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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蔡和森的唯物史观
论蔡和森的唯物史观
绪论
蔡和森同志(1895—1931)是我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卓越的领导人,他在辉煌而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作到了”。
周恩来也说过:
“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1](P91-92)在纪念蔡和森诞辰八十五周年时,邓小平题词: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陈云题词:
“向为革命而牺牲的蔡和森同志致敬”。
聂荣臻题词:
“我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卷首插页)蔡和森同志不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还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理论遗产。
他的理论著述和政论文章,大约有60多万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蔡和森文集》、《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回忆蔡和森》等文献的出版,理论界对蔡和森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综观理论界对蔡和森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1、蔡和森早期思想的转变。
主要探讨蔡和森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历程。
学界一致认为,蔡和森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1920年7月召开的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以及随后写给毛泽东和陈独秀的三封信件。
在会议和信件中,蔡和森明确表达了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根据列宁的标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P454),可以认为蔡和森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蔡和森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有的认为属于激进民主主义,有的认为已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2、蔡和森的建党思想。
这是蔡和森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学界普遍认为,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是他首次提出来的。
蔡和森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实践,并且把它应用于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还在法国进行了建党的初步尝试。
3、蔡和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
包括蔡和森的统一战线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党的建设的思想以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问题的论述等。
学界认为,蔡和森在上述问题上的理论著述,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4、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蔡和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及《党的机会主义史》等著作中。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部著作,蔡和森的贡献为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理论界对蔡和森思想的研究偏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缺乏从哲学角度开展的研究。
蔡和森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
从1980年至今,在中国期刊网上能查到的研究蔡和森唯物史观的文章仅有两篇,一篇是1980年宋士堂、李德茂、夏良才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宣传和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锋战士蔡和森》;另一篇是1982年李宗远在《青海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略谈蔡和森同志所阐发的唯物史观——学习《蔡和森文集》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第一篇重点介绍了蔡和森对唯物史观的传播;第二篇指出蔡和森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以及建党理论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见解。
除论文外,对蔡和森的唯物史观进行探讨的著作主要有两本。
一本是由王继平等撰写的《蔡和森思想论稿》,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地研究蔡和森思想的一本著作。
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蔡和森的哲学思想,可以说这也是对蔡和森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最初尝试。
该书论述了蔡和森在传播和阐发唯物史观方面的贡献,并对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一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
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该书没有把蔡和森的全部哲学思想进行很好的归纳和总结,也没有对蔡和森的唯物史观作出应有的评价,这将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另一本是吕希晨、何敬文主编的《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其中也有一章专门论述蔡和森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社会进化史》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该书的论述虽然简单,但是仍然对蔡和森的唯物史观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概括和评价,这对本文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蔡和森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哲学)的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学术界全面系统地探讨蔡和森唯物史观的论文著作几乎是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既填补了蔡和森思想研究的一项空白,又有助于理解早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时其中的一些思想对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章蔡和森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1](P241)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受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人们必须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能自由地创造历史。
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等。
在阶级社会中有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方面的特殊规律。
另外,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个别规律,等等。
社会规律是革命政党、革命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获取行动自由的客观基础。
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正是在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武器后,才逐渐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最终的胜利。
第一节唯物史观的萌芽
(1919年12月以前)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十三岁时因家境窘迫被送去当学徒,“徒弟徒弟,三年奴婢”,三年苦难的学徒生涯,使蔡和森在内心产生了对旧社会的仇恨,埋下了强烈的反抗种子,这是蔡和森接受唯物史观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学徒生涯结束后,蔡和森进入小学读书,此时他已经十六岁。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从而逐渐懂得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为革命追求真理的欲望随之迫切。
1913年秋,蔡和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与毛泽东相识并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他们在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进步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深切关注社会问题,思考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
“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
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1](P8)青年时代的蔡和森受墨翟、屈原、谭嗣同思想的影响很大。
他十分赞赏谭嗣同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的精神,拥护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罗网’的主张。
他极为赞赏墨子“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等思想,向往墨子所说的“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理想境界。
他对忧国忧民的屈原十分钦佩。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后,蔡和森成了热心的读者。
在《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影响下,他曾经过多方探求,编出一部《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痛陈中华民族的这段屈辱历史,在学校引起过师生的强烈反响。
1917年6月,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蔡和森决意去当教员,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他说:
“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2](P13)由于客观原因,教员梦想未能实现,于是蔡和森开始发奋自学。
1917年8月,在读完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和《资治通鉴》等书后,痛感“中国无一部完全之史书”,他在和张昆弟的一次谈话中说:
