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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专题二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上)
一、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加上捻军、天地会起义以及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构成19世纪中叶农民群众斗争的风暴。
由于太平天国与历史上其他农民战争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教材着重讲述太平天国。
(注意教材的提法,以往多提“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本教材改为“农民战争”。
)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时代背景
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和以往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相同的。
正如天地会《万大洪告示》所说:
“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荣孟源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5页。
)曾国藩在奏折中也提到:
“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
曾国藩奏折中着重谈了“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几个问题。
曾国藩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成员。
他的这些话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
《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9~32页。
)这两段史料说明,正是因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外国的侵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
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其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的背景。
这时,鸦片战争结束已经9年,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原本已经十分尖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因外国的侵略而迅速激化。
第一,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支出了巨额的军费,《南京条约》又规定要向英国支付赔款,这就迫使清朝统治者大幅度增加剥削强度,在繁重的旧捐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捐税,这些捐税最终都落在农民头上。
第二,尽管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鸦片贸易还没有合法化,但清朝官吏实际上已经不加禁止,战后10年,鸦片的输人量增加一倍以上,这就使战前已经很严重的“银贵钱贱”问题进一步加剧。
农民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是铜钱,但交纳赋税却必须是白银,结果实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第三,由于《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广州独一无二的外贸口岸地位的失去,使两广、福建、湖南、江西原来依靠内地通往广州的商路谋生的成百万下层群众顿失生计,这几个省份后来就多数成为农民起义特别猛烈的地区。
(详细的分析可参看钟文典:
《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5页。
)
太平天国利用基督教作为发动农民的工具,也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时代特点。
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缺少文化,容易接受神秘的宗教语言,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很多农民起义都是通过宗教来发动的。
鸦片战争后,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合法传播。
洪秀全接触到这种外来的新宗教,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3岁考为童生。
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
在他一再落榜以后非常沮丧。
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一位传教士送他一本书,即梁阿发用汉文写成的基督教布道文书《劝世良言》。
他受此书内容启发,并借用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戒条,加上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某些仪式、传说,创立了一种新宗教。
但是,洪秀全的新宗教与西方传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完全不同,如范文澜所言,外国传教士传授的是“一个侵略的上帝”,洪秀全“要制造的是一个革命的上帝”。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第97页。
)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事实证明,洪秀全创立的新宗教在发动、组织农民方面起了极为明显的作用。
以往的一些论著称洪秀全创立的宗教叫“拜上帝会”,但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故教材没有采用“拜上帝会”的说法,而称“拜上帝教”。
2、体现太平天国特点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这两篇文献集中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特点,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
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
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
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以平均地产为核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
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九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
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O0年版,第21~26页。
)
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产品的分配,对在基层建立军政合一、军农合一的制度以及选官制度、宗教教育制度等都作了规定。
可以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部法典。
《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度。
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也提出过类似“均田免赋”的口号,但史籍上并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
《天朝田亩制度》则是中国两千多年农民战争史上最为具体、详细的分配土地的法规。
这个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反映了农民最根本的经济要求。
因此,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流和本质。
因此,称《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
但这个方案的土地分配制度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
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
这种社会理想,具有空想的性质。
它所设计的具体分配方案也不切实际。
因为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先要把地主的土地没收,把所有土地归为国有,然后再重新分配,这就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还要克服各种反抗,太平天国并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
土地分配的技术问题也十分复杂,16岁以下分半,过两年后这个人就成年了,怎么办?
人口的变化如出生、死亡、犯法被捕、迁移、弃农转业,又怎么办?
