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经整理好的3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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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经整理好的34
1.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的地理性封闭特征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有何借鉴?
中国文明由于其地理性的封闭特征,尤其优越性,也有其不足之处。
中国历史上总的趋势为统一,而西方文明总是不断的分裂中越分越小。
由此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
清朝实行的海禁是为了防止人口流失,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却被鸦片战争打开了大门。
2.论述中华文明在突变中崛起的超强能力和在繁华中的腐变性及其现实意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富不过三代正式这个问题。
是每一个王朝总是在走向灭亡中循环往复。
中国历史上在内忧外患中曾出现过多个鼎盛王朝,最终结果够在安逸中走向覆亡。
为了防止这样的循环持续下去,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处理。
正如黄培炎问毛泽东的“黄氏周期问题”。
延安之行,黄炎培在赞叹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方的同时,用了三个晚上与毛泽东促膝谈心,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借此机会,他提出了一个在他心中困扰已久的问题:
历史兴亡周期率
黄炎培问毛泽东:
“当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了战争的压力,也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党员思想必松懈,继尔形成惰性,当享乐成风之时,你怎么解决权力腐败,跳出这个政党存亡的周期?
”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即人民群众的监督。
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历史告诉我们,独裁与强权是没有出路的,民主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出路。
但是对于实现民主的过程与形式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当今社会慢慢探究。
3.论述中华文明的制度创新能力与当今改革的关系?
中国制度改革不足,并且总是失败。
中华文明的特点
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
(一)悠久性: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二)持续性:
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到现代。
这是最基本的特征。
世界文化,支脉很多。
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雅玛文化等造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
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
我们华夏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就,是决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庆幸、骄傲和自豪的。
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大家都有责任续传薪火,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辉煌灿烂。
(三)兼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
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千百年来,西方的各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
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故。
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出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
所谓“夏夷之辨”,并不是按人种、血统来划分,而是按文化来区分。
你只要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然你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
中华文明为什么绵延不衰,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保持从远古以来绵延不断历史的大文明系统?
这个问题,不断引起历史学者的思索,产生了种种发人深省的新观点、新思考。
我在这里,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尽管不成熟,但我觉得还是对作为中华民的子孙还是有些教益的。
我想,制度不断创新,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讲得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和火药的“四大发明”,这当然很重要,但有许多重大的制度创新,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经常会提到,但很少注意其对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政治制度方面,首先是“封建制度”。
走出部落联盟时代,当今中国的中原地区,当时邦国、酋长制的部落林立,强盛的部落联盟国家力可号令各邦,但无力兼并,夏、商、周三代采取的贡赋、分封的制度创新,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宗藩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各邦国奉宗主国的正朔,朝贡宗主国的君王,而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家的安全和社稷不受侵犯,有效地制止部落、邦国间的纷争与兼并。
只有在宗主国式微的形势下,这种体制才会动摇,新兴的强国取而代之,崛起为新的王朝。
这种体制,整整两千多年。
即是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对于中央权力不到之处,这种宗藩体制依然存在,直到甲午战争才最后寿终正寝,所以这套以宗藩关系为轴心的封建制度实际延续时间长达近五千年。
其次是“中央集权制度”。
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到战国时代分崩离析,如何应对新的格局?
秦国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度,最后推行到所有被兼并的国家,成为维护全国统一的基本政治制度。
虽然在秦以前,大河流域有些国家也实际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但中国的中央集权是祖先独立创制的,规模空前,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实行。
为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主要原因还在于这套制度的有效性,符合中国的国情。
造成“合久必分”形势的,多在制度之外。
最后,在选官制度上,发明了科举考试制度。
在封建时代,职官世袭,所谓世卿世禄。
私学兴起以后,平民入学自学,形成士的阶层。
君王公卿养士、用士之风随之而起,以才能军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数增多。
天下一统之后,独尊儒术,举荐成为官僚的重要来源。
东汉以后,举荐基本上为世家大族所控制,至隋唐发明科举考试制度以后,克服了这一大弊端,使下层才能之士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社会上层。
这一制度虽然后期弊端日益明显,但主要是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问题。
通过考试,保证了统治集团不断得以从社会各阶层中汲取才能之士,所以中国的皇朝,一般持续年代都比较长。
科举考试到1905年废止,民国以后利用地缘籍贯、门生故友、裙带关系、党派关系、庇护关系进入官场成为风气,考试当官的风毛麟角,政治弊端甚多。
所以现在还不得不恢复公务员考试制度。
在经济制度方面。
中国人很早就确立了“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这与西方国家早在中世纪就形成的“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正相反对。
在“量入为出”的财政模式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原则上只能根据既定的税则税率获取财政收入,开支大体稳定,耕地增加、人口增长,政府的税入才可能增长。
