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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刘芳
内容摘要:
生活使人在变,也使人的风格在变。
所以说杜甫的风格随着他的生活变化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少壮游骋和旅食京华的前期杜诗;天宝之乱中的杜诗;入川出川的后期杜诗。
由于他在不同的时期所经历的生活、所表示的态度,逐步影响着他的诗歌风格,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在少壮游骋和旅食京华时期,生活使杜甫心情沉重,沉郁顿挫逐步显现出来;而天宝之乱中,他生活乱离艰难,态度沉痛严肃,出语谋篇,深厚有力,变化多端,沉郁顿挫风格得到充分发挥;最后入川出川的后期,在他的诗歌中普遍的显现出来。
关键词:
行旅维艰;颠沛流离;悲凉凄怆;沉郁顿挫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这是杜甫逝世前对自己的人生写照。
独立在茫茫宇宙之间,诗人深深地悲哀自己的孤独与无力。
但后人却从这孤独的形象中看到了他包容乾坤的博大胸怀以及回旋天地、与元气同在的精神力量。
在乾坤中挺特独立的诗人,因为秉承着天地的清气,所以能夺造化之大功,集人之全美。
但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是有他的发展过程,这就和杜甫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生活、所表示的态度,以及他所选择的题材和诗歌的语言结构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生活是诗歌风格的现实基础,风格能使人变化,也就能使人的诗歌风格发生变化。
这样杜甫的诗歌风格,就可以依杜甫的生活变化而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少壮游骋和旅食京华的前期杜诗;天宝之乱中的杜诗;入川出川的后期杜诗。
一、杜甫少壮游骋和旅食京华的前期杜诗
杜甫少壮游骋时代,是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
天宝三年,他于李白在洛阳相识,于是便随李白游历梁、宋;在宋地他们又遇高适,三位高才遂谈诗论文,携手同游,结下了深厚友谊。
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准备时期,其间也初步显示了诗人杰出的才华、雄健的气势和宏伟的抱负。
杜甫的旅食京华,是从他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这段时期。
十年的长安困守生活,他仕宦无门、卖药都市、寄食友生、残杯冷炙、到处饱含悲辛。
这时期杜甫感到生活的压迫,有悲凉凄切的意境。
不过他毕竟是个仕宦之家的子弟,仰仗友情亲戚,企图得个一官半职,不惜到处奔走,有时也作为显宦贵戚的坐客,所以他这时期的诗作,所咏的对象是游宴、投赠的作品较多,表现其庸俗一面,但由于自己生活的窘困,因而也推想到广大人民的遭遇,所以开始有了描写人民生活的诗篇,表现了时代的忧郁,从而体现出他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如《兵车行》①中: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夫把锄犁,禾生垄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
且从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全诗按记事记言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七句是全诗记事部分,描写行人出征、亲人哭送、尘埃遮天盖地、哭声直上云霄的悲惨场面。
后二十八句是全诗记言部分。
从兵役和赋税两方面写“行人”对不义战争的控诉。
其中“点行频”三字是问题的核心,“北防河”、“西营田”、“还戍边”,从服役地域之广、任务之繁来说明“点行频”,反映出“行人”对征兵的强烈不满。
记事部分刻画众多“行人;”的情态,为记言部分作铺垫;记言部分描写一个“行人”的控诉,是记事部分的深化。
记事写人哭,记言写鬼哭,前后呼应,相互映衬,使全诗形成一个整体,笼罩在一片悲剧气氛之中,体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又如《丽人行》、《前出塞》、《秋雨叹》等,这些诗篇是有悲凉之感,气氛比较萧条,结合着杜甫的长安生活来看,他凄苦贫困,感慨万千,生活使他的诗风也是这样,倒不是无病呻吟。
由于一己生活的坎坷,使杜甫更能够睁眼看世界,用七言古诗长篇大力的描写时事,刻画现实,所谓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在这时期七言古诗开其端倪,直到天宝之乱中达到高峰。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杜诗,从个人生活的艰难推想到人民的疾苦。
这些新的因素发展为后来杜诗最有价值的部分,使杜甫对现实的态度更为严肃了,生活使杜甫心情沉重,使杜甫能够逐渐接近人民,其诗的艺术风格——沉郁顿挫逐渐显示出来。
二、天宝之乱中的杜诗
杜甫得官后离开长安赴奉先探望家室之时,叛乱爆发,时局遽变。
杜甫携家逃难,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
得知肃宗即位,杜甫留下家小,只身投奔灵武,中途却被叛军俘虏,押到业已沦陷的长安。
