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在息县五七干校的遗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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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在息县五七干校的遗痕
文化名人在息县“五七干校”的遗痕
1969年11月18日晚,河南省息县东岳公社轧花厂仓库里,搭满大大小小的通铺,集中住着100多人。
在这些人中,有文化名人钱钟书及夫人杨绛、俞平伯、沈从文、胡绳、何其芳、吕叔湘,有经济学家孙冶方、骆耕漠、顾准、吴敬琏、林里夫等等——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中央机关单位在息县“五七干校”的历史一幕。
据息县县志记载:
1969年前后,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单位先后在息县举办“五七干校”。
到1970年,有几千名北京人来息县,住在各个“五七干校”驻地。
他们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田间劳动的同时,也进行着各种思考和创作,留下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手稿和作品,这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的理论文章,著名作家的诗歌、散文、日记等等。
今天品评这些文字,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文化浩劫之中,这些学人的睿智和个性。
俞平伯在息县创作的诗
俞平伯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他一生潜心写作,辛勤笔耕,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硕儒,特别是对中国古典诗词和《红楼梦》,他有着很深的研究。
俞平伯一生作诗数量极多,他把“人生譬之为波浪,诗便是船儿”。
1969年,他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来到息县,这一段生活,成为诗人一生中最特别也最难忘的经历。
朴素宁静的乡间生活与喧嚣压抑的政治气候形成巨大反差,使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这期间,诗人进入晚年创作的高峰期,农舍茅屋、河塘竹林、杂乱的集市、泥泞的道路均成为素材。
乡亲们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一个破旧发黄的小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七言或五言诗词,从这些草稿的流畅程度来看,几乎每首诗都是一气呵成,很少改动。
在息县一年多的生活里,诗人共创作了近百首诗词,具有代表性的是《息县杂咏》、《纪东岳事》、《至日》等等,其中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还在香港单独出版。
这些诗词,真实地记录了息县农村的田园风光和民情民风,至今读来仍清新爽朗。
诗人在《纪东岳事》里写道:
樱子黄先赤,红桃更绿桃。
塘春多扁嘴,延颈白鹅高。
东岳庙恢扩,闻当街北头。
他年遭劫火,空有集名留。
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
北头卖蔬果,南首有鱼虾。
诗人住处,房前屋后有很多楝树,当紫色的楝花盛开时,随风飘来阵阵清香。
这位久住苏杭和京城的老人,从未见过楝花,他在一封家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
“顷看见一树,地面落花紫色,此花在诗词中每见之。
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其第二十四番,即楝花风。
开到此花,春信全了,故诗人每每用之。
我却从未见过,因口占二诗。
”
天气清和四月中,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淡紫英繁小叶浓。
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飘落似丁香。
绿阴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
诗人夫妇俩在息县东岳住了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农民问字》一首:
昔年漫学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
在农村过端午节是非常热闹的,特别是邻居的热情关照,常给他们带来许多喜悦和快乐。
1970年端午节,诗人夫妇俩在邻居家度过,随后,诗人在《端午节》中写道:
晨兴才启户,艾叶拂人头。
知是天中近,邻居为我留。
清润端阳节,茅檐插艾新。
分尝初刈麦,惭荷对农民。
由于诗人夫妻年纪大,又受人尊敬,劳动时一般被安排些较轻的活干,《绩麻》是其劳动内容之一:
脱离劳动逾三世,来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
农村的生活也常给老人带来一些困难。
一个下雨天外出开会,俞平伯步行返回至半路时,道路泥泞,立在其中无法自拔。
幸有农人路过搀扶,昏黑时才回到住所。
这次经历发生在“冬至”那天,所以诗人写了首《至日》:
