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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传统教育的特质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研究生研习营
东亚传统教育的特质
高明士2004.5.1.
前 言
一部中国教育史的特质,可说是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
庙指孔子庙,一般而言,传统时代除孔家祭孔的孔子庙(主要在曲阜)以外,其余县级以上的孔子庙可说都是属于学校园地的一部分,所以今日东亚地区所见到属于十九世纪以前的县级以上孔子庙,一般说来都是学校。
讨论传统的学校教育,应该先要有这样的学校园地或说学校空间的理解。
也就是说传统的孔子庙,应该由教育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用一般寺庙的宗教系统来看待,如果查阅宋元以来的地方志,必须在「学校」栏才能找到孔子庙,而不见于一般寺庙栏,就是这个缘故。
过去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或者说东亚教育史研究,一般只注意到「学」的部分,甚少包括含「庙」在内的「庙学」教育研究,少了「庙」的部分,等于说明一部教育史研究,实际只作了一半而已。
在教育史上,为何「庙」的这一部分变得这么重要?
从远的背景说,实与古代祭政合一有密切关系,此时也是学祭合一。
所以「学礼」成为宗教活动的一部分。
其后「学」有脱离宗教而求取自主发展之势,孔子以下的先秦讲学活动,即是这种发展的说明。
不意汉武帝设学,将教育目的置于国家目的之下以后,教育遂成为政治附庸。
于是自汉以后的教育,若欲求自主发展,除要摆脱宗教性质外,又多一层去除政治压力的努力。
前者,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将国子寺(后来改称为国子监)罢隶主管宗教系统的太常寺,而改隶礼部,是重要的里程碑;后者,则在汉代以天制君失效后,起初以周(公)、孔(子)制礼作乐制君,魏晋以后改为以孔、颜(回)等儒门系统之教育力量制君,孔子进而以「百世帝王之师」作为制君的代表,这个时候的孔子已经不是先秦的孔子,而是学问之神,所谓道统的代表,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代言人。
于是藉由教育力量以制君,求取政治合理性的努力,乃成为一千数百年所追寻的目标。
其具体成果,就是在学校建置孔庙,以及随着庙制而建立的祭祀制度(如配享、从祀等),使学校在王域之内,另外成立「圣域」,虽然,这种圣域的建立,也来自皇权的恩许,但是圣域一旦建立,便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传统读书人的庇护所。
由于中国皇权自秦汉以后日益专制化,在以天制君失效后,设若无设计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力量出来,则中国的专制统治,除非被推翻,否则将是暗无天日。
基于这样的理解,拙稿拟先探讨「庙学」教育制度的由来,以及透过「庙学」教育制度在东亚的普遍化。
一、「学」与「学礼」
兹先检讨「学」与「学礼」的关系。
《孟子‧滕文公上》云: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此即指出三代的大学都叫「学」,以「学」字代表古代学校的通名,这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近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中,有关秦律的「内史杂」,规定:
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此处的「学室」与汉代的「学官」,均同样用来表示黉舍之意。
所以「学」字在秦汉时代仍指学校,是无庸置疑的;但以「学校」一词的使用,则较为晚出,恐怕要到汉代,尤其东汉以后了。
由于周以前是祭政合一,所以祭祀活动也是教育活动。
「学」与宗庙、明堂当是在同一地点而不同室,其祭礼自然也是国家大事。
《礼记.文王世子》云:
「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根据孔颖达疏,此一规定当适用于天子、诸侯之国。
始立「学」的释奠,是「学」中最隆重的礼仪,所以天子必须亲临释奠。
另外,从《礼记》所载,可知在「学」中举行释奠礼的场合有六,此即:
「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按,以上见于〈文王世子〉);〈王制〉:
『师还(按,原指天子出征,反。
)释奠于学。
』六也。
」(〈文王世子〉篇孔颖达疏)这些祭礼的活动,后来被规定于「学礼」篇。
汉武帝「兴太学」时,即命弟子员前往博士官处受业,同时要兼习礼仪。
晋朝挚虞说:
汉初,置博士而无弟子,后置弟子五十人,与博士俱共习肄礼仪。
(《通典》卷53〈礼典〉注引晋.执虞《决疑》)
此意即说明到汉代兴学,其「学礼」依然是教育活动的要项。
当然论教育活动的起源,其与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是以可理解的。
只是教育史的发展,正是在淡化宗教色彩,使其止于仪式,而其意义则归为教育,在制度上乃曰:
「学礼」。
这样的历史现象,恐在周代既已成立,所以孔子的教学非常重视礼仪,当是基于这种背景而来;汉武兴学,仍重视习礼,也是基于这个背景。
东汉光武帝建国后,并于洛阳修建太学,在教学活动中,依据「古典」而有祭祀礼仪。
所谓「古典」,当指礼经的「学礼」篇规定。
只是在举行礼仪活动时,仍看不出有特定的祭祀地点,如后来所见的「庙」宇。
学校建物无庙宇,如何举行祭祀活动呢?