根据皇室和政府需要而加重赋役是不道德的行为,就会招致人民的反抗,秦征“泰半之赋”,明季三饷加派,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作为农业社会最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中国的土地产权关系不甚明晰、发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到了中央集权时代,国家对于土地产权依然具有较强的处置权。
但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土地出租经营随之发展起来。
这种以土地出租为主要经营模式的经济制度,出租土地的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承租的农民则通过交付地租获得了土地经营使用权。
这种经济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新,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租赁经营模式。
这种租赁经营与自耕农的直接经营浑然一体,形成了整个社会基本上采取小农生产的和谐一致。
在世界历史上,以租赁方式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并实施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只有中国。
这种租赁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承租人承担经营风险的制度,在明代以前,基本上还是风险共担的机制,即地租的形式主要是分成租,地主与佃农按照当年土地产量按比例(通常是各取50%)分成。
如果发生荒歉,地主与佃农一样,没有任何收入,因此地主不能完全不关心农业生产,并承担一定的公共义务,比如水利工程的建设、备荒积谷等等。
完全由承租人承担经营风险的定额租形式主要产生于明代,到清代成为主要的地租形式。
这是由于人多地少的情况在清代日益严重,土地所有者在地租谈判中占据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由于地主不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对于水利、积谷等公共事务也日益冷漠,农业危机的加深也就不可避免。
在这种地租形式下,租赁经济制度的社会弊端日益突出,最终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社会和法律制度方面,中国人创造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和以维系家国社会政治体制为核心的中华法系。
中国早在一万年前就发生了农业革命,在氏族社会解体过程中,农业社会所特有的聚族而居的村落形式,家庭血缘关系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发生重大变化。
现在中国人的许多姓氏,都可以追及遥远的祖先,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姓氏都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
长幼有序的家庭制度成为国家的尊卑等级制度的基石。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制度,不同于西方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而是以儒入法的中华法系。
这个法系在辛亥革命以后崩溃,大约也发展、持续了两千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经常讲“以人为本”,这个“人”的概念太抽象,中华法系的精神也是以人为本,而不以财产为本,但人分三六九等,分长幼尊卑,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平等的。
西方“人本主义”的兴起,那是对上帝而言,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中国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要把人从等级制下解放出来。
但采用大陆法系之后,中国的等级制度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变相发展,这需要我们知识分子有批评意识,当官的要摒弃特权意识和那些不为公众所了解的红头文件所规定的各等级官员的特权制度。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早在夏商周时代,中国人就有王者受命于天的观念,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问人事于天的记录。
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行,与世间人事休戚相关,因此中国人对于天象、地震等自然现象,保存了最早的历史记载。
这个“天”,许多学者都想把它归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并不完全准确。
到了春秋战国,中国的思想家对于天道、人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复杂的理论思考,形成了诸多学派。
儒家专注于人事,不谈天,其实它的前提是既然天人合一,可由人事而见天道。
道家谈道,也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天人不是一物,何以相通合一?
合在于“道”。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天人之间存在着统一的运行规律,这个制约天、人的规律就是“道”,人事既须循道而行,“无为”就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只有完全以自然方式行事,而不加人的智巧作伪,就不会违背天道,造成天下大乱。
(老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阴阳家谈阴阳五行,则是具体探讨道的内在规律和结构,道生阴阳,阴阳分八卦,化万物,从而产生人和世间万物,这就产生了中国人独特的宇宙发展观。
《易经》被人们认为是发现了这个内在规律和结构的杰出著作,可以用来预测天道人事的未来变化。
医疗养生家的思想主要见于托名黄帝而撰写的《黄帝内经》,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体的结构和运行,健康疾病、生死病死,也受天道制约。
因此,中华文明的中医学、养生学、气功学和内丹学都与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宋明理学家提出的“格物致知”,也与此有关。
既然人事、万物均由道生,那么,通过对于物的认识和研究,也可以达于道。
道一殊分,殊途同归的这种信念,造成了中华文明能够兼容并包各种外来文化的气度。
因此,可以说,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的核心。
它完全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把世界归诸上帝的创造,不同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也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极具抽象力、概括力和穿透力的另一套哲学系统。
这种哲学观念,从远古产生,经过历代思想家的不断探索思考,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到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传入,可以说也持续了五六千年。
西汉时期根据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也被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但实际上还是根据“天道远,人事近”的思路,谨人事即合于天道,而儒学则是天道之于人事的伦理规则。
在天人合一思想下,中华文明对于科学技术也是高度重视的。
李约瑟先生这样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之前,中国的科学处于依靠观察和实验的阶段,理论相对落后。
即使如此,中国人还是成功地在希腊人之前做出了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掌握了古希腊科学知识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在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之间达到了一个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在人类了解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有过伟大的贡献。
”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独立创造了当今世界所有的文学艺术样式,诗词、小说、散文、曲艺、戏剧、雕塑、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唐诗宋词、关汉卿的戏剧、明清四大古典小说等等,至今依然是世界文学艺术的奇葩。
建筑方面,我们到西方国家去旅游,常常为会那里古代建筑的气势恢宏、雕塑精致而惊讶。
其实中国古代的建筑毫不逊色,只是由于古代建筑主要采取砖木结构,很难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明代建造的故宫,尤其是太和殿、祈年殿的空间布局,不仅令我们感到震撼,而且西方国家的游客同样会感到震撼。
我们过去常常会感到中国人在雕塑方面,不如古希腊人,也没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么多精美的作品,但是,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后,表明中国古代在人物造型雕塑上同样具有高超的水平。
数千个栩栩如生的将士排列成气势雄壮大军,这需要多少工匠从事这项工作?