至日易曛黑,灯青望眼赊。
泥途云半舍,苞信一何遐。
已湿棉衣重,空将油伞遮。
风斜兼雨细,得伴始还家。
1971年元旦,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识分子提前从干校“毕业”。
在离开东岳时,老乡们都来相送,真情难舍,诗人用息县方言赋诗一首《与农民话别》:
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
农民送别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来。
俞平伯一生当中,有20年住在苏杭,有50年住在北京,但是,在息县的这段生活经历给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却不亚于北京和苏杭。
回到北京以后,老人与息县东岳的房东之女顾兰芳有书信相通,常勾起他的思乡之情,他在《辛亥杂诗》里写道:
茅檐土壁青灯忆,新岁新居住永安。
日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
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
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归味所趋。
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
……
俞平伯1990年以91岁高龄逝世于北京。
他的诗词成为息县人民永远唱不完的歌。
钱钟书夫妇及《干校六记》
息县东岳有位老农说,“五七干校”的人,个个通晓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国文字。
这正是“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留给老百姓的印象。
其中的钱钟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博识多能,学贯中西,主要作品有《管锥编》、《围城》等,被誉为文化大家。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是翻译家、文学家,最著名的译著是《堂吉诃德》。
1980年,她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散文集《干校六记》,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里的多舛命运和达观精神,以及他们夫妻恩爱、相依为命的感人场景,“文字简约而诙谐,感觉微妙而真切”。
当时,到“五七干校”的队伍从北京出发,“学部敲锣打鼓进行欢送,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及老伴打着红旗领队当先,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经信阳、罗山和息县县城,另一路经驻马店、正阳,到息县东岳。
刚开始,杨绛一行暂住在村里副队长的家中,六面泥的小房子,半尺高的窗洞,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待不祝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等农活是大田劳动,也有些杂活,如脱坯、养猪、打井、种菜等等。
“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下地,早饭六点送到田里,劳动到中午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
”在《凿中记劳》、《学圃记闲》两篇文章里,杨绛记录了挖井的过程和感受:
“挖井一开始是干土非常吃力,到后来是带有水分的烂泥巴分量更沉重,由于天气很冷挖到三米深以后,越挖越困难。
”杨绛干的是为打井人送饭和烧水的杂活,有时也凑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可是把脚踩进泥里,觉得它更亲近了。
”水井挖好的那天,杨绛还特意打来烧酒,买来泥块糖(劣质糖块),为大家开了个庆功宴。
杨绛在一个村庄看管菜园,钱钟书则在另一个村庄看管工具,他们相隔咫尺却不得见面。
后来,钱钟书得到一份到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邮包的工作,凑巧的是去邮电所的路正好经过杨绛看管的菜园子。
这样,他们夫妇俩可常在菜园相会,杨绛养的一只小狗也在钱钟书来时绕膝亲热,他们“远胜于旧小说和戏曲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
”在这期间,他们还度过了60岁的生日,为此,还开了一个烧鸡罐头。
菜园里种了很多青菜,有韭菜、莴笋、胡萝卜、香菜、蒜苗等等,常有老乡来“拣”他们的菜。
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女儿拣了许多干老的菜帮子,说“先用水煮一下,和些面糊,一搅,可好吃哩1“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面糊也是红棕色的,不知‘可好吃哩’面糊是何滋味”,杨绛写道。
她经常在生活上帮助这位老大娘,还指导小女儿的学习,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干校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小故事。
当时,钱钟书又黑又瘦,容貌和照片上差别比较大,他到诊所看病,心直口快的黄大夫看他签名簿上写的是钱钟书的名字,怒道:
“胡说!
