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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参阅16期
第16期
北部新区政策发展研究室2010年9月7日
目录
编者按…………………………………………………………………2
●深度解析
直面特区的“获”与“惑”…………………………………………2
●观点争鸣
看看谁在真的搞改革…………………………………………………8
●实践探索
改革转折点:
从“开发区”到“新区”….………………………………9
综改试验区5年路线图:
尚未结束的“放权”之路……………..……15
编者按:
近几年,国家连续批复了多个综合改革实验区,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经济、社会、体制等深难问题。
本期参阅收集相关资料,多层次、多角度解析综合改革所面临的机遇、挑战、责任和使命。
直面特区的“获”与“惑”
在当代中国社会,对特区做出政治评价是容易的。
三十多年来特区发展带来的巨大看得见成果以及越来越多的特区在中国社会出现,充分说明特区是个好东西。
但对特区做出理性的分析也是必要的,理性分析则不仅要看正面,还要看背面,既要看到其“收获”更要看到其“困惑”。
一、特区的“特”与“不特”
曾经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轻松,“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特区就出现了。
这里省略了那位老人在“什么时候画、在哪里画、画多大圈”等等一系列决策过程中上下左右的权衡与掂量。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伴随着毛泽东的逝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
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那位老人,经过十年的沉默与旁观,对于改革开放大战略早已了然于胸:
关起门来发展是肯定不行的,用老办法走老路也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
开放,走向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来实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那么这些大战略如何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呢?
先在一个不引人注目又有一定区位条件的地方搞搞试点。
于是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就被幸运地圈了起来。
圈起来的特区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特区做什么?
这一点很清楚,就是“拿来”。
不仅仅拿来外国资本,更主要的是拿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国际社会各种微观经济运行制度的匹配,通过制度的匹配实现经济的增长。
小到一些具体做法的拿来,像特区按劳动效果实行计件计量绩效工资,超额还可以有奖金(在中国社会已经数十年没有奖金概念的当时,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大到一些宏观性制度的探索,像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等等。
第二个问题,特区这样做面临的阻力与风险是什么?
当年的特区面临最大阻力和最大风险来自意识形态。
为冲破折冲障碍,那位老人给特区命名时说:
“叫做特区。
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把深圳特区与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盘内开辟出的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相提并论,其制度变革的苦心与决心一目了然。
但是在社会与群众还没想清楚之前,在深圳特区还没有干出硬邦邦成绩之前也没有必要去“触犯众怒”,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
所以直到1984年,深圳特区发展了五年之后,他才到了深圳亮明了自己早已心中有数的态度。
这就是给深圳特区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因为,到这个时候,那张意识形态之幕早已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争论就这样化于无形。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区之“特”的沉甸甸与货真价实的含金量。
这就是可以去干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背景下不允许去干的事情,而且最高决策层还给与真实的支持。
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
后面这些地区虽然没有用特区之名,也或多或少享有特区之实,各种政策、制度的优惠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
当出现这么多特区的时候,特区就开始不“特”了。
这是必然,这也是当然。
二、新特区的以“新”为“特”
特区不特了,但特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又增加了不少。
尤其是新世纪最近几年以来,先后批复了一系列有名有实的“特区”。
从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而且据说待增加的名单还有一长串。
很有意味的是,“特区”前加了一个“新”字。
这个“新“字体现为:
首先,新老特区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
当年老特区建立时不仅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明确的,就连如何去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也是心中有数的。
只是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尚未形成共识,所以要只干不说。
或者换句话说,当年特区的最大含金量在于决策层允许你去干当时社会制度和中央文件还不允许干的事情。
而新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固然是清楚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可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却没有现成的。
既不可能照抄照搬,也不可能因循守旧,必须靠自己去创新,去探索,去真正走出一条新路。
比如,成渝特区要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再不能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二元发展老路了,可是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办法是什么,到目前来说,中国社会不知道,国际社会好像也不见得明白。
其次,新特区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羁绊,却不得不与利益发生正面冲突。
当年特区面临的是意识形态之争,不涉及具体的利益纠葛,虽然有理论上的政治风险,却没有现实中的直接对手。
而新特区固然没有了政治的风险,却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更为现实、更为刚性的利益冲突。
而新特区,我们以成渝特区为例。
真正去协调城乡肯定意味着要把原本给城市的钱转送到农村,把已经装进城市群体腰包的钱掏出来给农民,城市能同意吗?
