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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魅力论毛泽东
领导魅力论——向毛主席学做领导者
毛主席曾经评论道:
“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
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
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
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
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
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
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
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
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
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
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你们说这书应该怎样个读法?
书总之是不能读多,那么多的书你就是一辈子读也读不完。
只能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学习。
”
毛主席一直认为学习重要的是讲究方法,收获本领是关键,学以致用是关键的关键。
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来看,领导者这类群体的个人素质与知识水平是越来越高,在凡事都讲究科学性的今天,要求领导者必须懂专业知识又具备综合素质,但又不能死读书、读死书。
毛主席说这席话另一个含义就是,读书学习归根结底是要为工作服务的,是工具。
“1949年,从农村奔涌的洪流席卷城市,他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的领袖是一位巨人——毛泽东。
他强势而又冷峻,是诗人也是战士,是预言家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他建立了新中国,但之后把它引领上了一条使社会急遽动荡的航程。
直到这段痛苦艰难的时期结束,中国才得以逐步地成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1]
常识告诉我们,领导者的公众形象并不完全是领导者自己的事情,还包括追随者对领导者行为的一种猜测。
对于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种猜测的总趋势也是善良的,这是研究领导者行为,特别是中国领袖行为所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而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詹姆斯•伯恩斯也曾说:
“前人在研究领袖问题中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把领袖文化和追随者文化割裂开来。
”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领袖是这种关系的一极,追随者是这种关系的另一极。
但是,领袖与赤裸裸地行使权力的权力拥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与追随者的需求和目标紧密相连的。
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不断发展、充满矛盾的,所以任何人,想要做事,想要做成事,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除了自己的资质与努力外,一定还要有其他人的帮衬,其他物的支持,也就是要把“助”的事情搞清楚。
何为“助”?
通俗的理解,即帮助,助力之意。
领导者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在特殊岗位上,做出了特殊的事,才被称为领导者。
如果光有领导者个人,却没有下属,没有事件,那就不能称之为领导,领导者一些影响力的扩散就更不能称之为魅力。
那么,从动态的相互关系这个层面来理解“魅力之助”这个词,应该讲是一些衬托了领导者魅力的因素,重点在“因素”这个具体的精神层面上,而不是“帮助”这个过程层面。
我们之前谈过了领导者魅力的来源、魅力的基础,现在我们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有哪些内在的、外部的因素是在无形中帮助了领导者树立富有魅力的形象。
天助自助
天助,说得通俗点,就是机会运气;自助,说得通俗点,就是个人努力;天助自助,用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机会总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术语来讲,职位与职数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越往上走,人越少,也就是说能当上领导者,尤其是数一数二的领导者的,毕竟只有少数几个人。
同等资质的人可能很多,但是由于大家从事的职业不一样,所处的行业不一样,种种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你们面临机会的数量有差异,而一个拐点可能就会导致今后发展的大相径庭,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确实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连坚持多年买彩票终于中大奖的人,还可以印证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而偏偏喜欢用极端观点看问题想事情的人,认为领导者都是靠运气行事,那可就不对了。
天助的前提是自助,自己不优秀,机会来了也未必抓得住,抓得住也未必用得好;其次才是“天助”,这倒不是说“天助”不重要,是因为“天助”不可控,可遇不可求。
所以,“自助”才是根本。
如何“自助”?
《孙子兵法》里有五个字请好好记住,“智、信、仁、勇、严”。
我给领导干部讲课会经常建议他们,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对着太阳伸出五指,然后握拳,在心里默念三遍“智信仁勇严”,一百天之后,你绝对是一个比以前要强得多的领导!
