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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复辟运动思考
辛亥革命后的复辟运动思考
——权利崇拜引发社会动乱
(成员:
余舒婷张娉庞慧然欧阳敏静)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
辛亥革命
关键词:
辛亥革命皇帝制度权力价值观人生观社会和谐
正文:
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急剧的变革,它不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获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
赶跑了皇帝,几乎废除了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关联的所有制度.民主共和似乎将成为中国的必然之路。
然而,来得快,去得也快,辛亥革命的迅速性决定了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因此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走上了失败的道路,袁世凯夺得南京总统职位,军阀割据,内战不休等一系列问题频出不穷。
面对这一形势,有学者提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依靠革命手段,主张在结合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恢复旧有的形式,再逐步推行渐进的改革,这实质上反映了保守的复辟思潮。
不可否认,辛亥革命对中国传统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推翻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试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然而,数千年文化的熏陶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
面对辛亥革命后的新政体,中国人尤其是农民阶层一时间无所适从,在对新制度困惑迷茫之时,也同时不可避免产生对传统的皇帝制度的无限眷恋。
这为袁世凯等人的复辟运动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正如罗素所说: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于首位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
几乎每个人都潜在的对权力充满了向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人的复辟运动无不反映了至高无上皇权的诱惑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袁世凯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是手握强大军权的实力派人物,但他却远远不满足于此,他实实在在渴望拥有最高的独一无二的权力。
于是,在与革命派的斗争中,他为了取得革命党人的信任,逼迫清帝退位,表示支持中华民国,支持民主共和。
然而,当他如愿以偿登上中华民国总统时,他却发现纵然贵为总统,权力还是收到议会等的约束。
为此,袁世凯不胜其扰,他曾亲口说道:
“民国就得有议会,而议员又事事制肘,实不胜其苦,倒不(乾)如干脆称帝”。
从中便可看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对至高无上权力的推崇。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辛亥革命后的复辟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背景等都对其产生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只是本文主要从权力欲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后复辟运动的原因。
从传统文化角度自古以来“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著名学者刘博在其文章《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中国权力腐败行为》一书中写到“所谓“官本位”,指官成为社会观念和社会践行之本位,“经世济民”和“一人升官,鸡犬升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尊卑有别”·····充分反映了权力在人们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
古人对权力的追求
李唐皇朝有国近300年。
其中从高祖到玄宗朝之前的93年中,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而说到这四次政变,都不能不说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
第一次政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
世民和建成、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建成为长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
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
但因为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为皇太子。
而由于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
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隆,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
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
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
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就联合因同样有政治野心而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召世民饮酒时在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
秦王和僚属忧惧万分,遂定计发动政变。
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
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
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
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这就是史称的“玄武门之变”。
可见,英明如唐太宗也抵抗不了皇权的诱惑,抛弃兄弟之间的亲情,背上了一个杀兄戮弟的罪名。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通过特殊手段或者狠毒手段登上皇位的明君,可见,在权力的争斗中,皇权举足轻重,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天下谁人不爱权,特别是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如此。
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七岁,因此当时政治不稳。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
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
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
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就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
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
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
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
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
而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赵匡胤不仅如此以计谋夺得了皇权,还对之前自己的结义兄弟,也是把他推上皇位的人产生怀疑,认为他们不可靠,有一天也会像对前朝皇帝那样背叛自己,于是杯酒释兵权,将国家权力尽收己掌。
有一天召赵普问道:
“从唐朝结束以来的数十年,皇帝已经换了八个家族了,战争频繁不休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
朕想结束天下的战争,使国家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
”赵普回答:
“陛下讲了这事,是天地之福,人神之福啊。
造成天下的混乱,非别的原因,就是藩镇的权力太大,君主弱而臣子强。
今日如想要解决这样的情况,只有削弱藩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政,将他们的精锐的军队没收,这样天下就会和平了。
”
乾德元年(963年)春,赵匡胤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诸高级将领饮酒。
酒至半酣,宋太祖对部下们说“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
虽然我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
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
”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
“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
”太祖曰:
“谁不想要富贵?
