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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炎症及其防治专家共识
肝脏炎症及其防治专家共识(2014年)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肝脏炎症及其防治专家共识委员会
肝脏在机体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生物合成、生物转化及解毒等作用,不仅参与蛋白质、脂类及糖类等物质的代谢,也参与药物、酒精及毒物等的体内代谢过程。
同时,肝脏也是各种致病因子或疾病常侵袭的器官,如异常代谢、药物、微生物等均可造成肝脏损伤。
已证实多数肝损伤常伴有炎症反应,肝纤维化、肝硬化、肝衰竭及癌变是最常见的肝病进展形式及转归。
因此,对不同病因的肝病,均需充分了解其与炎症的关联,并进行针对性治疗,以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生活质量。
目前,尽管有多种抗炎保肝药物用于临床,但关于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抗炎保肝类药物仍存争议,对于药物种类和疗程选择等具体问题缺乏统一认识,存在诸多不合理用药现象。
为规范肝脏炎症的预防和诊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组织国内该领域专家对近年来国内外肝脏炎症的定义、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相关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形成了如下共识,并根据最新循证医学证据提出推荐意见(证据分级见参考文献),供临床医生参考与借鉴。
一、概述
㈠肝脏炎症的定义和病因
肝脏炎症是指肝脏因病毒、药物、酒精或代谢异常等损伤引起的炎症改变,几乎见于各种肝病。
依病因不同,肝脏炎症疾病可分为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
常见肝脏炎症疾病的病因见表1。
表1常见肝脏炎症病因
肝病类型
病因
病毒性肝炎
感染肝炎病毒(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等)所致炎症
药物性
(中毒性)肝病
因药物及肝毒性物质所致肝脏损伤,包括对乙酰氨基酚、抗结核病药物(如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等)、抗代谢药、抗肿瘤化疗药物、部分中草药、抗风湿药物等
酒精性肝病(ALD)
由于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肝脏疾病,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严重酗酒时可诱发广泛肝细胞坏死甚至肝衰竭,相关危险因素包括肥胖、病毒感染、遗传因素等
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NAFLD)
一种与胰岛素抵抗(IR)及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的代谢应激性肝脏损伤,其病理学改变与ALD相似,但患者无过量饮酒史,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
自身免疫性肝病
(AILD)
与一组由于自身免疫异常导致的肝脏疾病,突出特点是血清中存在自身抗体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以及其他自身免疫病肝脏受累等
注:
广义的肝脏炎症实际上几乎包括所有肝病
推荐意见1:
多种证据提示,肝脏炎症见于几乎所有原因所致的肝病(I)。
㈡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肝病的发病率不同,虽然乙、丙型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及病死率有所下降,但酒精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则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1.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呈全球性流行,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球约20亿人曾感染过HBV,约3.5亿人为慢性HBV感染者。
我国现有约9300万慢性HBV感染者,约2000万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
每年全球约100万人死于HBV感染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细胞癌(HCC)。