因为你懂得什么叫知识渊博,多谋善断;什么叫言而有信,表里如一;什么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什么叫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什么叫奖惩分明,以身作则。
没有这几个基本素养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智,就是要做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
智力和智慧都是“智”。
在心理学家眼中,智力是一种偏重认识方面的能力,它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和思维力等五个基本要素。
智慧是一种更高的智力,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能力。
智慧的来源主要是“阅历”,是不断“试错”的结果。
人们智慧的差量,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受教育的程度、经历的事件和必须面对的种种情景。
对于领导者来说,智力和智慧都是成就事业不可缺少的。
没有智力,你会被认为是一个愚蠢的人,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没有智慧,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迂腐的人,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作为一位领袖,才智过人、雄才大略是毛主席给人的最深感触之一,与人相处知人善任而用其所长,危急时刻奇思妙想而力挽狂澜,毛主席虽然未曾做过一天军校的学生,但是其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不断地探索、总结出的领导智慧却让许多军校出来的科班生自叹不如。
毛主席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
第一、“才高八斗”。
这是要求领导者拥有足够的知识,并且更重要的是所学要能够应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正如毛主席于1938年在抗大时所说的:
“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
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
”看一个领导者是否才高八斗,第一,是看领导者有没有与岗位相匹配的的知识储备和业务基础,这是服众的前提;第二,是看领导者能不能有效传达组织愿景和发展蓝图,这是带队的纲目;第三,是看领导者能不能在危机时刻英明决策并化险为夷,这是立威的关键;第四,是看领导者能不能在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和动态发展的内部环境中,对组织未来走向做出某种预判,并能够及时而积极的响应,这是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对未来的预判能力集中体现了领导者的大智慧,一个清晰的愿景,以及一起直面困难、攻克难关的经历,能大大加强组织的凝聚力,进而感染下属矢志不渝的追随。
第二、“学富五车”。
这要求领导者要广泛的学,这一点毛主席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陈晋在《毛泽东之魂》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作为个人,他有天然的读书人的本色和爱好,这是他同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
事实上,他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
诸如他花诺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
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
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之。
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
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誉的学人。
”所谓“读书不忌杂”,文理工商多少涉猎一点,有助于领导者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
信,就是要做一个言而有信、表里如一的人。
人无信不立。
领导者不仅要建立起下属对自己的信任感,还要有效地维持这份信任感。
领导者自己有才有能是基础,帮助下属也变得有才有能是责任,让有才有能的下属忠诚于自己才是本事。
领导者要做到可信,首先就讲“言而有信”。
一是讲表达的内容要是真实的,是“信度”问题;二是领导者不应轻易许下承诺,一旦立约定要践行,是“效度”问题。
“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这是领导者取信于下属的基本要求。
毛主席多次强调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讲真话、讲老实话,“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
“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
领导者要做到可信,就要做到“表里如一”。
领导者形象的塑造,从领导者自身角度讲,实际上关乎两个维度,一个是领导者内心体验,一个是领导者的外在表现。
当领导者的内心体验与外在表现相一致的时候,领导者自己会比较轻松舒服,下属也会觉得你直率可亲。
领导者其实不需要故意让下属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揣测“圣意”,他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去做更有意义、贡献更大的事情。
“太上,不知有之”,老子政治理想中对统治者这种期望可谓是领导者们所欲追求的最高境界。
领导者要通过诚信的素质打动和感染下属,尽管只有很少的直接命令与强权干预,却依然不会影响下属主动实现组织目标的决心和行动。
反之,如果下属不信任领导,就不会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天赋、精力、经验、智慧和创造力,领导者在带领他们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就要耗费大量监督成本。
仁,就是要做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
《论语》中,把“仁”当做儒学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孟子》中也指出: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都应该彼此尊重而善待对方,领导者对待下属更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领导者要讲究“恩威并施”,既有权威,又有值得大家趋附和拥护的吸引力。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
领导者“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一个宽容的自我。
如何体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就是:
要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心理学有个词叫“移情”,就是当一个人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他们两个人就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磨合了。
一个高度磨合的团队,其领导者带领下属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一定会比矛盾丛生的组织要顺利得多。
出色的领导者是个善用艺术化解矛盾的人,宽宏大度的领袖总能更好地凝聚人心,在下属中间也更有号召力。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常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他付出的不完全是利益,也包括情感,而情感这个东西非常微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双方基础之上的某种感受,你对我好,我就感到很舒服,你对我不好,我恐怕嘴上不说,但心里不服,你的地位比我高很多,我可能不讲话,我可以不表达观点,你力量比我强很多,我可以不跟你对骂,但是我心里不见得服气。
