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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史料集锦
《近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史料集锦
资源1:
“鲁迅是历史见证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
而在一系列严酷的事实教训面前,他又是反思者与阐述者。
他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又比一般的革命党人有更彻底的唯物主观点,有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更坚定的革命立场,有更清醒的头脑,有更敏锐的洞察力。
”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裘士雄说。
——徐霞鸿:
《辛亥革命功能绍兴系列专题报道之辛亥群英:
鲁迅的“亲历辛亥”(4)》,载《绍兴晚报》,2011-08-07
资源2:
鲁迅许多书信、日记和日常谈话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藤野先生》《范爱农》等散文也好,他的《怀旧》《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小说也好,他的《哀范君三章》等诗词也好,他的《这个与那个》《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胡须说到牙齿》《略谈香港》《病后杂谈之余》《补白》《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等杂文也好,他的《〈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坟〉题记》等序跋也好,对于辛亥命,鲁迅都有大量的回忆,都有大量的评述。
从某种意义上讲,读鲁迅作品,等于读辛亥革命史。
——徐霞鸿:
《辛亥革命与绍兴系列专题报道之辛亥群英:
鲁迅的“亲历辛亥”(4)》,载《绍兴晚报》,2011-08-07
资源3:
1902年4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和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东渡扶桑,入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开始了他长达8年之久的留学生涯。
“除了努力学习外国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鲁迅将更大的政治热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反清、覆清的革命斗争中去。
”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裘士雄告诉记者,在日本留学界,鲁迅是以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活跃着的。
1903年,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断发明志,勇敢地剪去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拍摄了“断发照”以志纪念,还在馈赠给挚友许寿裳的“断发照”背面写下了著名的《自题小像》诗。
“我以我血荐轩辕”,抒发了青年鲁迅那种炽烈的爱国思想和感情,这既是他立志献身祖国的誓言,又成了他一生身体力行的实践。
......
——徐霞鸿:
《辛亥革命与绍兴系列专题报道之辛亥群英:
鲁迅的“亲历辛亥”(4)》,载《绍兴晚报》,2011-08-07
资源4:
1904年底,鲁迅在陶成章的介绍下参加了光复会。
1905年暑假,鲁迅参加1300余位留学生在东京举行的欢迎孙中山抵东京的盛会,聆听孙中山批判改良派谬论的长篇演说,深受鼓舞,对孙氏油然而生敬意。
1905年冬,鲁迅应陈子英之约,专程同往横滨欢迎新来日本留学的徐锡麟、范爱农、陈伯平、马宗汉、龚未生等10余位同乡、同志。
1906年章太炎在上海西牢刑满出狱抵东京后,鲁迅参加了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许多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有过密切的交往,仅见诸鲁迅作品的就有蔡元培、秋瑾、陶成章、徐锡麟......
——徐霞鸿:
《辛亥革命与绍兴系列专题报道之辛亥群英:
鲁迅的“亲历辛亥”(4)》,载《绍兴晚报》,2011-08-07
资源5:
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后,人心振奋,由当时较有影响的越社发动,召开了一个大会,推举鲁迅先生做主席,商量如何迎接革命的到来。
鲁迅先生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组织学生“武装演说队”,阐明革命意义,鼓动革命情绪。
当时有的学生问:
“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
”鲁迅先生正颜厉色地回答:
“你手上的指挥刀做什么用。
”①鲁迅先生认为“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②。
有一天鲁迅先生到府中学校去,路上见有些店铺正在关门,人们在仓惶奔走。
到校后,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信了谣言,说是有些败残的“鞑子”要过江到绍兴来騷扰,所以惊慌起来。
于是鲁迅先生组织学生印了许多传单,并把学生集合起来,发了枪排队出去解释,以安定人心。
胆小怕事的校长想阻拦,但没有用处,在路上鲁迅先生等班人分送传单,向人们说明旧城克服的经过和决没有“鞑子”能过来,叫人们不要无端的惊慌失措。
学生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关了的店门又开了。
直到天黑,鲁迅先生才带领学生回到学校。
——蔡国相:
《鲁迅与辛亥革命》,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资源6:
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是真的,然若说“参加”,则毋宁说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能算个旁观者。
“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评价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
鲁迅对满清的封建专制有切身之感,然对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性事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其中的艰难、曲折无切肤之痛。
鲁迅后来更多地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局限与缺陷,而于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的伟大历史功绩认识不足,或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丁辉:
《鲁迅与辛亥革命》,载《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4期
资源7:
长期以来,关于《阿Q正传》思想意义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总结了辛亥革命脱离群众,没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历史教训”,这其实是在用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来要求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也是中上层知识精英与商业精英。
阿Q这一形象包含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察,因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农民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但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阿Q的革命“理想”我们是熟悉的,一是要报仇杀人,所谓“首先该死的是小D,其次是赵太爷......”;二是抢东西,所谓“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来,其次便摆了赵家的桌椅”;三是找女人,所谓“喜欢谁就是谁”。
鲁迅说: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①刘邦和项羽所要“取”的也无非是秦始皇的“阔气”,“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罢了”。
②
鲁迅前期、中期的创作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超越了阶级性的,细读《阿Q正传》文本,我们会发现,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有未庄那些“闲人们”又何尝不是“阿Q,他们的“卑怯、投机、善变”又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表现?