丙型肝炎病毒(HCV)全球感染率约2.35%,慢性感染者大约1.6亿人;我国过去调查发现HCV感染率约3.2%,但据报道近年有明显下降,如2006年研究显示,1~59岁人群抗-HCV流行率约为0.43%。
二者差异较大的原因尚不清楚,部分专家认为目前实际流行率可能在1%左右。
2.药物性肝病近年来,随着药物种类的增加,新药的不断涌现及各类药物的应用增多,药物性肝损害(drug-inducedliverinjury,DILI)的发病率明显增高。
国内外DILI占肝病的比例有一定差异,如美国的DILI占住院肝病患者的2%~5%,而我国仅占0.46%~1.08%,这可能与我国肝炎病毒感染率相对较高,病毒性肝炎患者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有关;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医疗体制等原因,也可能存在低估现象。
3.酒精性肝病(ALD)据调查,2003年美国所有死亡的肝病患者中44%归因于酒精。
研究发现人均年酒精消费量每增加1L,男性患肝硬化比例增加14%,女性增加8%。
在欧洲,ALD是晚期肝病最常见的病因。
我国1999年调查全国6个地区男、女及整体饮酒率分别为84.1%、29.3%和59.4%。
在我国成人群体中,ALD患病率为4.3%~6.5%。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ALD占同期肝病住院患者的比例正在不断上升,由1991年的4.2%增至1996年的21.3%;酒精性肝硬化在肝硬化的病因构成比由1999年的10.8%上升到2003年的24.0%。
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NAFLD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肝功能酶学异常和慢性肝病的常见原因,普通成人NAFLD患病率为20%~33%。
2004年上海市社区调查成人NAFLD患病率为15.4%,2011年北京市社区调查成人NAFLD患病率为35.1%。
诸多NAFLD的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及肥胖等,使我国NAFLD患病率迅速增加,且呈低龄化发病趋势。
在NAFLD患者中,NASH和肝硬化分别占10%~20%和2%~3%。
肥胖症患者NAFLD患病率为60%~90%、NASH为20%~25%、肝硬化为2%~8%。
有报道NASH患者10~15年内肝硬化发生率高达15%~25%。
两项研究显示,第一次肝穿为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的患者,3年及3.7年后再次肝穿,发展为NASH者分别为61.5%及64%。
5.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AIH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病率为1/5000~1/10000,女性多见(男女比率1:
3.6)。
尽管AIH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但主要累及儿童和中老年患者。
在挪威和瑞典,AIH平均发病率为每年1~2例/10万人,北美AIH的发病率与之类似。
AIH以外的自身免疫性肝病还包括PBC、PSC及其重叠综合征等,其在我国的发病率均呈显著增高趋势,其原因一是临床认识提高,二是本身确呈不断上升趋势。
推荐意见2:
当前我国各种原因引起的肝脏炎症患者数量庞大,仍以病毒性肝炎为主,但药物性肝病、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的发病率(发现率)呈上升趋势(I)。
二、肝脏炎症的发病机制及病理改变
㈠炎症诱导物、感受细胞及其介质
炎症反应是机体抵抗外界损伤因子所发生的防御性反应,是由多种细胞、细胞因子参与的复杂反应。
肝脏炎症及其所致的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是肝病进展的主要病理学基础。
多种激素、体液因子(炎症介质、促炎或抗炎因子)以及细胞黏附分子等参与了炎症调控,它们之间有相互促进或拮抗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调控网络。
1.炎症诱导物(Inducers)肝脏炎症与其他组织器官的炎症一样,主要系因免疫细胞通过自身的特异性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recognItIonreceptors,PRRs),如Toll样受体(toll-likereceptors,TLR)来识别病原体相关模式分子(pathogenassociatedmolecularpatterns,PAMPs)和损伤相关模式分子(damage-associatedmolecularpatterns,DAMPs)。
