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docx

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docx

《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课外阅读】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

“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

”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

“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他轻狂：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

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

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

“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

“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

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

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

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

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

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生活环境改变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

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

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

“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

以此畏其到也。

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

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

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

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

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崇尚佛老思想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

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

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

“余二月至黄舍。

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

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

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

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

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宦海沉浮，两遭流放。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___________________

附“乌台诗案”事件始末：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

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

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百科内容来自于：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苏轼而引发的一场“文字”战争。

来源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发生时间“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起因

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政治上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

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

表中说：

“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

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

“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

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

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

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结果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

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

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

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

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

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

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

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

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当苏轼步入仕途，刚开始就被任命为福昌县的主簿，（就是现在的河南伊川县）。

这只是一个帮助知县处理文书档案的九品小官。

苏轼的知名度在此时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韩琦和知制诰王安石的器重。

很快就升迁到陕西凤翔、杭州等府任通判。

直到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后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

当时官员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谢表，所以苏轼照例向皇帝呈递《湖州谢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祸端。

第一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此时，新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然为新党把持。

第二.他们对苏轼的才华和很高的名气心怀忌恨。

在《湖州谢表》里，他写了这样几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已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在向皇帝说：

“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时代，怕我与那些新进人物搞不好关系。

但知道我老实本分，也许在外州郡治理百姓还可以。

”这自然是有意攻击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御史中丞李定对宋神宗说：

“苏轼说因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职。

难道我们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爱生事的？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攻击皇上施行新政为‘生事’吗？

”他还指出苏轼的四条罪状：

1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毫不悔改；2他的错误言行流传很广影响很坏；3他很会强词夺理、蒙骗人们；4对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怀怨恨。

象这样的人不加严惩，要国法何用呢？

于是便对他近年来写的一些诗词，加以曲解、牵强附会罗列罪名。

受害人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

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收藏苏轼讽刺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

对苏轼的影响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下棋时，他体悟到：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

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

在风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后人评价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

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

“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

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

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

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

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本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

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

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