说”含有唯物思想的萌芽,与理学家以为万物是“无生有,一生二”之说有所不同。
明代江西史学,值得一提的有:
高安陈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仿袁枢义例,更为赅博,尤注意一代兴废治乱之迹。
水利地理学贵溪徐贞明,著《潞水客谈》,是一部有关地理尤重水系及治水之书。
吉水罗洪先,据朱思本《舆地图》缩小分幅,加以增广而成《广舆图》,,创造性地编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
东乡艾南英,天启年间举人,南明唐王时授兵部主事。
有《禹贡图注》,以九州分绘九图,列于各州经文之前。
又绘《五服图》,据明代郡县志纪其大略。
六、清代江西——人文衰落的时代
清代科考名额,江西进士数的排名后移,降到七位之后,虽然举人名额在全
国居第二。
江西进士1887人,较明代少了很多。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主要有思想家和政治家有李绂、黄爵滋、陈炽、陈宝箴、文廷式,科学家有雷发达、齐彦槐、喻嘉言、詹天佑,文艺家有八大山人、蒋士铨、吴嵩梁、陈三立。
被《清史稿》收入列传者亦多达104人,尚属人文发达之区。
但江西自清以来元气大伤,人文总体上开始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
和宋明时期相比,清代江西出现的大家即具有重大历史、社会影响者较少,已远不及江浙和广东等省。
即以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的朴学而言,江西没有出现大家。
此时代,尽管江西各地郡邑刻书甚众,但江西未出现大藏书家,大刻书家、大藏书楼,不能不引人深思。
清初安徽人王源《与梅耦长书》中说:
“(王)源于六月抵洪都,细访江右文人,大不及曩时,后起者率多浮沉,独蔡静子、梁质人(梁份,魏禧大弟子)可称后劲,而先生所云八大山人者,则求而得之,果然高人也,其翰艺大非时俗比。
”(《八大山人全集》第五册1352页)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称为“江右三山”,即魏禧为首的宁都易堂九子、谢文洊为首的南丰程山学派、宋之盛为首的星子髻山七隐,各以“经济”、“理学”、“气节”闻名,均努力反省明代心学之失。
魏禧讲求实学,提出“明理适用”,“积理练识”,与顾炎武“经世致用”相呼应。
重视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摆脱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羁绊,他好观古今治乱之迹,长于史论策论,但不谈“源”“本”,就事论术,在谢、宋二人看来,其说不能涵养本源。
谢文洊以张载主敬之旨为本;宋之盛“以明道为宗,识仁为要”;易堂学风则“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
清代江西的朱陆之学研究,还大有人在。
乾隆时,尊程朱之学的有星子宋士宗,著《学统存》,攻陆王之学。
赣县邓元昌,有《邓自轩先生集》,以倡明程朱理学自任,以践履为根本,以幽独为端倪,以辨别理为途径。
婺源汪绂,博综古今诸儒论说,以朱子为归,有《理学逢源》等。
曾国藩说他“为朱子后一人无疑”。
承继陆王心学而纠其失的有:
宜春张自勋,字本庵,论学以“求放心”为本,然谓阳明言良知是偶有所见,不如言“正心”为探本穷源,有折衷两学之端倪。
庐陵张贞生,宗阳明良知说,后转而潜心罗钦顺《困知记》,倡分知行为二,以为提致知不如直说以笃行更为切实明白。
为做学问只有渐进工夫而无顿悟法门。
著《唾居随录》。
笃信心学不移的有临川李绂。
朱、陆两派在宋代即如水火不容,其后学执学问之异同,争门户之胜负。
李绂著《朱子晚年全论》,尊陆学,凡朱子称切实、近理用功者,一概归之心学。
又著《陆象山年谱》,考陆氏学派源流,然牵朱学以就陆学。
又有乾隆间瑞金罗有高学识识渊博,宗陆象山。
主“诚善”,渊源陆学,杂揉儒释,自出己意,独树一帜。
有《尊闻居士集》。
研究儒学经典较有成就的如:
新建陈宏绪,字士业,著《周易备考》。
宜春张自烈,长于考辨议论,著《四书大全辨》《古今理学辨似录》,与东乡艾南英对立门户。
临川汤秀琦,有《谈易近解》,取《周易图说》为之发明,使之浅显易解。
高安朱轼,官至浙江巡抚。
著《周易传义》,校订《礼记纂言》,先儒古义,无不曲肆掊击。
又《仪礼节要》一书,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断以己意。
其《春秋钞》恪守胡传,《孝经》用吴澄考定之本,推衍其义。
临川纪大奎,湛于《易》学研究,有《观易外编》,以朱陆心命之学释经传,然往往流于玄虚。
婺源江永,研讨儒学经籍,著述尤宏富。
如《周礼疑义举要》,融合郑注,参以新说,于经义多所阐发。
又《仪礼·释宫》《礼记训义释言》《深衣考说》《礼书纲目》《仪礼释例》《群经补义》等考证精确,洞悉条理,补前人所未及。
万载辛绍业,号敬堂,以进士授国子监助教。
著《冬官旁求》、《周礼释文问答》《古文尚书宽释辨》等。
高安朱振采,重汉学,尤长考证诠释诗文。
著《经典质疑》《周官辨非》,多收入陶福履《豫章丛书》。
清代江西史学,史论着眼于古今治乱之源。
受乾嘉学派影响,并重考证精核;再是重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
康熙间宜春张自勋,著《纲目续麟》,纠《通鉴纲目》之失,参互比较,洞悉事理,每能推断治乱之由。
又著《廿一史独断》,纠体例、论断之失。
互相比勘,断以己意。
南昌彭元瑞,著《石经考文提要》,又著《五代史记补注》,但未完成。
稍后萍乡刘凤诰,继续完成此书。
并作《江西经籍志》。
金溪王谟,弃官不作,作书院山长,精江西地方文献及舆地之学,著《江右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略》,拾遗补阙,辨正伪舛,考订异同。
另作《竹书纪年考证》、《古今人表》。
南康谢启昆,著《史籍考》《西魏书》,颇有价值,他是方志学者,撰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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