DAMPs是致病微生物的一些高度保守成分,如脂多糖(LPS)、肽聚糖、脂蛋白、细菌DNA、病毒双链RNA等。
而DAMPs既可由坏死细胞在胞膜破裂后释放(非凋亡细胞),也可由激活的炎症细胞分泌。
PAMPs和DAMPs均可激活肝脏的固有防御机制,从而启动炎症反应。
急性肝炎主要表现为淋巴细胞浸润和激活,具有免疫和防御功能,有助于机体对抗病原体的侵入和损害。
然而,如果诱导物持续存在和作用,则可引起慢性肝炎,造成细胞和组织的损伤,引起各种肝病。
2.炎症感受细胞(sensores)在肝脏天然免疫中,中性粒细胞主要在急性肝脏炎症时发挥作用,肝脏库普弗细胞则在慢性肝脏炎症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库普弗细胞受到激活与抑制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并维持在相对平衡状态,一旦这种平衡机制被病理因素打破,则可导致肝脏损伤。
3.炎症介质(mediators)在炎症过程中,由细胞释放或体液中存在的、参与或引起炎症反应的化学物质称为炎症介质,包括细胞因子、脂类炎症介质(如前列腺素)、黏附因子及氧自由基等。
㈡炎症反应是多种肝病的共同通路
炎症反应是一个多因素、多细胞、多通路、多层次、进行性的复杂病理生理反应。
目前认为,炎症反应通路可概括为诱导物→感受细胞→炎症介质→靶组织4个步骤。
在肝脏炎症中,诱导物主要是病毒、细菌、各种有害刺激物质以及各种内源性损伤物(细胞和介质的改变,包括DNA及蛋白质的变性损伤、细胞的坏死等)。
感受细胞主要是免疫及炎症细胞,如库普弗细胞、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等,其中库普弗细胞在肝脏炎症中起着关键作用。
感受细胞上主要存在三种PPRs:
TLR主要识别PAMPs,它可启动获得性免疫和固有免疫,激活巨噬细胞;NOD样受体(Nod-likereceptors,NLRs)是模式识别受体家族的成员,可识别细胞内DAMPs,有20多种蛋白质,可组成一个蛋白复合体,称为炎症小体(Inflammasome);此外,还有RIG-1样受体,主要识别病毒分子。
其中,炎症小体是在肝实质及非实质细胞内表达的多蛋白复合物,可对细胞损伤信号产生反应,激活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1),并释放白细胞介素(IL)-1β、IL-18及IL-33。
四种主要的炎症小体原型是NLRP1、NLRP3、NLRC4及AIM2,有不同的识别位点及特异性配体,并在caspase1活化时终止。
研究发现,炎症小体活化包括信号1及信号2,前者(大部分来自TLR激活)下调炎症小体表达;后者通过炎症小体配体触发功能性炎症小体活化。
炎症反应涉及很多介质和细胞信号通路,如各种细胞因子、生物活性物质、生长因子的通路等。
其中,涉及的信号通路有c-jun氨基端激酶(JN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蛋白激酶C(PKC)、蛋白激酶B(AKT)、I-κB激酶(IKK)、胸苷激酶(TK)等,可通过激活蛋白-1(AP1)、干扰素调节因子(IRF)、核因子κB(NF-κB)等多种转录因子,启动和促进各种炎症基因的表达,其中NF-κB起主导作用。
在炎症介质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IL-1是介导炎症反应的两个重要细胞因子,二者均可诱导NF-κB的表达,促进更多炎症介质生成。
TNF-α在肝脏中主要由库普弗细胞产生,促使更多炎症细胞募集,活性增强,从而启动瀑布式炎症级联反应。
在炎症反应中,磷脂酶A2作为细胞内信使,将炎症细胞、脂类炎症介质、细胞因子、损伤因素等细胞有形成分和可溶分子物质联系起来,成为该体系中极其关键的活性酶,因此也被称为花生四烯酸炎症级联反应瀑布的“闸门”。
㈢不同病因所致肝病的肝脏炎症发生机制
尽管“炎症细胞浸润”是肝脏炎症的共同特征,但不同病因的肝脏炎症其发生机制及病理改变仍存在差异。
现就常见病因的肝脏炎症发生机制进行简述。
1.免疫反应介导的肝细胞损伤是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发病的主要机制成年期感染HBV主要表现为急性肝脏炎症,婴幼儿期特别是母婴传播所致感染则主要表现为慢性肝脏炎症;HCV感染亦主要表现为慢性肝脏炎症。
这种临床发病的差异,主要与两种病毒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及宿主免疫应答相关。
2.药物所致肝脏炎症可分为免疫性损伤和非免疫性损伤免疫性损伤主要系因药物与机体成分结合成为具有抗原性的新成分,在部分人群引起过敏反应,从而导致肝细胞受损。
非免疫性损伤可分为特异性肝损伤和药物过量引起的中毒性肝脏损伤,特异性药物损伤即部分人群缺少代谢药物的某些组分,从而摄入少量药物即引起严重的肝细胞损伤;中毒性药物肝损伤系因误服过量肝损伤药物或自杀等原因,导致药物摄入量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严重干扰肝脏正常代谢而引起的肝细胞损伤。