你是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1后来钱钟书说出杨绛的名字,此事才得以了结。
钱钟书和另一位一级研究员,从来就没有用柴草烧过火,一次别人让他俩烧开水,结果半天时间都没有烧开,这事让大家笑话了很长时间。
更有趣的是何其芳吃鱼的故事:
一天,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何其芳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起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
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没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还没拿掉,大家看到都笑了。
顾准的《息县日记》
顾准是一位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当代思想家。
他才华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一生在历史、哲学、政治等诸多领域进行着执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
他在一生的著作里,全面研究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力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在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他说过,只要能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祖国不久就会“雄飞世界”。
顾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历尽了种种苦难。
有两大重要历史事件使他与信阳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次是1959年被下放到商城县劳动改造近五个月;另一次是1969年随学部“五七干校”到息县生活近两年。
1969年11月,顾准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到息县“五七干校”。
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一二十万字的《息县日记》。
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被两次打成“右派”分子的顾准没有因此消沉,他一来到息县就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思考。
他在日记里写道:
“息县地处淮河之滨,在淮河的紧北面……东岳环境,并不如在京所闻那样严峻。
土地辽阔,村落田地,景色与淮海区依稀相类。
此次来息县,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这是息县的民谚,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淮上的自然条件如此优越,作为农业基地,前途如此有望,水利加化肥,仅仅千里淮上,就可抵得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的谷仓。
对于千里淮上锦绣河山所知较多,更加觉得我们祖国的宏伟壮丽。
”
相对于大城市,息县东岳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顾准来到这里却少了许多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也相对稳定。
干校又有较多的农业机械,人工干的都是较轻一些的杂活,如修建房屋、打井、养猪等等。
他记录到,“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
平日除在食堂吃饭外,自己还可买些炼乳、糖果。
1971年元旦,顾准在日记中写道:
“虽在运动中,新年伙食极其丰盛。
运来猪四头半,鱼恐在四百斤左右,集体伙食供三顿好菜,鱼、饺子、熘肉片。
全天的劳动任务是绞饺子肉馅,这是五年来未干过的活。
”
随着生活的好转,他在息县的日记越写越多、越写越长,有时一天的日记达两三千字,成为探讨理论的思绪集锦。
这段时间的思考,引发出他的许多重要学术思想,形成了对祖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意见和建议。
现在看来,当时他的那些观点与今天许多正在实行的政策大致有着惊人的相似。
关于三峡建设,他在1971年的日记里写道:
昨闻三峡上马,晚间浮想联翩,不能入寐……三峡电站若以450KW输电半径计,达周边为汉中、西安、洛阳、九江、长沙、重庆。
其年发电量若上500亿KW,以0.05元/KW计,每年收入达25亿元。
这样,这个电站即使投资100亿元,也是划得来的。
关于黄淮海开发问题,他在1970年12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
黄淮平原苦于三料俱缺,东起海州,西迄信阳……应修筑五六条简易铁路,于是燃料可以运入农村,畜产品、农产品可以运出,这块大平原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片的精耕高产农业区……经营这个大平原农业的经济效果,远胜于山区的治山治水。
大寨型的农村是可贵的,然而这块大平原的农产量却是无限的。
关于西部开发,他写道:
东侧建设,无论工业或农业,都是事半功倍。
西部建设,并不是没有必要,关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汉西侧的广大地区,资源现当开发,工业理应发展,百年来偏枯局面当改变。
东西并举,速度更快。
但愿今后十年,我国工业能十倍于今日。
关于人口与发展的问题,他写道:
我敢设想的极限,是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
但是这是一种不合理的限制。
这种局限,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也永远达不到真正现代化的目的。
在研究新会计问题上,他写道:
在会计上引起的新的问题有二,第一,对企业而言,全部用工用料分成资本支出和收益支出两部分;第二,对国家全体而论,决不可以再抄袭苏联,以当年财政的收支为企业会计计算的唯一内容,经营基金,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增减,是全体工人阶级一年辛勤劳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4年前曾设想,国家要有一个总会计局。
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更成为必要。
顾准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的前途,重心其实应放在经济发展上……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
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造成一个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局面,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就是雄飞世界的中国了。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当年“五七干校”的这些文化名人已离开息县三十多年了。
同到中州是胜缘,息县人在茶余饭后,谈论起当年“五七干校”的人和事,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收集整理这些文化遗迹,才发现它们已经深深地植入这片土地,形成一种本地特有的文化。
俞平伯、钱钟书等人在“五七”干校
何西来
1969年11月15日,学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罗山。
文学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
文学所知名的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都下去了。
俞平伯还带着他的夫人“大表姐”。
俞平伯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
“上午发言。
到所里来,表示赴‘五?