有些领导喜欢表面宽容,秋后算账,让下属有如履薄冰的感受,久而久之,下属做事思前想后、缩手缩脚,会因畏惧领导者的可能驳斥与惩罚而不敢说出一些有创造性、对实际工作起推动作用的想法,这将是组织的巨大损失。
勇,就是要做一个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人。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出自《孙子兵法》,意思是将领在带兵打仗时,进攻不以追求名利为目标,后退也丝毫不回避违抗上司命令的罪责,他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卫人民、保卫国家。
领导者与将军是一样的,都有自己的下属,都有一个目标,都是团队的核心人物。
此言最重要之处在于领导者是否能不以个人利弊为衡量标准,是否能为组织、追随者的谋得最大利益。
岳飞曾经说过:
“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毛主席对这句话就有不同的见解:
“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
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
”的确,在毛主席的带领和影响下,解放军将士个个廉洁奉公,人人骁勇善战。
说完“进”,那就要谈谈“退”,这叫讲“两点论”不讲“一点论”。
任何人都会犯错,我常常讲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认识自己的错误,不知道吸取教训。
毛主席在这一点上的做法,现在很多领导者都做不到。
1958年11月以来,毛主席为纠正“左”的错误曾多次在会议上自责,并承担错误决策的领导责任,1959年2月28日,主席在会上讲到:
“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
”
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主席总结说:
“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
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是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
”又说:
“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
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
”领导者犯了错不可怕,但是要直面过失,敢于担当,积极承担责任,就如主席说的那样:
“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
严,就是要做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
“严于律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把控自己的行为,经常反思自己,做自我批评和检讨。
“宽以待人”就是面对各种误解和委屈不要心怀怨恨;不过高要求别人,允许别人有缺点;给别人时间和机会去改正缺点;不要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
领导者对自己要求严格才能心怀坦荡,以身垂范;对他人宽容才能让人感念,使人忠诚。
“共产党人度量宽,虚怀若谷弃前嫌。
水流千转归东海,天上众星拱月圆。
”1949年8月4日,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
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四平战役时,曾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蒋介石嘉奖。
毛主席对他们的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他们的义举:
“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年8月30日,毛主席不计前嫌,亲自草拟电文给程潜和陈明仁,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毛主席很喜欢的一句话,这句话讲的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态度,也是增加领导者人际魅力的良方,可以减少领导者与下属之间不必要的摩擦,有利于保持团队的和谐与激情。
如果领导者反复地用下属曾经犯过的错误来奚落他,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时间久了,再小的小事也会闹得不可收拾。
因此,领导者能以身作则并撇开成见,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这样才能安众心、齐众志。
方略的视角
除了人格之外,方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如果说领导者的人格魅力讲究的是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以达成领导的效能,领导者方略魅力的直接目的便是行之有效。
因此,较之领导者个人的形象,领导者的方略对组织更加重要,影响也更加长久。
领导者的方略魅力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要有个好的工作思路,二是要有好的工作方法,前者在于有一个好的方案,后者在于能把事情办成。
没有好的思路所做之事档次不高,没有善于集成资源的套路和推动力将所想之事办成,再好的思路不过是空想。
这是我们观察领导方略的主要视角。
一个领导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或者说,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认为,在当今的发展形势之下,组织面临的不仅仅是周围环境的发展,更面临着全世界竞争者的夹击。
眼界阔、思路宽、胸襟广是现代领导者的必备素养,努力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是成为出色领导者的根本途径。
首先,眼界开阔,做一个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人。
现在没有不变的东西,领导者如何应对现实中的“变”就是一门学问:
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领导者应怎样该跳出原有的界限,把自己置身于大环境来发展呢?
做到眼界宽。
领导者要放开视野,密切关注周围环境的发展变化;更要主动,积极学习、努力实践,从群众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领导者作为组织的核心关键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即“带领”和“引导”,因而拓宽眼界是必不可少的,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领导注定会被社会所淘汰。
眼界宽的领导干部,不仅目光四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具有世界眼光、战略眼光、历史眼光,善于从全局、宏观、长远上认识和把握问题。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条件的分析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历史证明,一个从未出过国的湖南乡下人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革命形势。
如果没有开阔的眼界,毛主席是不可能有如此正确的认识的。
其次,思路开阔,做一个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人。
领导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出主意”,“主意”就是思路,就是工作方法。
可想而知,狭隘的思路必然会限制组织的发展。
只有思路宽,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只有思路清,才能办成事,办对事;只有思路多,才能创新性地解决问题,提高成功的几率。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组织的发展历程就是矛盾的形成与被解决的循环。
在如今全面发展的时代,矛盾的形式多种多样,矛盾也越来越复杂,要求领导者考虑问题的能力也越来越高。
在组织的发展中,同样的矛盾极少有可能遇到两次,就要求领导者针对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思路来解决。