城市中的群体能同意吗?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做蛋糕皆大欢喜,无论做的蛋糕多么小;切蛋糕左右不是,无论切的蛋糕多么大,甚至有些时候蛋糕越是大切起来矛盾越大。
我们再以两型社会特区为例。
过去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可以把环境成本从发展收益帐本上抹掉,所有参与者皆大欢喜。
现在环境也要花钱了,如果扣除掉环境成本就没有了利润,这种赔本买卖还怎么做?
这表面上看只是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深藏在背后的事实是打破了依靠既有发展模式的一些群体本来赚大钱的饭碗,他们怎么能不跟你急。
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化,体制变革会从仅仅的经济领域走向经济与政治互动,经济体制的变革会对政治体制的变革提出要求。
这一点老特区回避了或者说没有正面遇到,而今天的新特区却想躲也躲不掉。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特区的名字中还有一个词叫“综合”。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新特区已经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特”了,只能是以新为特,以新成特,通过创新寻找自己的定位,通过创新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创新体现自己的“特”。
三、特区悖论
特区有多少“获”就会有多少“惑”,这就是特区的悖论。
悖论之一:
特区必然要不“特”。
特区本来是因为特而存在,可是永远是特区的特区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
就像当年的深圳,很多的做法与体制已经成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普遍做法与体制。
所以当深圳特区不特的时候,恰是它对中国社会贡献最大的时候,特区不特完成了特区的使命,实现了特区的超越。
悖论之二:
特区本就不应该“特”。
特区因为“给政策”而有了特区,意味着有违反现有规定的“特权”。
可是,这种特权在需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有意义,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还能有合法性吗?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环境,人为制造的“特权”,会造成事实上的垄断,破坏市场公平。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特区只能以新为特的缘由了。
悖论之三:
特区其实也不想“特”。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社会公众就是决策层也开始对特区仅仅在经济体制范围内的改革不再满足,希望它们能在政治体制领域也有所突破,并且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力,一些特区也信誓旦旦地讲要运用好“先行先试”的权力实现政治体制领域的突破。
但事实怎么样呢?
近来看一个报道,说深圳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出现了领导干部1正20副的配置。
尽管深圳组织部门辟谣说没那么多,但真实数目也不少。
为什么深圳不干脆先行先试一步到位直接把干部配备职数降到正常的1正2副或3副呢?
非不能也是不愿也。
所以慢慢过渡,不要一步搞得太“特”了。
这就是特区其实不想“特”。
改革固然重要,稳定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改革而改出了乱子责任算谁的?
而且有些制度的改革必须依赖于上位制度的变革和要变革。
目前全国范围内都没提干部能上也能下,深圳怎么能做得下去?
毕竟曾经为它们撑腰、真心希望变革中国不合时宜体制的老人已经永远逝去了。
看看谁在真的搞改革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许多学者和官员认为现状是进入了深水区,过去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很难啃的骨头,过去仅仅是经济改革,而现在则是要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全方位的改革,所谓“综合配套”是也。
此外,过去改革大都是增量改革,全社会的大部分人都能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增溢,所谓“改革红利”,而现在的改革大都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有人益有人损,改革都意味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巨大利益的博弈。
基于此,现状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或许多改革搞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啦,也有人说是“浅水区”,只是浅滩和暗礁比较多,船往前走不动了。
但还得想办法往前推。
这里面就有一个是谁来主推改革的问题,是由中央来自上而下的定调之后推动,还是自下而上地由地方先试验再由中央推广?
