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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徐觉哉
一、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及其意识形态
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侵占了比利时,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被封。
由于内部分歧而瘫痪的国际至此在实质上解体。
从此以后,除同盟国和中立国外,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都受到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组织被解散,领导人和成员遭到监禁或被迫流亡。
西欧社会党中有不少领导人流亡到了英国和瑞典,因为当时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是参政党,有合法的组织和行动的自由,可以给各国的流亡政治家以庇护和帮助。
于是,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形成了社会党的两个活动中心。
从1941年起,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比利时的L.布鲁凯尔、英国工党理论家H.拉斯基和奥地利知名社会党人J.布劳恩塔尔在伦敦主编出版了《社会党国际论坛》(月刊),专门讨论社会党对和平的主张和今后重建国际等问题。
后来,英国工党积极倡导了社会党国际的重建。
1945年5月,欧洲部分社会民主党应英国工党的邀请在伦敦会晤,商讨了重建国际的一系列问题。
翌年5月,在英国的克拉克顿举行了社会民主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正式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个党的60名代表,这次会议决定重建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社会党通讯和联络局”(SILO)。
1947年11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正式成立了国际社会党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COMISCO),欧洲33个社会党参加。
该委员会经过4年的筹备工作,于1951年3月拟出纲领和章程,并于6月30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4个政党的106名代表,代表着970万党员和4353万选民。
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并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声明》)。
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把“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目标。
从此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现代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思想信条,同时也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党制定纲领性文件的基础。
其实,早在188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就曾经使用过“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他在《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中指出:
“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
他的名言是: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
(李卜克内西:
《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9页)可见,当时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的,它与科学社会主义并无歧义。
以后,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又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但这时已改变了李卜克内西的原意。
他公开说要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伯恩施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12页)把社会改良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
显然,伯恩施坦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社会改良主义的代名词,这一概念当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也仅仅是议会社会主义的一般表述。
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带有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更趋明显,然而它始终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更主要的是,当时并没有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的基础。
因此,这段非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仅仅是工人运动内部社会改良主义生成、演化的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索的时期,由于德、奥、瑞典、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相继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使以往的社会改造原则,从理论纲领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实践。
它们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取得显著的成就。
尤其是面对以30年代大危机为转折点的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加速过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未能超出考茨基、希法亭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
尽管亨利·德·曼(HendrikdeMan,1885-1953)在1933年《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就他以往为比利时工人党提出的名为“劳动计划”的行动纲领作了进一步系统的说明,提出建立对银行和工业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和自由经济相容的“混合经济”理论,即由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调节,并通过反对金融资本,“建立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取得政权。
他的理论和计划虽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中产生一些影响,但毕竟未能对这次大危机从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919年到1939年间,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上的混乱和贫困的情况,使长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J.德罗兹发出当时“没有能同前一时期的考茨基相媲美的理论家”的感叹。
正是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对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以有效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
J.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学理论,本来是为对付30年代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企图在短期内使资本主义得以恢复而建立的。
它一反以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信守的通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达到自然均衡的原则,用宏观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问题”,得出了必须人为地调节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原则,以避免失业和危机的持久恶化,从而被资产阶级政府接受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同时也为社会民主党所推崇。
英国工党在1944年的行动纲领中,采纳了凯恩斯的主张,提出由政府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服务设施建造计划,对英格兰银行,煤炭、电力等部门实行国有化,这标志着工党与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已实行了决裂,确认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的必要性。
以后,凯恩斯主义广泛地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直至被确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应推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H.拉斯基(HaroldJosephLaski,1893-1950)。
他生于曼彻斯特,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毕业后曾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学。
1920年回国后,任剑桥大学讲师。
1926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
他著述甚丰,一生中大约写了30部著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期代表。
在20年代中期,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一书中,就已提出国家要管理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主要生产资料应该国有化;30年代初期,他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一书中,论述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30年代中期,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等著作中,拉斯基虽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但又认为英、美等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与俄国不同,暴力革命不可能在那里取得成功,只能走议会民主道路,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40年代初,他在《论当代革命》一书中论证的“同意革命论”以及阐述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建立计划化民主国家的系统主张,为战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然而,拉斯基曾以工党激进派闻名,虽然在大战爆发后右转,提出充满阶级调和的“同意革命论”,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无情揭露,对马克思主义取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使他未能与战后日益右转的社会改良主义完全合拍;而非社会民主党人的熊彼特阐述的一整套“创新理论”及“进化社会主义论”,却更有效地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完善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J.A.熊彼特(JosephAliosSchumpeter,1883-1950)历史上与鲍威尔、希法亭等过从甚密,并以党外专家身份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
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息息相通,无怪乎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赞扬希法亭和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新马克思学派”的正确见解。