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
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
” 石守信等将领跪下磕头,哭着说:
“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借机表达了自己让他们放弃兵权的想法,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大臣们答谢说:
“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
原任“侍卫都指挥使”兼“归德节度使”的石守信,改为“天平节度使”,保留“侍卫都指挥使”的虚衔;原任“殿前副都点检”兼“忠武节度使”的高怀德,改为“归德节度使”;原任“殿前都指挥使”兼“义成节度使”的王审琦,改为实任“忠正节度使”; 原任“侍卫都虞侯”兼“镇安节度使”的张令铎,改为“镇安节度使”。
此后,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
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
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
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这说明了皇权确实是有着极大诱惑力的,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兄弟道义,儿女情长也只能被无情割舍。
皇帝制度与复辟运动
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点有三个:
一是农业文明占绝对优势,二是多民族色彩的多元化结构,三是文明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这些都是中国皇帝制度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土壤,同时也是皇帝制发生作用的主要对象。
农业文明中以家庭结构为模式统治国家管理社会的特征,体现于政权结构,,形成皇帝制度的三大特征:
皇帝的权力不可分割、皇帝的权力不能转让、皇位的世袭性。
这些特征与农业文明的内涵相吻合,反过来又对农业文明起着长期的稳定作用。
而且,回想一下,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种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不断涌现,当时,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封建制度。
康有为,梁启超则主张君主立宪制,努力进行戊戍变法,但仍只是昙花一现。
袁世凯虽然标榜着民主共和,但实质暗谋着复辟远动,恢复帝制,打着尊孔复流的旗号。
为次,我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皇帝思想真的很根深蒂固。
以下,我从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分析以下袁世凯复辟运动的原因。
一社会基础
中国皇帝制度的存在与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便是从远古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一种习惯性的社会组织力量一一宗法制度一直存在,并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宗法制度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这种宗法制度被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过统治阶级的理论化、法律化,铸造成一整套严格的社会生活规范,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本,形成伦理政治,作为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
这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伦理的精髓,即将国家家庭化,家庭政治化,用伦理手段达到政治保证对国家履行户籍租税摇役,并监督其家庭成员犯法等,其结果是将社会的动乱苗子扼杀于家庭之内。
这种制度对于皇帝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二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并存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
只有大量的自耕农的存在才是皇权巩固的可靠的经济基础封建时代的皇帝,虽说是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但也与地主阶级尤其是豪强地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的真正有力的支柱是大量地、分散地存在着的小农,主要是自耕农。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豪绅地主,即由政治途径成为地主,以政治身份占有土地,通过政治特权保护土地及家族稳定。
这种形成途径开始于西汉初“以功劳行田宅,”开国功臣、官僚、宗亲外戚一概封给土地。
以后历代都有。
一类是庶族地主,即由经济途径成为地主。
秦汉以来形成的一定限度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是其生成的前提条件。
只要有钱,就能买地成为地主。
这里着重谈一下豪坤地主与皇权的关系。
豪绅地主的生成与皇权密不可分。
只有对皇权的建立与巩固有过贡献的人才有可能得到皇帝的恩赐、成为豪绅地主。
但是,他们的存在,不仅与农民、庶族地主有矛盾,也与皇权的巩固和发展十分不利。
豪绅地主常利用其在政治上的特点和经济上的优势,进行土地兼并活动,把大量的自耕农变为佃农、依附农,从而削弱了皇权的物质基础,他们还利用世代形成的庞大的关系,妨碍皇权的集中专制。
有时候,他们还蓄养自己的私人武装,形成割据一方的霸主。
例如,袁世凯就是当时最大的军阀统治者,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难怪帝国主义者会找他当民国总统,目的是想操纵中国,成为最高权力者。
三思想墓础
民众在心理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认同。
封建政治格局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深深植根于所有的农民家庭。
自从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辍耕垄上时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不过是想有一天自己能取而代之,并不是想改变整个政治结构。
也不可能改变。
已经有人指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是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是与皇帝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相合拍的,它是皇帝制度的有力的思想基础从此儒学的正统地位与孔子的教皇性质几乎不能动摇。
同时,封建统治者还通过设立学校、推行教化、建立科举制度,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
到后来,儒家精神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是在汉武帝时,甚至连那些酷吏都知道利用儒家为其服务。
清代学者戴震在批判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的毒害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儒教的根本在于“以理杀人。
”所谓以理杀人,即以封建伦常彻底束缚人的个性自由,否定人的现世生活。
近代启蒙运动时,有人说得更明确“保赤牧民以仁,束缚驰骤以为礼,予知天纵以为圣,·顺民奴隶以为忠,割股埋儿以为孝,焚身殉葬以为节。
”翔可谓人木三分。
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也说“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既是对儒家伦理的强烈控诉,也同时说明了它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皇帝制度的意义。
当然,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思想基础不仅是濡家,如法家、道家、佛教思想等,也或多或少地对皇帝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起过作用。
正是在这些基本的方面,孔子以及后代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看中,成为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且被官方所认可、拥护的思想学说。