有那么多具有雕塑才能的工匠,说明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具有多么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创造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少则沿用上千年,多至沿用两三千年,虽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朝代更迭,但是,我们的祖先总是能够根据现实面临的问题,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进行制度修复和改革、创新,保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在制度不断改革创新的同时,保持着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活力。
反观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国家,在古代世界曾经有过的辉煌,在殖民者还没有到来之前基本上都断了传承,这其中有许多偶然因素,但一个必然因素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包不断创新的内在基因,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
文明是什么东西?
按照我的理解,文明就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在处理内部和外部各种压力所取的应对方式,稳定、满足和发展自身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能力和制度形态。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人的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大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进入近代,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下,中华传统文明发生了严重危机。
这种危机是全方位的。
按照传统的文明方式,我们无法抵御强敌的入侵,更不可能依靠自身的文明将他们融入中华民族。
家族制度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分崩离析,建立其上的中华法系也土崩瓦解。
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民主化的浪潮中跨台,“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成了无本之木,难以为继。
在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势面前,中国古代的许多伟大发明创造成了雕虫小技。
至于在20世纪出现的新的音像艺术形式(广播、电影、电视等)面前,传统的戏剧曲艺无不处于急剧衰落之中。
据估计,清末存在的三千多种剧种曲种,大约有三分之二已经失去传承。
中华民族如何面对这场空前的文明危机?
当然不能死守传统的应对方式,那些方式只是祖先用来应付他们所遇到的内外压力采用的;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因为西方国家的模式很多,都是他们应对自身内外压力而采取的不同方式,很难与中国国情相适应。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中国的人口而言,中国的人口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欧洲大约8亿人口,中国是13亿);中国的面积只比欧洲少几十万平方公里。
欧洲有44个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只有一个国家。
欧洲想结成欧盟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困难重重,最近欧元危机,说明他们的努力任重道远。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解决了小国林立纷争的问题,但大国治理的传统方式许多不再适用,所以还得有继承、有创新,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发展自己。
下面,就谈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第一,中央集权依然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政治制度,老祖宗留下的这套制度可以微调,不能放弃。
第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近代以来,如何克服民族危机,有过多次的文明选择。
洋务派搞“中体西用”,也就是保持中华文明的基本体制,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没有成功。
清末新政立宪,想学日本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也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想采用欧美的民主制度,同样没有成功。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制度,结果苏联自己也垮台了。
这套制度靠不住,必须改革。
如何改,我们从经济改革中体会到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如何走这条道路的问题。
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道理:
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基础,如何保持政治体制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何在这种社会多元化、多样化的环境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
第三,改善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在建国以后,在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方面走了许多弯路。
这些弯路原因很多,诸如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等等,这当然是事实,但是根本的一条,还是我们没有坚持中华文明发展的创新精神。
我们把苏联那套东西搬过来,与中国专制传统残余结合一体,使党内民主制度严重破坏。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结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把老人家的话当作绝对真理,不敢越雷池半步,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怎么改变党的领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很复杂,归根到底,一句话,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做好学生,再当老师。
第四,充分尊重和发扬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我们没有多少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的起步是包产到户,是群众抗“旨”搞起来的,所以这是群众创造的改革开放形势。
数十万群众在国内生存不下去,大规模逃往香港,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计划经济制度的痛恨和反抗,小平同志看清了这个历史潮流,顶住党内极左力量的巨大压力,大力支持深圳特区的建立,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
所以,执政党的生命力在于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的诉求,看清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严重的创新能力不足的缺陷。
改革开放搞的土地承包经营,只是旧时代小农经济的变相,不是什么创新;各地仿效深圳特区模式搞的土地批租,是变相的土地租赁,老祖宗已经搞了两千多年,现在重搞一遍,大多给地方政府财政花掉了,这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与深圳特区最初搞的那一套也变味了。
承包到户以后,承包户再把承包土地出租,变成了“二地主”,政府再把财政以扶持农业的名义补贴给“二地主”,这种经济政策很值得我们反思。
而在工业企业中,新中国建立以后搞了许多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制度创新,又被废除了,当家作主的工人又变成了雇佣劳动者。
我们能不能思考一下,为什么不能在现代西方企业制度上嫁接中国的“鞍钢宪法”呢?