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论,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超帝国主义论”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充实和发展。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它不只是“发明”,而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实际过程,所以创新者不是技术发明家而是企业家。
由于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由内在因素引起的经济变动,即产生出不断用新因素来代替旧因素的“产业突破”或叫“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根据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
而一旦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时,进化过程就停止,那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新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自动地出现。
身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熊彼特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其中关于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的论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自动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论点等,都得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引用和阐发,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提出旨在复兴国家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社会改革方案,博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大多数党上台执政,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有所发展。
当时面临的基本情况是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趋成熟;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完善,管理设置机构不断健全;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作用增强。
同时,随着若干经济部门的国有化或由工会实行管理,出现了新的管理形式,经理和管理人员所起作用日益重要。
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全面深入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某些传统理论已不能解释现实的生活,要求作出新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承担起这一任务的是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C.克罗斯兰(CharlesAn-thonyRavenCrosland,1918-1977)。
他出身在伦敦的一个文职官员家庭。
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民主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主席。
以后不仅在牛津大学讲授经济学,而且从事政务活动。
曾两度当选为工党议员,担任过国家经济事务部大臣、环境保护大臣和外交大臣,同时也是欧洲共同体部长委员会成员。
克罗斯兰在他出版于1956年、以后被人称之为“新费边主义宣言”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托,分析了50年代繁荣时期的英国社会,认为英国已彻底改变了1914年以前的传统资本主义的特征,建成了“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特殊阶段”。
它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确实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它的确完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意向的某些部分,并在这个范围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
(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15页)据此,克罗斯兰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
他认为,社会性质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依靠财政政策实行了充分就业和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果;同时,在国家垄断资本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和管理技能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经理革命”,又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结果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产生了掌握工业内部权力的管理者阶级,从而使资产阶级丧失了统治权力。
克罗斯兰根据他对上述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认识,指出:
“这个制度在旧阶段的发展规律已不存在于新阶段了。
”在他看来,不仅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而且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性质的原理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克罗斯兰甚至认为,把国有化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目标的传统费边主义观点也已过时,现在这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很不重要的手段而已。
因此,他不主张实行全盘国有化,只打算建立一个“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社会控制下”的混合经济。
基于以上理由,克罗斯兰认为应当重新制定社会主义的目标。
克罗斯兰的理论是50年代修正主义浪潮的代表,虽然它产生于英国,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英国本土。
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克罗斯兰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平等的信念。
《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被美国学者R.基尔罗伊认为是“战后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有的西方学者把它与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并列为“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可见其影响之巨大。
此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在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新纲领。
这些纲领在“非意识形态化”和“世界观中立”的口号下,进一步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许多党都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传统要求,如不再明确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张。
同时,不少党为了吸引选票,还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提法,而代之以“人民党”、“全民党”或“群众党”的提法。
60年代是战后西方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时期西方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
随着东西方的冷战,许多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向右转,纷纷抛弃了残存于党的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文章,要求抛弃“生产社会化”、“无阶级社会”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残余”,取消各政党和团体的社会主义名称;在这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几乎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那里消失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已经终结了,它只是进一步淡化了自己的阶级色彩,使之适应更多阶层的需要。
60年代末西方发生了“新左派”运动,70年代初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这种情况提高了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也促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和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考虑意识形态问题。
于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趋向。
有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开始改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号召同马克思主义“搭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
他们的对内政策纲领也变得激进起来,开始更多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多地注意工人阶级的利益。
如英国工党在1974年当政后,就曾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在同共产党的关系上,也开始出现了和解。
1972年4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作出决议,规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有权自由地决定同任何政党建立双边关系,从而改变了过去不许成员党同共产党发生关系的规定。
进入80年代后,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南欧崛起,法国社会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葡萄牙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在竞选中相继获胜而上台执政,但总的来说,在西方政治舞台上新保守主义逐渐得势,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一些国有化和福利政策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许多国家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面对着福利国家危机和新保守主义的冲击,社会民主党开始探寻新的出路。
二、追索多元的思想轨迹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以某一固定的宗教、哲学、社会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而应兼容并收任何符合其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材料。
因此他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唯一的指南,认为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康德的伦理学与新康德主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同时,它还广泛吸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等。
《法兰克福宣言》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
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下面主要从6个方面追索民主社会主义多元的思想轨迹。
(一)新康德主义
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柯亨提出伦理社会主义。