也许最终还是老法宝“试点—推广”机制比较好。
何况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央政府、部委和地方政府这三者当中,最具有改革意愿和创新精神的其实是地方政府。
当然,我们也必须强调的是,“综改试验区”的设立只是“试点——推广”的工作机制而已,并非这些试验区就垄断了改革的权力,搞改革不需要特权,每个地方政府只要有改革的意愿,都有改革的权力,只要愿意改愿意试,都应该鼓励;何况“综改试验区”虽然可得到一些政策红利,但更多的是承担改革的风险,需要排除万难,才可能做出一些改革成绩。
有人说,现阶段中国的改革状态是,人人都在喊改革,然而都只是喊喊而已,许多改革事项都是浅尝辄止,一遇阻力就停滞不前,无力获得突破。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也许我们尤其需要辨识清楚,在人人都只是喊改革的年代,要看谁还在真的搞改革。
改革转折点:
从“开发区”到“新区”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缺技术、缺管理,缺资金,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很不适应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需要。
要发生大的改革,“局部突破”几乎是唯一选择,开发区于是应运而生,这在一定时期内是城市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这二、三十年来城市经济、技术发展的主体。
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呈现明显的转折性特征:
一是由开局阶段重点主攻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转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综合配套改革。
二是由开局阶段以经济体制“破旧”为主要任务,进入到“立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制度创新和完善。
这个阶段的每个单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绕不过去,又充满风险。
作为单一经济功能区的开发区不能承受之重。
而“新区”,则承担起新一轮改革“探路者”的重任:
即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模式。
对于新区,各地的热情毫不逊于当年的开发区,在规模上,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18日挂牌成立的“郑州新区”,包括五个区一个县,规划总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滨海新区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从原来的532.75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10.41平方公里。
一、让农民变市民是新区探索的关键
新区与开发区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区必须着眼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土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给农村带来一些好处,但如何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如何平衡政府、企业和农民间的利益,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
城乡一体化,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民由分散务农变集中,由分散居住变小区化,变成住在城镇的农民。
需要转变的不是身份而是实质,也就是农民意识。
江苏省镇江市副市长李小平对《中国改革》介绍了镇江新区正在实施的“万顷良田”工程,将通过对5.6万亩农村各类土地的整理和调整,建成“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林成行”的适应现代化机械作业的大面积、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不是让原有农民换地种田,而是要用集团规模、技术优势帮助他们应对冲击。
”要借此转变农民对单一农业的依赖心理、养成创造性和竞争意识。
让他们从根本上融入现代社会,而不只是实现物质上的现代化。
失去了土地,农民的第二代怎么办?
这要求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要均等化。
二、行政体制改革居于重要位置
浦东综改已经进行了4年,而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建立适应大区域特点、体现扁平化特征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依然被放在了进一步推动综改工作的首位。
“小政府”一直是浦东的特色,早在浦东新区成立时就只有10个局、800名机关编制。
和兄弟区县相比,机构减少了2/3,人员减少了1/3。
不过,当地一位专家说,现在存在着为了小政府而小政府的倾向,如社会发展局分管教育、卫生、体育和人口,只有90个编制,其中一个教育处要管理400所学校,而静安区一个教育局只管理40个学校,而浦东新区的。
此外,新区政府将一些职能让渡给社会中介组织后,收费次数比以前更多。
据了解,浦东新一轮区级机构改革,是按照综合统筹、经济服务、社会建设、城建管理、法制监督5个不同职能模块设置的。
浦东政府工作部门从13个增加到了19个,仍少于目前上海其他区县26-28个委办局的配置,此次机构的增加,是出于对新浦东功能建设的多种考虑。
