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教育学的基本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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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关于教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关于教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关于教育学的基本问题
教学目标:
1、掌握教育学的概念,知道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2、理解教师学习教育学的意义,进一步思考科学型的教师形象。
3、通过对教育学的产生发展概况的学习,掌握一些中外著名教育家
的教育思想。
教学时数:
4学时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第一节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一、研究对象
从语源上看,教育学(Pedagogy)一词是从希腊语Pedagogue,既教仆派生而来的。
古希腊把照料、陪送年幼奴隶主子弟来往于学校,并帮助他们携带学习用品的奴隶称为教仆。
可见,教育学就是如何照管儿童的学问。
现在,在英语国家中,教育学已由过去使用Pedagogy逐渐转向了使用Education一词,教育(Education)和教育学(Pedagogy)几乎成了同义词,甚至已由Education取代了Pedagogy。
不过在欧洲地区,两词仍区别使用:
把“教育”理解为对儿童的培养过程,把“教育学”理解为研究教育儿童的学问。
在我国,无论是教育工具书还是教科书,对教育学的定义几乎是一致的,即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事实(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1.教育事实
教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主观臆想的,它是可以感知到的,可以认识的。
同时教育事实是正从事着的教育实践,包括各种形式、各种类型、各种模式的教育事实,还包括以教与学过程中的教育因素和教育行为。
2.教育问题
教育事实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人们不仅可以感知它,而且还可以认识它,但它仅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客体,存在于现实中。
只有它被作为一个个的问题提出来时,才能构成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研究的教育问题是教育中的一般性问题,是因为它撇开了各种特定的形式,各种特殊的形态,具体的某一领域,而是研究教育中最一般性的问题。
所以,它是教育学科的基础学科,它是基础理论学科,而不是应用学科。
这也正是我们把师范院校开设的教育学命名为普通教育学的理由所在。
3教育规律
教育规律是指教育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学习教育学的意义(见教材)
(一)超越日常教育经验
(二)科学解释教育问题(求真)
(三)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求善)
第二节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一、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教育学的萌芽
教育学的萌芽阶段是指自从教育成为人类独立的社会活动之后,伴随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经验的日益增多,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开始对教育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并在他们的政治、哲学等思想中有了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和说明。
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荀子、朱熹,西方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人,他们在阐述各种社会现象时同时阐述了教育现象,他们在提出其哲学、政治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教育观点。
《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对孔子与其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对孔子教育思想有很具体的记载。
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教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学而时习之”的学习结合,“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学行结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以身作则以及因材施教等。
这些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
《学记》: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
它大约出现在战国末期,是儒家思孟学派撰写的,比外国最早的教育著作、古代罗马帝国教育家昆体良(M·F·Quintilianus,35—96)写的《论演说家的教育(这本书大约写于公元90年前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1415年在瑞士圣·高尔女修道院藏书楼,被著名的古籍搜集家波尔齐奥·布拉秋利尼(1330—1459)发现。
有的译为《演说术原理》、《雄辩述原理》。
——笔者注。
)一书,还早三百多年。
《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和儒家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全书虽只有1229个字,却对教育的作用,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和视导制度,教育和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如“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不凌节而施”,“长善而救其失”,“禁于未发”,“教学相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的规律,成为千古传诵的教育格言,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教育著作,像韩愈的《师说》、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语录》、颜元的《存学篇》等,对师生关系、如何读书与学习,都作有精湛的论述。
我国丰富的教育遗产,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其更好地为今日的教育服务。
在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遗产中,也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都是欧洲古代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总结了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经验,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教育制度,规定了不同阶级的人的不同的教育内容。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提出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阶段,进行德智体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家。
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更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有关儿童教育的问题,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本研究教学法的书。
(二)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
根据已有的资料考察,最先提出教育学这个概念的,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156-—1626)。
培根在1623年撰写了《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书,对“各种科学作了百科全书那样广博的观测”。
并且按照科学的内在特点,对不同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范围进行了认真考察。
