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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国文笔记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
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抒情诗的典范。
长于抒情,却不直言,委曲婉转,意味无穷。
从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又抑扬有致。
二、质朴自然。
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三、情景交融,物我互化,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
《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四、语言精练。
《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
不做艰涩之语,不用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
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韵味。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
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上承诗经,下启建安
二、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的转折点。
三、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国汉族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
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行行重行行》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一首,是汉末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1],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
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但部分诗歌(以锦瑟为代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2]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
因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而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
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死后葬于故乡荥阳。
也有人说他葬于祖籍地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
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3],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
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
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
开成三年(838年)春,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
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
[9]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
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
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辞去了弘农县尉,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
咏史诗:
经过昭君村
生于民邦,活于塞外,以怨为主题
点出昭君村所在之地,
咏怀古迹(其三)
【作者】杜甫【朝代】唐译文对照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思想主题:
寄托自己的思念故国之情。
艺术特色:
自始至终从形象落笔,没有抽象议论。
昭君的悲剧性向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明妃曲二首
【作者】王安石 【朝代】宋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写作背景:
辽国西夏交相入侵。
借汉言宋,讽刺时事。
欧阳修《再和明妃曲》:
对时事的讽刺批评更为直白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1]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
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后罢相。
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
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
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2],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
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他具有突出成就。
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
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
是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
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齐论》则在汉魏时期失传。
[1]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
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
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
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
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1-2],子姓,[3]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4]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5]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
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与孟子思想相结合构成了儒家的孔孟之道。
十三经:
(1)汉朝: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
(2)唐朝:
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
再加上《易》、《书》、《诗》。
(3)晚唐:
十二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
五代:
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九经加《论语》、《孟子》
(4)南宋:
十三经正式形成。
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孝经:
南宋有人怀疑是后人附会,怀疑成于秦汉之际。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
儒家十三经之一。
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
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
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
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全书共分18章。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
”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
《孝经》首次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
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
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认为“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具体要求:
“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要求“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秦焚书之后,《古文孝经》的流传扼要说来:
“汉初所传《孝经》,本来是河间人颜芝所藏,由其子颜贞献出。
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等家所传,经文皆同,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孝经》一篇十八章。
后来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凡数十篇,孔安国悉得其书。
汉昭帝时,鲁国三老献《古文孝经》,卫宏校之,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十八章本一般称为今文本,二十二章本就称为古文本。
”[5]书分古今文二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
自唐玄宗注本颁行天下,孔、郑两注并废。
清严可均有郑注辑本,宋邢昺疏。
《孝经·谏诤章》
曾子曰:
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
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
是何言与?
是何言与?
言之不通耶。
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
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一味听从父亲命令,不算做孝。
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
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
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与孔子并称“孔孟”。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
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
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
∙人性论:
性善论(人生来均由仁义礼智,人要通过内省来保持)
∙社会政治观点:
仁政——省刑法,薄税敛;王道
∙民贵君轻:
君主必须尊重人民,反对“霸道”的兼并战争,而应该通过施行王道来达到“仁者无敌”。
∙舍生取义:
强调以礼义
∙有教无类:
将全民教育作为施行仁政的手段,当政者要以身作则教化百姓,使百姓明人伦
∙易子而教:
自己的孩子可能不舍得严厉批评
∙仁义礼智:
人与生俱来。
仁义最为重要,以孝悌(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基本规范)为基础。
《孟子·尽心上·桃应问》
桃应问曰:
“舜为天子,皋陶(gao1,yao2)为士,瞽瞍(gu3sou3)杀人,则如之何?
”
孟子曰:
“执之而已矣。
”
“然则舜不禁与?
”
曰:
“夫舜恶得而禁之?
夫有所受之也。
”
“然则舜如之何?
”
曰: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xi3)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xin1)然,乐而忘天下。
”
左传:
鲁国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
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春秋与古代历史,政治大事与社会小事。
出色的战争描写,将战争放在大国争霸背景下展开,战争的背景、过程、影响,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形象,对后世历史(《战国策》)与文学著作产生深远影响。
形成了文史结合的传统。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叙述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
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
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
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城濮之战
晋文公
姬姓,名重耳,晋献公之子,母亲为狐姬
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深受晋献公宠爱的骊姬预谋要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便陷害太子申生,申生无奈,深感天地间无立足之地,便上吊自尽了。
骊姬又开始诬陷晋献公另外的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得知消息后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6]
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晋献公因重耳与夷吾两位公子不辞而别而大怒,认定他们有阴谋,于是就派公使勃鞮去讨伐蒲城。
重耳说:
“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
”于是他通告众人说:
“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
”重耳翻墙逃走,勃鞮追上他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逃到了母亲的故国翟国。
[7-8]
楚成王
泓水之战:
周襄王九年(前643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齐国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
同时,楚成王借此机会将势力深入中原地区。
因此,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服各国,并与楚国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力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当年秋于宋国召集诸侯大会。
同年秋,宋国、楚国、陈国、蔡国、许国、曹国和郑国赴会,齐国和鲁国托故未来。
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并不被楚王在会场上突袭遭擒。
楚国乘机进攻宋国未果,不久,在鲁僖公调停下,宋襄公被释放。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宋襄公为一雪前耻,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联合卫国、许国和滕国讨伐臣服楚国的郑国。
郑向楚求救,楚成王遂率师进攻宋国本土,迫使宋国退军。
周襄王十四年十一月初一,两军相遇于宋国边境的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驻屯于北岸,楚军自南岸开始渡河。
宋襄公不顾谋臣子鱼的建议,坚持不半渡而击,待到楚军全部渡河后,宋襄公又坚持非要等到楚军完成列阵之后方开始攻击,结果惨败,身受重伤。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其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至晋文公率领晋国崛起后,楚国的扩张方才被遏制。
而宋国在此战之后失势,再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王粲:
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1]),字仲宣。
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
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
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
初平二年(192年),因关中骚乱,前往荆州依靠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也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
建安二十二年(216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
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
著《英雄记》,《三国志·王粲传》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2],《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一卷。
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
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
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
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建安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魏晋风骨”。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俊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赋:
赋,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1];以屈原为代表的“骚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
不仅受《诗经》文体影响,后者更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
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
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质。
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手段,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
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
它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赋必须押韵,这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
起于战国,盛于两汉。
赋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赋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为律体,叫“律赋”;宋代用散文的形式写赋,称“文赋”。
著名的赋体文章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
骈赋:
骈赋又称俳赋,古代中国文学特有的一种文言文文体。
骈即对偶的意思,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骈赋的体制特点是,除了使用“发语”外,几乎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一定声律;犹如对联串缀成文。
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随意(韵脚除外)。
当代某些业余作者认为,今人作骈赋可以不必过于拘泥,根据内容增加叙事性文字,音律平仄似可再随意一些,但这种观点未曾获得专业领域的认可。
凄无论哪一种题材的骈赋,基本上都适应了抒写惆怅、压抑或者凄苦心境的需要,都是以悲为美的美学追求,这些作品里总是回荡着一种哀怨低回的悲怆之音。
可以这么说,悲悯是魏晋辞赋的共同主题,是主旋律,主色调,是这些辞赋的共同本色。
《登楼赋》即为骈赋、骚体赋。
骚体赋: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
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
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
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
[1]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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