这种学说不是以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以康德主义的唯心论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把“康德的最高道德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道德绝对命令”,是伦理普遍为人们接受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和目标是调和矛盾,和平地克服对立。
这一哲学思想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普遍重视。
他们认为,“康德及其拥护者们的学术著作是论证最终目的、论证达到最终目的活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艾希勒:
《世界观与政治》,法兰克福1967年版,第44页)强调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伦理学的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从时代的现实趋势中产生的,而是从自由、人的尊严、正义和团结的要求中产生的,从“人只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个人价值中产生的。
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学说忽视了人类道德要求的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伦理价值或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根源。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并非出于一种世界观,“而是植根于建立在共同的道德的基本价值之上的同一政治目标”。
(《社会主义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1985年版,第168页)正因为他们把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伦理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人的伦理价值要求的产物,所以他们也就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研究,使该流派倒向历史唯心主义并带有强烈的伦理社会主义色彩。
(二)基督教教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主要力量所在地西欧具有悠久的宗教历史。
近现代宗教的发展尤其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点,譬如提倡非宗教的基督教;主张在面向未来的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终极论中建设基督教神学;提倡宗教要充分体现出国家、民族、体系、文化的特色等。
它还随着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并对相应时期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组织、法律制度、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等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植根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受现代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1953年社会党国际专门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它集中体现了社会党人对宗教以及宗教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
声明认为,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义抗议,因此社会主义政策是一种伦理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的渊源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社会主义本身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反宗教的;社会主义承认宗教和人道主义对于世界文明和伦理体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于是,社会党的一些重要文件都把宗教原则,特别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人道主义和伦理观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承认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受到宗教原则的重要“启示”。
联邦德国社民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更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
社会民主党不仅把各教会、宗教团体看作自己的“伙伴”,而且期望得到它们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
许多社会党人指出,在为工人政党的观念下定义,并为它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规定活动范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仍然为民主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不管50年代至6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回避马克思主义,它的许多重要人物仍称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思想渊源之一。
勃兰特认为马克思的工作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是有意义的:
第一,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按照欧洲古典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阐述了一种致力于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哲学;第二,无论就方法还是内容来说,他都是一位具有革新意义的社会科学家,尤为显著的是,他提出了辩证法,并用来解释思想意识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第三,他在第一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中说:
“马克思主义对分析资本主义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祸害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
这说明,社会党人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若干弊端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某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甚至结论。
(四)伯恩施坦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是对议会社会主义的总继承,因此,伯恩施坦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这是任何社会党人都不否认的。
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巨大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在伦理道德等主观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和平长入”的结果。
这包括两个方面:
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动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经济上通过工人经济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实行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从而逐步地使资本主义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使企业从私人管理转向公共管理。
伯恩施坦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
(五)凯恩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大量引进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在其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最主要的就是他从宏观经济学上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正常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失业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要实现充分就业,克服危机,就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便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
他主张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财政措施、税收措施、赤字预算、充分就业政策等)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提高总需求水平,实现“需求管理”。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前几任领袖和首相埃兰德、帕尔梅都一再表示该党30年代的理论与活动是受凯恩斯主义指导的;英国工党的原则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是吻合的;30年代法国人民阵线内阁中主管计划的人尤其通晓凯恩斯主义的价值。
除此之外,新福利经济学在英国和北欧的社会党内影响很大,它为“福利国家”提供了经济论证;混合经济论和自由市场经济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尤为盛行。
(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
进入70年代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和政策的哲学基础。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包括“证伪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两部分内容。
在科学哲学方面,他反对实证原则,认为全称命题是不能完全证实的,因此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永远存在着证伪它们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人类认识的进步就是通过不断假设(猜想)和证伪(反驳)来实现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就自然得出了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结论。
他认为,很多人不懂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相信自己发现了历史规律,于是就设计出未来社会的蓝图,并不惜流血牺牲,按照这张蓝图全盘改造现存社会,其结果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成为许多社会冲突和人间惨祸的根源。
因此,他主张人们不要抱着发现历史规律的奢望,不要设计什么完美的社会蓝图,也不要去全盘改造现存社会,而应该抱着谦逊的态度,知道自己很可能犯错误,并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在自由讨论的“开放社会”里,使较坏的施政方案被否决,使较好的施政方案得以通行,从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消灭社会中有可能消除的灾难”。
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利用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开放性。
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的哲学传统与批判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两者都承认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是进步的动力,并认为民主是政治斗争的合理形式,从而必须加以保卫。
他们声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即允许各种观点的自由竞争,能够避免教条主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新的精神价值,找到已往思想家们不会加以考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这正符合波普尔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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