其中,他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开列出来,认为是关于“指导阅读”的学问。
从此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培根将教育学分类出来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1632年,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撰写了《大教学论》(又译为《大教授学》、《大教育学》)。
这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可以堪称为“学”的第一部教育学著作。
这部名著的宗旨是为了“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
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张建立适应学生年龄特征的学校教育制度,论证了班级授课制度,规定了广泛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教学的便利性、彻底性与迅捷性的原则,高度地评价了教师的职业,强调了教师的作用。
这些主张,在反对封建教育,建立新的教育科学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它开掘了对教育学这门科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先河,初步勾勒了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和知识框架。
一般认为这是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
英国洛克(1632~1704)的《教育漫话》,法国卢梭(1712~1778)的《爱弥儿》,法国爱尔维修(1715~1771)的《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瑞士裴斯泰洛齐(1746~1827)的《林哈德与葛笃德》,德国福录倍尔(1782~1852)的《人的教育》,英国斯宾塞(1820~1903)的《教育论》等,都可以算做教育学形成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
完整教育学体系的创立者是德国教育理论家赫尔巴特(1776~1841)。
赫尔巴特“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尤其是对教育之科学化,有着莫大的贡献”。
([美]罗勒·乌里其著,徐宗林译:
《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献精华》;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375页。
)1806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学》被看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代表著。
因为在这本书中,不仅包括了管理、教学和训练等几个部分,较全面地论述了教育中德、智、体各育的一些根本问题,体系比较完整;而且从其理论基础来看,包括了心理学和伦理学,基础较为殷实,并以心理学为基础论述了教学过程及其方法等问题。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
他于1776年在德国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讲座中讲授了教育学。
继康德之后,对教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便是赫尔巴特。
赫尔巴特是继康德开设教育学讲座之后,最早系统讲授教育学这门学科的。
为此,在西方把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看做是系统的教育学专著,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视为“传统教育派”的代表。
(三)教育学的多样化发展阶段(见教材)
1、斯宾塞,英国思想家,1861年,出版了《教育论》,提出了“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这一著名论断,有效促进了教育内容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斯宾塞可以说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锋。
2、实验教育学
3、实用主义教育学
4、凯洛夫的教育学
(四)教育学的理论深化阶段
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进入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
适应经济与科技发展的要求,教育改革的浪潮不断兴起,有力推动着科学的发展。
同时,心理科学与其他相关科学的巨大进步给教育科学的发展以有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阶段,教育科学研究日益深入。
布鲁纳、赞科夫、瓦·根舍因等人提出的教学理论,充实了教育学的内容,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水平,被视为现代教学理论的三大流派。
布鲁纳,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
在50年代科技剧烈竞争的背景下,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朝野为之震动。
1958年美国制定《国防教育法》,大量增加教育投资,进行教育改革,60年代兴起教学改革的浪潮。
与此同时,布鲁纳所著《教育过程》(1960年出版)提出“结构教学论”,强调“无论我们选教何种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倡导发现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科学兴趣和创造能力。
这些主张在各国的教学改革中普遍受到重视。
赞科夫,前苏联心理学家,教育家。
自1957年起进行了长期的教学改革实验。
反映其研究成果的著作是《教学与发展》(1975年出版),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教学论”。
理论核心是“以最好的教学效果来达到学生最理想的发展水平”;强调学生的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的结合,提出了五条新的教学原则,推动了苏联60年代的教学改革。
“发展教学论”发展了凯洛夫主编《教育学》中的思想观点,在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瓦·根舍因,德国教育家。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在“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步伐”的口号下,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教学。
过重的负担,压抑了学生的发展。
在1951年召开的图宾根会议上,瓦·根舍因等人倡导“范例教学”理论,提出改革教学内容,加强教材的基本性、基础性,并通过对范例的接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与独立工作的能力。
保罗·朗格朗(Lengra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
1970年,他出版了《终身教育引论》,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思想。
终身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是要求把教育扩展到人的一生,将社会各部分都变成教育场所。
如保罗·朗格朗所说:
“我们所说的终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换言之,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
”([法]保罗·朗格朗:
《终身教育引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页。
)朗格朗认为,几百年来社会把人的前半期作为教育期,后半期作为工作期是不科学的,教育应当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连续不断的学习过程。
布卢姆(Bloom,B.S.),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
1956年他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
1971年出版了《学生学习的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分册》,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受到重视,他还在1986年应邀来我国华东师范大学讲学。