鲁迅不过是从未庄那么多的“阿Q”里而选择了一个最典型的来写而已。
——丁辉:
《鲁迅与辛亥革命》,载《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4期
资源8:
1911年,鲁迅30岁,此时他还没有用“鲁迅”这个的笔名。
辛亥革命爆发前,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他成为无所顾忌的立撰稿人。
这年初,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清朝还没亡他却留起短发,且常喜欢穿洋服,而不是长袍马褂。
走起路来挺胸抬头,很有精神。
他步子很快,而且习惯于走在路中央。
他的风度,同那些弯腰曲背、行走缓慢教经学、修身的老师大不一样,身上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学生们都喜欢模仿鲁迅走路说话的样子。
当时的绍兴府中正门墙上,写着“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字样,同时挂有皮鞭。
如果有人不经许可,随便进来,管门的老头,就可拿鞭猛打,以示威风。
鲁迅到校后,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农民,来自乡间不识字,也不明校纪,擅自走入校门去找儿子,结果遭到一鞭之辱。
鲁迅知道此事后,立即建议校长取消这一陋习,不准在校门口悬挂皮鞭,更不准鞭打来客。
校长准许了鲁迅的这一标志文明的建议。
7月,鲁迅辞去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
绍兴府中学堂一时无人负责,因为鲁迅在府中学生心目中的声望,学生坚请鲁迅回校主持校务。
鲁迅推辞不掉,便又回校主持了一段时间的校务。
期间,鲁迅写了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为背景,以“第一人称”的天真学童的眼光,真实、正直地看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揭露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在动荡年月中的微妙变化,使人看到一幅辛亥革命前夜的生动的社会图景。
11月4日,革命党人活捉了浙江巡抚增韫,杭州宣布光复。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绍兴,沉寂的小城沸腾起来。
绍兴城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大会主席就是鲁迅。
年底鲁迅和青年学生商定,创办《越铎日报》,用来监督新政府。
“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武之精神”,这是鲁迅为这份报纸草拟的出世辞,表明了自己立场和心愿。
——张光茫:
《鲁迅与辛亥革命(二则)》,
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11期
资源9:
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
鲁迅认为根本原因是国民性问题,首先是“管理着国家”的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根据大家熟知的社会科学理论,革命者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鲁迅说:
“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提出这一观点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和他说的既不受人奴役,也不奴役别人的“真的人”,以及既“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人”的“大众中的一个人”(乃至他早期的“立人”思想),都是有联系的。
他认为只有改造成这样的人,“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
——罗良平:
《鲁迅与辛亥革命》,
载《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资源10: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帝国成为民国以来”,农村农民“却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
二是追寻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与精神状态犹如蜂与蝇在空中飞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上一样。
鲁迅深知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是这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其次是读书人。
“天下耕读最为本”,成为了这个传统社会文明的价值观念。
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便成为衡量这个社会兴衰的标尺。
所以,鲁迅总是从民族的现状与未来复兴的角度来审视农村农民与知识分子,总是从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取农村农民与知识分子。
这也是鲁迅的整体性的人生观、文学观与思维方式。
记忆辛亥革命的作品的文化内涵,自然未能例外。
——苏光文:
《鲁迅与辛亥革命》,
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资源11:
辛亥当年冬天,鲁迅用文言写成小说《怀旧》,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这场改朝换代的大事件在乡下的影响。
塾师“秃先生”和在太平天国草命中发了财的绅士金耀宗都是阔人,臭味相投。
革命消息传来,他们惶惶不安,四处打探消息。
有一天,金耀宗把一个传闻转述给秃先生“长毛且至矣!