还有把土地分为九等也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
而且,《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规定平均分配土地,但同时又规定耕作者不能自由支配赋税后的农副产品,这反映了制度本身的思路是不严密的。
很多学者研究指出,太平天国实际上并没有推行这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
《资政新篇》,洪秀全等人学习了西方基督教的一些语言和教义,把它们改造成发动农民的思想武器,但毕竟没有学习到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
《资政新篇》却是一个真正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方案,提出者洪仁玕(字益谦(一作谦益),号吉甫。
广东花县(今花都区)人。
洪秀全族弟。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参加拜上帝教。
金田起义后,1852年(咸丰二年)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
直至1860年4月辗转到达天京。
5月,被洪秀全封为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
执政之年,作《资政新篇》。
)在香港住了近7年,是一位对西方有所了解、讲求实务、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新式知识分子。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各条建议多有批示。
《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
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与番人竞雄”,但严禁鸦片入口,对来华的外国人,“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23~541页。
)
《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比维新派早得多,从学习西方的角度看,也比洋务派要早。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历史中一个光辉的亮点,使这次农民战争鲜明地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战争,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
不过,《资政新篇》是一个建设的方案,必须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安定的环境才可以实施,但太平天国偏处一隅,尤其在1859年以后,太平天国没有这样的条件。
此外,洪仁玕虽然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和支持,但他的威信不足以统筹大局,没有能力和机会培养、组合一个改革的核心。
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不可能理解这个方案。
所以,《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一样没有付诸实施,只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料。
3、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
在很长时间内,太平天国被称为农民革命运动,评价时有拔高的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日趋多元化,近十多年,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否定太平天国的论点。
必须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有其合理性和正义性,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所以,我们不宜对太平天国作出溢美或否定的评价。
在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
第一,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
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来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因此,太平天国的打击目标与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一致的,它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对封建主义的打击,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消灭了百万清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
这场起义之后,清王朝不得不授予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军头目越来越大的权力,军权、财权、人事行政权下移,地方督抚权力大增,清廷对地方控制的能力减弱。
(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川、陕、鄂交界发生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
耗尽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削弱了清正规军。
故清政府开始动员和利用地方武装,“团练”就是这时出现的。
为控制“团练”清任命了“团练”大臣,如曾国藩等,他后来又组建了新式地方军队-湘军。
)几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很大程度是因为太平天国以后形成的这种政治格局。
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不少地主家族死亡殆尽,大量田册地契毁灭,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但在一些地区实行“着佃交粮”的政策,实际上承认了佃农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
起义失败后,清朝虽实行“回归原主”的政策,但很多土地已经无法归还原来的地主,于是,部分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成为土地的新主人,这就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新自耕农,这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太平天国反抗外国侵略势力,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要求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和遵守太平大国的法律,严禁鸦片贸易。
当外国侵略者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触犯了他们的侵略利益、外国将会以武力对待时,太平天国并没有在威胁下屈服。
据李秀成说,外国侵略者曾经向洪秀全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联合反对清朝,被洪秀全严辞拒绝。
(《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838~839页。
)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太平天国起义者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以及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斗争,表现出英雄的气概。
1862年4月,太平军在上海郊区与英、法、俄军队激战,打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5月,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俘虏“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常胜军”(是年洋枪队改名“常胜军”)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伤毙命。
太平军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的表现远远优于清军。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转战18省,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列宁说过:
“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6页。
1995年新版本未收此文)列宁的这段话对理解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很大的帮助。
尽管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模仿封建王朝的君主制度,但因为太平天国打击的是官绅地主,给贫苦农民带来利益与希望,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拥护。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与了起义,起义初期,太平天国连老弱妇孺在内不足万人,两年多以后迅速壮大为数十万人的队伍;太平天国北伐军出发时不足两万人,但沿途贫苦农民不断加人,转战期间队伍曾不断壮大。
如果不代表农民利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太平天国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
《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
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前后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作,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这在以往的农民战争史上是没有的。
此外,太平天国纪律严明,等级森严(采取军政合一制度,共64个等级,最高为天王,出来坐轿子要64个人抬,二把交椅为东王,出来要48个人抬,最小的等级为小司马,相当于村长,出来要四个人抬。
)都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度。
总之从中国的农民战争史看,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第三,太平天国对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启迪和鼓舞。
作为一场空前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撒播的反抗火种仍然在延续。
孙中山早年就听过太平天国的故事,这是他青年时代立志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动因。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更是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居,革命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中赞扬和宣传太平天国的斗争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意吸收太平天国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说,太平天国对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很大的启迪、鼓舞作用。
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对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改革运动也有所促进。
例如,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就产生了推动作用。
(参看王晓秋:
《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546页。
)也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
“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20日)
二、农民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农民起义不可能导致农民阶级的阶级胜利,太平大国也并不能例外。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非只有两个前景:
或者失败,或者建立新王朝。
太平天国没有能够争取到第二种前景,终于失败了。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从客观原因来看,是因为在当时太平天国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清王朝,还有外国侵略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公开宣布实行“借师助剿”的政策,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镇压,而西方国家也认定维护清王朝更符合它们的利益,于是以各种办法支持清王朝,西方国家的军队甚至直接同太平军作战。
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联合起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天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从主观原因来看,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影响了起义的进程和归宿。
(以往一些论著回避太平天国局限性的一面,而近年来一些著作对此则过于渲染,两种做法都有片面性。
教材对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分析,主要强调了农民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也提到了太平天国宗教迷信、腐败现象、内部分裂等问题。
)太平天国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太平天国指导思想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用拜上帝教的教义来发动农
民是有成效的,但这种宗教不是科学、先进的思想,它既有西方的色彩,又含有大量俚俗、粗鄙、迷信的内容(例如“上帝附体”之类),洪秀全制定了宗教和道德的戒律“十款天条”和各种仪式,自称天父次子、天兄耶稣胞弟,在太平天国中致力宗教甚于实际政务,即使在后期亲掌大权时亦如此。
其宗教宣传和举措离奇而缺少社会内容,未能起到鼓舞士气,加强权威的作用。
尤其不容易取得有文化的士大夫的支持。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但在吸收士大夫参加方面却不如其他规模小得多的农民起义。
士大夫阶层的精英人物基本站在清王朝一边,这与太平天国的宗教、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
洪秀全在后期不仅没有对宗教进行必要的改造,反而强化了其迷信、鄙俗的一面,但对群众已经没有号召力,只有洪秀全本人依然沉迷于自己制造的虚幻神话之中。
(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问题典型的有,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一次洪秀全安排4个天王府女官在雨雪寒冻的天气下凿池挖塘,不得休息。
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要洪秀全免除天王府这4个女官的劳役,并斥责他对待有功姊妹太苛刻,要罚打40杖。
洪秀全以“天王”之尊,只得俯伏在地,准备受杖。
后来杨秀清又玩起“天父附体”的把戏,对洪秀全表示了夺位的野心:
“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只能称九千岁呢?