3.酒精所致肝脏损伤主要与酒精在机体代谢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还原型辅酶I改变了肝细胞内的氧化还原状态,从而使肝细胞受损有关;另一方面,酒精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乙醛,生理情况下也可与多种蛋白质结合,影响肝细胞功能,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
4.NAFLD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肝内的固有免疫细胞与NAFLD的发病相关,氧应激脂质过氧化损伤为导致脂肪变的肝细胞炎症坏死的重要机制之一。
5.AILD是在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因诱发因素作用,如病毒感染或药物诱导等,机体免疫耐受机制破坏,引起针对肝脏自身抗原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免疫反应介导的肝细胞损伤。
㈣肝脏炎症的病理学改变
肝脏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肝脏疾病的重要手段,也是肝脏炎症程度、纤维化程度、抗炎保肝类药物疗效判断的重要标准之一。
依据肝脏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查,肝脏炎症的病理改变可分为急性病理学改变和慢性病理学改变。
急性病理学改变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程度的肝细胞坏死变性的基础上,出现明显的炎症细胞浸润。
慢性肝脏炎症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程度肝脏纤维化的基础上,出现不同程度的肝细胞坏死、炎症细胞浸润,可依据肝脏炎症程度和纤维化程度分别对慢性肝脏炎症进行分级(grade,G)及分期(stage,S)诊断。
当前病理学分级分期多以CHB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汇管区及小叶内炎症细胞浸润及肝细胞坏死特点将肝组织炎症分为5级(G0~4),典型病变为碎屑样坏死及桥接样坏死;根据纤维化的范围和形态,将其分为5期(S0~4)。
有研究显示,慢性丙型肝炎(CHC)主要病变与之相似,但有较明显的大泡状脂肪变性、小胆管损害及汇管区淋巴滤泡形成等;纤维化分期中S1可见汇管区膨大伴周围纤维化,并易见窦周纤维化。
ALD和NAFLD的病理诊断除了肝组织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外,均需检测肝脂肪变程度,分为5度(F0~4)。
在病理特征中突出了肝腺泡3区大泡性或以大泡为主的混合性肝细胞脂肪变,伴或不伴有肝细胞气球样变、小叶内混合性炎性细胞浸润以及窦周纤维化。
在纤维化指标方面,与其他慢性肝炎类似,但强调肝腺泡3区纤维化的诊断意义。
推荐意见3:
肝脏炎症及其所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及肝衰竭等是肝脏疾病进展的主要病理生理学和病理组织学基础(I)。
三、临床检查、分型及诊断
㈠肝脏炎症的辅助检查
1.肝脏生物化学检查大量的生化学检查可用来评估肝脏的多种功能及潜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肝病。
这些检测指标被统称为“肝功能检查”。
然而,目前认为,“肝功能检查”这一术语不够准确,因为最常用的检测指标如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及γ-谷氨酰转酞酶(GGT)常不能确切地反映肝脏的合成、代谢与排泄功能,更多的是反映肝脏损伤或肝脏炎症程度。
尽管“肝功能检查”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文献及日常生活中,但称之为“肝生化学检查”似更为恰当。
目前,肝脏生物化学检查包括血清ALT、AST、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白蛋白(Alb)、球蛋白、胆碱酯酶、GGT、碱性磷酸酶(ALP)等,可了解肝脏损伤程度。
可将目前常用的肝脏生化指标归类:
⑴反映肝细胞损伤指标:
如ALT和AST升高;⑵提示胆汁淤积指标:
血清ALP升高;⑶监测肝脏转运有机阴离子和清除循环内源性或外源性物质的能力的指标:
如血清TBIl;⑷反映肝脏合成功能的指标:
如血清Alb水平和凝血酶原时间;⑸新出现的能直接或间接评估肝损伤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可逆的指标。
此外,进行生化学或血清学检查可明确异常肝脏生化学指标的原因。
研究发现,大多数肝炎患者血清ALT和AST升高的水平与肝细胞受损程度呈正相关,其中ALT被WHO推荐为肝损害最敏感的检测指标。
ALT居高不下是CHB严重不良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且ALT轻度增高(15~44IU/L)或反复波动亦为疾病进展的重要标志。