”一他是文盲,凭自己的经验把所有革命都称作太平天国的“长毛”。
他们赶紧商量要不要写“顺民”字样迎接。
他们想,贴了“顺民”,也不见得管用,即便管用,万一“长毛”失败,官兵回来,后果更为严重。
商量的结果,是看看风向再说。
于是,他们又安排亲眷外迁,以避风头。
于是道路之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
......盖图逃难者耳。
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
”此时,秃先生的佣人王翁却若无其事地在桐树下乘凉,还和吴媪回顾当年长毛进城的故事一穷人是不怕造反的。
后来,他们又探来一个消息,原来所谓的长毛是一群要饭的难民!
一场风波过去,私塾、街市复归平静。
——黄乔生: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和反思》,
载《海内与海外》,2011年10期
资源12:
七八年后,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以更广阔的背景,刻画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思。
......应《新青年》同仁的邀约,他创作了《狂人日记入》、《药入》、《明天》等小说。
《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的作品,小说中,狂人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吃人”传统时,用徐锡麟的事迹和蘸人血馒头治病的风俗为最近的例证: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
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徐锡麟1907年与秋瑾相约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
7月6日,徐锡麟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即遭杀害,心肝被恩铭的卫队官兵挖出来炒食。
关于人血馒头,鲁迅后来在另一篇小说《药》中,写得更具体。
革命志士夏瑜牺牲了,城里一个孩子患了痨病的人家,用蘸了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
这么做的人,或出于迷信,或出于利益,缺少同情心,不仅对革命事业冷淡,而且显出人性的麻木。
《药》中的很多人,对革命者都不抱同情态度,而视之为造反的“匪”。
当听说夏瑜对狱卒宣讲革命道理——“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时,大家都说夏瑜“疯了”。
鲁迅通过这样的描写,一方面揭示了群众的麻木,一方面也赞扬了革命先烈矢志不移、死而后已的精神。
在小说结尾,鲁迅还特别加上一个情节,写夏瑜(隐喻秋瑾两字)的母亲去上坟,看到“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而吃了蘸血馒头不见效也死去的小栓的母亲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
夏瑜的母亲哭着说,这是儿子特意用这些花向她显灵的。
其实,这花圈出于鲁迅有意安排,意在说明,革命同志并没有将烈士遗忘,特意来祭奠了。
用小说中两家的姓氏来隐喻地说,“华”“夏”人民是不应该也不会将烈士遗忘的。
——黄乔生: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和反思》,
载《海内与海外》,2011年10期
资源13:
鲁迅之所以大写特写“吃人”,当然并不仅仅为了纪念革命烈士,更因为他对这种不科学、反人性的习俗深恶痛绝。
1915年,北京《大自由报》上还有此类报道:
“宣武门外教场六条胡同潘姓孀妇,年逾五旬,膝下无嗣,仅有女年届二八,尚未字人。
近因母病甚重,医药调治无效,日昨病势转増。
该女万分焦灼,毫无善法,遂将右腿割肉一条煎于药内,其母服之,翌晨病势顿减。
该女此举诚属孝心可敬。
”其时,鲁迅住在宣武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对这类新闻应该有所注意。
他在《狂人日记》中借了狂人的口说:
“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
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下层人民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思维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层和下层的意识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惊人的一致。
民众安于奴役生活,惧怕而又崇拜权力,虽然皇帝被推翻了,但他们思想上离不开皇帝,还会把总统、总理、主席委员长之类的新名称当做皇帝的代号。
——黄乔生: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和反思》,
载《海内与海外》,2011年10期
资源14: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因为深切感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和中国人的精神麻木,决定弃医从文。
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探讨中国国民性中缺少“诚”与“爱”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人漠不关心,一盘散沙?
