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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如何看待梁启超
中外學者如何看待梁啟超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梁啟超是影響近代中國非常深遠的人物,集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教育家於一身。
梁啟超是個天才型人物,對於傳統的國學根基深厚,而且通曉西方學說,引進許多西方思想。
除了學術研究外,梁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以實踐其政治理念。
梁並主辦眾多報刊,時常發表文章,針砭時政,加上其文筆流暢,筆端富有感情,被稱為「言論界的驕子。
」
梁啟超的生平可說是與清末民初的中國發展緊密鑲嵌,然而自我們從小學習的歷史觀之,對梁並未有太大的評價,甚至有些評論給其負面的評價,對於其貢獻卻是輕描淡寫的帶過。
對梁啟超頻價比較肯定的時期,只有戊戌變法的短暫生涯,其餘時期政治上的評價,則多有略過。
梁啟超學術成果的評價,雖然比其在政治上的評價公允,但是依然與其實際貢獻相比仍有所差距。
對於某時期歷史的定位與歷史人物之活動及其評價,往往彰顯那個時期的社會脈絡與價值判斷,也反映出時人的價值取向。
透過這些價值判斷,更有助於我們理解作者的寫作動機與價值判斷。
因此,對梁啟超的評論,反映了中國近代政治與社會變遷的脈絡,也蘊藏了作者在評價梁啟超包含作者自身以及該時期的特定價值取向。
早年歷史不重視梁啟超或對其評價不高的原因有二:
第一,清末的救國運動主要分為兩股力量,一是由梁領導反對革命的立憲派,另一派是主張經由革命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派。
由於革命派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政府,因此,與革命派政治立場不同的梁啟超,其歷史評價也就無法客觀公正的評論。
而在國民政府撥遷來台後,梁啟超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亦未獲得公正的評價,因為梁啟超多次反對共產主義,因此亦得不到公正的評價。
甚至在文革時期,其政治立場、思想學說受到猛烈批評,其人格、人品也受到抹黑,被批評的一文不值,其後代也受到株連。
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以政治改革為核心,經濟、文化、學術僅是政治的附屬。
而梁啟超亦是如此,其學術成果僅是政治活動的附屬品,被一筆帶過。
又因為梁啟超政治立場與當權者相左,在政治標準為第一位的時代背景下,就容易曲解、閹割客觀的歷史事實,難以實事求是的評價梁啟超或是忽略梁啟超。
第二點,是因為其思想的「流質易變」有所關聯。
因為梁啟超的思想的多變,其曾倡導要君主立憲的漸進改良來救國;亦曾受到盧梭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倡導要經由革命方能救國。
甚至梁啟超也承認自己的「易變」,他說:
「吾數年來之思想,也不知變換流轉幾許次」、「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太無成見乃自己生性之弱點」,思想的「流質易變」致使革命派或激進派認為其是保守派,對其多有攻訐。
孫中山先生斥責他:
「......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改良派或保守派人士也認為梁啟超帶有激進色,亦非是其輩。
更甚者,認為其是反覆無常、見風轉舵的投機者。
嚴復曾評論梁啟超:
「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
至學識稍增,自知當過,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
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為悔艾者留餘地也......」正是梁啟超思想的易變,使其讓人有所攻訐,而無法公正的給於評價。
隨著台灣政黨政治的成熟,大陸也逐漸改革開放,也不在會因為政治立場刻意忽略或不公允的評論梁啟超。
在加上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後,大家開始重視文明衝突與文明政治的議題。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崛起,甚至有學者提出「中國威脅論」,「文明衝突論」也被視為是為了對抗中國威脅的理論。
清末明初政是正是處於文明衝突的時期,那時西方思潮的引進,引發了中國近代思想革命。
當時的知識分子,面臨來自歐美諸國壓倒性的軍事與文化衝擊,陷於前所未見的文化危機中。
因此回顧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演變與著作,或許可以提供我們在中西文化交流與文明衝突的衝擊下如何自處。
而梁啟超一生可說是與清末民國政治緊密相關,梁啟超引領了當時思想的風潮,研究梁啟超亦可對當時文明的交流與衝突有深刻的了解。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梁啟超字卓如、任甫,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
生於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於1929年(民國18年)。
幼年時梁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他聰穎過人,被譽為「神童」,「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拜康有為為師。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在北京的舉人議論紛紛,康有為與梁啟超發動舉人組織「公車上書」。
同年,康梁發刊了《萬國公報》,並成立強學會。
1896年發行《時務報》。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光緒皇帝下「定國是」詔,開始變法。