”洪秀全赶忙回答:
“东王打江山,也该是万岁。
”“天父”又问:
“东王的世子岂止是千岁?
”洪秀全答:
“东王既然是万岁,东王的世子也就是万岁,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万岁。
”“天父”这才喜滋滋地说道;“好!
那我就回天了!
”)此外,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勾画出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的理想模式。
在思想文化方面,洪秀全以上帝为独一真神,打击佛、道异教,在建都天京后又发起了严禁一切孔孟诸子百家书籍的运动,以图加强思想统治。
如此对待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0页,1983年版。
)
第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的一面,导致享乐主义、腐败、分裂甚至自相残杀。
进入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很快就抛弃了早期的艰苦奋斗作风,极力追求物质享受,而且也以物质享受激励官兵、群众。
例如,洪秀全所作的《天理道情书》说:
“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胼胝,辛苦备尝。
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洪恩,畀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
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
”(《天理道情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版,第390页。
)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
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暌隔,猜忌日生”。
(《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版,第172页。
)即使是比较清醒的李秀成,忠王府也修得十分壮丽,连李鸿章也叹为观止。
太平天国的高层都有很多妻妾,如洪秀全有王娘88人,杨秀清有王娘54人。
1856年9月发生的天京事变,更是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的恶性发作。
这场流血大内讧,打破了洪秀全等人制造的神话,造成了信仰危机,拜上帝教也失去了早期的凝聚功能。
太平天国的一些成员唱出了如下歌谣:
“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去,还是做长工。
”(茅家琦主编:
《太平天国通史》中册,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因此,天京事变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对农民阶级局限性的深层理解:
生产方式的局限:
农业生产与天地同一,无需人为的刻意创造,只需长幼继承,互相模仿,经验摸索;缺乏彼岸信仰、理性思维、自由思想,只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思维朴素、直观、模糊,缺乏历史的、通盘的、长远的考虑,缺乏批判力和创造力。
平均主义的局限:
农民要推翻皇帝,针对皇帝的大私有提出所谓财产大家公有,即平均主义:
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生产的东西吃光喝光,没有了积累和再生产。
可见,大公有是一种短期行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平均主义只顾今天,不顾明天,所以必然失败。
最后农民起义还是要转回皇帝那套大私有制度,才能胜利。
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太平天国也有很多失误。
例如,太平天国不明世界大势,对外国侵略者虽有反抗,但缺乏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有幻想,另一方面仍持“天朝上国”心态,不仅无法利用清廷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也无法阻止两者的联合,并不止一次受到侵略者的欺骗。
在军事战略战术、经济政策等方面,太平天也有很多失误。
对太平天国的局限性,教材没有花太多篇幅,教师应当有较多的了解,讲授时可以适当多讲一些,但也不宜过于铺陈,尤其不必过多讲述太平天国领导人腐败的细节(这方面的史料不少)。
应强调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文化上也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享乐主义,其领导集团的腐败、内讧,归根到底都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产物。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
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为中国找到出路,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探索
鸦片战争是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最末一个王朝宁静岁月的结束和中华民族重重危机的开端。
面对入侵的优势之敌,怎样才能抗敌御侮、挽救危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就在绝大多数人依然沉迷于“天朝上国”的梦幻里,对西方之进步不屑一顾的同时,有识之士却能从实际出发,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看出其技术之先进远在中国之上,从而提出了学习西方科技以自强的问题。
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是这一主张的首倡者,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洋务派则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者。
从林则徐的首倡到洋务派的实践,反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为改变国家命运而作出的努力。
1、林则徐等改革派的探索
林则徐:
(1785~1850)清福建侯官人。
嘉庆十六年(1837)进士。
曾任湖广总督等职。
1839年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禁烟,在虎门海滩销毁英美鸦片110多万公斤。
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文书报,编成《四洲志》。
大力整顿海防,抵抗英军侵略。
鸦片战争后被革职充军伊犁。
后被重新起用,1850年卒于潮州普宁县。
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林则徐开社会思想风气之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性课题,并为此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他到广州后为“探访夷情”,广泛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并招募一些懂英文的人来翻译。
在这些译员的帮助下,林则徐把英文版的《中国丛报》编译为《澳门月报》,并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
另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成果是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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