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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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意义
20世纪初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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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史学是在历史研究中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人的心理活动,以解释历史真相的学科。
西方心理史学发源于19世纪末,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Lamprecht}1856-1915),此后经狄尔泰、李卡而特以及后来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努力而逐渐形成规模。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1910年发表的《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使历史学与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相结合,从而奠定了现代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020世纪初期,心理史学被介绍到中国,它不但为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活力,其传播过程本身也可以视作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以往学者对中国心理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分析和在史学中的应用层面,近年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关于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但多偏重于梳理史实,或集中于对某一人物的讨论。
本文试图将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置于当时的学术和社会的背景之中,勾勒出中国心理史学早期发展的大致路径。
一、20世纪早期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主要还是以对国外心理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主。
1903年,李浩生将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的著作《史学通论》翻译成中文。
1907年,王国维翻译了丹麦学者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一书。
其后,何炳松翻译的镐折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该书原作者鲁滨逊看来,历史学家要使历史成为科学,不仅要依靠自然科学,也应该依靠心理学,依靠社会心理学。
他把心理学细分为动物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比较心理学三种,并特别批评了心理学与历史学不能“结盟”的陋见。
在此后的30年代中,学者朱光潜、蔡斯和高绝翻译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相继问世。
随着近代西方心理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近代实验心理学的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分析历史人物。
比较早将心理史学引入中国,并运用其原理进行历史研究的是梁启超。
1901年,梁氏在其《过渡时代论》中,首先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过渡时期人物的特性加以解读,认为过渡时代的人物有三个人格特性:
“其一冒险性,……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革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鹊千里之势。
其二忍耐性,……语曰:
行百里者半九十,井掘九初犹为弃井,山亏一等遂无成功,惟危惟微间不容发。
二、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西方心理史学的传入为中国新史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同时,它也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结果。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的重视,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而心理史学的传入正满足了新史学研究社会心理的需要。
梁启超说道:
“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毋庸讳言。
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己之事。
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
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
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
;Calios因此今日“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
三、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与新史学的科学化
20世纪初期,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促进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心理学的引入俨然成为促进历史学科学化的重要方法,并在一段时间内甚嚣尘上。
然而,随着史学科学化弊端的一一呈现,心理史学也从开始时的灵丹妙药,转而被批判地吸收、应用。
心理史学在这一时期内的实践境遇,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心理史学的科学性特征是能为中国学界接受、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浩生所译的《史学通论》中即言道,个人心理学成立和社会心理学的成立,是“历史成为完全科学”的基础[00是有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普遍的概念和法则,并由此对社会心理学能否解释历史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有些运用心理学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学者本人就对这种方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林传鼎在《唐宋以来三十四个历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的第一章《开宗明义》中就有言在先:
“实验的品格心理学虽口大多了,我们明知有种倾向:
实验的方法愈可靠,其所得的结论愈不重要”。
他在第五章亦将历史人物心理特质估计的可靠性,比为金砖宝盒之重量与体积估计的可靠性,暗喻心理特质估计与历史事实差距之大。
林氏本文的指导教师王征葵更是认为:
“重量或体积的估计尚比较心理的估计为可靠,因为传记究竟是间接的材料,而实验是直接的事实。
20世纪初期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过程,与西方心理史学的产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近代西方心理史学的产生,是对兰克史学过于强调客观且偏重政治事件研究,从而忽略历史人物主观情感和心理活动的反动。
而心理史学传入中国,最初也是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史学忽视普通民众和社会心理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意义是相通的。
中国学者还根据我国的时代特点,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将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参与到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来。
然而,随着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也经历了和西方史学发展相类似的道路,即受到当时普遍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主要体现在先后兴起的所谓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新史学追求上。
前者提倡史料批判的科学方法和客观精神,致力于客观事实的考订,后者致力于引进和提倡科学的理论作为理解历史的依据,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皆是对心理史学初衷的背离。