西晋潘尼的〈释奠颂〉对当时礼殿有如下的描述:
扫坛为殿,悬幕为宫。
夫子位于西序,颜侍于北墉。
(《晋书》卷55潘岳传附)
这是西晋元康三(293)年闰二月的释奠仪节。
显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置庙宇,当时因为新创立国子学,为配合新设学,所以在太学「扫坛为殿」祭祀,也就是太学的正厅设祭坛进行礼仪。
这样的祭礼,直接的渊源,可能是西汉末王莽兴学时,在太学「殿堂」的礼仪。
(参看《太平御览》卷524〈学校〉条引《三辅黄图》)
二、「庙学」的出现
学校园地中,具体建置庙宇,而成为「庙学」的制度,其事可考者,当始于东晋孝武太元十(385)年,就学制而言,实是自古以来的一大变化,其议可能出自谢石。
孝武帝太元九(384)年,尚书谢石上书曰:
立人之道,曰仁兴义,翼善辅性,唯礼兴学。
……今皇威遐震,……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
请兴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
帝纳其言。
于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
」(《宋书》卷十四礼志)此处的「庙屋」,当指孔子庙、国子学与诸生省(即博士省)。
《晋书》卷九孝武纪载太元十(385)年二月,立国子学。
所以此等庙屋当在太元十年二月完成。
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卷9〈晋中下.烈宗孝武皇帝〉,证明此事。
其曰:
(太元)十年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
许嵩接着引陈朝顾野王撰《舆地志》注曰:
案,《舆地志》:
「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
(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
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
」
又据元朝张铉所撰《至正金陵新志》〔收入《宋元地方志丛书》(3)〕卷十二「晋太学、国学」条「庙屋」引《建康实录》曰:
按,(建康)实录:
(庙屋)在太庙南,……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皇太子堂南有诸生省,即博士省也。
足见太元九(384)年谢石上疏议请兴复国学,孝武帝接纳其议后,于十(385)年完成「庙屋一百五十五间」。
这些建屋,包括夫子堂(孔子庙)、国子学与诸生省(即博士省),总共一百五十五间。
这一年(太元十年),同时有弟子入学,其身分为公卿及二千石子弟。
夫子堂与国子学的相关位置,是堂(庙)在西,国子学在东,成为「左学右庙」之「庙学」制,这是自汉武帝兴太学以来,第一次在学校园地建置孔子庙的纪录。
其地点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
夫子堂内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足见最初是用画像,后来才改用塑像,时间不明(至迟在隋唐之际),明世宗嘉靖九(1530)年,改为木主。
第二年,也就是太元十一(386)年,东晋孝武帝又在建康立一个「宣尼庙」(按,非指国子学的夫子堂),作为孔家之庙,以奉祀孔子,成为曲阜孔子庙的分庙。
《建康实录》太元十一(386)年八月庚午条记述说:
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
立宣尼庙,在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
许嵩接着引《地志》注曰:
案,《地志》:
「齐移庙过淮水,北将山置之。
以其旧处立孔子寺,亦呼其巷为『孔子巷』,在今县东南五里二百步,长乐穚东一里」。
此事,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引《建康图经》,有如下的记载:
《建康图经》,有「孔子巷」。
晋孝武太元十一年,立宣尼庙。
后(按,指南齐)移庙过秦淮水北,以旧处为孔子寺巷,曰:
「孔子巷」。
今平江府亦有孔夫子巷,盖崇观间,与三舍,于此建长洲县学,后罢舍法,学亦废。
今基址如故,地则归临安裴氏,目为孔夫子巷。
嘉泰改元郡,立坊名,不知考此,遂榜为孔圣坊。
大抵南中言孔夫子巷者,皆此义。
上述三项记载(《建康实录》、《地志》、《建康图经》),说明在建国子庙学的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八月庚午,诏封孔子后裔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同时另建一宣尼庙,以奉祀孔子。
于是建康出现两个孔子庙,这个事情如何理解?