这是杜甫生活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诗歌风格——沉郁顿挫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期。
在这战乱中,从个人生活的遭遇,到人民所遭受到战乱的疾苦,杜甫都有所描绘。
杜甫和当时的人民同遭受到战乱的疾苦,因此他个人的咏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人民的呼声。
尤其是他以亲身经历的现实,反映在诗篇里,呈现出一副动乱中悲凉沉痛的画面,所谓“杜诗为史”正好说明杜甫的诗歌比较正确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
而表现诗歌的风格,正是沉郁顿挫。
其中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最为显著。
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是杜甫这阶段的代表作品。
他的五言古诗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②中: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憟。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诗中写出清晨到骊山的所见所闻:
温泉水暖、乐声震天、君王赐浴、众臣与宴、彤庭分帛、赐金外戚、中堂舞伎、劝客驼蹄,描绘出一幅令人怵目惊心的君臣欢娱图。
最后,诗人揭示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尖锐的阶级对立,并在“惆怅难再述”中表达自己的愤慨,从而表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又如《三川观水涨》、《北征》等,都不仅是发抒一己的情怀,也同时道出了人民的苦难。
对当时由于统治者的骄横奢靡带来的战乱以及自然灾害、阶级矛盾的情况都有深刻的揭露。
杜甫的心情是悲痛的,诗风也是沉郁的。
他的诗有《塞芦子》、《新安史》、《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夏夜叹》诸作。
而《无家别》③是充分的显示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正如: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诏令习鼓鼙。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行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诗篇一开始即沉痛地描绘出乱离中人民的苦难生活,以“百余家”的情况作为背景,暗含着“贱子”母死妻去的遭遇。
接着大书“贱子”归来无家所见所闻,“空巷”、“日瘦”,气氛凄惨。
以狐狸旁衬,托出其无可奈何的安命思想,“安辞”二字当略断,句意转折,句法古峭。
“县吏”句以下,凡三转,一转四句,即无家别也。
再转为“近行”二句,透露出沉痛。
三转为“家乡”两句,则系无声的控诉。
“永痛”句作一提笔,名写永痛无母,暗喻内顾无妻。
无母无妻,两事写来更逼出无家景象,极为凄恻。
全篇句句转处,愈委婉,愈酸楚,层层深入,转换多姿。
时时以提笔振起全篇,使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得到充分的显示。
而杜甫这一时期的七言古诗,抒写时事比较多,如《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洗兵马》等,从前一阶段写飘忽的玄理进而为写现实,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沉郁顿挫也逐渐显现出来,诗篇波澜壮阔,声调凄怆,例如《洗兵马》④中的: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
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
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
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
诗篇描绘了当时现实极为重大的事件,以耶城之战为背景,希望“独任朔方无限功”,就能使军令统一,捷报频传。
但当时九节度使兵围耶城,唐王朝不设统帅,令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坐失战机,使耶城未能攻下,九节度使兵溃四散。
题为《洗兵马》,篇中又大力赞扬时相张镐的“扶颠始知筹策良”,希望能迅速平定叛乱,国家恢复统一。
处处春耕,洗兵不用。
但也未能如愿。
表达了这一时期忧郁的思想内容。
诗篇在铺叙中多转折,又突出的描写重点人物,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诗中写张镐是比较详细的,在宾主详略方面,显出变化多端。
如以“成王”四句,则借彼形此,“攀龙”四句,则以彼扬此,“关中”两句,则引彼陪此。
然后笔锋铺下,大力描绘张镐的身世功业。
至于诗中描绘的景物,如“东走”“南飞”及“青春”四句,皆是实叙,但以用景描绘,使人逐觉其虚。
而后半句“寸地尺天”等十句,则是想象之景,但似乎是耳闻目见,又使人反觉其实,这又是诗人在运用写实与想象方面,安排得既富有变化而又妥贴得当,从诗的风格上来说,实是沉郁顿挫,是杜甫这一时期七言古诗的代表诗风。
杜甫的七言古诗是沉郁顿挫得风格,他的律诗也是如此。
五言律诗由工整稳固而沉痛。
如他的《月夜》、《对雪》、《春望》、《忆游子》、《一百五日夜对月》等作品。