“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
他认为历史应“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因而准备“先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然后写一部反映“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这表明蔡和森已具有群众史观的萌芽。
[3](P5)后来,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决心效法孙中山救国救民。
1918年春,毛泽东、蔡和森两人进行了一次历时半月的“游学”,这对于他们了解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民的状况及树立群众史观帮助很大。
1918年4月,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成立,蔡和森提出以“新民”为学会之名,意在说明建设中国需要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
[4](P73)新民学会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战斗性很强的民主革命团体,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工作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它的成立是蔡和森等将其反帝爱国思想和民主启蒙思想付诸实践的一次重要行动。
在组织和领导新民学会的过程中,蔡和森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蔡和森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并和毛泽东等进行过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的尝试。
在这些尝试失败后,他们又开始积极探索教育救国之路。
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都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并制定了“小学计划”。
学会认为改造中国之法,在精神方面主要是“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
[4](P81)随着后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新民学会会友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二:
一是留在湖南从事小学教育,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习西方科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1918年,蔡和森赴北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并拜访了李大钊,读了李大钊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随后,其思想发生明显变化,提出了立场鲜明的善恶观,并提出效仿列宁。
他对毛泽东说:
“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
[2](P23)他还说:
“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
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2](P8)在这里,蔡和森虽然还不明了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
阶级学者茅原华三及其倡导的“贤人政治”是根本对立的,而且把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古代墨翟的功利主义相提并论。
但是,他认识到列宁在俄国实行的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伟大,他的立场鲜明的善恶观和敢于下地狱的斗争精神为他后来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蔡和森坚定了到法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决心。
总之,在1919年12月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蔡和森已具有唯物史观的一些萌芽,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当然,他对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思想还未真正理解,其思想仍停留在激进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唯物史观初步形成
(在法留学期间:
1920、2——1921、10)
1919年12月,蔡和森赴法,起初计划“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
由于他的刻苦用功,三个月后,“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
[1](P27)半年之内,他就“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
[1](P49)他还收集马列主义和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小册子约百余种,准备编译一部传播革命运动的丛书,向国内广泛介绍。
经过努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蔡和森先后编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
此时的蔡和森经过艰苦的研究和反复的比较,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挽救苦难深重的中国。
1920年7月召开的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是蔡和森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标志。
蔡和森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取代原来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与会者均表示赞成。
在讨论改造方法和道路时,发生严重分歧,出现了革命和改良两种主张:
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
;一派以萧子昇为代表,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2](P137)蔡和森雄辩的发言,使与会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分别于1920年8月和9月以及1921年2月给毛泽东和陈独秀写过三封著名的信,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思想,表明他的唯物史观已初步形成。
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指出:
“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
”[1](P63)唯物史观是阶级战争和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修正派改良派否认唯物史观,其结果必然是主张劳资调和、社会改良。
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宣称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
“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
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
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1](P74)蔡和森的概括虽然比较简单,而且有失准确(如将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前两者并列)。
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地位和科学价值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
“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
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
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
”[1](P74)尽管在这封信中蔡和森并未对这一论点做进一步的论证,但是根据他后来在《社会进化史》以及其它著作中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是他早期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论点。
综合革命说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即社会矛盾在现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时期,社会的变化必然会经由社会运动发展到社会革命;进化说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蔡和森与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很大。
可以说进化论是他们转向唯物史观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的论点固然值得再研究,但是它反映出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还对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进行了批判,表达了群众史观的初步思想。
他指出:
“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指挥群众如此如彼地做去便是,这真是愚妄极了”。
[1](P76)社会革命是由客观的事实即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决定的,“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社会革命的爆发将是任何圣贤豪杰、伟人志士都阻止不住的。
[1](P77)
在上述三封信中,蔡和森唯物史观的闪光点主要在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述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批判。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蔡和森早期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
[2](P84)蔡和森阐述的主要观点如下:
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
2、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3、必须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4、革命胜利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曾经指出: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3](P454)由此可见,蔡和森此时已经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蔡和森还对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张东荪和张君劢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此期间的蔡和森虽然已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只是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的原理或结论,对于这些原理背后的原因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只能说他的唯物史观已初步形成。