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是关键。
皇帝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充分拥有维持官僚机构的统一性、流动性、贯彻性、危害性和遏制官僚机构贵族化或腐化的生杀予夺、罢免黝险、督察纠幼等调节功能。
历史证明,只要皇权的这种调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政治结就能对整个社会实行一体化控制、克服诸侯混战、军阀割据所造成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带来大一统的社会秩序。
正是在以皇帝制度为突出标志的封建大一统社会里,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
国家政治的高度统一,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客观环境。
它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利于治理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有利于动员全国力量来抗御外来的侵略,保证民族文化不致于中断。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就不会有蜚声世界的中华文明。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统一国家作为治疗混乱时期的各种时弊的万灵丹而为它的创建者所建立并为它的百姓所接受的。
”“它是一个建立和谐、维持和谐的制度而这是对一个诊断正确的病的真正治疗。
这里的疾病是一家人家的自行分裂。
”
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存在的合理性。
不仅如此,由于皇权的巩固与发展是以大量存在的自耕农为其主要经济基础的,因此,皇权对于自耕农的保护,在某种程度其次,由于皇帝制度是以一家一户为主的自耕农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这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也使得其它更高的经济形态很难产生与发展。
由于自耕农所拥有的土地与耕作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封建地主与官僚机构中央政府的残酷剥削,因此作为个体,他们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
这样一种基础脆弱屯力量微小的社会经济,既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征服自然,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
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皇权还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来压抑工、商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中国商品经济的极不发达,而这种脱胎于封建经济的商品生产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因此,中国封建皇权所保护的自耕农经济,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成为商品生产发展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拥有皇权专制确是一种有效的统治形式。
并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防御外敌入侵, 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 如筑长城、开运河等 促进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发展等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
尤其是它在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最后,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也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作用。
政治权力一元化的内在精神要求,必然是相应的意识形态的一元化。
而至高无上、无所不统的皇权,对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又有着不容怀疑的抉择。
因此,袁世凯选择走上复辟运动的不归路,是有着深沉原因的。
不仅是由于他个人思想不开放,更因为皇帝制度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缔固。
今人对权力的膜拜
其实,这种对权力欲望的疯狂追求直至现代仍在延续,现代人对高官在职,大权在握依然憧憬不已。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追名逐利,贪污腐败等黑暗现象。
所谓腐败犯罪,是对国家公职人员滥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贿赂、权钱交易、徇私枉法、渎职舞弊、淫乐挥霍等犯罪的统称。
当今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许多人为了追求“升官发财”不惜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铤而走险行贿贪污。
如今的腐败犯罪,犯罪分子的职务级别越来越高。
据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年递增12%左右。
90年代共有3万多名县级以上官员、两千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90馀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全国检察机关1990年至1998年共受理各类腐败案件110馀万件,立案50多万件,涉案犯罪分子达60馀万人。
其中,厅局级、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的发案率明显增高。
犯罪人员的职位高其实反映了权力具有诱惑性,也反映了权力追求导致贪污腐败,社会不安定。
刘斌教授指出,“过去我们反腐败,多是就个人或主观方面寻找原因,但实际上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会有腐败。
他甚至认为,在当今社会环境里,就是反腐败的积极分子上台、手握重权後,也有可能蜕变为腐败分子。
”因此,当人们在谴责腐败分子个人如何如何时,同时应当在更深的层次探究腐败犯罪形成的社会原因。
刘斌教授及其同事研究总结其原因归纳为:
“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社会腐败不安”。
安徽省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邦福受贿案就是典型一例。
李邦福在被捕前既是厂长又是厂党委书记,同时他还是蚌埠烟草专卖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省烟草公司蚌埠分公司经理兼书记。
老百姓非常形象地说,这是「三块牌子一个门,六顶帽子一个人」。
李邦福六权集於一身,权力根本不存在受制约的问题,不腐败才怪呢!
对於贪污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阶层极为重视,早在20年前,陈云就将这个问题提高到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邓小平、江泽民也多次这样讲。
但是为什麽腐败犯罪现象从根本上得不到扼制,仍在恣肆蔓延呢?
追根寻底,是手中有权。
没有权力,这些人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想堕落也难以堕落下去。
同时,这也反映了现代人价值观——权力观急需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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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建人们的精神层面出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引领文化思潮,构建和谐社会,搭建幸福人生。
参考文献: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刘博《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中国权力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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