9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康梁逃亡日本。
11月梁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攻擊專制朝廷,宣傳反滿,號召愛國救亡,鼓吹民權自由。
在日本期間,梁啟超與孫中山結識,商談合作事宜,後因康反對而作罷。
1899年梁啟超抵達檀香山,創設保皇會分會與勤王事宜,又與孫中山聯絡商量合作。
1900年康有為提出舉兵勤王計畫與孫中山合作策畫自立軍勤王起義。
7月自立軍起義失敗。
1902年《清議報》停刊後,創辦了《新民叢報》、《新小說》。
梁於《新民叢報》發表新民說,期望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並講述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準則。
此時梁啟超思想的激進程度幾乎與革命派畫上等號,其稱:
「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據膏肓,命在旦夕者也......故破壞知藥,遂成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大談革命思想與破壞主義。
1903年梁啟超前往美國,考察美國的政治社會狀況後,思想丕變,放棄了破壞主義,轉向開明專制,也中斷了與革命派的合作,並站到革命派的對立面。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梁並代其寫考察報告。
1906至1911年,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積極推動清廷立憲。
然而因為清廷的敷衍推拖,甚至鎮壓立憲派人士,致使立憲運動失敗,令許多立憲派人士轉向支持革命。
1911年民國成立,1913年3月梁加入共和黨。
5月促進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為進步黨。
9月熊希齡組閣,梁出任司法總長。
1915年8月發表《異哉國體問題者》反對袁復辟帝制。
12月袁世凱稱帝,梁由天津逃至上海籌畫起義,其學生蔡鍔遂在雲南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恢復中華民國。
1917年
7月1日張勛復辟,梁啟超立即致電各省將軍及各報館,反對張勳復辟,並與擁護復辟的康有為決裂。
7月14日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
11月辭去財政總長。
1918年宣布棄政,專心教育與著述。
1929年逝世,得年57歲。
梁啟超集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教育家於一身。
在思想方面,他引進、介紹西方的自由與民主思想,並提倡中國的民族主義。
但梁也未放棄傳統的中國文化,其對於傳統的思想進行淬煉、提升,希望能夠將中國的優良傳統與西方思潮的長處加以結合;政治上,梁更實際投入政治場域希望實踐其政治理念,縱使未成功,亦將其理念散播出去;文學上,梁啟超的「新文體」雖還是文言文,但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可說是後來白話文運動的濫觴;梁提倡新小說,創辦《新小說》雜誌。
他在該刊的創刊號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史學上,梁提出新史學的觀念,他認為中國的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前者史家不過記載究實,新世史學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降替,雖名為國史,不過一人一家之譜諜,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
」引發了新史學革命。
正因為梁啟超熱情的文字與廣博的學識,民國初年的中國知識份子,多受其影響與薰陶。
黃遵憲便稱其: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吾輩豬八戒,安所容置喙忽,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蕭公權:
「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不曾因讀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啟發。
」胡適: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
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之稍之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不能誣也。
」郭沫若:
「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
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
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它的精彩。
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思想或文字的洗禮。
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利的代言者,他的功績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由此可觀之,梁啟超在民國初年的重要性。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文明衝突論
美國學者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引發世界各個學界廣泛的討論,也引發21世紀對於文明政治的關切與討論。