比如金融服务局的设置,把金融办从发改委里划出来,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把农委单列出来,是因为南汇划入后,新浦东的农田和农民都增加了,因此“三农”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比以前都更要突出。
作为“一国两制”的交会点和“内外辐射”的接合部,横琴新区的“制度创新”更有新意,其行政机构设置脱离了中国行政体制的窠臼。
据介绍,横琴新区参照港澳行政机构,只设了10个部门。
除了办公室和党群工作部,另设8个部门:
统筹发展委员会、产业发展局、财金事务局、公共建设局、社会事业局、交流合作局、行政服务促进局、警务和综合管理局。
港澳味浓厚的财金事务局和产业发展局,令人耳目一新。
《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规定,新区管委会组织机构的原则是“精简、统一、效能”,并特别指出,横琴外的行政机构一般不在横琴设立分支机构,杜绝外界行政干扰。
三、先试先行,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转型
“我希望浦东在闯上胆子大一点,重点是研究怎么通过综合配套改革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突破发展的一些制约和瓶颈上,找出一点新的路子,做一点新的探索。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2009年两会上说。
这实际上也是处于转型关键点的中国对新区的寄望。
在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之外,上海也在高调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在选定的重点发展9个领域中,浦东新区占了8席。
浦东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约为2600亿,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产值达到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40%。
这显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但却事关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前景。
目前在天津滨海也在重新规划产业园区,其中12项专项规划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除了开发区、保税区之外,一些新的功能区也脱颖而出。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天津市将耗资2000亿打造的于家堡金融区。
与开发区以经济功能为主不同,新区获得了在区内对部分关键改革“先试先行”的特权:
OTC(柜台交易)市场、PE(私募股权基金)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港股直通车”……滨海新区正以全面金融改革的形象出现,而其正在试点的内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我国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
金融创新是滨海新区的重心,但并不是全部。
实现京津空港口岸直通;实行人才全球招聘制度;“建立异地报关、异地报检、口岸放行”的监管体制;在塘沽区试点取消农业户口,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等政策;“中关村”将出现在滨海新区等等,让滨海新区正在进行全方位创新。
四、1+1>2的挑战
城市扩容,不可避免会带来新的融合,而将之转化为发展动力也需要一个过程。
对于希望实现“1+1>2”的新区来说,只有把大量具体工作做细,才可能形成工作合力。
南汇划入之后的“新浦东”,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
但挑战也不小。
陆家嘴、外高桥、张江、金桥等4个国家级开发区,在管理、品牌、团队、政策等方面有很大优势,而康桥工业区、南汇工业园区、国际医学园区等市级开发区和临港新城,在土地资源、发展空间上有明显优势。
如何“对接双方优势、联动发展”已成为大浦东的专题重点。
据了解,对接的具体路径将从规划联、资本联、政策联、产业联、项目联、行政联等方法中选择。
综改试验区5年路线图:
尚未结束的“放权”之路
5年间,国家先后批复了8个国家级综改试验区,即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市、重庆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深圳经济特区、沈阳经济区。
至此,全国国家级综改试验区已初步呈现东中西互动、多层次推进的格局。
此外,近5年来,伴随着综改试验区,许多地方的区域发展规划亦上升为国家战略。
无论是综改试验区还是地方区域发展规划,其背后都体现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所独具的中国式“放权”之路,即地方不断寻求与新时期国家改革(发展)进程相匹配的权力和制度空间,其载体就是获批国家综合配套试验区或将其地方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当然,相比地方报批的区域发展规划侧重发展,综改试验区还肩负更多改革破题的使命。
从国家层面来看,综改试验区的意义不在于“能试什么”,而在于“试验结果”能否星火燎原,即推广到更大范围。
这就使得将综改试验区和地方的区域发展规划在地理分布上的情况同时考察变得必要——5年来综改试验区的分布图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新时期国家转型中“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既定改革探寻思路的现实路线图。
一、上海浦东:
综改试验区起锚
2004年上海首次提出综改这个概念,原因何在?