太元十一(386)年的孔子庙,其地点,《建康实录》说在「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故丹阳郡即东晋的建业。
《地志》说南齐将「宣尼庙」移到淮水北岸的北将山,以其「旧处」建立「孔子寺」,其地亦称为「孔子巷」,地点在「今县东南五里二百步,长乐穚东一里」。
《地志》作者不明,其曰:
「今县东南五里二百步」之记述方式与前述陈朝顾野王撰《舆地志》类似,可能与《舆地志》时代相当,或即指《舆地志》;所谓「今县」,当即指江宁县。
此说如不误,则太元十一年所建的宣尼庙,是因为诏封孔子后裔孔靖之为奉圣亭侯,由孔靖之奉祀孔子。
所谓宣尼公,是源自汉平帝王莽辅政时追谥孔子曰:
「褒成宣尼公」。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六月)所以宣尼庙的建立,实是比拟山东曲阜孔子庙,由孔子后裔承祀。
前一年,即太元十(385)年所建立的孔子庙称为「夫子堂」,地点在国子学之西,位于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也就是《建康实录》所记载的故丹阳郡城前隔路东南。
孔家奉祀的「宣尼庙」,则在江宁县东南五里二百步,长乐桥东一里。
两者相距三里一百步,庙名并不相同,一曰「夫子堂」,一曰「宣尼庙」(后曰「孔子寺」);性质亦不同,「夫子堂」成为学校的一部分,也就是创建了「庙学」教育制度,而「宣尼庙」则为曲阜孔庙的分庙,属于孔家的庙。
两者有别,正如曲阜孔庙与一般庙学的孔庙有别一样,不能混淆。
至于南齐将孔家奉祀的宣尼庙迁移至淮水北岸的北将山,似仍曰「宣尼庙」,而与「旧处」(在淮水西)的「孔子寺」并立。
南齐为何要有二个孔家奉祀的孔子庙?
一时无解,待考。
自此经过二十八年后,即安帝义熙九年(413年)五月,有「国子圣堂坏,……圣堂,礼乐之本」的记载。
(《晋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上)此处「国子圣堂」并举,正是「学庙」之制。
所谓圣堂,即指孔子庙。
足见太元十年(385年)在国子学建置孔子庙(夫子堂),确实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
太元十年为何会在国子学出现「庙屋」而成为「庙学」教育制度?
笔者认为此事在中国教育史上,实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过去在学校所举行的释奠祭礼,只是扫坛为殿,现在有了具体的庙屋建筑,其作用为何?
值得检讨。
关于这问题,可惜无直接的数据可作说明,此处只能由谢石的上书推测。
谢石说:
「今皇威遐震……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
」显然在肥水之战胜利之后,欲藉由振兴教育,提倡礼乐,以强化东晋在文化上的正统性,进而对北方作有力的号召。
在谢石上书中(太元九年),见不到在国学中建置孔庙之议,但由翌(太元十)年完成「庙屋」一事看来,自谢石上书后到建筑庙屋之前,君臣之间,显然有一番讨论,其结论即在国学中建置孔庙。
这一段讨论过程,已不见于今存文献了。
目前只能由谢石上书的文词分析与推测,这种顾左右言他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可见到。
也是专制王权下,为维护道统而有其不得不的苦衷。
如上所述,自东晋孝武帝太元十(385)年,创建「庙学」制后,翌年,即太元十一(386)年,又追谥孔子后裔,另建孔子庙(宣尼庙),以比拟曲阜孔庙,使东晋虽处偏安之地,犹可宣示文化传承之正统性。
其后南朝各朝相沿如是,而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489)年,也在中书学(原称国子学)建置了孔子庙。
从此以后,中国南北两朝在中央官学都设有孔子庙。
到了北齐,文宣帝天保元(550)年,更令郡学立孔颜庙,这是地方官学立圣庙之始。
隋朝建立,据《隋书》卷九〈礼仪志〉的记载,说:
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
此处虽无提及孔庙,但北齐国子寺有孔颜庙(《隋书.礼仪志》),隋承袭北齐之制,理应也有孔颜庙,例如隋代的相州州学建有孔子庙,就是明证。
(《隋书》卷73〈梁彦光传〉)
三、「庙学」的制度化
所谓「庙学」的制度化,主要有两项特征:
一是全国学校园地到县学为止,规定必须建置孔子庙;一是「学」制与「庙」制的完备。
前者,即中央到地方县学普遍完成庙学制,是在唐太宗贞观四(630)年。
是年,太宗诏令全国县学皆建置孔子庙(《新唐书.礼乐志》),在此之前,只有京师及各州(郡)学完成「庙学」制;从此以后直到清代为止,自中央国子监到地方县学,皆须具备「庙学」制;即连后来出现的书院制度,也是属于庙学制的形式。
本世纪在敦煌所发现的《沙州图经》,其载沙州州学、县学之制,实为唐代庙学制提供最具体的例子。