纵观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过程,可以将其视作我国学术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缩影。
20世纪初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意义
心理史学是在历史研究中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人的心理活动,以解释历史真相的学科。
西方心理史学发源于19世纪末,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Lamprecht}1856-1915),此后经狄尔泰、李卡而特以及后来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努力而逐渐形成规模。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1910年发表的《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使历史学与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相结合,从而奠定了现代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020世纪初期,心理史学被介绍到中国,它不但为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活力,其传播过程本身也可以视作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以往学者对中国心理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分析和在史学中的应用层面,近年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关于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但多偏重于梳理史实,或集中于对某一人物的讨论。
本文试图将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置于当时的学术和社会的背景之中,勾勒出中国心理史学早期发展的大致路径。
一、20世纪早期心理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主要还是以对国外心理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主。
1903年,李浩生将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的著作《史学通论》翻译成中文。
1907年,王国维翻译了丹麦学者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一书。
其后,何炳松翻译的镐折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该书原作者鲁滨逊看来,历史学家要使历史成为科学,不仅要依靠自然科学,也应该依靠心理学,依靠社会心理学。
他把心理学细分为动物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比较心理学三种,并特别批评了心理学与历史学不能“结盟”的陋见。
在此后的30年代中,学者朱光潜、蔡斯和高绝翻译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相继问世。
随着近代西方心理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近代实验心理学的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分析历史人物。
比较早将心理史学引入中国,并运用其原理进行历史研究的是梁启超。
1901年,梁氏在其《过渡时代论》中,首先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过渡时期人物的特性加以解读,认为过渡时代的人物有三个人格特性:
“其一冒险性,……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革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鹊千里之势。
其二忍耐性,……语曰:
行百里者半九十,井掘九初犹为弃井,山亏一等遂无成功,惟危惟微间不容发。
二、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西方心理史学的传入为中国新史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同时,它也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结果。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的重视,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而心理史学的传入正满足了新史学研究社会心理的需要。
梁启超说道:
“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毋庸讳言。
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己之事。
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
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
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
;Calios因此今日“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
三、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与新史学的科学化
20世纪初期,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促进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心理学的引入俨然成为促进历史学科学化的重要方法,并在一段时间内甚嚣尘上。
然而,随着史学科学化弊端的一一呈现,心理史学也从开始时的灵丹妙药,转而被批判地吸收、应用。
心理史学在这一时期内的实践境遇,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心理史学的科学性特征是能为中国学界接受、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浩生所译的《史学通论》中即言道,个人心理学成立和社会心理学的成立,是“历史成为完全科学”的基础[00是有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普遍的概念和法则,并由此对社会心理学能否解释历史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有些运用心理学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学者本人就对这种方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林传鼎在《唐宋以来三十四个历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的第一章《开宗明义》中就有言在先:
“实验的品格心理学虽口大多了,我们明知有种倾向:
实验的方法愈可靠,其所得的结论愈不重要”。
他在第五章亦将历史人物心理特质估计的可靠性,比为金砖宝盒之重量与体积估计的可靠性,暗喻心理特质估计与历史事实差距之大。
林氏本文的指导教师王征葵更是认为:
“重量或体积的估计尚比较心理的估计为可靠,因为传记究竟是间接的材料,而实验是直接的事实。
20世纪初期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过程,与西方心理史学的产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近代西方心理史学的产生,是对兰克史学过于强调客观且偏重政治事件研究,从而忽略历史人物主观情感和心理活动的反动。
而心理史学传入中国,最初也是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史学忽视普通民众和社会心理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意义是相通的。
中国学者还根据我国的时代特点,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将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参与到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来。
然而,随着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也经历了和西方史学发展相类似的道路,即受到当时普遍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主要体现在先后兴起的所谓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新史学追求上。
前者提倡史料批判的科学方法和客观精神,致力于客观事实的考订,后者致力于引进和提倡科学的理论作为理解历史的依据,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皆是对心理史学初衷的背离。
纵观心理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过程,可以将其视作我国学术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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