但应用ALT评价肝脏炎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⑴ALT的正常参考值受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饮食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⑵不同个体ALT基线值差异较大,故同一个体前后比较更有意义。
⑶目前国内各地区各单位所采用的ALT正常上限值(ULN)存在差异,多为40~50IU/L。
⑷2002年意大利米兰一项涉及6835例健康献血员的大样本回顾性研究提出,新的ALT正常值范围可定为男性<30IU/L,女性<19IU/L,从而将ALT正常上限值下移;这对检测青少年早期肝病可能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可能降低肝病诊断的特异性。
⑸部分肝病时即使ALT在正常参考范围内,肝脏也可能存在炎症,据报道在ALT水平正常的慢性HBV感染者中≥G2占13.2%~44.4%。
⑹急性、亚急性或慢加急性肝衰竭时,ALT明显下降甚至正常,而TBil进行性上升,呈“酶胆分离”现象,是肝细胞大量坏死的重要表现。
⑺心、脑、肾等其他组织器官损伤或炎症时,亦可见ALT升高。
2.凝血酶原时间(PT)及凝血酶原活动度(PTA)PT是反映肝脏凝血因子合成功能的重要指标,PTA是PT测定值的常用表示方法,对判断疾病进展及预后有较大价值,近期内PTA进行性降至40%以下为肝衰竭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小于20%者提示预后不良。
亦有采用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来表示此项指标者,INR值升高与PTA值下降意义大致相同,但各有利弊,故建议联合应用。
3.肝炎病毒学指标包括HBV标志物、抗-HCV等,了解有无肝炎病毒感染。
4.肿瘤标志如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如AFP-L3、AFP-mRNA)、脱羧凝血酶原(DCP)、α-L-岩藻糖苷酶(AFU)、高尔基体蛋白73(GP73)、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骨桥蛋白(OPN)等,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
5.影像学检查主要采用腹部肝胆脾超声,以了解肝脏有无慢性损伤以及早期筛查肝癌,必要时行腹部增强CT或核磁共振(MRI),以了解肝脏损伤程度。
近年在我国开展的磁共振肝肿瘤特异性检测(普美显对比造影)主要用于检测、定性肝脏局灶性病变;与传统的MRI检查相比,肝脏病灶检出率明显增高,能发现小于1cm的病灶,同时在肝脏诊断及胆道的功能成像(如胆漏、Oddi括约肌失能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6.肝脏瞬时弹性扫描(Fibroscan)目前常简称为肝纤维化扫描。
近年本技术逐渐广泛用于评价肝脏弹性(硬度)。
这种无创性检查的测定值受到肝脏炎症程度、纤维化程度及是否有脂肪变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7.肝脏活体组织检查仍然是评估肝损害程度的金标准,包括炎症分级与纤维化分期两个方面。
推荐意见4:
应当通过全面的辅助检查对肝脏炎性损害的程度进行评估。
血清ALT升高是反映肝脏炎性损害的常用指标,但目前对血清ALT的ULN意见尚未统一。
建议临床医生针对不同病情、年龄及性别加以区别对待(I)。
㈡分型及诊断
1.临床分型各种嗜肝病毒感染、药物中毒、酒精等均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肝损害,根据病程长短,疾病严重程度,是否有黄疸,肝炎的临床分型主要有:
⑴急性肝炎;⑵慢性肝炎(分为轻、中、重度);⑶重型肝炎(急性重型、亚急性重型、慢性重型);⑷淤胆型肝炎;⑸肝炎肝硬化。
急性肝炎病程不超过半年,而慢性肝炎为发生炎症及肝细胞坏死持续6个月以上。
重型肝炎系以大量肝细胞炎性坏死为主要病理表现的一种严重肝脏疾病,可引起急性肝衰竭、亚急性肝衰竭或慢加急性肝衰竭而危及生命。
各种临床分型的肝炎可由各种不同原因引起,因此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种,而是一个临床和病理学的综合征。
2.诊断由于各类肝脏炎症的临床表现非常复杂,因此切忌主观片面地只依靠某一项或某一次检查即作出诊断,应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并结合患者疾病具体情况及动态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做好鉴别。
对于病毒性肝炎患者还需根据血清学及病原学方法检测结果作出病原学诊断,以达到最后确诊的目的。