其卷三云:
州学
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
其学院内,东厢有 先
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 先圣及先师颜子
之像。
春秋二时奠祭。
县学
右在州学西连院。
其院中,东厢有 先圣太
师(庙)堂,(堂)内有素(塑) 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
春秋二时奠祭。
医学
右在州学院内。
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
卷五记载寿昌县之县学云:
一所县学
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
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
堂,堂内有素(塑) 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
〔春秋二时奠祭〕
(标点及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沙州图经》所载的内容,代表唐朝前期的制度。
其州县学在东厢均建有奉祀圣师庙堂,也就是采用「左庙右学」制度。
孔圣颜师为塑像,每年春秋二仲月举行释奠之礼,此制完全符合唐初以来所建立的庙学制度。
《唐六典》卷4「祠部郎中员外郎」条规定:
凡州县皆置孔宣父庙,以颜回祀焉。
仲春上丁,州县官行释奠之礼,仲秋上丁亦如之。
这是唐朝前期对于庙学制的规定。
其次,关于「学」制与「庙」制的完备。
从今日的观点看来,「学」是教学空间,「庙」是祭祀空间,在校园设计上,则以「庙」为轴心而展开。
正常的情况下,均各有其围墙,但彼此可相通。
教学空间的「学」,主要指讲堂,宋末以后,逐渐改称「明伦堂」。
此外还有特定学习场所、藏经阁如奎(魁)星阁(楼)以及师生住宿的斋舍等。
「庙」常以孔子封号或尊号称之,如谓宣尼庙、宣父庙、宣圣庙、先圣庙、先师庙、圣庙、文庙等。
「庙」之附属建筑物,从唐朝以后的发展,可知包括照壁、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俨然成为一座宫殿,所以又称「学宫」。
分别而言,可分为前导、主体、后部等三部分。
前导部分包括照壁、泮池、棂星门等;主体部分包括大成门、大成殿以及两庑等;后部主要有崇圣祠(启圣祠)。
整个庙学的附属建筑,尚有乡贤祠、名宦祠、钟鼓亭、碑亭等,随时代不同或地方特性而有差别。
「庙」的祭祀制度,有主神、配享、从祀等制度的建立,以及每年春秋二仲丁的大典(含乐、舞等)与每月朔望的祭礼等。
简单说,所谓「庙学」制教育制度,指学校以文庙为主轴而展开的儒教主义教育。
四、「庙学」制度的发展
1、官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祠祭褒赠先圣先师〉条末按曰:
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
然之前贤文集,……皆言庙而不及学,盖衰乱之后,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颓圯,教养废弛,而文庙独存。
从马端临一段话,可知自唐到宋的州县学(含中央的国子监),均已完成「庙学」体制;但遇衰乱而无法正常实施教学时,则常存庙而废学。
南宋宁宗嘉泰(1201年)《会稽志》卷1〈学校〉云:
宋兴,学校之制皆因前代。
惟州郡自唐末五代丧乱,学官尽废,有司庙祭先圣而已,犹有废而不举者。
这段话可印证马氏说,以为唐末五代衰乱之际,地方学校常独存文庙而已。
再如宋朝尹洙「巩县孔子庙记」云:
宋兴,八十载。
……郡府立学校尊先圣庙十六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4》,收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这是自北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县学为止,多建有孔子庙的旁证。
元朝顺帝至元《嘉禾志》卷7〈学校〉云:
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
郡邑庙学,大备于唐,中废于五代。
宋(仁宗)庆历中始议州县皆立学;(徽宗)崇宁间着为令,此州县学废兴之由也。
此处除说明「庙学」之意义及其缘由而外,亦述及宋以来的发展。
文中对宋代虽只曰州县学,其实当含庙制。
其下接着叙述嘉兴路学,并兼及庙制之修建,最后曰:
「丙子兵火,庙学幸存。
」丙子即元顺帝至元二(1336)年。
以上是简单说明「庙学」制在宋代的发展情形。
辽、金、元时代的情形如何?