鲁迅的作品往往给这种现象以形象化的表现。
《孔乙己》的主人公在缺乏同情的人们的嘲笑声中死去,《祝福》、《孤独者》中的人物都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走完他们不幸的人生。
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封建势力仍然十分猖獗。
广大群众,只能做无聊的看客。
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窃贼,或者通奸男女,乃至两条狗打架,在中国都不乏看客。
这“麻木的看客”是鲁迅作品的重大主题之一。
俄日战争中日本人处决中国“间谍”,有中国人围观;草命者被砍头,人们在深夜里“簇成一个半圆”,津津有味地观赏;就连阿Q这样穷乏的人,也向村民炫耀自己在城里看到杀革命者的场景,连说“好看好看”;而当阿Q被诬为抢劫犯绑赴刑场的途中也“全跟着马蚁似的人”,等着听他唱戏文。
——黄乔生: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和反思》,
载《海内与海外》,2011年10期
资源15:
1921年纪念辛亥革命10周年之际,鲁迅于北京《晨报制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
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
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以及命运的归宿。
鲁迅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关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对改造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倦的探索。
——那秋生:
《鲁迅解剖辛亥革命》,载《中国教育报》,2011-10-17
资源16:
风传的“革命”和“革命党进城”,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于是全村的人心“很摇动”。
《阿Q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开头就渲染了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
接着,就引出来阿Q一系列的“革命”梦想与行动......这是对“辛亥革命”的所谓“扬”。
但是,还没几天,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那是因为“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阿Q所期待的“革命”,却变成了赵太爷们的“不准革命”。
这真是一场虚惊啊,于是环境气氛便急剧而下......这是对“辛亥革命”的所谓“抑”。
后来的未庄,在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至多出现在阿Q的梦境里,环境气氛也就回到了先前的状态。
鲁迅使用“先扬后抑”的描写手法,在时间上也采取了“黑夜一白昼一黑夜”式的回归结构,其意图在于揭示“辛亥革命”的走过场。
——那秋生:
《鲁迅解剖辛亥革命》,载《中国教育报》,2011-10-17
资源17:
先前风声传来,阿Q于是“飘飘然”起来,走路简直是“飞”一般,昂然从赵太爷门前而过,他第一个“革命”的目标是“静修庵”,就“跨”开步子进去。
好一派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势头,人物那种本能自发反抗的意识尽在脚下得以表现出来。
后来形势骤转,阿Q由“革命”转变为“投降”,他怯怯地“蹩”进了钱府,一副可怜的病态,希望破灭后又“逃”出门外,失魂落魄的他只得到处去“游”,赊酒喝待酒店关门才“踱”回土谷祠里睡觉。
人物的喜剧式遭遇以及悲剧性结局,也通过一双脚来聚合了。
阿Q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的文学典型,具有划时空的现实意义。
他的传神而逼真的步态,对于愚昧的“国民性”正好是绝妒的注解。
鲁迅通过阿Q的形象,反映出民众对于“革命”的心理变化:
向往一怀疑一失落从而批判“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那秋生:
《鲁迅解剖辛亥革命》,载《中国教育报),2011-10-17
资源18:
关于革命党,起始的传说是“个个白盔白甲:
穿着崇祯皇帝的素”。
可见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还是脱不掉“反清复明”的旧套,岂不可悲可叹?
阿Q的思想中,必然也把“白盔白甲”当成了“革命”的意象,既顽固又鲜活地盘踞着大脑,还不时地产生动力。
最后,发生了赵家被强盗抢劫的事,他亲眼看见“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
因此,“革命”在阿Q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那秋生:
《鲁迅解剖辛亥革命》,载《中国教育报》,2011-10-17
资源19:
小说的结局是他临刑前为自己的生命画了一个形状如同鉸索的“圈”,还遗憾画得不圆呢。
这个细节实在是意味深长,一个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最后连命也保不住,成了辛亥革命中的“冤死鬼”
阿Q的人生是“三无”人生:
无家可归的生活,无所可依的心灵,无人可怜的命运。
他最后留下的声音是一句“救命”,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呼喊“救救孩子”那样,已经定格为一种永恒的历史回声
辛亥革命虽然政朝换代,但同样逃不出“历史怪圈”,如鲁迅说的:
中国只有两种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可叹的是,革命能赶走满清皇帝,却不能驱走民族的“奴性”,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问题啊。
——那秋生:
《鲁迅解剖辛亥革命》,载《中国教育报》,2011-10-17
资源2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似的,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
伴随着教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这首革命歌曲甚至漂洋过海,声名远扬。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苦的岁月,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最强音。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在“文革”中生产填词的代国歌为国歌;1982年在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决定恢复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曹欣欣:
《〈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故事》,
资源21: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作自由人!