其中,血清学检查主要用已知抗原检测患者体内的特异性抗体,或用特异性抗体检测相关抗原,目前常用的检查方法有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及时间分辨荧光法,较为先进的方法则为(电)化学发光法。
不同仪器及不同的方法敏感性和检出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产生一定的假阳性或假阴性,导致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可能不完全一致。
因此,建议在不能明确或关键节点(如用药前或停药前)采用高精度方法进行判断。
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及上述检查,经病原学或血清学特异方法确定为某一型的肝炎时即可确诊。
通常建议病理诊断应包括病因、分类、组织学改变的分级、分期。
如:
病毒性肝炎,丙型,慢性,中度,炎症3级、纤维化2期(G3S2)。
四、肝脏炎症的治疗
㈠病因治疗
肝脏炎症坏死及其所致的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是肝病进展的主要病理学基础。
如能找出病因,在对因治疗的基础上有效控制肝脏炎症,可减少肝细胞破坏和延缓肝纤维化的发展。
针对慢性乙型及丙型肝炎,各指南等均着重强调抗病毒的作用,即从病原学控制的角度阻止病毒性肝炎肝组织炎症的发生。
对于CHB,当前临床上公认的抗病毒药物为干扰素(IFN)-α类及核苷(酸)类似物(NUCs)。
治疗主要考虑患者血清病毒载量、血清氨基转移酶水平、组织学分级与分期三个方面。
对于达到抗病毒用药指征的患者,应按照相关指南,针对性地进行抗病毒治疗。
对于CHC,当前临床公认的标准治疗为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α+利巴韦林(RBV),但二者的剂量以及疗程的确定依赖于患者的基因型等基线特征,以及治疗过程中的病毒学应答情况。
CHC患者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证的,需参照相应指南进行抗病毒治疗。
对于药物性(中毒性)肝炎,需立即停用可疑药物(毒物),酒精性肝病需戒酒和营养支持,以减轻酒精性肝病的严重程度。
而非酒精性肝病则需要改善生活方式,调整饮食及加强运动等基础治疗。
AIH有免疫抑制应用指征的患者应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单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或与硫唑嘌呤联用是当前治疗AIH的标准疗法。
推荐意见5:
抗炎保肝治疗是肝脏炎症综合治疗的一部分,不能取代抗病毒等病因治疗;反之,抗病毒等病因治疗在病因控制前(一部分患者甚至在病因控制后)亦不能取代抗炎保肝治疗(I)。
㈡应用抗炎保肝药物的意义
1.尚无有效病因治疗的肝病对于此类疾病,祛除病因是治疗的关键。
NAFLD病因和诱因复杂,众多问题尚不清楚,故其病因治疗较为困难,重点在于基础治疗,包括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运动、控制饮食,减少体重及腰围等。
ALD必须首先戒酒;DILI必须首先停止使用可疑药物;针对病毒性肝炎,抗病毒治疗系从病原学控制的角度阻止肝组织炎症的发生。
遗憾的是,某些肝病目前缺乏病因治疗方法,如AIH等自身免疫性肝病无法消除病因,某些先天性肝病也不能对因治疗。
对于上述疾病,抗炎保肝治疗已成为主要治疗方法。
推荐意见6:
对于肝脏炎症,无论是否存在有效的病因疗法,均应考虑实施抗炎保肝治疗(Ⅲ)。
对于缺乏有效病因治疗或暂不能进行病因治疗的部分患者,更应考虑抗炎保肝治疗(I)。
2.病因治疗不能及时有效控制肝脏炎症的疾病对于慢性病毒性肝炎并非所有患者均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证,而在实施抗病毒治疗过程中,有关抗炎保肝的重要性如下:
⑴病毒只是病理生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启动因子,炎症经长期和反复启动后,形成了后续效应(瀑布效应);⑵NUCs抗病毒治疗主要控制病毒复制,而IFN类主要通过免疫调节抗病毒,二者并无直接抗炎作用;⑶HBV和(或)HCV被抑制后仍常见ALT增高;⑷NUCs抗病毒治疗之所以须长期进行,是因为肝细胞内HBV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难以被清除,宿主常缺乏持续有效的免疫应答;⑸近年在酒精性中毒性肝病研究中发现,在戒酒的前3周常见炎症反应加重,提示与失去酒精的免疫抑制作用有关;⑹肝纤维化扫描结果在炎症时明显增高,且常持续一定时间,提示炎症可使肝脏硬度增加;⑺存在其他肝病相关问题(脂肪肝、肝纤维化等);⑻脂肪性肝病目前通过基础治疗(如改变生活方式、控制饮食、减肥等)和一些药物(如胰岛素增敏剂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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