辽朝的上京、中京、西京,都设有国子监,其旁建有孔子庙,按时祭祀先圣先师。
监与庙的关系位置,不甚清楚。
其各州、县学也都有孔子庙。
金朝沿袭前朝,除上京国子监有孔子庙而外,州县学也是建有庙学。
章宗泰和四(1204)年二月,诏刺史曰:
「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金史.章宗本纪》)这是进一步推广庙学制的措施。
段成己〈河中府重修庙学碑〉云:
隋唐以来,学遍天下。
虽荒服郡县皆有学,学必立庙,以礼孔先圣先师。
……至于近代,庙学制益备。
此处再度说明自隋唐以来的所谓「庙学制」,指「学必立庙,以祀孔先圣先师。
」,到宋、金时代已达普遍化。
金朝在「庙学制」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重要突破,就是金章宗明昌二(1191)年在曲阜孔子庙棂星门左右各设置一个下马碑,其历史意义重大。
(明朝陈镐《阙里志》卷11〈林庙志〉)此制有无适用于辖区内的学校孔庙,不得而知,但章宗尊孔,重视学校教育,则为事实。
如同年四月,以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袭封为衍圣公。
(《阙里志》卷14〈诏诰〉)同年五月戊辰,诏:
「诸郡邑文宣王庙隳废者,复之。
」(清朝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14〈祀典〉);四年,亲临释奠于先圣(《阙里志》卷6〈祀典〉);至泰和四(1204)年二月,如前所述,下诏州郡无宣圣庙者,增修之。
这些措施中,均无明言各地文庙亦须建置下马碑之事,可能一时尚无推广到各地。
但《(陜西省)定远厅志》(光绪五年刊本,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270号),卷9〈学校志〉在叙述「历代尊崇典礼」时,亦记述:
「金章宗明昌二年诏庙门置下马牌」。
此处无详细说「庙门」是指曲阜孔庙或包含全国各地孔庙,而此节所叙述的内容是包括全国的郡县学,依此看来似乎可适用于全国。
实际如何,有待查考。
明宪宗成化十六(1480)年春二月辛酉,「命所在过孔门者皆下马。
」(《阙里文献考》卷14〈祀典〉)既然过孔门者皆须下马,则孔门之前必须竖有下马碑。
此处所谓的「孔门」,当不只是指曲阜孔门而已,应当包括全国各地的孔门,也就是全国所有的「庙学」。
所以至迟到此时,已将庙门前建置下马碑的规定,推行到全国庙学之地。
今日吾人在曲阜孔子庙前仍可见左右两个下马碑曰:
「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北京国子监孔子庙前可见到下马碑曰:
「大小官员过此皆下马」,在台湾台南台湾府学孔子庙前的下马碑曰:
「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韩国汉城成均馆孔子庙前的下马碑曰:
「大小官员过此皆下马」(按,此碑文与北京同),日本东京汤岛圣堂不见下马碑,但仍宜有其制,详细待查。
因为笔者于2001年10月到水户德川家的西山庄,发现其入口右前方即立有「下乘」两大字之石碑,此即下马碑。
笔者于2002年12月赴越南顺化、河内、北宁参观孔庙,虽不见有下马碑,但在顺化阮朝皇宫前则有下马碑的建置曰:
「倾盖下马」,相信孔庙也应有其制。
传统东亚教育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普遍性,于此可见知一斑。
元朝太宗六(1234)年,在打败金国,取得金朝中都燕京之后,改其枢密院为宣圣庙。
(《元史.选举志》)同时在庙旁设立国子学,令侍臣子弟入学。
(《新元史.太宗本纪》)一般认为这是元朝国子庙学最早的纪录。
世祖至元四(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元史.世祖本纪》)到成宗即位,诏中外崇奉孔子。
(《元史.成宗本纪》)又诏:
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
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
(《元史.祭祀志》)
此事说明元朝建立之初,也致力于庙学制的推广。
甚至边区如云南、福建、两广,特殊地区如军队驻地、转运司治所、盐场等也都有庙学的建置,民间在乡村里社也有自发创建,其普及程度,超越唐宋。
明太祖洪武十五(1382)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