正确思路往往来自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关键在于充分相信下属,依靠下属,善于总结经验。
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结合对周围环境的分析,改进自己的思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能做到举一反三、统筹兼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伸手要官要权,公开闹分裂。
为了维护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
中央政治局开会,当时周恩来和张闻天都同意要让张国焘当总书记。
毛主席不同意,提出让张国焘担任总政委。
后来,会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总政委。
对于当年这事,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
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
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
这是原则问题。
”当时周恩来和张闻天一味求团结,思路被限制住了,而毛主席当时不同意由张国焘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只让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实在是具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他在求团结的思路上更高一层,既解决了团结问题,也坚持了党的原则。
最后,胸襟开阔,做一个吃得起苦、吃得起亏的人。
胸襟宽,才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相比于眼界宽、思路宽,一个领导者具有宽广的胸襟,是最难能可贵的。
胸襟宽,就是能够虚怀若谷、宽容他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领导者想要成就大业,就不能在小事上过多计较,努力做到海纳百川、求贤若渴、广纳英才、开言纳谏。
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足底气、奋勇向前。
开阔胸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加强领导者心智修养的过程,也是改造思想、培育高尚人格的过程。
没有一个伟人可以单靠自一己之力得以成功,在他们光环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些为他们所用的人才。
而很少有领袖能够做到任用自己昔日的敌人,但毛主席做到了。
一九一五年秋,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恰巧赶上了学生们掀起了驱逐校长张干的风潮。
张干是湖南新化县人,此人顽固专横,对人苛刻。
新化县人来长沙办事找他,他既不接待,也不帮助,乡亲们怨愤得很,就抓他的疮疤,揭露他的私德上的一些问题,说他如何腐化,因此新化县的同学也对他不满,酝酿着要闹风潮。
正在这时,他又从新规定:
每个学生每年要缴十元杂费。
在穷苦的师范学生看来,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们群起反对。
他还经常开除进步学生,贪污教学用费。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驱赶校长的风潮很快就爆发了。
当时有人起草了一篇宣言,同学们认为理由不足,不足以推翻校长。
大家知道毛泽东文章写得好,有理有力又有说服力,批判力强,所以大家主张起草宣言的事要请毛泽东主笔。
毛泽东慨然应允,写了一稿,历数校长的办学无方,指出在教学上的缺点,怎样贻误青年,理直气壮地写成一篇四千余言的宣言。
大家都赞同他的这篇文章,于是连夜派人到印刷局赶印成传单。
第二天早晨,传单由一位姓王的学生带回学校。
那时校长正站在正门办公楼的天台上,他看到一个学生抱了一大捆纸进来。
后来传单一散布,张干看完以后,就断定是毛泽东写的,因为他在检查学生作文卷时,曾看过毛泽东的文章,对毛泽东的文风印象很深。
张干被这檄文般的传单气得怒发冲冠,立即召集全校教师开大会,点了毛泽东以及其他“肇事”学生的名,坚持要开除他们。
可是在会议席上,教职员们大多站在毛泽东一边,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重要教员说话了,都说宣言的内容有好多是发生在新化的,毛泽东不是新化人,也不曾到过新化,怎能知道这些事呢?
其他校中的事是大家知道的,也不能都推到毛泽东身上。
这样经过多次的辩论,驳得张干哑口无言。
结果虽被张干开除一些学生,但不敢动毛泽东一根毫毛,而张干自己却被拉下马了,从校长的宝座上滚蛋了。
全国解放后,被毛主席赶下台的张干,看见伟大的祖国解放了,他要求来京看望毛主席,经过徐特立、谢觉哉诸老的联系,毛主席允许接见。
可是也有人持异议,认为不见为好。
毛主席说:
“我看这个人还不是很坏,因为他能说会道,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在国民党的时期,如果他去‘蝇营狗苟’,也许能捞到一官半职,但他没有这样作,还是个穷教师,可见他还不是坏人。
”后来毛主席终于接见了他,并赠给两千元,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
这样一件事,足以见得毛泽东的胸襟开阔,非常人能比。
极品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中优秀的领导者有很多,说起极品领导者,当属毛主席和邓小平,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影响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一生。
邓小平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
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是: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心里有数。
”在人格方面,邓小平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在方略方面,邓小平韬光养晦、从不伸头。
与邓小平同志不同,毛主席是一个外方内方的人。
在人格方面,他有时会显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桀骜不训;在方略方面,他更多显示出的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过人胆识。
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写到: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
作为以领导者的人格特征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我非常看重领导者早期的发展状况,这些状况往往不能从后人发掘的结论中获得,而可以从领导者早期朋友的描述中获得,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可以得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
萧子升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两人在政治上有分歧,他描述1921年的毛泽东时说:
“首先,我心底认为毛是这样一个人:
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
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
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
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
你要是同意他的话,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
”[1]
毛主席早年爱好思考,他的最后成功得益于政治天赋:
始终谋方向、谋路线、谋大局。
毛主席是一个成功的教师,能够既准确又富有激情地将自己的路线传达给追随者。
毛主席还是一个天然的牧师,有能力将与自己身份相距甚远的车夫、农民聚集在党旗下,举起右手一起宣誓。
毛主席能够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与一切反对力量做不妥协的抗争,最终赢得了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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