杭廷頓試圖將冷戰時由東西(意識型態)集團與南北(經濟發展)集團關係所形成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的世界觀加以轉變,而重新以「文明斷層線」所衍生的衝突而將世界分為「西方」與「非西方」兩大陣營。
以歐美為主的基督教文明,是「西方」以及其他宗教如印度教為主的印度文明、中國的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教為主的伊斯蘭文明,被視為「非西方」陣營,一種他者文明。
隨著非西方國家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提升,國際政治的重心不但不再局限於西方國家,並且非西方國家會爭奪主導國際政治發展的領導權。
因此,杭廷頓認為未來驅動國際關係運轉或驅動世界戰爭的力量不在是東西-南北的關係,而是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
「文明衝突論」提出引起許多的批評,對於杭廷頓(Huntington)所謂「非西方」文明的他者文明更是多有批判,中國學術界認為杭廷頓將「文明」視為「政治實體」,認為非西方文明者,政治主權體制與西方文明不同,同時西方文明會抱持警戒與觀察的態度,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想法。
譚中更是認為杭廷頓「文明衝突論」是想引起一場「全球戰爭」的設計。
原本預期戰爭首先會生在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文明之間,但是因為「中國崛起」,而給予中國一種潛在的侵略者形象,將未來戰爭的起源燒到中國領土上來。
「文明衝突論」只是另一種「中國威脅論」,說穿了「文明衝突」代表的是「美國霸權維護論」。
杭廷頓關心的根本不是文明,也不是西方文明,而是美國霸權如日西斜。
是以「文明」為幌子追求美國「強力」與霸權。
石之瑜解構了文明衝突的概念。
文明是關於人們對自己的集體想像。
人們有各種關於自己的想像,每一種想像都誇大人性的某一部分,扭曲了另一部分,文化越發達的文明所造成的彼此扭曲就越嚴重。
一旦人們接觸另一個與自己想像不同的文明,遣藏在內心陰暗面的意識就會被挑動,使原有的文明體系被內心的幽暗意識顛覆,於是外在的文明差異就被當成相互鬥爭的理由。
因此,所謂的文明衝突就是人與自己的衝突。
因此,一般提到文明衝突,都是將中國視為文明衝突的來源,所以必須先有中國,才有文明衝突。
然而卻可能是有文明衝突的現象,才形塑了中國這個概念。
中國這個概念,在文明衝突下被重新認識,進而塑造我們對中國的理解,中國與文明衝突是彼此交錯共生的。
因為文明衝突論引起的諸多爭論,使文明與文化議題開始受到重視。
如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卡贊斯坦(katzenstein),便將國家的安全研究納入文化研究。
其指出,對安全的研究不應該只限於物質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也非常重要。
而國際體系中的社會結構對國家安全不僅有限制作用,還會影響國家認同與安全利益的形成。
其對以中國崛起為前提的中國化進程亦有討論,認為中國化的進程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中國的崛起涉及地區間文明重組與結合,但卻不意味與現實秩序決裂或向某一特定秩序的回歸。
二、梁啟超研究
列文森(1959)是早期西方對梁啟超研究的學者,其開啟了梁啟超研究的先河。
他從社會環境的角度出發,研究梁啟超是如何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而形塑其思想。
列文森認為梁啟超在理智上看到西方國家的價值,從理智上疏遠了本國文化傳統,但是受到歷史制約,感情上仍然與中國傳統相聯繫。
梁啟超一生試圖緩和歷史與價值的衝突,重新思考中國的傳統事物。
而梁啟超改變其思想的過程,就是不斷改變外在的觀念來適應內在(緩和歷史與價值)的需要。
張朋園於1964年出版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書中,敘述了梁啟超於辛亥革命前的思想與政治活動,說明梁啟超的求變思想以及與革命派的合離關係,並分析在合離的過程中對清季革命的影響。
縱使其轉變而在辛亥革命史上沒有地位,其言論仍對革命有巨大貢獻,是一個革命先覺者的角色,梁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
1988年出版的《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一書,則敘述了梁啟超於民國成立後的思想於政治活動。
張朋園認為梁啟超參與民國政治的兩個理想:
首先就是組織政黨,實現政黨政治。
其次就是要做「國務大臣」,展現個人抱負。
然梁於民國的活動中,影響最深遠的依然是思想層面,也就是新文化運動。
縱使梁啟超求變的思想,讓人對梁有所質疑,張朋園認為梁啟超依然是一自由主義者,致力於現代化,使中國圖存圖強。
狹間直樹主編的《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書中主旨是研究梁啟超向西方學習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經由日本明治文化為媒介所完成的。
梁啟超不懂西文,其接觸西方的政治學說都是經由日本學者選擇與翻譯的產物,其中自然包含日本學者的見解。
因此,狹間直樹認為梁啟超的過往研究,都沒有充分的注意到梁與日本的關係,而導致過往研究可能偏離歷史事實,因而將梁的言行輕易地描述為個人主體性行為。
張灝(1971)則是認為梁啟超思想發展,西方衝擊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視傳統中國文化是毫無活力,在西方衝突下,因外部的刺激才有回應的能力。
過度強調外部的影響,容易會產生忽視中國傳統內涵的危機。
張灝認為對站在中國傳統外研究中國的學者而言,儒家不過是一種由國家強加於人民思想的意識形態;然而對生活在傳統中的人而言,儒家思想則是一種實質信仰。
面對西方的衝擊,中國的知識份子主要是根據儒家傳統承襲下來的獨特關懷,對晚清受西方衝擊下的中國社會做出回應。
而梁啟超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轉型至現代中國文化的關鍵人物。