五月,南京新建国子监孔子庙完成,帝亲诣释奠,并颁释奠仪注于府州县学。
其国子监孔子庙的建制,是以庙在学东,中间为大成殿,左右为两庑,其前为大成门,此亦即「左庙右学」之制。
(明朝黄佐《南雍志》卷7载洪武十五年六月「敕建太学之碑」、《明史》卷3〈太祖本纪〉、《明史》卷50〈礼志〉)
成祖迁都北京后,将北平府学改为国子监,并重建孔子庙。
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1「文庙」条云:
文庙在城东北,国学之左。
元太祖置宣圣庙于燕京,以旧枢密院为之。
成宗大德十年,京师庙成。
明太祖改为北平府学,庙制如故。
永乐元年八月,遣官释奠,仍改称国子监孔子庙。
寻建新庙于故址,中为庙,南向,东西两庑,……正殿初名大成殿。
嘉靖九年,改称先师庙,殿门为庙门。
万历二十八年,庙宇易以琉璃。
明朝郭盘《皇明太学志》(嘉靖三十六年刊,崇祯间增刊本)卷1〈典制上.建学〉,即以「庙学」说明太学之建制,并附以「庙学图」。
这就是今日北京国子监与孔子庙的由来。
其庙学建制,仍然采用「左庙右学」之制。
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7〈文录四〉)云:
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
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
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
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
据此,可知明代全国的学校(自中央到郡邑)均建有「庙学」,庙学之外,又有书院,以辅助官学的不足。
到清代,北京国子监的庙学制仍沿袭明朝之旧,「为庙于城东北隅,太学之东;殿曰大成。
……庙后建祠曰崇圣。
」(《钦定大清会典》卷45〈礼部.先师之礼〉)此处的太学是通称,实即国子监,庙当然是孔子庙,或曰文庙,仍为「左庙右学」建制。
雍正二(1724)年六月,世宗以平定青海,而遣官恭诣太学、阙里,告祭孔子;同时又令:
「各省修理文庙、学宫」。
(《清朝文献通考》卷74〈学校考.祠祭褒赠录后〉)乾隆(1738)三年二月,高宗至国子监文庙亲行三献礼,同时下谕礼部曰:
朕祗承丕绪,向慕心殷,国学文庙特命易盖黄瓦,以展崇敬。
(清.庞锺璐《文庙祀典考》卷1〈祀典纪盛〉)
这是今日北京所见文庙为黄瓦之由来,但在此处也是以「国学文庙」并称,实是「庙学」的具体说明,此处的国学是通称,仍指国子监。
清代对庙学及曲阜孔庙之尊崇,不逊前朝。
其于地方之直、省、府、州、县学,除文庙之外,又规定在文庙左右并建置忠孝、节孝、名宦、乡贤四祠。
(同前引《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通礼》卷11〈吉礼.先师春秋释奠〉)这是清代对前代规制的修正,此即明确将治统要素(前列四祠)加入道统区域,导致道统、治统庙制产生混淆现象,有利于满清政府的统治。
以上简单的叙述,可知自唐以后至清代为止,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州县学,也就是全国的官学,均以「庙学」作为普遍的学制形态。
这样的学校制度,指校园由「庙」的祭祀空间与「学」的教学空间两个共同构成,而成为传统学制非常重要的特征。
兹以《宋元地方志丛书》、《新修方志丛刊》、《中国方志丛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等方志中,以附有平面图之「庙学」者为据,制成如下两表,附表一「方志所见地方官学建置一览表」,附表二「方志所见书院建置一览表」(参看后述)。
根据附表一,可知官学共列533所;根据附表二,可知书院共列218所,合计751所。
此数据虽属于抽样,但「庙学」部分,搜集范围包括二十五省;书院部分,搜集范围包括二十省,可谓仍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代表性。
附表一 方志所见地方官学建置一览表
省
份
州
府
(厅)
学
县
学
名称
关系位置
备
注
文
庙
庙
学
前
庙
后
学
前
学
后
庙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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