七干校’之决心。
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
七干校’。
学习班结束。
下午回家。
15日2时30分,携妻离老君堂寓。
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
”我想,俞平伯老先生写“离老君堂寓”这几个字时,肯定是很有感触的。
老君堂是俞家祖寓。
俞家最有学问的人物是俞樾,他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俞平伯之母曾说,“到平儿,俞家五代书香。
”就是从俞樾算起的。
老君堂分正院、偏院。
有几十间房子。
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书房。
“文革”以前,逢休息日,他常请朋友到西院唱昆曲。
“文革”中,他从正院被赶出,住进矮小的书房。
那年五六月,老君堂院中的马樱花绽开粉红的花朵。
这种花又叫合欢花。
这时,俞老从偏院的墙头,看到马樱花开,便写了《七绝》一首:
先人书室我移家,
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
隔墙犹见马樱花。
这首诗后来在牛棚难友中传阅时被发现,把他斗得够呛。
说他记了“反革命变天帐”。
写一首诗就是“变天帐”。
诗书对于知识分子似乎都成了致祸之累。
下干校前,很多人觉得没指望了,把书都卖了。
离开自己的书,是很痛苦的。
那时卖书,小本八分500克,大本一毛五分500克,报纸三毛500克,外文精装书还不要,得撕了皮才行。
也有不乏远见的聪明人买书,几块钱就能买一套《资治通鉴》。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
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
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
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
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
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
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
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
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
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
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
我也有个故事。
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
有一次我去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过东西,于是文学所调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我们。
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
何老别粪坑洗屁股愈洗愈臭
没有横批。
我自己可以加一个:
香臭不分。
“老别”也有典故。
“文革”中,造反派写我的大字报说,“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云云。
所里有个蒙古族同志,叫仁钦?
道尔基,他的汉语不太标准,说这句话时结结巴巴:
“我们有,有个别、别、别有用心的人……”于是有人叫我“何别别”或“何老别”。
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
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
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
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
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
里头加热,外头加冷。
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我们驻地在离罗山县城5公里多地的地方,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又从罗山搬到息县东岳公社。
在那里划了1万多亩地。
学部各所都去了,集中在一起。
到了东岳,一方面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大。
一方面清查“5?
16”。
学习、审查不断。
那时钱钟书管收发。
我们写了大字报,还拿去让钱先生抄。
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报稿,说,你这个不通啊!
你这里逻辑上有错误。
他指出我的逻辑之错,我当下就接受了,改了。
那里地特别多,我们在残存的水围子里搞猪圈。
以为水围子可以挡住猪。
何其芳和另一个同志在水围子里养猪。
但殊不知猪会游泳,常常半夜猪就跑了。
何其芳就打着手电找猪,追猪。
有时下雨,他和那个同志穿着雨衣雨鞋满地找。
他写了《养猪三字经》,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
这句话成了何其芳干校养猪的座右铭,很有名。
可见,他的确是虔诚地下去改造自己的。
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住在老乡家。
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
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
因为我们盖的那种房子,没有椽子,只有檩条。
就用麻绳捆住秫秸杆,捆成又粗又长一条一条的秫秸把子,搭在檩条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别的东西,做为支撑。
俞平伯搓麻绳,可说是一丝不苟。
他跟何其芳一样,虔诚地劳动,虔诚地改造。
他对自己的“搓麻”工作,有抒情诗为证:
脱离劳动逾三世,
回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边新绿绕,
依稀风景顶还家。
另外,他还有一首《邻娃问字》:
当年漫说屠龙计,
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
可留些子忆贫农。
“屠龙”为典故。
指学的本事没用。
说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本事,都如讹谬一样过去了。
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识还是明显存在的。
他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批评。
“文革”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写在花笺上的一首诗给我看了。
是在“十竹斋”花笺上写的。
我记得其中三句:
炙背夕阳面壁居,
毛公指点分明甚,
悔不当初细读书。
50年代批判了他。
60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
“毛公指点”句和“漫说屠龙”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
这首诗他的遗诗集《俞平伯旧体诗集》未收。
俞平伯在东岳住在水塘边,那个水塘很脏,不是清水,水泛黄绿色,很深。
洗衣、洗菜,臭哄哄的。
池塘边,有几棵苦楝树,春天开一种淡蓝色的小花。
淡蓝色在春天,在破草房子和臭水塘边,十分夺目,当是宜人的春色了。
俞平伯又来了诗兴,写了《楝花二首》:
一
天气清和四月中,
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
淡紫英繁小叶浓。
二
此树婆娑近浅塘,
花开花落似丁香。
绿荫庭院休回首,
应许他乡胜故乡。
故乡还是他在北京的家。
到后来,干校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就让俞平伯夫妇先回了北京。
他们已是60多岁近70岁的老人了。
在干校一年多,不容易。
这就是当年的俞平伯。
大部分“五?