第三节唯物史观基本形成
(1921年底——1925年10月去莫斯科之前)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工作中他特别注意把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22年5月,蔡和森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撰写《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指出:
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都收归社会公有”。
为达此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行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
[1](P81-82)同年,蔡和森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上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在中国报刊中是第一次。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蔡和森是二大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为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大之后,蔡和森创
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人民传播马列主义唯物史观。
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事实,并极力主张发展工农运动。
他指出:
工农阶级的发动,是“中国革命之新动力”,“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
[1](P746)“谁要忠于革命,谁便更应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
”[1](P760)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蔡和森发表的《何以救济智识劳动者》一文,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知识分子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
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也是受苦的劳动者,他们中的“最大多数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流露失所的穷困无告的可怜品”,[1](P433)是反帝反封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此阶段蔡和森在唯物史观上的重大贡献是编写并出版《社会进化史》一书。
1923年下半年,为了培养干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上海大学。
蔡和森在上海大学主讲《社会进化史》。
1924年8月,蔡和森将该课的讲义整理出版,到1929年六年间再版五次,成为当时宣传唯物史观的一本畅销书。
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均以此书作为教材。
该书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基础,补充了新发现的许多中世纪的材料,从家族的起源与进化、财产的起源与进化、国家的起源与进化等方面,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原理,以及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等规律,再现并中国化了恩格斯著作中的唯物史观。
该书还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的唯物史观汇集进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民族化、通俗化的最早尝试。
在它出版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还没有完全的中译本。
因此,《社会进化史》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特别的价值。
其中的许多论述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进化史》是蔡和森对他在法国所接受的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进一步论证,它的出版发行标志着蔡和森唯物史观的基本形成。
第四节唯物史观的继续运用和发展
(1925年以后——1931年牺牲)
蔡和森在形成了自己的唯物史观以后,把唯物史观广泛运用于分析解决我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
在此期间,他一面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一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1926年上半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报告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科学分析和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1925年9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间的革命斗争历史,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
他指出: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
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
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而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
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
蔡和森根据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认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无产阶级
“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报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
[1](P21)《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部著作,表明蔡和森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中,已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1927年初,国内形势急剧发展,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量,共产国际决定蔡和森立即回国工作。
同年4月,蔡和森途经长沙时,在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反复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出对中国农民伟大力量的高度重视。
他指出:
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第二当注重的是革命的社会基础,“惟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第三当注重的是同盟军,“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一军,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第四,当注重的是革命武装问题,“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第五当注重发展经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
[2](P766-767)
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召开,蔡和森与瞿秋白、毛泽东等一道,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随着国民党右派相继叛变革命,蔡和森极力主张“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
”[1](82)同时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不要为他人做嫁衣裳。
[1](P79)他还具体拟定了解决两湖问题的决议案,核心思想依然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抵抗反动派的进攻,可惜的是这一建议最终还是未能被党中央所采纳。
7月8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一文,号召一切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宰割蹂躏的人民,誓同“反联合战线”的敌人斗争到底。
“七·一五”事件发生后,蔡和森一连写了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出斗争建议,主张依靠工农,建立工农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及建立两湖根据地。
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和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邓中夏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蔡和森指出:
五次大会以后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是中央不执行“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的决议,对家长制领导必须打倒,要相信群众的力量。
蔡和森还竭力推荐毛泽东进政治局,指出毛泽东“完全代表湖南的革命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所欢迎。
”[1](P101)
8月22日,蔡和森发表《党的机会主义史》,全面总结了“五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整顿全国党组织的主张。
在这些主张中,蔡和森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史观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蔡和森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革命的转变,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
他指出:
“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
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
”[2](P794-795)
1928年底,蔡和森被错误地攻击为“右倾”,撤消了党内主要领导职务,不久到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
在莫斯科,蔡和森继续对陈独秀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于后来发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蔡和森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战略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入手,批判了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错误理论。
尽管蔡和森的批判存在夸大路线斗争的错误,认为“各种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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