感叹身世的飘零,悲痛时局的动乱。
以这样丰富饱暖的内容,纳入这严格规律的形式,不仅写的凝练,而且显得特别充实有力,造成这一阶段五言律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如京都沦陷,国难当头,他感到无限悲痛写下的《春望》⑤: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全诗开头就以工巧对句写春望所见:
山河尚在而国都残破,春临京城而满目荒凉。
既点明地点“国”、背景“破”、时间“春”,又运用反衬手法,于诗意的翻跌中显示出其爱国感情之深挚,采用移情与花鸟、使自然人化的方法,就是诗句有了万物同悲的艺术效果。
颈联写春望所念,上句念国忧,下句念家愁,“家书抵万金”一句,则又典型的描写了战火弥漫中人们的共同感受。
尾联写春望所叹,叹国家危难,亲人离散,叹自己白发稀疏、年老力衰。
在诗情上,国恨家愁始终交织在一起,展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杜诗,光芒最显耀,风格最突出的以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为主。
五言律诗变换风格,这一变化与杜甫当时的生活及其对这些生活的态度有关。
这些乱离艰难的生活,这样沉痛严重的对待生活,以这些题材来写诗,出语谋篇,深厚有力,而且变化多端,使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入川出川的后期杜诗
杜甫从四十八岁冬到五十九岁秋。
也就是他入川、川居、出川、漂泊荆湘到死的作品。
杜甫居秦州不久,是以生活所迫逐去同谷。
所谓“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本来为着生活方便而来同谷,哪知到同谷后生活更为困窘。
同时在旅途中经历艰险,这很自然的影响了他的旅行诗。
在同谷这一段的诗,以七言古诗最为突出,联篇讽咏,一唱三叹,也是这阶段中风格的写照。
他是“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
”他的《同谷七歌》⑥正是这阶段的写照。
例如七歌中的一二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这些诗篇,思潮涌来,一歌再歌,继之以七。
如果没有饱满的内容,高度的技巧,早就声嘶力竭了。
但是杜甫在七歌之后,好像余情未尽,实在是沉郁顿挫之至,言有尽而意无穷。
用这样联篇的七古来大力歌咏,在杜甫的七言古诗中也是创举,成为杜甫七言古诗新的高峰。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杜甫是把他足迹所经之处,都有所描绘,所谓“少陵诗卷作图经”。
同时我们知道秦陇川蜀,山川险要,奔流湍急,行旅维艰,使杜甫旅行至此,心神震慑,所以发而为诗,也是严峻峭拔。
而走在这里,又必须小心谨慎,所以这些诗又是刻画入微,描绘细腻。
在苍茫中又有它俏丽的一面。
不过这些诗篇虽然基本风格相同,而杜甫在走这两段道路中,心境并不相同。
所以两组诗的风格还是有差异。
那就是由于期望不同经历不同,思想不同而显现出来的。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幻想着生活要好转。
所以途中虽苦,但苦而不怨。
及至到同谷后大失所望,迫而再去成都,是不敢再存有幻想。
所以从秦州到同谷的旅行诗,是苦而不怨,从同谷到成都的旅行诗,则是词苦而生怒了。
其次秦州到同谷途中,险则险矣,不过仅是危机个人,所谓:
“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入川之险则是:
“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杜甫看到山川之险,会造成野心家的割据。
从忧愁个人的旅途安危,进而为忧时局的动乱不安。
诗风也受此影响。
再次,杜甫的思想在这时也有些变化,从“此生免菏殳,未敢辞路难”的安于忧患的心情,到再离同谷时,则是“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的怀疑问天,进而至于“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这种激昂之首,不平则鸣,使前后诗风也有所不同。
杜甫于宝应元年夏天,送严武还朝,到了绵州,逢徐知道叛乱,遂由绵州到梓州,之后又曾往来阆州、梓州之间。
他的生活是所谓:
“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
”无可奈何随寓而安。
所以这时期诗风仍是沉郁悲凉,并有衰飒之感。
而梓阆山居,峭拔高耸,也影响到他的诗风,成为一种特殊风格,并开了后来夔府诗风的先河。
杜甫由于从严武重来镇蜀,得以再回成都,心情有意外的愉快,故写下“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需济世才。
”在他五十三岁那年六月,东西川节度使严武又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杜甫也就成为严武的幕客。
他“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但是不久又感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所以在次年四月就辞去幕府,复归草堂。
接着严武病故,他在这年五月也就离蜀南下,结束了草堂生活,这短短一年多的草堂小住,杜甫抒怀感时的诗作比较多,刹那间重返草堂的欢愉,但继之而来的还是生计艰难,幕府拘束,友生凋零,老年漂泊。
所以诗风仍是平静中有悲凉,抑郁而沉痛。
这一段时期几乎是他在成都整个时期的缩影。
以比较轻松豁达风格开始,以沉郁悲凉的诗风结束。