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
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
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
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
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
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
”他一骂,就没动静了。
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
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
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
余先生便戏称:
“海豹!
海豹!
”
干校生活很单调,只准读《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报纸文件。
《红楼梦》都不让看。
军宣队说《红楼梦》是黄色小说。
钱钟书带了几本比砖头还厚的外文辞典,一有工夫就看。
辞典是工具书,看辞典,不会犯哪一条禁令。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
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中
广东频道(04-2116:
24)
成为红学家之前,俞平伯是诗人。
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出版过一本诗集《忆》。
诗集均为手书影印,丰子恺插图,朱自清书跋,俞平伯自书,精致可爱之极。
扉页上写有这么一句:
“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
”徜徉在息县集市上,七十岁的老人想必不会再寻觅遥远的童心。
从来佩服杨绛的文字,含蓄,典雅,韵味无穷。
但对她叙述往事的不露声色,乃至过于冷静和哀而不怨,也曾感到不满足。
一位朋友读过小说《洗澡》后说:
怎么能把精神的痛苦写得那样冷漠?
他说他不理解,也不喜欢。
我想,这也许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的缘故。
不管怎样,作为艺术家的杨绛,的确达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超人境界。
正像她和钱锺书刻意追求一种别人做不到的“大隐隐于市”的境界一样。
当然,写《我们仨》的杨绛有了变化。
毕竟是写家事,写家人情感,过去追求冷静、节制境界的杨绛,此时笔端的情感色彩浓烈了许多也在情理之中。
再翻开她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仔细品味,发现说她过于冷静也许是误读。
记别、记劳、记闲、记情、记幸、记妄,虽非横眉冷对,或者痛心疾首,但不露声色的叙述过程中,一直贯穿着苍凉、悲悯、感伤。
春节前,属猴的我去中央电视台录制一个谈猴年的节目。
主持人问到一九六八年那一个猴年的大事时,我脱口而出:
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后来又想,其实我只说对了一半,那一年还开始另一件大事:
五七干校。
从这一年年底开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要离开城市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开始真正务农生活,这一举动一九六九年达到高潮。
杨绛和钱锺书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绛在外文所,钱锺书在文学所。
文学所先行下放,全所定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发。
钱锺书则被列入先遣队在十一月十一日动身。
杨绛到火车站为钱锺书送行,在现场她还看到了年过七旬的红学家俞平伯: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
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队,远赴干校上学。
我看着心中不忍,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
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无限辛酸尽在其中。
从杨绛的叙述中知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校先是到河南的罗山县,因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一个多月,干校又搬到息县的东岳公社。
很巧,我收集到一些关于这所干校的材料,其中有一份为干校一年的总结,题为:
《继续革命,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乘胜前进!
》。
总结为油印件,署名为“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时间为“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四日”。
“总结”写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筹建学部五七干校,到今年八月上旬,学员先后分四批到达干校,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
……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八千亩平川,其余一无所有……
我又看到了俞平伯的名字——在干校的“批判对象”之列:
“……诸如俞平伯宣扬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红楼梦研究》,罗尔纲鼓吹叛徒哲学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孙冶方宣扬‘利润挂帅’的反革命经济理论,在全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
”
遥望当年息县茫茫原野上七旬老人俞平伯潦倒无奈的身影。
一位郑州朋友当年是知青,下放在与东岳公社相邻的岗李店公社。
他和几个知青到镇上赶集,见到一位老头不时俯身讨价还价。
知青们知道他是干校的,每次来镇上都会买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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