字1990年中国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以来,浦东迎来十几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在经历了14年的快速发展后,其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国家政策“红利”陆续到期。
在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时,上海人还是想到了“试点权”。
事实上,当浦东抛出“综合配套改革”概念时,中国的改革已经悄然进入了新阶段——经历了二十多年渐进式改革,中国已临改革“拐点”:
相对容易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余下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即改革进入“深水区”。
从改革进程看,诸多领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
如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尚未形成,包括财税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未全面破解,垄断行业坚冰依然巩固。
而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被学者视为新民生三大问题,贫富、城乡差距的拉大触动了大众神经。
正是在此背景下,2005年浦东综改试验区获批时,国务院对其提出三个改革“着力点”: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
这三点也成为后来综改试验区的基本改革方向。
这一年,被学界和政策界定义为中国的“改革攻坚年”。
二、天津滨海:
从“问鼎”政策到“戴帽”试点
跟浦东一样,当时的天津滨海新区也面临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红利”到期的“焦虑”。
2005年,天津市委、市政府70余人到发改委汇报天津滨海方面的情况。
而汇报材料中,天津提出,希望国家在滨海的港口扩建、炼油能力提高、土地指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批复中,国务院定调了滨海综改试点区的基本改革目标,即提出用5到10年的时间,率先基本建立以自主能动的市场主体、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企分开的行政体制、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合理适度的社会保障、完备规范的法制环境为主要特征的,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8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实施方案。
在这份被修改了200处的方案中,最终明确了滨海新区可以在包含银行混业经营、企业金融控股以及集体土地流转在内的60项改革领域上,先行先试。
三、成渝:
遴选五原则之下的胜出
浦东、滨海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示范效应马上就被各地方高度关注。
申请成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呼声遂从各地传起。
到了2007年4月,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的案头,已经摆满了地方申请试点的二十来个报告。
为了规范、有序遴选试点,发改委起草了《关于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尽管《意见》未正式出文,但其五点基本原则队遴选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和地方有改革的现实需要;2、该地区改革内容上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推广性;3、地方是否已在有些相关领域进行了改革试验和探索;4、地方是否“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承受能力”,所谓经济和社会承受能力,既包括地方民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改革能力,也包括一定的经济能力;5、“区域发展的平衡性”纳入考虑。
最终成渝入选,为什么是成渝?
首先,选择重庆和成都既有典型性又有全局意义,即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不平衡在这两地集中体现。
其次,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方面,两市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广泛共识,为下一步更高层面进行改革试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考虑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相比而言,今后中西部地区的改革时间更紧迫,任务更艰巨。
而之前综改试验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新试点应选择中西部一些层级较高、内容具有全局性和代表性的地区。
而随着各地申请综改试点的热情高涨,决策者们也更加明确了综改试点的方向,及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的区别。
综改试点不是给优惠政策,不是搞不平等竞争,而是试图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
申请综改试点的地区,应该把着眼点多放在完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上。
四、两湖:
“闸门”关闭前的获批
2007年12月7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综改试点获得国务院批准。
两湖综改主题“两型社会”的定位,被认为是恰好摸准了我国发展阶段的脉搏。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普遍存在与体制改革有关的城乡差别、产业结构趋同、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环境污染加大、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破坏加剧、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等问题。
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总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导致产业高度集聚,资源和环境压力不可避免地加大。
区域一体化建设的“跨行政区”特性又容易形成环境保护的“死角”。
选择武汉和长株潭进行改革试点,可以在探索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方面先行先试。
要吸取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探索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结合之路。
2007年底,当时本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内部定调——未来两三年内,国家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国家级试验区。
理由:
一是已形成东(上海浦东)中(武汉和长株潭)西(成渝)、南(深圳,已默认为综改试点)北(天津滨海)兼顾的改革试点版图,改革逐渐从外围走向核心,充分考虑了布局合理性和东中西部平衡发展。
二是,已有试点基本满足新时期“综改”试点探路的整体目标,即现有“综改”试点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新时期面临的三个全局性改革难点:
1、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为此,需要包括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推进。
这些均在浦东和滨海等“综改”任务表中有所体现。
2、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存在体制机制上的问题。
浦东和滨海、成渝、武汉和长株潭等试点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
3、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乡统筹、破解二元社会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难啃的骨头”,这也是成渝综改区的核心改革目标。
五、沈阳经济区:
辽宁的第三份大礼
2010年4月,国务院批准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第8个国家级综改试点。
沈阳经济区以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一小时交通圈)涵盖了8个省辖市,下辖7个县级市、16个县。
区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50.8%、东北三省的9.5%;城市化率达到65%。
沈阳经济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两个各有使命。
沿海经济带侧重外向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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