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⑦中: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裘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由叙事和抒情两大部分组成。
诗人从叙事入手,因事入情,借景抒情。
叙事按风来、屋破、雨至、屋漏的顺序,依下午、傍晚、入夜、夜深、深夜的次第来写,随着时间推移,风雨的变化,写出了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惨状以及屋漏雨湿的苦况描写,显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表现出诗人宁愿自己受冻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雄怀。
而杜甫的出塞计划原拟到荆楚去的,所谓“如何关塞阻?
转作逍遥游。
”但他并未立即出峡,而是在川州又居留了一个时期。
云安住半年,夔府近两载。
在云安养病,依仗友生,在夔府经营农事。
杜甫这时期是晚年了,是五十四到五十六岁这段时期,可是就他整个创作年代来说,是诗作最多的时期。
七言律诗在这阶段也有了新的发展。
改变以往的工稳而沉痛,变藻丽而苍莽。
而且是联篇迭唱一气呵成,力能扛鼎。
同时音律精细,声调响亮。
杜甫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者,当然指这一阶段的律诗而言。
譬如他的《登高》⑧中: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上句承首联起句,写山见风而木叶萧萧,下句承首联次句,写江带水而波涛滚滚。
诗中一、三句相接,五、七句相应,二、四句相关,六、八句相连,因而对仗工稳而不呆板,对称中显交错,严整中富变化。
此外,景的壮阔悲凉,情的悲愤深沉,诗思的跌宕与章法的顿挫,都典型的表现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又如《咏怀古迹五首》、《立春》、《秋兴八首》、《愁》等。
在这些诗篇中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也得到充分的发挥。
杜甫出川后,到荆湘直到死。
是他五十七岁春到五十九岁秋这段时期。
而这两年多的作品多为旅居抒怀赠友送别之作。
杜甫晚年的最后阶段,精力虽衰但忧愤未已。
所以他的诗歌,仍是激昂凄切。
如《登岳阳楼》中: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在这诗中,身家愁苦和国事忧患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形成极深极广难以估测的情感分量。
同时这种情感不是平直而出、一泻无余,而是起伏回旋、抑扬激荡,极尽顿挫之势,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开头两句隐含着诗人的漂泊之感,看似平平,实际却颇为沉郁;三、四两句描写洞庭的非凡景象,转而展现无比阔大的境界;五、六两句自叙身世,倾诉个人内心愁苦,情感又陡然趋于狭深;最后两句将家愁和国忧糅为一体,诗人博大的胸襟遂于洞庭宏伟的气象相互呼应。
境界的开合跌宕,情感的博大精深,使诗歌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风格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紧贴时代的脉搏,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的描绘那个万方苦难的时代面貌,表现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呕心沥血的抒写自己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用如椽巨笔谱写出代的宏篇伟章,为后世诗歌树立不朽的典范。
注释:
①金启华:
《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于非: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③葛晓音:
《杜甫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④于非: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⑤郭兴良、周建忠:
《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⑥于非: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⑦金启华:
《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⑧于非: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1.金启华:
《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葛晓音:
《杜甫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郭兴良、周建忠:
《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4.于非: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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