关于目标分类的领域,布卢姆认为完整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应当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一是认知领域,包括有关知识的回忆或再认,以及理智能力和技能的形成等目标;二是情感领域,包括描述兴趣、态度和价值等方面的变化,以及鉴赏和令人满意的顺应的形成;三是动作技能领域,强调肌肉或运动技能,对材料和客体的某种操作或需要神经肌肉协调的活动等
二、教育学在中国的成长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介日本教育学阶段
中国教育学的起步,首先始自对日本教育学的学习。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
“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
”(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当时,从大量日本教育类书刊涌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可看到这种影响的清晰印痕。
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共译日本教育类书76种。
其中流行面广、影响面大的是1901年刊载于《教育世界》上,由日本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
嗣后,日本其他著名的教育学也相继经《教育世界》、《直隶教育杂志》及译书局等介绍到中国来,如《实用新教育学》(加纳布市,上由仲之助)、《教育学教科书》(汝濑五一郎)、《新教育学》(冯世德)、《新教育学释文》(吉田熊次)、《实用教育学》(大濑甚太郎)等。
(详录请参见周谷平:
《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80页。
)其时,我国的一些学者也编写了一些教育专著,如1913年蒋维乔著的《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编著的《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编著的《教育学》等,尽管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有对外国教育学内容的迁移,但在编著自己的教育学方面,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我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教育科学。
(二)1920~1949年是西方教育学说在我国广泛传播的阶段
西方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以杜威来华讲学作为契机的,从此,中国把学习的对象由日本转向美国。
杜威于1919年经日本来华讲学,前后有两年多时间,足迹遍及沿海11省市。
他在演讲中,着重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
由于他的教育观点与赫尔巴特有明显不同,顿时在我国教育界呈现出一种活跃的气氛。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成了当时教育界的口头禅。
杜威离华后,介绍和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学术机构、期刊、专著、小册子如雨后春笋。
杜威的代表作《民主主义教育》,开始直接作为教育学或教育哲学教材使用。
此外,与它相近的波特的《教育原理》和《现代教育学说》、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理》、桑代克和盖茨的《教育基本原则》,也都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系的教育学教学参考书。
除了美国的译本之外,西方其他各派的教育专著也开始全书翻译过来,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贤伉俪》、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等。
当时我国学者自编的教育概论、教育哲学、教育原理等专著也日益增多。
比较早期出版的有王炽昌的《教育学》(1922)及后来的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等,从体系到内容都比较完整、系统、充实,是比较好的教育专著。
(三)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教育学的介绍和学习全面转向苏联的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从苏联学习经济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
(刘少奇:
《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当时的中国教育,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改造旧的教育理论,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新体系,迫切希望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经验和理论。
从1949年11月开始,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凯洛夫主编《教育学》的部分章节。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4日刊登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第21章《国民教育制度》,1950年3月29日节译登载了第12章《劳动教育》,1950年4月3日登第1章第5节《教育学是科学》。
到1950年,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部门陆续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苏联的教育学教材,如凯洛夫著的《教育学》(上、下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度形成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
凯洛夫本人也曾于1956年亲自来华做过短期讲学。
凯洛夫《教育学》成为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学习的教材和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此为业务进修读物。
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和教育科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1953年以后,对于稳定我国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师业务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这些教育学又有各自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学习时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生搬硬套,从而使我国教育界长期思想僵化,凯洛夫教育学体系成为我国教育学的固定模式,不良影响很大。
从1958年起,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始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进行教改实验,试图走自己的路,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出现过不少失误。
(四)从1977年至现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努力阶段
从1979年至1990年,各个类别、各个层次公开出版的教育学教材可谓风起云涌,共有111个版本之多(详见瞿葆奎:
《建国以来教育学教材事略》,《华东师大学报》(教)1991年第3期,第74页。
)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仅是属于教育学原理性质的专著就有:
厉以贤的《现代教育原理》、孙喜亭的《教育原理》、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叶澜的《教育概论》、成有信的《现代教育引论》和东北师大的《教育学基础理论》、华中师大的《教育学原理》。
这些著作,无论其体系还是内容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较之以往同类教材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
译介苏联、西方的教育学教材和属于教材性质的著作。
如巴拉诺夫等编的《教育学》,哈尔拉莫夫著的《教育学教程》,奥恩斯坦著的《美国教育学基础》,大河内一男等著的《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的《现代教育学基础》,范斯科德著的《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巴班斯基主编的《教育学》,布鲁纳著的《教育过程》,赞科夫著的《教学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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