董事长、当经理,拿了高于工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工资,高高在上,就是挂了个共产党员的招牌,怎么能解决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
怎么能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后,要提高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包括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许多青年人存在困惑,许多下岗的、失业的有不满,但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
就是现在大多数在贫困线上生活的家庭,其物质生活水平也比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就业的人要高。
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也同样有了很大的提高,电视、电影的节目丰富了,与“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候,许多文学作品因为莫名其妙的政治标准遭批判、遭封杀,老百姓最后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老百姓的精神娱乐生活几乎被完全扼杀,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创造力也被扼杀。
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但是,整体而言,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水平还跟不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精神生活甚至可以说出了很大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为什么工作、如何生存没有一个目标。
政府官员圈地、上市公司圈钱,不择手段,据说是为了GDP,为了赢利,这个GDP对人民有什么意义?
从股民那里圈来的钱,本来是投资用的,也不是什么赢利,而真正的赢利又不分红,这种企业有什么资格上市?
老板在国内发了财,圈了钱,就想移民国外,最近国际注意、招徕的中国富人移民,说明了一个严重问题,靠单纯发展经济的手段,解决不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在中国大地上同样会出现,那就是GDP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扭曲了人性。
与人的修养情操最密切的教育事业,也变成了应试教育、忠诚教育,学习知识的目的都不知道,能成为好学生吗?
基本做人的道理都不懂,能成为好党员吗?
现在本来应该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天之骄子”,精神生活基本上很贫乏、很痛苦,为分数而学习,为高薪而学习、为在政府机关能弄个一官半职而学习,就是不能为了自己成为有知识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而学习,能不痛苦吗?
温家宝总理前些日子讲了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这很有道理。
发了财的中国富人跑到国外,这种生存有尊严吗?
尊严来自哪里?
首先是内心世界自我的尊严,这需要提高文化和道德素养;其次是个人尊严受到社会的尊重,那怕是对没有自我尊严意识的人,也要尊重。
前几天媒体报道了深圳那个“最窝囊的丈夫”,采访的记者不能说没有文化,但不尊重受害人的人格,至少说明他文化素质很低。
第三,个人尊严要有社会制度保障和制度约束,包括公共舆论、法律制度和生活保障制度,现在对于个人尊严的约束做得很不好,我这里主要是指官员尊严的约束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呼吁了多少年都出不来,一个在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敢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产,这有没有尊严?
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很多,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不互相尊重、不自重,而重权位、重金钱,这是体制问题,也是每个人的自我修养问题。
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许多人只怪社会,要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社会风气不好,每个人都有责任,你没有责任意识,或者不负责任,那么最终也会同流合污。
应试教育不好,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工作者、家长都有责任,中小学生不能让他们负责任,但大学生自己就有责任,为什么不能反叛呢?
另类多了,也就成为习惯,教育制度就不得不改。
说得简单一点,百分之五十的高中生不考大学,看你大学怎么办?
是大学纷纷关门还是取消高考制度?
到那个时候,我想,面临失业的教师、面临下岗失位的大学校长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请高中生上大学,还谈什么最低录取分数线?
当然,在我看来,现在最有出息的学生都是些能够看破这种分数教育的“红尘”,又足有余力应付这种“红尘”的学生,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分数状元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创新之材。
任何制度创新和新文明体系的建设,都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中展开的,几乎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新旧观念的分歧、利益的冲突,始终存在。
如果在上百年时间走出个大致模样,就是幸事。
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青年一代的责任很重很重。
大目标、大方向定下来,就要百折不挠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
从农业革命开始到大文明框架的形成,中华民族几乎花了五六千年的时间。
工业文明究竟是什么东西,西方只是走出个大概模样,在工业化初期马克思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到今天也不过两百多年时间。
中国起步晚了一百多年,我们无需气馁,中国农业革命的发生也不是最早的地区,但后来我们走好了。
工业文明也是如此,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远古的转变没有文字记录,祖先如何应对,我们只知道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如何应对,需要我们充分尊重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我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近代史的研究,不就是要从了解我们的祖先所走过道路获得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吗?
一个社会系统,包含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个层面,大文明系统就是对各个层面的全面应对方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精神生活面貌如何改观,党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决议提出了大政方针,意义不小,但关键还在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实践。
以后,还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这些大问题基本定下来,那么,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发展就有了一个新的基础,一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中华文明就有资格重新建立自己的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中国国家的软实力就会大幅度提升,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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