李茂民(2005)歸納了梁啟超的研究,認為過往研究都可分為三個研究框架:
其一,「中國-西方」的框架。
中國是在西方的衝擊下走向現代化。
烈文森就是用此種西方衝擊論來研究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烈文森認為,梁啟超一方面看到西方文化的價值,從理智上認同西方;另一方面在感情上仍依戀中國傳統文化。
因此,造成歷史(中國傳統文化)與價值(西方現代文化)的衝突、感情與理智的衝突。
狹間直樹的<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亦是屬於這種研究框架。
其強調明治日本思想界對梁啟超的影響。
其二,「傳統-現代」的框架。
張顥批評列文森潛意識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衝突下是毫無活力的,只有在外在的刺激下才具有回應的能力。
張灝的著作顯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多樣向和內在發展的動力,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以中國文化傳統為資源,對西方的衝擊作回應,並走向現代。
其三,「激進-保守」框架。
學術界對梁啟超研究基本上是此種框架為主。
激進與保守本來是指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但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激進具有了進步的意涵,而保守則具有落後的意涵,使這種框架變成一種價值傾向。
張朋園的著作即是屬於此種框架,將梁啟超視為是自由主義者。
李茂民認為自己是跳脫激進-保守二元觀點的新觀點,是從建設中國新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梁啟超的思想,但是其實仍是在激進-保守的光譜中移動,並未跳脫此種框架。
第四節 問題意識:
自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文明政治已是當今學界相當重視的議題。
異文明之間的接觸並非是僅有衝突與摩擦,亦可能會產生文明的交流、對話,甚至是進一步的融合。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的論調也隨之而生,中西文明之間的對抗與交流,亦變成熱烈討論的議題,並且思考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浪潮下要如何自處。
這時就要回到清末民初,回到上一次中西文明交流的高峰中,探尋當時的中國是如何面對中西文明的衝突。
而梁啟超做為清末民初重大政治變革的參與者、西方文化的引介者以及思想與論的引領者,見證與促進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關鍵人物,研究其思想脈絡,有助於我們了解民初的文明交流。
而石之瑜認為文明衝突是因為內心的偏見,投射到外在的文明差異所導致。
當作者在論述某個文明時,不免為夾雜自身的立場與偏見,而在重新回顧清末民明初的文明交流,探討如何看待當時的文明交流,不免陷入先入為主的窠臼,將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自我價值融入。
因此,本文分析不同文明背景的作者是如何回顧梁起超的思想與著作。
希望能夠分析梁啟超為何在不同作者的筆下呈現出不同的面向,並分析這些作者的蘊含的動機與思想淵源,希望能夠清楚呈現梁啟超思想的完整面向,進而能夠更貼近民初文明交流現實。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質化研究,對不同文明背景的作者關於梁啟超的著作進行比較與分析,因此,研究途徑是採用文本分析法與比較文獻法。
在本文當中主要研究的對象是不同背景的作者研究梁啟超的著作,對其加以分析討論。
藉由對於文獻的閱讀與分析,從中解讀作者如何去描述梁啟超其人與思想,進一步探討作者為何以某種角度來研究、評論梁啟超。
根據不同文本進行比較與探討後,在進一步對這些著作進行歸納與分類,將梁啟超研究完整的呈現。
本文的研究框架會採用文化變遷進程的方式進行研究,將研究梁啟超的著作依其論述角度以文化能動性與文化的改造對象進行分類。
文化的能動性是研究梁啟超的著作,將中國視為具有主動或被動的回應文明衝突與交流的能力;文化改造對象是指將中國視為吸收西方價值的基礎,改造西方文化以融入中國或改造中國使其融入西方。
第六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為緒論包含研究動機、研究背景、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章節安排和研究範圍及限制,簡單介紹本文的架構以及梁啟超的背景與重要性,第二章之後就開始試圖分析梁啟超在不同背景作者為何呈現不同的面向。
第二章主要將研究梁啟超著作歸納後,其描述在將中國視為具有主動適應文明衝突的能力以及中國能夠吸收西方價值而現代化的著作。
第三章則是那些著作將中國視為只能被動的回應文明的衝突,並且要改造中國文化使其可以適應西方文化。
第四章則是分析作者的背景,希望可以由作者自身的所處的文明背景、時空脈絡出發,進一步了解其為何會以某種角度來描述梁啟超。
第五章為結論,將探討中外學者對梁啟超研究,作者都將其觀點投射其中所謂的客觀卻早已蘊含特定的觀點與成見。
第七章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研究的範圍為描述梁啟超的著作,主要是研究作者如何描述梁啟超,致使梁啟超呈現多種面貌,對此作出描述與分析。
因此,作者不會對梁啟超本人的思想與著作進行探究與深入的分析,也無法對梁啟超的思想做出評論與定位。
僅是對這些研究梁啟超的作者,進行解析,分析作者並非只單純的研究梁啟超,甚至無法單純的研究梁啟超,會帶入特定的思想與文明價值。
因為研究來啟超的著作眾多,所以亦很難對每個作者的自身進行分析與探究,故難以對每位作者進行深入的剖析,分析其思想轉變與心路歷程,僅能就文明背景與歷史脈絡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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