这首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堪称中国抗日救亡第一歌。
第一它是影响最广最大最持久的抗战歌曲。
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舞台上演出最多的抗战歌曲,那么,《救国军歌》则是整个抗战当中舞台下群众演唱最多的歌曲。
对于《救国军歌》,冼星海在其《创作札记》当中这样回忆道:
“1935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大约写了三百多首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救国军歌》(塞克作词),我是在五六分钟内写成的,现在全国都唱。
”
这支歌曲创作出来没几天,上海抗日救国会组织的群众大游行,就是高唱着这支歌进行的。
这支歌曲创作出来不久,阿英的话剧《春风秋雨》就将它作为了主题歌,以致后来有人误认为《救国军歌》是一首插曲。
国民党的傅作义将军,曾经把《救国军歌》作为指定的必唱曲目,要其部队传唱;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的部队,也传唱这支歌曲;重庆《新华日报》的报童,唱着这支歌曲来卖报。
“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学生们的大游行就是高唱着这支歌曲前进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武汉歌曲大游行,周恩来站在指挥船的船头,带领游行队伍高唱《救国军歌》;西安事变”中群众游行请愿时也在高唱着这支歌;甚至国民党的东北军有三个营在红军高唱......《救国军歌》的感召下,停止了“剿共”,投向了红军,一致对外。
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凝秋(笔名塞克)早在日寇侵华初期,就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英雄周保中(后授将衔)同在宣传部门。
......1935年,已经奔向抗日文艺中心大上海的陈凝秋,一天晚饭后,独自一人在灯光昏暗的马路上散步。
他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军人状态的步伐,随着军人的步伐,他在东北救国军时的感情、思想一齐涌起。
他意识到:
自己应该写一首抗日的军歌了。
当时,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共产党还发表了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
于是,“枪口对外”,就成了他腹稿歌词的第一句;而抗日战争必然胜利、中华民族必然解放,“永作自由人”就成了他腹稿歌词的词眼,作为每节的尾句。
歌词的腹稿就在马路上的散步当中孕育了。
回到住处,趁热打铁,陈凝秋将《救国军歌》的歌词完成,署名“塞克”。
“塞克”,即俄语“布尔塞(什)维克”的简称。
第二天,塞克拿着抄写好的歌词稿,去了冼星海的住处。
恰巧,冼星海正在吃饭塞克将歌词向冼星海面前一扔,自己则点上了最后一支香烟,把空烟盒也扔在了冼星海桌子上。
冼星海端着饭碗看了一遍歌词,连声叫好。
是抗日的责任,是创作的欲望,是灵感的火花,促使冼星海顾不上寻找铅笔橡皮和五线谱纸,便立即掏出随身带的钢笔,又随手将塞克那个废弃的纸烟盒拆开来,一边吃着饭,一边哼起了旋律,又一边用筷子敲着碗边打击着节奏,还不时停下来在烟盒上记些什么。
塞克抽完了一支烟,冼星海的曲子也谱完了。
一支后来风靡全国的抗战名歌,就是这样仅仅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创作完成的!
——孙焕英:
《抗战名歌是这样诞生的》,载《东方艺术》,2005年第10期资源22:
在随游击队转战陵川的过程中,桂涛声目睹了太行山王莽岭的“千山万壑”,又亲身感受到了抗日军民才是真正的“铜壁铁墙”,触景生情,酝酿半年的诗篇《在太行山上》从心底迸发了出来,他随手写在香烟包装纸上。
5月,桂涛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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